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结论：有。
特约撰稿人 谢达文
《金融时报》一篇题为《新的全球性别鸿沟正在形成》的报道近日在网上广传：当中的图表显示，在全球多个国家18至29岁的年轻群体中，男女性间的政治意识形态差异有明显差距，年轻女性趋向自由派（liberal），而年轻男性则愈来愈具保守倾向。例如，虽然英国年轻人群政治态度均偏自由派，但性别分化在过去十年中迅速拉大，当下年轻女性在移民和种族平等问题的进步倾向比同年龄段的男性高25%；美国和德国年轻女性则比同龄男性分别超出约40%和30%。而当中最惊人的当数位处东亚的韩国：韩国年轻男性在过去几年中急速“右转”，与同龄女性间的差距，在近十年间拉开到约55%。
如果在大陆﹑香港和台湾这三个东亚社会做相似的调查，我们又会不会发现同个世代内部，男女之间在“性别议题”上有明显的分歧？端传媒分析了《世界价值观问卷》（World Values Survey Wave 7，港中于2018年、台湾于2019年施测）的第七波问卷资料，看看三地在在性别意识的几个不同面向上的具体发展的趋势。我们在问卷中选了三条题目：“男人是否比女人更适合当政治领导者”﹑“当就业机会很少时，男人应比女人有权利工作”﹑以及“离婚有没有道理”，来比较三地在性别议题上的男女价值观差异。
一问中港台：“男人是否比女人更适合当政治领导者？”
这道题目的意义并不只与“政治领导人”本身有关，更牵涉到各种性别刻板印象，比如女性可能被认为过度情绪化、“妇人之仁”不够强硬，又或者缺乏领导统御的能力，较不适合担任政治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将“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归类为较支持平等的立场，可以发现台湾和香港情形相仿，在每个世代中男女都没有很明显的差异；唯有大陆趋势特殊，年轻世代女性远比男性进步。
到了2018/19年，在台湾和香港，社会对于“女性也适合作政治领导人”已有社会共识，现在即使在六十岁上下的战后婴儿潮世代（1956-1965年出生），就已经只有约两成的少数人抱持旧有刻板印象，可见整个社会中刻板印象都逐渐退潮。
如果比较世代间的趋势，会发现港台社会中，男女都是以相似的速度同步前行，并没有哪个性别进步的步伐更快，也因此并未有任何世代出现明显的性别差异（按：香港最年轻和次年轻的世代中，女性支持平权的比率看似下降，但差异未达统计上显著，应解读为“两世代都维持在九成上下的高水平”。）
但中国的状况则彻底不同，在男性群体中，传统刻板印象仍牢不可破，孙子辈的看法与祖父辈差异不大，都仍有四至五成的男性认为女性不适合担任政治领导人。但值得留意的是，女性反对此一刻板印象的比率从49%成长到59%，在90后世代更一举来到70%。在中国，能够证明“女性也适合从政”的模范人物显然少于香港和台湾，有可能是因为女权运动与指标案件的启迪，以及互联网女性社群的鼓舞，让她们当中七成的人也能挣脱刻板印象；同时，同代男性并未被卷入这样突破、启迪与鼓舞的过程，导致在年轻世代内部性别差异格外巨大。
二问中港台：“当就业机会很少时，男人应比女人有权利工作？”
这一题针对的是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规范。在女性就业已经成为常态的状况下，特别加上“就业机会很少”的情境限制，询问受访者是否认为女性应该退让，优先将机会让给“负责养家”的男性。
在这方面，台湾和香港不再呈现同样的男女同步，而出现女快男慢的现象。而中国则继续出现比较大的差异：女性比男性进步得多。
在香港和台湾，即使到了2018/19年，现时近6﹑70的男女都有高比率赞成这句说话；但在1976-1990年间出生的世代之间，也就是现在劳动力的中坚份子内部，女性反对的比率都已突破六成，而90后世代女性更攀升到八成以上。至于港台男性，支持平等的比率仍高于上一代，从1976-1990年间出生的近半（台湾）或过半（香港），进展到90后的六成以上，但进步速度显然慢于同辈女性，性别差异开始浮现。
换言之，在“刻板印象”跟“分工规范”两方面，港台最新两个世代的男女都比先前世代更为平等，但刻板印象方面男女进步的步伐近乎同步，分工规范方面却有速度差异。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异？这或许是因为，在香港和台湾，当新世代环顾四周已能看到太多女性成功领导的例子，旧的刻板印象因此显然不符合他们所看到的现实。但“性别分工规范”是价值问题，因此无法被事实推翻，只能靠生活体验和教育文化带来改变。
