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讲政治正确的话，印度人自己恐怕也难以给出一个简单的回答，因为英印之间并非简单的压迫/剥削叙事可以描述。」
郑非
近现代，在每一个后发展国家，几乎都有一番争论——那就是该不该接受外来西方文明，怎么接受？比方说，十九世纪，在德意志，有浪漫主义与启蒙主义之争，在俄罗斯，有西化派与斯拉夫主义之争。到了二十世纪甚至是在现在，各国各种形形色色的国粹派仍然在跟西化主义者争论。
在这些争论中，有些西化主义者发出了这样的激烈言辞——“我们应该欢迎西方的殖民主义，旧世界太污浊也太稳定了，只有让度国家主权才能改天换地”。这当然引发了相当多的民族主义者的批评，在一个西方自由主义者普遍反思殖民主义之祸的时代，也显得不合时宜。
幸好，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叫历史案例。本文所展示的历史案例就是印度，毕竟，如果从17世纪算起，印度确确实实是被殖民了三百年。那么，英国的殖民统治到底给印度带来了什么？印度人自己又是怎么看待这个降临在他们头上的征服者的呢？
一、英国对印度的影响从史料上来看，在东印度公司时期，英国对印度的榨取，比之后来似乎是要更粗暴一点的。
让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到底给印度带来了何种影响？
印度学者拉詹（M.S. Rajan）在一篇发表于1969年的文章中列举了英国统治的影响：一个受过欧式教育的新型知识阶层与现代取向的文化；一个现代政治意义上的统一的印度国家和民族（尽管最后出现了印巴分治，但不再有孟加拉人、马哈拉斯特人或泰米尔人之分）；议会制政府体系、宪法与普通法（及统一法律体系）。当然，他也含糊的提到了“英国统治下印度经济发展不足或发展不平衡”。
英国的保守主义历史学家弗格森在《帝国》一书中的观察则是，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当然有自己的私欲，但如果同其他统治者相比，那么即使没有功劳，至少也有苦劳。在负的一方面，发生了若干次死亡百万级别的大饥荒。在1868年至1930年间，印度外流的财富年均为国民生产净值的1%。1757年至1947年，英国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47%，而印度只增长了14%；但在另一方面，英国也对印度进行了大量投资——到1914年，英国在印度的投资额达到了4亿英镑，英国人将印度人受灌溉的土地面积扩大到了原来的八倍（在在莫卧儿王朝时代，只有5%的土地受到灌溉）。在1820年至1950年期间，印度人的平均寿命增加了11年（从21岁到32岁）。此外，英国至少为印度的受西方教育阶层提供了一个进步的契机。
对上面这些说法，左右两端都有更激烈的意见。印度独立后，一位印度作家乔杜里（Nirad C. Chaudhuri）在他的著作《一位无名印度人的自传》（丘吉尔觉得这是他读过的最好的书之一）的扉页上如此写道：
“为了纪念大英帝国在印度统治，它臣服我们，却没有给我们公民权。对此，我们每个人都提出了抗争——Civis Britannicus sum（我是英国公民），因为在我们的记忆中，所有美好而鲜活的东西也是由同一种英国统治所产生、形成和激活的。”
在另一端，印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乌萨·帕特奈克（Utsa Patnaik）的评估则是，在大约200年间的殖民统治中，英国从印度人身上吸走了44.6万亿美元财富。假如她的评估是真的，这可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
综合阅读下来，我决定采信更谨慎、中庸一些的说法（以下只说经济，因为经济最好说）：
从史料上来看，在东印度公司时期，英国对印度的榨取，比之后来似乎是要更粗暴一点的。法国驻伦敦大使夏特莱伯爵（Comte de Chatelet）曾写道，“欧洲几乎没有国王比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更富有”。在1757年普拉西战役后，印度莫卧儿王朝将孟加拉的征税权交给了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预计能够从孟加拉征收300万镑的税款（他们确实也是这么做的，据说有时会逼迫农民交出1/2的收获所得）。
