一
在近代，英国人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日不落嘛。照道理说，近代英国应该是一个帝国主义者的国度才对，我们应该可以到处看到各种帝国俱乐部、盛大的游行，国旗招展，议会里、报纸上和生活中人们高谈阔论爱国言论，数量众多的纪念碑，大学里的命名讲席，配着绶带的军人和冒险家趾高气昂等等。但是这一切，似乎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在英国都付诸阙如。牛津大学帝国史学家弗雷德里克·马登（Frederick Madden）在1991年写道：“帝国与日常生活无关。它只是一个事实——一个很少浮出水面的边缘事实。”这个说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历史学家的共识。当然也有人不同意，历史学家约翰·麦肯齐（John MacKenzie）在著作《宣传与帝国》（Propaganda and Empire）中主张，帝国主义宣传其实在英国无处不在。不过，在书的一开头他是这么说的：
人们常说，英国人对帝国主义漠不关心。除了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发生了一次短暂的、反常的（实际上是有争议的）沙文主义情绪爆发，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更务实的国内事务上。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所有残余的帝国主义情绪。帝国主义作为一个复杂的概念，过去是（四分五裂的）精英阶层的专利。与公众缺乏意识形态承诺相对应的是，他们对帝国的领土、政府的原则或帝国关系的经济层面几乎一无所知。正是这种漠不关心和无知的结合，确保了帝国从未成为选举中的重要议题，也确保了英国在去殖民化的过程中没有经历法国人所经历的那种民族创伤。
在后面他紧接着说：“本书的目的不是要攻击这一观点的要义。事实上，在某些方面，它们是无可辩驳的。”换句话说，他也承认，在绝大多数时候，英国的帝国主义情绪是比较隐蔽的，帝国给英国留下的痕迹并不那么明显。
英国史学家伯纳德·波特（Bernard Porter）也在《心不在焉的帝国主义者》（The Absent-Minded Imperialists）一书中列出了一大堆数据与事实，来论证传统说法在某种程度上的正确性。
他的第一个论据是，直接参与帝国事务的普通英国人相对来说较少，只占英国总人口的一小部分。这是英国人总是倾向于间接统治，偏好最小开支与最小官僚机构的缘故。波特估计，在1860年代至1880年代的约三千万英国人口中，大概只有五十万人有某种帝国经历（这包括官员、士兵、传教士、商人和其家属）。间接参与帝国事务的人可能有不少，比如从殖民地获得物资或就业、投资机会的英国人。但是，由于帝国贸易只占英国贸易的一小部分（在1850年，帝国贸易约占英国进出口的四分之一。到了1900年，这一数字跃升到三分之一），这就使得受帝国间接影响的人仍然保持在低位。同样，根据人口普查报告，从殖民地而来居住在英国的人也是极少数，在1851年占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一八八，到了1901年也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四一八。
当然，如果帝国与英国的关系不体现在人上，而体现在物上的话，英国确实从帝国输入了大量商品，比如茶叶和糖。如果这些物资能够对英国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话，那么也算帝国在英国的社会生活中留下了痕迹。但实际上英国人似乎很少意识到他们消费中的帝国元素，许多人可能含含混混地知道自己的消费品来自模糊不清的远方，但无法把它同正常的国际贸易区分开来。帝国物品没有在英国文化中留下什么显眼的痕迹（想想看，英国的饮食始终保持了那种平淡的色彩）。以上种种，导致大部分英国人对帝国注定不会有太多了解。
波特指出，在那些最可能的帝国主义者中（也就是英国的上层和中层阶级），他们的帝国主义情绪也是有局限的。
帝国确实为英国的上中层阶级输送了大量的利益，如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认为，“（我们的殖民地）是对上层阶级进行院外救济的庞大制度”。罗宾逊（J. M. Robertson）也声称“新扩张所促进的利益属于投机资本家阶级、军队和海军、供应战争物资的工业阶级，以及一般来说那些把帝国公务员制度看作是自己和亲属的就业机会的人”。这些批评自然都是极有道理的。