在台湾和香港，年轻女性的教育和就业情况愈来愈好，绝大多数人有能力也有意愿建立属于自己的生涯，因此不认同旧有规范，但许多男性没有这样的亲身体验，除非曾陪伴亲近的女性面对旧规范的压力，否则主要是靠教育与文化带动观念改变，所以速度较慢。加上旧规范是要求女性配合男性，对男性而言问题较不“切身”，因此仍有一群紧抱旧规范不放的男性。
港台图像看似接近，却有一项最大的不同：不论港台，90后世代的女性都比上个世代更为进步，但在香港第三代女性（1966-1975年出生）也早已有超过六成不认同旧规范，与第四代水准相同，但台湾对应的世代却没有类似的现象，要到下一个世代才窜升。即是说，香港女性在性别分工方面的“觉醒世代”比台湾早，此一差异的成因值得日后进一步探究，毕竟，虽然女性就业与职涯的体验经常是观念变迁的主因，但台湾“女性就读大学的比率反超男性”的时间点（1988年）反而早于香港（1998年），因此，若要解释为何香港1966-1975年出生的女性能长出同辈台湾女性没有的“底气”，能够“提早一代”高比率不接受旧规范，显然不能只著眼于高教机会扩张，而必须从其他地方寻找解答。
至于中国再度呈现与港台完全不同的趋势，与前一节讨论刻板印象的状况类似，同样是男性进展缓慢，但女性、特别是90后女性不认同她们母亲辈所背负的旧规范。而这也同样导致年轻世代出现巨大的性别鸿沟，差距高达25%。结合前节的分析，中国性别平等观念的进展主要影响的似乎是青壮世代女性，无法同步卷动同龄男性。
三问中港台：离婚，有道理吗？
最后，关于婚姻观念，问卷也询问受访者认为离婚“总是有理、根本没道理，或是在这两者之间？”，提供的选项是由1分到10分，1是“根本没道理”，10是“总是有理”。因此回答6分以上可以被归类为较支持开放的立场。
这道题目乍看之下与性别平等没有直接关系，主要是关乎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婚姻家庭想像，但是，这题意涵在于询问人们是否认为一方即使承受各种不幸甚至危险，也都依然不能够逃离婚姻。受困于不幸婚姻的男性当然也不少，但女性受制于丈夫乃至整个夫家的情况又更为常见，留在婚姻里的风险、代价与牺牲普遍而言也经常更多，这道题目因此也与性别紧密相关。
而在这一题，中港台则呈现完全不同的趋势：香港虽然男女都有进步，但在最年轻的世代开始出现女快男慢的现象，台湾则呈现明显的女性独走趋势，只有女性愈趋开放，至于中国则在最年轻世代甚至呈现男性反挫－－90后世代男性比前一代更保守。
在香港，前四个世代内部都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但到移交后的青年世代，女性已有六成对离婚的态度较为开放，男性却仍只有五成，因此出现了高达一成的性别差距。这样的差距来自90后男性的停滞不前：面对离婚问题，第四代（1976-1990年出生）不分男女，抱持开放态度的比率都比第三代更高，但90后世代中，只有女性比前一世代女性更为开放，90后男性则与第四代男性差异不大。
这或许是因为，第四代约在2000年前后步入成年，而那段时间正是香港离婚率上升最快的时候，从90年代初期的刚超过2%，提升到4%-5%之间；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分男女，第四代在成长过程中都看到身边许多大人离婚，更听见许多人讨论离婚，认为离婚正当的比率也因此双双提升。但是，香港离婚率在2011年达到高峰之后就不再成长，那正是90后世代成年的时候，因此90后男性持开放态度的比率仍与前一世代相同，但同代女性却可能更进一步因为成长期间性别意识的提升，又有更多人对夫家权威、生涯牺牲、生育压力甚至家庭暴力等等有所认知，意识到不幸福的婚姻对女性的捆绑可以多么严重，使得90后女性仍能比第四代女性更为开放。
倘若如此，那么，台湾新世代的女性似乎同样随著性别意识的提升，也对于“妻子在婚姻关系中、特别是不幸婚姻关系中面对的压力”更有认识，对离婚抱持开放态度的比率也因此在连续三个世代都有所提升，从38%到45%再到59%。这样的变化时序也恰好对应台湾妇女运动的发展：1966-1975年出生的世代约在80年代中期成年，正是妇运兴盛的阶段，以女性主义组织来说，比如当时最具能量的妇女新知正是在1982年成立，且在成立之初就已开始批评既有婚姻体制中的种种不合理，专注消除“消除社会大众对离婚妇女之歧视”的晚晴协会也是1984年创立，而到了90年代，台湾多个妇运团体更是联合推动一系列与婚姻家庭相关的法律变革，包含废除民法父权优先条款、修正夫妻联合财产制、推动《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等，都很可能使得每个世代的女性对传统婚姻规范有所反思的比率，都比上一个世代更高。