毫不奇怪的是，随着东印度公司开始做起政府生意（成为食税者）之后，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不安地发现，尽管在一开始这推高了股东的盈利和股票的价格，但是很快（十数年后）公司就转为亏损，需要获得英国政府的大笔财政救济。这既是由于东印度公司行政与军事开支的迅速增长（这是成为政府的必然代价），也是由于公司管理层的迅速腐化造成的（同样也是成为政府的必然代价）。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批评东印度公司鼠目寸光，以商人的眼光来统治国家，完全是聚敛无术。
完全可能是鉴于东印度公司的教训，当英国政府接手了东印度公司的管治权之后，英国的收入来源就从贡赋转向了贸易与投资。在十九世纪晚期，典型的印度国际收支表是这样的：在1898年，印度的净出口数字占其 GDP 的1.14%，隐形支出（英国公司和英国企业家、技术人员和雇员汇回国内的利润和汇款）占其 GDP 的2.5%，外国投资占其 GDP 的0.31%。
还有一项开支，叫做 Homes Charges，这占到印度GDP的1.71%。Homes charges 是否构成了英国对印度的剥削，是件众说纷纭的事情。这部分转移到英国的资金被用来清算旧的公司股票，偿还投资债务（尤其是铁路投资），提供印度办事处（印度政府设在伦敦的代理人）的运营资金，为印度购买物资，以及支付退休公务员的养老金。批评者认为这是赤裸裸的剥削，为此还提出了一个专门概念——“Drain”（译作“财富流失”或“抽水理论”）。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可以看成是一笔服务费，靠它印度可以以较优惠的利率获得贷款、技术与人员支持（当然，这笔服务费是不是有溢价，是另一回事）。
印度对英国的价值倒是有两件事超越直接的经济效益，是可以被看成是剥削的，第一是英印军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支军队由20余万人构成，其中三分之二的开支是由印度的税收来支付的。这只军队被英国调往全球各处为英国的利益而战。比如说在中英第二次战争中，有近17000名印度士兵被用来对中国作战。第二则是全球派遣的印度劳工。这些印度契约劳工为英国的全球生产与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
如果撇开这些超经济收益不谈，从上述数据来看，在1898年，印度在英治之下外流了其国民财富的1.05%（如果不把 home charges 考虑进去的话）。印度经济史学家乔杜里（K. N. Chaudhuri）的估算是，加上所有，从印度流向英国的财富比例不会超过这一时期（1898-1914年）印度国民收入的5%。另一位印度经济史学家巴拉坎德兰（Gopalan Balachandran）的估计也在每年的1%到2%之间。从这个角度看，在经济上，印度在英国治下确实是在缓慢失血，但似乎还没有到“被切开的血管”的程度。
当然，英国的殖民统治无论如何不能用优良来形容。拿大饥荒来说，《剑桥世界食物史》一书中提出，在南亚过去的2500年间，有史可查的大饥荒有90多次。其中三分之二发生在1700年之后，正好是英据时期。该书的结论是“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毫无疑问是这个国家的饥荒时代”。上千万人在这些饥荒中死去。
通常认为，英治时代的大饥荒是由以下几个因素综合影响而成的：印度的固有地理生态（印度缺水，是的，你没看错）；印度被卷入全球市场，鸦片、大米、靛蓝和棉花等农业产品的出口是大英帝国全球经济的重要一环，而这既挤占了农业用地，也减少了本地粮食储备。最后一个，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因素——英印政府漠不关心的行政政策。
1877年，在德干高原发生了一场大饥荒，550万人丧命。当时的英国总督是利顿勋爵（1876年至1780年任职），一个顽固的保守党人，相信自由市场的力量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饥荒期间，他坚持继续向德干的农民征税，并同时出口粮食。利顿对报纸上刊登的村民骨瘦如柴的照片无动于衷，他宣称：“仅仅是痛苦并不能成为开启救援工作的充分理由。”这种态度与处置并非孤例，思之仍让人齿冷。