不过，帝国公务员系统其实相当封闭，职位只在一小批人之间流传。比方说，在1931年至1948年间任殖民部招聘主管的一位官员干脆拒绝刊登空缺职位的广告，而是靠“个人联系”征募人员。他在自传里的辩护理由是，“英国人很保守，他们一看到好马就知道”。波特指出，这几乎造就了一个独立的种姓阶层，有些家庭的男性几乎是生来就要在“在东方从事勇敢的事业，胸前有肩带”。比方说，在印度从事帝国统治的英国人通过反复联姻打造了一个紧密网络，以至于人们称他们为“盎格鲁-印度人”。也许是由于他们的联系特别紧密，也许是因为独特的帝国体验让他们产生了特殊认同，以至于他们同主流人群的社会生活之间产生了一定的隔离。一位十九世纪末的观察家如此说道：“除了他们自己，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事情。”至少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帝国的统治者基本上被局限在英国的传统统治阶层之中，而没有引入新的社会集团。这样，社会隔离就削弱了帝国主义者的社会影响能力。
英国的教育也从中推波助澜。法国和德国都专门开办有殖民学院，英国这边则是零。直到二十世纪中期，英国的教育都以“故弄玄虚”著称。每一个进入公立学校的男孩，都需要应付希腊和罗马的古典著作。政府用人，讲究“通才”（在英国的标准下，也就是一位能讲希腊语或拉丁语，对古典文献滚瓜烂熟的人）。《是，大臣》里那位凭着古典学知识来卖弄辞藻、吹毛求疵的大臣私人秘书伯纳德，正是彼时英国官僚的典型。学校通常鼓吹培养学生的“性格”“能力”而不是“知识”（古典著作被看作是对前者的辅助），因此现代史通常不在学校的教授范围内。
即使教授现代史，学校所使用的教科书也五花八门，帝国通常都不在它们的叙述范围内。比如说大卫·休谟的《英国史》完成于1750年代，但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都仍然是英国学校的首选教材。在这本三千五百页的著作中，只有十五页留给了帝国。另一本畅销著作《大英帝国史》（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是1858年出版的，三百四十四页中只有十七页谈及了殖民地。直到1960年，剑桥大学教授的英国史，仍然集中在国内事务和宪法之上，帝国史或者殖民史只是边缘话题。十九世纪末剑桥大学有位著名的历史学教授名叫约翰·西利（J. R. Seeley），在所著《英格兰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England）一书中，他就对当时的历史与政治教育颇有怨言，认为过分注重“自由”这个主题（他认为英国早在十七世纪就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从那时起，英国真正的历史就在其海岸之外）。1902年，一位帝国主义者米斯勋爵访问了一所学校，当他要求那些听说过印度战争的学生举起手来，只有一个人作答。他被告知，这是因为他们的历史书止于都铎王朝。而当学者们谈及帝国的时候，又往往谈的是英国自由秩序的扩张给其他地区带来的恩惠，所有描述均围绕这一主题展开。
所以一位评论家说道：“在这个最富有和最有进取心的殖民国家的教育体系中，存在着一个‘可悲的空白’。”在这里，波特并不是说英国人不能从其他渠道（通信、报纸期刊、聚会等）接触到帝国主义教育，而是说英国的教育偏好削弱了帝国主义本该有的影响。
此外，在二十世纪之前，“教育”基本上还是中上层阶级的专利。维多利亚时代仍然是一个阶级分明的时代。在1860年代，一位教育主管如此说道：“任何试图让劳动阶级的孩子在他们能够谋生的最早阶段之后继续接受智力教育的行为，都是武断和不恰当的，就像让伊顿和哈罗的男孩继续从事体力劳动一样。”因此，劳动人民所受的教育同上层阶级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比方说，在工人阶级的小学里，爱国主义从来没有被教授过，这是因为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爱国主义被认为是一种极度反权威的意识形态（爱国了，把绅士往哪里摆）。工人和农民子弟所能学到的，无非是阅读（都不要求写作）、算术和圣经（历史和地理课纯属装点门面）。1915年，一位殖民部前官员声称“十个工人中有九个对帝国的了解和关心很少，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被系统地教导要了解或关心”。另一位殖民部官员也坦率地认为下层阶级“最好上点实用的本地地理课”，而不是“给他们看他们不熟悉的帝国地图，这些地图并不能给他们的头脑带来什么”。事实上，正如一位观察家所写的：“英国的教育体系……远不是为了鼓励共同的经验和共同的文化，而是为了加强（甚至是加剧）已经存在的社会差异和经验。它远不是一种溶剂，而是一种分离剂。”因此，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工农子弟实际上接触不了多少帝国主义国家教育。
波特又指出，国家政治舞台上的帝国主义色彩也并不更浓一些。拿破仑曾讥讽英国是小店主的国家，鼠目寸光、斤斤计较。在英国政治人物对待帝国事务的态度这一问题上，拿破仑这个判断恰如其分。