但不论是这些从女性权益角度出发对传统婚姻规范的修正，还是社会上有越来越多夫妻离婚此一现实，对于台湾男性的影响似乎都相当有限，90后世代男性对离婚抱持开放态度的比率只有35%，而解严世代也同样是35%，都与前一世代的30%相距不远，是较令人费解的现象。事实上，正是因为连解严世代男性都没有比上一代更为开放，才导致台湾男性持开放态度的比率远低于香港，否则，在1966-1975年出生的世代之前，两个社会中男性态度并无明显差异。不论男性停滞的原因为何，在只有女性愈来愈拥抱进步价值之下，台湾男女对离婚持开放态度的比率在解严世代就已经有一成的差距，而到了90后青年世代更是飙升到25%。
至于中国，90后世代的性别差异看似小于香港和台湾，只有16%，但这是因为女性对离婚持开放态度的比率也仅有36%，都远低于港台同代人；不然，中国90后男性持开放态度的比率仅有两成，不仅低于港台，甚至比前一世代中国男性的31%更低，下降幅度甚至高达一成之多。女性愈趋开放的原因应与港台相通，90后女性接触女性主义的比率较高，开始有更多人对婚姻规范抱持较开放甚至批判的想法。但与港台不同的是，同代男性却在离婚上显得更为保守，为何如此则有待研究，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年轻世代男性面对的逼婚压力巨大，但男多女少的人口趋势伴随劳动市场等方面的变化，使得男性寻觅婚配对象更为困难，这或许导致年轻男性对于婚姻的观念更执著。
触及男性最困难
从数据中可以发现，针对不同的性别议题，三个社会的发展趋势并不相同：香港在刻板印象方面男女同步进步，而且已形成相当的社会共识，在分工规范和婚姻想像两个面向上也大抵愈趋开放，只不过女性进步的步伐快于男性。台湾在前两个面向上趋势与香港相仿，但在婚姻想像方面，虽然女性对离婚持开放态度的比率在近几个世代之间也有所提升，男性却几乎完全维持不变。至于大陆则又呈现完全不同的景象：在这三个面向上，女性也都一个世代比一个世代更为进步，但新世代男性在任何面向上却都并未更开放，面对离婚问题时保守派的比率甚至还反向提高。
这样的趋势背后，可能反映了以下的讯息：专就刻板印象而言，在香港和台湾，女性地位的提升以及性平教育的推广等等条件看来已颇能破除旧有的迷思，且对男女同样有效，在青壮世代之间尤其如此，不分男女都已普遍认为传统印象不符合现实──毕竟，在社会上已经有太多杰出的女性足以作为反证。但是，在面对传统规范时，性别意识提高虽然能带动人们对旧规范的质疑与反思，对女性的效果却明显优于男性。
在性别分工规范方面，男女虽然都往平等的方向前进，但新世代女性都已对旧规范避之唯恐不及，新世代男性却仍有可观少数仍有旧思维，男女之间因此出现差距；至于在离婚问题上，青壮世代女性持开放态度的比率明显较高，也许是因为她们的性别意识，让她们对婚姻中女性面对的困境有所觉察，因此更认为不适合的婚姻就该离婚。但男性这样的觉察却相对较弱，尤其台湾的青壮世代男性甚至完全不为所动，对于离婚抱持开放态度的比率因此维持三成多的低水位，与同辈女性的差距更因此越拉越开。
至于在中国，青壮世代间男女的观念差距则越来越大。在破除刻版印象方面，对比港台已经有跨越性别的社会共识，在中国或许是因为性平教育有限、客观上女性地位提升又仍严重受阻，导致青壮世代男性并未比他们的父执辈更为进步，仍高比率抱持女性能力较差的迷思，只有青壮世代女性才能抛下旧有刻板印象，认为女性也适合出任领导人。而在性别规范方面当然更是如此，新世代男性不只在性别分工上停滞不前，在离婚此一议题上甚至出现反挫，当90后女性对离婚持开放态度的比率愈趋提高，同一世代男性抱持同样态度的比率却比上个世代更低。
总而言之，在香港和台湾，性别平等的推行都可以说已有一定的成效，女性地位提高的现实尤其更已带来人们印象的转变，但如果女性主义运动希望人们对于现实上仍存在的各种困境与性别不平等有所反思，进一步带动规范价值立场的改变，那么，男性在这方面的步伐则仍然明显慢于女性。
至于在大陆，女性主义的影响更几乎彻底无法触及男性，即使青壮世代男性也是如此──所谓的性别平等，几乎仍然只是青壮世代女性会谈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