不过，当印度经济史学家提尔桑卡·罗伊（Tirthankar Roy）在研究英国统治给印度所带来的经济影响时，也指出了另外一个思路。他认为不必去管英治政府的用心善恶与否，只看其国家能力与施政方向就好。他认为，一，英印政府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小政府，比如说在1871年英印政府收入占印度国民收入的比例为2%（1920年至1930年，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3%至5%）；二，这个小政府以奉行市场自由开放原则为要旨，这导致印度市场几乎不受管制（也不受保护）；三，英印政府够强大，压服了所有的地方力量；四，它是一个全球体系的一部分，它主要的兴趣并不是通过强制手段从印度获得贡赋（所以没有掠夺土地和强制劳役），而是自由贸易。简而言之，“它是一个规模小但军事实力强大的政府，它利用权力来保持贸易路线的畅通，扩展贸易路线网络，从而维持和扩大世界范围内的市场一体化”。
这套体系当然是为英国人的利益所设立的，但是也为一部分印度人提供了获利的空间。由于英国在印度的投资，由于英国对商业自由和法治的坚持，使得印度本地的资本主义得以出现。是的，在十九世纪早期，在没有得到关税保护的情况下，英国先进的棉纺织工业打垮了印度的手工业（情况之惨烈，以至于本廷克勋爵有了“织布工人的尸骨把印度的平原漂白了”的说法），使得印度的出口品从棉纺织品变成了其他初级农业产品。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晚期，随着一部分印度商人从英国引进机器和技术，学习英国工厂的经营，就扳回了部分局面。到了1914年，印度的棉纺织工业已经是世界第四大，基本由印度商人运营，并成功的与英国产品进行了竞争。
罗伊的观察是，“英国殖民统治并没有直接帮助印度的工业化，但它也没有试图阻止”。 以印度最大的企业集团塔塔集团的创始经历为例，其创始人贾姆希德吉·塔塔（Jamsetji Tata）1858年毕业于埃尔芬斯通学院（一所英国人开办的土著教育学院），之后他加入了父亲的贸易公司。在1868年，他从英印政府那里获得了一份利润丰厚的军粮合同（当时英国人正从印度调兵进军埃塞俄比亚），从而获得了足够的起始资本。之后他从英国订购了先进的纺织机械，也引进了技术人员，建立了几家棉纺厂。1907年，他的儿子创建了塔塔钢铁公司（之后又建立了塔塔电力公司和印度科学院），并很快成为印度钢铁的主要供应厂商（占据了四分之三左右的印度市场）。
相对工商业而言，英国的小政府及贸易自由开放政策对印度农业和农民来说，就很糟糕。印度农业的恶劣状况跟印度农村极度缺乏基础设施有关，而英国人秉持小政府姿态，其公共投资主要集中在灌溉运河、公路、铁路和电报系统上。印度的农业因此无法得到必要的支持。而印度大饥荒的反复生成，也跟英国官员顽固的古典市场经济自由观是脱不开干系的（英国官员坚持认为允许自由的区域间贸易即可以防止饥荒，而国家的责任只是使这些贸易得以发生）。
但是，英国官员秉持的“贸易自由即可防止饥荒”观点也不全然为错。《剑桥世界食物史》指出一个现象，进入了二十世纪之后，除了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之外，在历史上周而复始的印度大饥荒就停止了。现代学者通过数据统计，发现这是由于印度铁路网的扩展造成的。更便利的交通降低了粮食运输成本，从而使得自由市场终于开始起到了救济饥荒的作用。
总之，罗伊认为，（1856年之后的）英国殖民主义对印度的影响正负交织，成也小政府，败也小政府，它对印度不同地区、不同人群、阶级和产业的影响是不一的。“殖民主义和全球化帮助了企业发展，减少了死亡率，使农村贫穷，而且根据某些标准，使妇女的处境更加糟糕。”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考虑一下控辩双方的说法。
在控方一边，印度民族主义者的一种说法是，根据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计算，在18世纪初，印度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是23%，相当于整个欧洲的总和，但是当英国离开印度时，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了3%多一点，这足以证明英国200年的崛起靠的是它在印度的掠夺。但我觉得这个说法并不是非常能说服我，因为同样根据麦迪森的计算，中国在1700年全球占比也是22.3%，1952年则落到5.2%（中国和印度GDP的绝对值还是在增加的）。中国和印度经济几乎是同步跌落，而中国在这段时间之内基本上还是一个独立国家。所以印度全球经济地位的下降看起来不像是说明了殖民统治之恶，倒更像是在显示西方社会的工业化做大了全世界经济的盘子。