英国的政治人物一点都没有帝国气魄，考虑问题起来总是英国本位。比方说，亲帝国的人建立殖民地的理由是为了解决国内贫困和内乱的危险，而不是为帝国开疆拓土，增加势力范围。反帝国的人给出的理由是它空耗国帑，增加了英国纳税人的负担。还有更多的人对帝国漠不关心——议会在殖民地问题上总是显得无精打采，这引起了多名观察家的注意。一位1840年的观察者写道：“任何与印度事务有关议题的提出，都会使议会两院的席位变得空空如也。”《威斯敏斯特评论》在1852年指出，“任何涉及殖民地问题的立法，跟印度问题一样，都不受议会的欢迎”。其他数据也可以证明波特此处说法的正确性。比如从1825年起，英国帝国管理的中央机构——殖民地办公室，是由下属人员构成的：一名国务大臣、一名副大臣、一名常任秘书、一名首席书记员、十七位书记员，然后是律师、图书管理员及其助手、登记员及其助理、大臣私人秘书、记录员、管家各一位，然后是办公室管理员两名、搬运工两名，共计三十一人。迟至1907年，其雇员总数也只有一百二十五人。即使我们算上受殖民部管辖的下属人员（包括小职员），其人数也甚少。在1892年，其人数也只有两千四百人（之前三十年，还不到一千人）。1896年印度办事处名单中约有三千人（之前十年为两千人）。因此，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是由不到六千人管理的。
这里还有一件奇异的事情。即使是大英帝国的帝国主义者，他们关注的主要对象仍然是英国的白人垦殖殖民地（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非白人的殖民地基本上不在他们的关注范围内。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严肃的帝国主义者首先要关心的是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不列颠民族再联合起来，而不是征服非洲的土地”，“在帝国主义者的各项纲领中，关键的问题是在英国及自治的各移民殖民地之间创建关系更加密切的联盟”。他们想达成的目标，用时人的话来说就是，“（大英帝国应该是）在一个君主统治之下流淌着同样的血液的一系列自治民族之间更加紧密的有机联系。……从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来看，他们是讲民主的民族”。他们似乎忘记了印度这种非白人垦殖殖民地也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
以上种种，都反映在了英国文化之中。波特认为，在十九世纪晚期以前，英国的书、诗歌、绘画、雕塑、音乐和建筑中几乎不带帝国色彩。彼时英国文学里面没有多少严肃作品展现殖民地人物、风景与关系，或展现出对帝国的整体思考。从十七世纪至今，三千多部英国歌剧中没有一出是以殖民地为背景。在1880年前在伦敦树立的八十座雕像中，只有五座可以归为“帝国主义者”（主要是某场战役的无名士兵）。“人们不断抱怨说，走在伦敦的大街上，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一个帝国的中心。”伦敦的公共建筑是如此的乏味，以至于1896年有一份建筑杂志评论它们“简直是国家的耻辱”。英国的通俗文学也没有好多少，因此波特说道，“对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如此巨大影响力的国家来说，十九世纪英国各级文化的狭隘程度令人惊讶”。
总之，波特指出，如果对十九世纪大多数时候英国男女的关切事项排个序的话，那么主要是阶级、宗教和性别问题，与欧洲国家的外交关系被排在其后，而帝国在事项清单上的地位很低。请注意，波特并不是主张英国始终都没有帝国主义情绪，而是说，在十八和十九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相对而言，英国的帝国主义似乎不那么“正经”，显得有点心不在焉。
当然，波特也承认，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英国人的帝国主义情绪确实显著上涨。这主要是由两个原因构成的——外国竞争的加剧以及下层阶级政治地位的变化。前者毋庸多言，后者的影响则是这样的——上层阶级感觉传统的阶级服从不再有效，需要找到一种新的社会控制手段，即帝国主义话语，来对抗下层阶级日益上涨的要求。所以，英国的帝国主义者们开始使用各种手段来宣传帝国主义。1893年，一位政治人物要求政府修订教育法，更多地强调大英帝国的历史和地理，另一位政治人物在1908年声称，帝国主义的希望取决于帝国事务教育的普及。1911年，地缘政治学的发起人哈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也呼吁：“让我们的教学从英国的角度出发，以便最终将世界视为英国活动的舞台。”反过来，这也可以说明，之前的教学没有把“世界视为英国活动的舞台”。
