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丹红
《事实与虚构》（Fait et fiction）是法国文学研究者弗朗索瓦丝·拉沃卡（Françoise Lavocat）近年来的一部重量级专著，于2016年由瑟伊（Seuil）出版社出版，收入热奈特主编的“诗学”文丛。它的出版备受法语学界关注，2017年，孔帕尼翁（Antoine Compagnon）在法兰西公学院组织召开“文学这边：十年新方向”研讨会，以一年一书的形式介绍2007至2016十年间法国出版的较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著作，《事实与虚构》成为2016年的文论代表作。出版几年来，该书的影响已溢出法语学界，被翻译成英语、意大利语出版，现在中译本也已翻译出版。《事实与虚构》有一个简短的副标题——“论边界”（Pour une frontière），“pour”一词有赞成之意，表明了作者面对事实与虚构所持的立场，也明确道出了此书的写作动机。下文将展现作者如何捍卫这一边界，揭示这一捍卫行动的意义，同时思考《事实与虚构》对今日文学研究的借鉴价值。
边界的模糊
之所以要捍卫事实与虚构的边界，首先是因为作者认为当今社会，“虚构的边界可能会消失或最终会模糊的观点被广泛接受”（引言）。拉沃卡将导致这一模糊的原因归结为四个方面，在第一部分“一元论与二元论之争”中分四章进行了论述。这四个方面包括storytelling（故事讲述）概念获得的成功、后现代主义（罗兰·巴特、保罗·利科、海登·怀特、保罗·韦纳[Paul Veyne]）影响、拉康与精神分析学影响、认知科学影响。
首先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storytelling在西方世界取得全面胜利。2007年一项调查显示，在谷歌网站输入“storytelling”后出现两千零二十万个结果。这个数据在2021年初翻了十倍（另一个与此相关的现象是“后真相时代”[post-truth era]一词的出现，作为《牛津词典》2016年度词汇，它被定义为“诉诸情绪与个人信仰比客观事实更能塑造民意的种种状况”）。所谓storytelling，是指用一个精心编织的故事来替代现实，以达到“格式化思想”甚至精神控制的目的。作为“一种交际、控制与权力技术”（Christian Salmon, Storytelling. La Machine à fabriquer des histoires et à formater les esprits, La découverte, 2008, p.18），storytelling由叙事学引发的广泛兴趣造成，但其实践与思考最终在很多层面取代了叙事学。这一取代的结果是，一方面，storytelling的拥护者更多来自英语世界，是塞尔语用学的继承者，否认大多数叙事学者持有的虚构性内部评判标准，认为仅从形式看无法区别事实与虚构，进而模糊了这两者的边界（这方面的代表是德国学者汉伯格[Käte Hamburger]和奥地利裔美国学者科恩[Dorrit Cohn]）。另一方面，storytelling更多应用于政治经济领域，因此研究者的研究对象也从文学领域转移至非文学话语实践。广义的“story”被用来理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导致与故事相关的虚构观念得到极大拓展，最终形成了一种“泛虚构主义”（panfictionnaliste），“溶解了虚构的边界，也溶解了虚构观念本身”（第一部分第一章）。
其次是后现代思想导致的历史与虚构之间的混淆。拉沃卡主要探讨了巴特、怀特、利科和韦纳的学说，因为“它们构成了1960至1980年代质疑历史与虚构区别的论调的基础”（第一部分第二章）。从巴特的《历史话语》、利科的《时间与叙事》、怀特的《元史学》《形式的内容》到韦纳的《古希腊人是否相信他们的神话》《人如何书写历史》，这批理论家的态度可以用德里达的名言来总结 ：“文本之外别无他物。”（Jacques 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Minuit, 1967, p. 207）一切均由语言编织而成，而语言只能指向自身。在这批后现代思想家笔下，曾被认为如实再现现实的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纷纷被解构，被指其所呈现的真实是一种“真实效应”（effet de réel）或“指称幻象”（illusion référentielle）（Roland Barthes, « L’effet de réel », Communications, 1968 [11], pp.84-89）。这批思想家进而将这一结论扩展至一切语言产品，包括历史著作也在内，其中海登·怀特的观点尤为极端，他用四种比喻模式来描述四种理解与阐释历史的方式，将历史的书写等同于情节的编制，由此抹平了历史书写与虚构创作之间的形式差异。
再次是精神分析对现实的质疑。拉康的名言“真实，就是不可能性”（Le réel, c’est l’impossible）充分体现了一部分精神分析理论的真实观（Jacques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XVII, L’Envers de la psychanalyse, Seuil, 1991, p. 143）。在拉康看来，真实既是精神分析师要抵达的终极目标，同时又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真实与对真实的认识之间隔着主体，主体的欲望主宰着他的感官，主体的语言限制着他对觉察到的事物的表达。与其他后现代理论一样，拉康的真实观也深受当时的语言观影响，他将现实视作语言构筑的产物，同时认为这一现实并不等同于真实。因而，文学艺术提供的，只能是真实的拟象，是对真实的再现，甚至是对这种再现的再现。如此一来，“‘真实’与‘虚构’通常所指的事物之间形成的两极被彻底颠倒。真实位于主体那无法定义、无法触及的心理现实（das Ding）之中，虚构涵盖感觉、话语、概念、社会艺术产品的整体，后者构成了‘世界’”（第一部分第三章）。拉康的名言随后被不断引用、反复评论，特别受原样派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与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等人的推崇（参见前者《真现实》[Le Vréel, 1979]和后者《罗兰·巴特》[R. B., 1971]等文），在文学领域长期被奉为圭臬，塑造出某种意义上的“幻觉人类学”，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二十一世纪，主要体现于法国小说家兼文论家福雷斯特（Philippe Forest）等人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探索中（Le Roman, le réel. Un roman est-il encore possible, 1999）。