辩方一边则称，相比起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尼西亚的榨取来说，英国的统治绝不算酷虐（只有前者的十分之一）。考虑到从印度转移到英国的财富并不足够大，不能把印度经济发展的落后怪到英国头上。但这个说实话也不够有力，这只能说明英国对印度的剥削没有那么大，但并不能说明印度在英国治下没有受到更多的附带损害。印度经济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陷于停滞状态，总不是假的（虽则在不同方向有所发展）。
那么，没有英国的殖民统治，印度是不是能过得更好？很不好意思，到现在为止，学者们仍然莫衷一是。 但莫衷一是本身就能说明部分问题。
二、印度人如何看待英国统治？当印度人开始表现得跟英国人一样的时候，英国人的第一反应是厌恶。
那生活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人会怎么看待他们的统治者和这个帝国呢？
有一件事大概是真的，那就是在英国治下受害最深的人——农民，反而没有什么想法。有这样一则笑话，那就是印度独立之后，一位印度政治家到农村展开竞选时宣称，是他的政党驱逐了英国人，使印度获得了独立时，一位农民天真地问道：“但英国人是什么时候来到印度的呢？”
地方上的王公和旧人物呢？ “对于王公们来说，真理的时刻在1857年来临，当时大多数人选择成为傀儡而不是烈士。……（而地区精英中）的大多数都不可避免的忠于英国统治……他们从合作中获益良多。” 这指的是地方精英为政府征税，充当非官方的地方行政人员和协调者，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英国人既授予名望，同时又把土地所有权交给了他们。
对英国感受最复杂的人，可能是那些在英国统治下相对获益最深的人——商人。对他们而言，孟买和加尔各答不仅仅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前哨与堡垒，也是贸易自由、国际化和一种崭新文明秩序的先驱。相对于莫卧儿王朝的皇帝和各种地方王公、军阀，英国人也许是傲慢和专断的，但很难说是暴虐与不可捉摸的。因此，他们自然而然的在英国的统治中看到了提升自己社会地位、保障财产和生命安全的机会。
在历史上，很多帝国都有把自己的文化与语言强加于外人的冲动，但在英印这里却不是这样。尽管英国人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有了革新印度社会文化的念头，但是鉴于资源有限，英语文化教育基本上是由印度人自己开办学校、自行聘任老师来进行的。“到1888年，……印度人对西方教育的渴望已经使得教育系统的扩张产生了自身的影响，因此不管有没有政府的支持，教育系统都可以发展壮大。在1881年和1901年之间，印度高中和学院中的英语教育学生数增长了三倍。”从近十五万上涨到了四十二万人。不过，这一受教育阶层在地理上分布并不均匀。三个沿海地区——孟加拉、孟买和马德拉斯——要远远高于内陆地区。这些地方由于出现了大量私人企业，对受过现代教育的学生的需求就比较高。
最初，这股学习英语的劲头让英国人高兴，接下来则让他们尴尬。在1820年代到1850年代之间，英国在印度执行了一条改革主义路线，比如，辉格党历史学家、政治家麦考莱（Thomas Macaulay）在1835年呼吁将一批印度人转变为“在品味、观念、道德及思想方面的英国人”。 原因之一——“与文明人做生意比管理野蛮人更有利可图”。但1857年印度大起义将上面这种改革主义路线一扫而空。英国人吃惊又沮丧的发现，他们的改革措施并没有引发印度民众的拥护。一位官员写道：“我们按照设想为改善状况所作的努力，并没有得到……村民的感激。……因此，总督认为，这些村民不该得到我们的关心。”另一位官员则把英国人的做法比作罗宾汉劫富济贫，苦涩的得出了一个结论：“罗宾汉成功地获得了那些他给予好处的人的青睐。我们则设法让他们像被我们掠夺了一样充满敌意。”