但即使是这样，波特指出，帝国主义给英国社会留下的影响痕迹似乎也并不那么深刻，他是从工人阶级仍然同上层阶级保持隔阂方向上来论述的，但从很多痕迹上我们也能发现波特判断的正确性。即使到了二十世纪早期，英国的很多情形跟一个世纪之前也没有太大区别——印度总督寇松勋爵（George Nathaniel Curzon，1898年至1905年在任），一位热切的帝国主义者，在若干场合下抱怨国会议员和内阁大臣们对帝国兴趣有限。米尔纳勋爵（Alfred Milner），另一位帝国主义者，在1906年说：“很不幸的是，我们必须向那些傻瓜说明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帝国。”当要讨论帝国事务时，下议院仍然通常空无一人。乔治·奥威尔本人是英帝国主义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他曾经指出，工人阶级意识不到帝国的存在。英国人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分别拒绝了帝国联邦计划和帝国关税同盟体系，让当时著名的反帝国主义者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大吃一惊，意识到英国对帝国主义的支持可能并不如他想象之深。
二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现象？为什么英国的帝国主义者会显得“心不在焉”呢？
一种解释是，英帝国太多元了。英帝国至少有四个层面：一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这样的白人垦殖殖民地，它们在十九世纪中晚期以后纷纷获得了自治权，实际上成为了某种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它们同英国的联系主要是感情和传统上的；二是印度，少量的英国公务员和军人控制着这个国家；三是一连串的岛屿和贸易据点；四是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获得的附属领土，如埃及。而“帝国的多样性确保了帝国主义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意义……对试图制定一个更宏伟计划的人们造成了困扰”。
另外一个解释则是，这跟英帝国形成的历史轨迹有关。现在我们也许会有一个判断，那就是帝国的形成需要一个国家上上下下都做出巨大的努力，也会形成完备的统治机制，牵涉足够多的本土人力。但是英帝国的形成并非如此，它不是由国家大力推行的海外扩张事业所诞生的。在英帝国形成的早期，大部分殖民地都是由一小群定居者或者私营公司开拓经营的，或者来自于欧洲列强战争的割让。英国活跃的海外贸易群体和优越的战争技术，使得它身体上的一个碎片就能成功地发动扩张，无需国家的总体动员。因此，英帝国这个政治实体可以说基本是一小撮人经济活动的附带产物。同样，在英帝国形成之后，英国也没有发展出一整套“郡县制度”，建立庞大的帝国公务员系统，从而拉入足够多的利益相关者。这样，英帝国的诞生与维持，都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事情。或者用波特的话来说，“帝国是由相对较少的英国人赢得的，也由他们来统治”。正因为大英帝国来得太过轻易，所以可以说始终处于社会的边缘。
第三个解释同英国的政治社会性质有关系。近代英国始终是一个阶级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各阶级之间实际上存在相当的社会隔离，贵族、绅士和富商们的英国同下层人民不太相干。帝国主义被视作上层的事业，与下层无关。这在以上的叙述中已有所体现。使帝国主义更边缘化的因素还在于，英国社会这种阶级隔离并没有伴随着高强度的阶级对立（相较于其他国家而言）。在其他国家，随着大众政治与社会运动的浮现，上层阶级会诉诸爱国主义与帝国主义来团结劳工与农民。但是在近代英国的大部分时间里，上层阶级都并没有感到有此需要。
上面这些解释当然都很有道理。在这里，我想提出我个人偏爱的第四种解释——英国的近代政治思想中始终有一种矛盾的反帝国主义思潮，而这种思潮影响了英国人对帝国的态度。
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在《英帝国的意识形态渊源》（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一书中指出，“从十六世纪开始，如何在维持自由的同时实现帝国的问题成为英帝国意识形态的一个决定性问题”。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一批受过古典教育的知识分子对英国的扩张忧心忡忡。如果说中国的儒生对皇帝拓边的批评往往是“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这些人则从罗马共和国的衰落中得出历史教训：自由和帝国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国家的扩展将需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队和官僚队伍去管理延伸的领土，而这支军队和官僚在镇压外部反抗的时候也方便成为专制统治的工具。在对外扩张中，国家将武装下等阶级和纳入大量外籍公民，这也会颠覆一国原有的社会秩序。因此，他们的结论是，“只有那些不会腐坏到一个国家习俗（manners）的征服才是合理的”，否则“胜利的人民就会倒在自己的剑下”。乔治·萨维尔（George Savile），十七世纪晚期英国政府一位高层人士，说道：“通过陆地征服获得伟大，是我们的情形所不能容的，此非我等自然之道。”