既然放弃了改革理想，那么最方便的话术就是“印度人和我们天生不一样。”而当印度人开始表现得跟英国人一样的时候，英国人的第一反应是厌恶。帝国史学家梅特卡夫说道：“英国人尤其厌恶受过英式教育的印度人，这些印度人被统称为巴布。英国人的这一尊称相当于英国的先生，英国人将这一头衔变为一种蔑称，用以指称那些力图模仿英国模式的不值得尊重的人。这种傲慢态度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未说出口的、焦虑的恐惧。巴布对英国行为方式的模仿，提醒着英国人那种英印之间的相似性的存在，而这种相似性是英国人一直在力图否认的。”一位英国官员抱怨道：“在立法委员会中没有比大量受过教育的孟加拉本地人更危险的因素了。” 索尔兹伯里勋爵甚至说道，这些巴布“在平静时期只能是反对派，在动乱时期只能是叛乱分子”。
讽刺的是，正是这些英国人所厌恶的人在充当英属印度政府的基层行政人员。因为英属印度政府是一个小政府，从1830年到1900年间，在该政府任职的英国官员都稳定在800人到900人之间（1939年，这一数目是1384人），所以他们需要这些人的辅助——他们是合格的翻译，他们所受的教育也使他们适应英国人的行政风格，而英国人所偏爱的本地贵族阶层对政府工作所能提供的薪水和社会声望都无动于衷。
英国人不安的发现，他们既鄙视那些巴布，同时又离不开他们。他们不得不与这些人保持着尴尬的距离，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居住环境中。这些英国人实际上发展出了一套种族隔离的实践（尽管没有制度化）。1883年，一位在英国以进步思想闻名的印度总督（里彭侯爵），下令准许让印度裔法官审判白人被告，这几乎引发了一场白人暴动，这位总督不得不尴尬地对他人承认，“这件事应该怪我，我在印度居住了两年半，竟没有发现英国侨民对其周围当地人的真实态度。我现在知道他们了，这个事实让我预感到，这个国家的未来可能没有希望了。”
所以到了十九世纪晚期，我们能看到这么一种诡异的现象：在印度的英国人赞美印度的传统文化，抱怨印度人不知感恩，滥用教育与司法，希望印度人能够坚守自己的传统文化与社会形态。而孟买和加尔各答的印度商人、律师和记者则对这种“英伦东方主义”不屑一顾，非要学英语、近欧洲不可。他们把自己的子弟送到英国去就学，在城市里开办棉纺织厂、钢铁厂和银行，兴办报纸。他们还进一步指责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并不“英国”，要求获得“英国人”的权利（这包括新闻自由、司法公平、地方自治和责任政府）。
有趣的是，许多学者都指出，印度的族群、语言、宗教、社会传统和政治在历史上极度分裂，导致这片大地上的人很难出现某种统一意识。正是由于一部分精英人士掌握了一门外来语言（英语）和一种世俗政治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和一种新的大众通讯手段（新闻报纸），他们才日益把自己看成是一种人——印度人。英国商人兼学者格里菲思（Percival Grif-fiths）曾担任英印政府的公务员，在其著作中甚至如此断言，“事实非常清楚，在英国统治之前没有印度民族”。印度人自己恐怕也晓得这个道理，一位印度民族主义者帕尼卡尔（Sardar Panikkar）曾经如此盛赞麦考莱在十九世纪初中叶将英国文化与教育引入印度的建议：“正是这个人的天才，狭隘的欧洲主义，自满的英国伟大感，赋予了我们所知的现代印度生命。”
作为英国统治的受益者，最开始的时候，这些“新印度人”的想法是改革（如同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亚人一样）。1852年，一群孟买人（其中包括了葡萄牙人和犹太人）成立了孟买协会，印度最初的民族主义者达达拜·瑙罗吉（Dadabhai Naoroji）——日后他将被尊称为“伟大的老人”，也会成为英国国会议员——如此发言道：“在我们现在的政府统治下，我们享有印度居民在任何本地君主统治下都很少知道的自由和繁荣，这个协会要做些什么呢？……我们必须考虑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以确保我们自己的利益，同时保持我们与政府之间的良好谅解。”
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新印度人”开始感觉到英国整体治理思路的转移，以及对对自己前途的损害，这使他们普遍产生了挫折情绪与相对剥夺感。印度国民大会的催化剂就是前述白人暴动事件，一位持进步理念的英国官员在总督的支持下，给加尔各答大学的毕业生写了一封公开信，鼓励他们组建一个国家复兴协会。1885年，第一届印度国民大会得以召开。当时的英国总督乐见其成，认为政府不知道人民在想些什么是危险的，这样一个协会能成为“释放巨大且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的安全阀。在成立的前十年里，国大党每年在圣诞节期间开一次会，其成员主要是律师、记者和公务员。会议以英语进行。不出意外，国大党的主要诉求是扩大立法会的规模，改革印度公务员招聘制度，让印度人能有平等机会，以及重新征收棉织品进口税。
一般认为，“新印度人”情绪的转折点发生在1903年。当时，印度总督寇松勋爵宣布，将把孟加拉一分为二。对同时代的许多人而言，寇松都让人难以忍受。他可能是有才华的，但肯定是过分自信，独断专行的。
他是一个保守党人，对印度该如何治理有自己的看法。他相信应该重建印度的旧秩序。关于这一点，他跟弗雷德里克·卢格德（Frederick Lugard）意见一致，那就是“在一个变化无常的世界里，维持传统统治阶层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堡垒作用……真正重要的问题就在于社会地位。”即英国应该遵守各个古老帝国的传统行事规则，搞精英合作，而非希冀推行什么政治与社会改革。他对印度王公青睐有加，对孟加拉的新式知识分子却相当敌视。
分割孟加拉的政策就是为了削弱“新印度人”的影响。在寇松看来，“国大党操控的触手就是从加尔各答这个中心地带伸出的。”当时的孟加拉可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东部穆斯林占主导地位，在西部则是印度教徒占主导地位。国大党控制在印度教徒手中，以加尔各答为大本营。很自然的是，加尔各答的“新印度人”予以了激烈的回应。1905年，孟加拉分治开始，激烈的示威活动几乎立即在印度东部的许多城镇爆发，国大党领导人敦促人们抵制英货、购买本地商品。更有甚者，极端分子开始进行暴力袭击——警察惊讶地发现一起炸弹袭击的背后主使是加尔各答高等法院的一名律师，二十多名从犯则统统是社会上等阶级成员。
当然，“新印度人”也不是铁板一块。温和派希望印度能成为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那样的自治领，激进分子如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则鼓吹使用暴力手段以实现独立。1907年，国大党因此而分裂。在这些事件之后，英国人也做出了一定的妥协，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如1909年出台了《印度议会法案》，增加了印度人在地方和中央的立法机构中的席位，还在1911年取消了孟加拉分治政策（但也将印度的首都从加尔各答迁往德里）。在以后，这些改革将会逐渐把政治权力转交到印度本地人手中。
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英印双方的争执划下了一个休止号，国大党并没有利用这次机会要求独立，而英国政府在动员印度的人力、物力为自己而战的时候，也委婉的承诺会在战后实现印度的自治。
圣雄甘地本人在此时及之前，都以一个温和的民族主义者的形态出现。他1869年出生于一个小土邦的贵族家庭之中，19岁去了英国读法律。毕业之后被一位印度商人邀请到南非担任其法律顾问。1894年，他乘火车前往比勒陀利亚，被南非白人赶下了火车（他买了一等座，但根据南非法律，印度人被视同黑人，只能乘坐三等座）。在接下来的20年里，甘地就在南非为15万印度移民争取权利。从以上事迹来看，甘地本人就是大英帝国印度政策的自然产物。
1915年，他回到印度，很快就成为国大党的当然领袖，他成功的将国大党转变为一个有群众基础的党派，而非只是一小撮精英的影响团体。但此时他仍然是一名效忠派，此时他对英国统治的反感远远没有1925年他在写自传时的强度。“他鼓吹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在战争中要绝对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与政府合作，并强调他所认为的基本真理，即如果帝国灭亡，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政治抱负也会随之灭亡。”1915年，当安妮·贝桑特（有爱尔兰血统，社会主义者，也是国大党第一位女性主席）希望在印度发动自治运动的时候，甘地告诉她，他不像她那样不信任英国人民，也不会做任何可能在战争期间会让英国人民难堪的事。甘地为英国招募了很多印度士兵。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结束了英印双方的友好期，英国虽然有所改革，但也加强了镇压手段。甘地对英国的失信非常之失望，发起了非暴力抗争活动（罢工、绝食和祈祷），但在很多地方这很快这就演变成了群众暴力。1919年4月13日，在阿姆利则，一名英国将军决定用子弹来执行禁止集会的命令，这演变成一场大屠杀。泰戈尔因对文学的贡献而被英王封为爵士，他以放弃这一头衔的方式来抗议这场大屠杀。甘地宣称：“与这个邪恶政府的任何形式的合作都是罪恶的。”在1921年，甘地决定发动公民不服从运动，即民众有意识的切断与政府的联系。从日后的历史进程来看，这最终开启了印度独立之路。