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愿意放弃帝国？那倒也不是。他们认为，完全抛弃帝国是不可行的，在这个列国纷争的年代，不征服他人，就有可能被其他人征服，斯巴达和威尼斯就是前车之鉴。
思来想去，这些思想家给出的方案是，建立一个较松散的帝国，其具体实现形式就是一个“海洋帝国”。比如十七世纪中晚期的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巴尔本（Nicholas Barbon，1640-1698）在其著作《贸易论》中指出，以贸易为基石的海洋扩张的成本远远比大陆征服来得要低，在与被征服地的关系上，两者也有非常之不同，“在前者（即大陆征服），城镇乡村被焚烧，人民陷于饥绥，以便使他们易于被统治、屈服；在后者（即海洋扩张），城市被扩建，新城也得以建立，其人民不会被放逐，而得以自我维系，或者被邀请加入帝国。在前者，居民被奴役，在后者，他们则得到自由”。另外一位经济学家查尔斯·达文南特（Charles Davenant，1656-1714）则说：“一个海洋帝国不需要一支大军……一个伟大的将军来接管平民政府就能获得伟大。相反，一个海洋帝国可以富裕国家，在国际强权政治领域中保持稳定，在不危及自由的情况下提供伟大。”政治作家特伦查德（John Trenchard，1662-1723）在《加图来信》中则论证道，贸易的需求将会保证国家的军事需要不是由陆军（这个可能成为暴政的工具）支持而是由海军支持，海军表现出对自由没有威胁，他们保护商业的职责只会促进自由。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安德鲁·弗莱彻（Andrew Fletcher，1655-1716）也说：“大海是唯一自然属于我们的帝国，征服不是我们的利益所在。”这些人都认为，海洋帝国的基石是海上贸易与自由，而非征服与控制。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将会是某种合作关系，而非单方面的指挥与统治。这个帝国将不占领大量内陆领土，而满足于在沿海设立贸易据点。
从上面可以看出，这些思想家所希望建造的帝国，不是“国家的”帝国，而是“社会的”帝国。他们反对建立一个基础是地域控制和贡赋之上的官僚帝国，而是致力于一个被自由原则所制约的“弱”帝国。而这种想法，由于建立在对社会的保护和对权力的警惕的基础上，因此同英国的自然政治进程相当的合拍。
我们可以观察到，到了十八世纪，对帝国的警惕和不安仍然是英国政治思想史上一个相当显眼的主题。
被称为保守主义之父的埃德蒙·伯克是美国革命的当事人，他对大英帝国加强对北美十三殖民地行政控制这件事，深感不安，认为这是更改祖制。他三番四次在议会和公开场合发表演讲，抨击内阁的愚行。他坚称，一国对其属地的主权，虽然从理论上来说是无限的，但是从实在上讲，是根据各地环境、历史之不同而有权力边界的。英国强加帝国统治于他人，只会有反作用。他抨击道：“为把自己纳入一大帝国、以体会那虚假的显赫，却不惜付出人类的所有基本权利、所有内在的尊严，这代价，无乃也太高了。”
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专门开辟整整一章来讨论殖民地。在这一章中，他几乎是开辟了英国一种新的帝国思路——帝国在经济上对英国是有害的。他认为在帝国制度下，不列颠对北美的重商主义贸易垄断对英国本身是一个利坏消息。他指出，这种贸易垄断使个别产业享受垄断利润，导致资源错误配置，阻碍了自由竞争。享受特权的行业不思进取，缺乏改进技术、增加产量的紧迫感和动力；没有享受垄断利润的行业，资金和劳动力被不自然地抽走，流向所谓有利可图的垄断行业。结果出现了制造业和商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造成了不列颠经济的整体损失。得利的是个别行业和极少数制造业者和商人，牺牲的却是广大消费者和国家的利益。本来“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而生产者的利益，只在能促进消费者的利益时，才应当加以注意”，但在这种重商主义下，“消费者的利益，几乎都是为了生产者的利益而被牺牲了”。
亚当·斯密同时指出，正是贸易垄断使得不列颠在北美难以建立一个合适的、正常的统治结构获得正常的财源收入渠道(比如收税)。大不列颠至今在维持这种依附上所做的开支（陆海军和政府开支以及丧失的可能的税收），实际上都是为了支持这种垄断权。“英国一向用以维持这种隶属的费用，其实都是用以维持这种独占。”亚当·斯密继而抱怨说，“在现今的经营管理下，英国从统治殖民地，毫无所得，只有损失”。“自由世界以来，也许只有英国一国，开疆辟土，只增加其费用，从没增加它的资源。”
到了十九世纪上半期，“小英格兰主义”是英国社会的一个非常显目的政治思想运动。许多著名政治家和思想人物，如格莱斯顿和约翰·密尔都是小英格兰主义者。持这种主义的人反对帝国扩张，主张限制英帝国的领土范围和职责，要求更加关注英国本土。
主张自由贸易的曼彻斯特经济学派是小英格兰主义的主要鼓吹者。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1804-1865）是曼彻斯特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有一个外号——“帝国破坏者”（empire breaker）。他的主张之一就是反对对外扩张，认为保留殖民地得不偿失，“由于拥有众多的殖民地，我国必须维持庞大的军备，这不是控制殖民地的长久之计……英国人民承受不起殖民地的沉重负担”。科布登主义者预言，用于保卫一个无法防御的地理实体（即帝国）将使大多数英国纳税人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他们也认为，帝国的统治和制度框架并不能确保英国在海外投资的高回报率；帝国也并不是一个能让资本发挥出高生产力的地方，也明显不受英国移民的欢迎；最后，为了确保进入市场或获得食品和原材料供应，有国际市场就行，并不需要一个帝国。
当时的历史学家戈尔德温·史密斯（Goldwin Smith，1823-1910）公开将殖民地比作寄生虫：“当人们将属地作为英格兰的精华进行讨论时，他们忘记了橡树的根深叶茂是在寄生虫缠绕它并养活自己之前。”1852年，保守党政治家迪斯雷利（1804-1881）更是抛出名言，称殖民地是“挂在我们脖子上的磨盘”（尽管这个磨盘的说法并非他的首创，而是美国革命以来即有的言论）。自由派的党魁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自称是曼彻斯特学派和科布登主义的信奉者，坚决反对一个军事的帝国，而是主张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帝国。
十九世纪后半叶是英帝国主义情绪高涨的半个世纪，不过即使在此时，也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秉持之前的思想传统。比如在1902年出版的著名的《帝国主义》中，约翰·阿金森·霍布森痛斥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英帝国是寄生性质的，旨在牺牲英国的国家利益，以惠及一小部分利益集团，又比如著名的英国自由主义者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se，1864-1929）则痛斥英帝国政府不过是金融家和投资者的债务托收机构。
以上就是对英国反帝国主义思想的一个极简描述。这些反帝国主义思想的来源当然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各自对彼时英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也是存疑的。但不管怎么样，都有几点可以指出来：一、这些反帝国主义思想在英国的历史上连绵不绝，足以说明它并不是某几个人的一时之见，而代表的是某种有深度的反思；二、这些反帝国主义思想很少是从道德价值上去论证帝国主义的错误，而是直接论述帝国会对英国本土社会造成何种伤害。因此，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英国本土社会对帝国压力的一种自然反应——帝国的成长代价，不仅是对外的，也是对内的；三、这些反帝国话语同英帝国的成长基本上是同步的。在现实层面，英帝国高歌猛进。但在思想与舆论层面，反帝国话语却作为一种主流话语顽固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帝国话语向它看齐。比方说，正如前文所述，英国的教育内容一直是以“自由”为主题，帝国对外的扩张，被看成是英国自由秩序扩张的一部分（无论是通过定居、征服还是统治）。这自然可以说是一种虚伪，是文过饰非，是鸡贼的辩护。但是反过来说，也可以说这种话术为帝国主义施加了某种自由主义约束，使得帝国主义不至于以最恶劣的形式展开。它也意味着无论帝国主义取得了多大的物质成就，它也无法仅凭成就就成为高级价值。这使得英帝国主义总处在防守一方——它被迫要用道德价值表达自己，无法用经济所得来为自己辩护，而非要说自己是“白人的负担”。这又反过来增添了帝国主义者吸引公众支持的难度。
总之，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因素的影响，才使得帝国处于英国社会的边缘。不过，我个人觉得最顺嘴的解释还是，英国人既无法割舍帝国所带来的利益，又无法忽视帝国会对英国本土社会造成的可能伤害，所以只能采取“难得糊涂”的做法，让帝国若即若离。
郑非
上海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