但我们很难说是印度人从此时就下定决心同大英帝国分道扬镳了。拿泰戈尔来说，1917年，他在美国发表了名为《印度的民族主义》的演讲。在这场演讲中，他认为，印度需要的不是“盲目的革命”，也不是“在社会奴役流沙之上的政治自由奇迹”，而是“稳定的、有目的的教育”，是从内部开始的演变。印度的当务之急是社会和文化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我们应当承认，西方来到印度是幸运的事情……尽管西方可能认为它是乞丐，我也不想抛弃西方文明，闭关自守。让我们紧密的联系起来。如果上帝认为需要英国作为这种交往和紧密联系的桥梁，我愿意十分谦恭的表示同意。”他对印度民族主义的极端分子持有相当的怀疑态度，因为“坚持民族主义理想的人本身在社会实践上却是最保守的。”尽管这篇演讲发表于1917年，但是在这之后他基本上保持了相同的立场。即使到了1941年，他严厉控诉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时，他也竭力指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反对西方文明之间的区别。
甘地本人当然比泰戈尔更偏向印度民族主义。但即使在1921年，他还认为在帝国之内实现自治是可能的。当时有一个英国人安德鲁斯（Charles Andrews）是甘地的朋友，他是英国圣公会的牧师，也是一位社会改革家和印度独立运动的积极分子。他写了很多文章和小册子，认为印度应该从英帝国脱离出来独立，而甘地对此表示反对。安德鲁斯对甘地抱怨说，“似乎你对我的同胞比我自己更有信心。”甘地回答说，“也许是这样。”甘地这么说也许是出于真心，也许是出于技术性考虑，但即使是后者，也说明甘地受到了一定的政治约束。一般认为，直到1928年，甘地的政治诉求还是实现印度的自治领地位（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尽管有勉强，他仍然把这个立场维持到了1939年。
三、结论？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对“印度人是怎么看大英帝国”这个问题，如果不讲政治正确的话，印度人自己恐怕也难以给出一个简单的回答，因为英印之间并非简单的压迫/剥削叙事可以描述。
拿前面讲过写出《一位无名印度人的自传》的印度作家乔杜里来说，他就是一名典型的“巴布”/“孟加拉先生”/“新印度人”。他是律师之子，年轻的时候到加尔各答大学求学。他第一次来到加尔各答，就注意到了英国人的种族主义态度。他讨厌当地的英国人，认为这些英国人明显的傲慢又势利。“他（所遇到的每一英国人都）为大英帝国在印度的衰落做出了巨大贡献。就他在这个国家的工作和生意而言，英国人从他的祖国和民族那里带来了许多优秀的品质，但他在我们中间的居住似乎在他身上产生了一些非常让人讨厌的特质，就像我们野生红狗身上那令人无法忽视的气味一样，这给英国与印度的关系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但乔杜里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惋惜印度与英国的最终决裂。
这样的矛盾言语当然可以看成是乔杜里这一阶层同英国统治者利益纠葛的产物，但恐怕同样也反应了大英帝国在印殖民统治的复杂现实。
最后，让我们根据印度案例再来考虑“殖民三百年论”的对错。答案是，看情况。如果这个回答不能让您满意的话，那么下面的言辞是一位生活在法兰西帝国中的塞内加尔人所说的话：“欧洲不能同化非洲，但非洲需要同化欧洲。……非洲的精英需要同化法国的教育，就像一个人吸收他的食物。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吃菜和红薯，不是要变成菜和红薯，而是吸收它其中对身体有益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