最后是认知科学，特别是认知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的发展带来的影响。广义上说，最早从认知角度考察文学作品的研究是心理学家巴特利特（F. C. Bartlett）出版于1932年的著作《回忆》（Remembering）。狭义的认知科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大约始于1970年代中后期，今日已成为跨学科文学研究的重要途径。认知心理学主要通过实验考察文学阅读对被实验者行为的影响，实验表明，文本属性——被认为属于事实文本还是虚构文本——不会对实验者产生明显影响。从神经科学领域来说，1990年代初镜像神经元被发现，研究者通过磁共振成像等科学实验观察到，某个行动，无论它是被真实执行的、被察觉到的还是被想象的，所激活的都是同一些神经网络，且神经网络活跃的时间也等长。总的来说，认知科学关心人的叙事理解能力，但并不刻意区分事实叙事与虚构叙事，因为在认知科学家看来，无论从过程还是从影响看，这两类叙事在神经元层面引发的变化是一样的。这样的结论深刻影响了批评领域，在这一领域内，“认知科学的影响被看作对事实叙事与虚构叙事差异问题的摈弃，甚至令这一问题失效”（第一部分第四章）。
总之，二十世纪末出现的泛虚构理论用哲学家拉马克和奥尔森的话来总结是一种“最为极端的修辞学，反映了现代思想中的一种普遍倾向，根据后者，不存在‘真实的’世界，存在的一切都只是被建构的，真实是一种幻觉，而虚构无处不在”（Peter Lamarque, Stein Haugom Olsen, Truth, Fiction and Literature: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Clarendon Press, 1994, p.162）。
边界的捍卫及其意义
拉沃卡虽然自视为虚构理论研究者，但《事实与虚构》的出发点并不是要捍卫虚构，因为在她看来，尽管当代人对虚构越来越不信任，但虚构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无须我们去捍卫，而形形色色的泛虚构主义理论的盛行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虚构的生命力。“反过来，虚构的边界需要得到捍卫，因为五十年来，在被反复攻击之后，这些边界已被破坏。”（结论）
捍卫虚构的边界，即是坚持对虚构与事实进行区分。实际上，在呈现泛虚构主义观点时，拉沃卡已同时指出了其本身的矛盾，因为这些理论本身都暗含了一种二元思想。从storytelling理论来看，尽管这类理论确实有抹除事实与虚构边界的倾向，但不少storytelling理论家其实并非对所有跨越现象一视同仁，往往在最后关头区分出具有欺骗性的虚构与审美虚构——也就是狭义的虚构，用拉沃卡的话来说，“狭义的虚构始终是大部分有关storytelling的论著的隐含范本”。所谓狭义的虚构，即认为“虚构是一种由想象力创造的文化产物，不受由对经验世界的指称所确立的真值条件性（vériconditionnalité）限制”（第一部分第一章）。对欺骗性虚构与审美虚构、想象世界与经验世界的区分无疑需要以坚实的真伪判断为前提。
从历史书写角度看，无论新历史主义如何强调历史的虚构化，历史学家的出发点始终是对真实的追求。历史学家在工作条件受限的情况下，经常要靠想象力填补空白，但在面对例如大屠杀、大灾难等极端问题时，他们的伦理观念与职业道德往往会阻止其采取虚构方法，尤其当此种方法可能导致历史被歪曲时。从接受者角度来说，对历史文献的阅读必然会考虑“著作的书名、作者的身份、副文本等形成的语用学背景”（第一部分第二章），也就是说，“阅读历史叙事时占主导地位的阅读契约意图让我们相信存在一个权威的声音，并且对其予以信任，除非存在相反的指示（例如我们被告知这位历史学家不太可信等）”（第一部分第二章）。历史是一个求真的学科，在这个学科内，刻意抹除事实与虚构的界限往往意味着某种政治或意识形态诉求。
从认知科学角度说，近些年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的发展非但没有抹杀事实与虚构的区别，反而坐实了区别主义假设。认知科学借助问卷调查、测试或磁共振成像等实验方式揭示，“我们拥有一种认知结构，能够辨别真实与想象，在涉及记忆进程时尤其如此”（第一部分第四章），也就是说，大脑对事实与虚构的理解会“动用的不同记忆类型……不同记忆类型会引发特殊的神经元反应，证实它们逻辑属性的差异”（第二部分第五章）。具体而言，事实与虚构刺激的是大脑的不同区域，事实更多刺激大脑皮质中线结构，尤其是腹内侧前额叶皮层，虚构刺激的主要是外侧前额叶皮层和前扣带回皮层。大脑不同区域与不同记忆类型相关，事实激活的是与自身相关的记忆，引发个体做出反应，而虚构激活的是语义记忆，这一区域反过来会控制并降低情绪波动（Sperduti, Marco et al., “The paradox of fiction: Emotional response toward fiction and the modulatory role of self-relevance”, Acta Psychologica, 2016[165], p.54）。如果大脑判断作品为虚构，那么对这一作品的接受一方面会导致认知及感知脱节，使得道德评判与共情反应变得松垮，促使我们对虚构人物持更为宽容的态度，另一方面还会阻止我们采取行动，不至于像堂吉诃德那样，冲上木偶剧舞台去解救“公主”。实际上，对一些学者来说，“区分不同类型以及控制它们之间的混淆的能力正是精神健康的一个标志”（Olivier Caïra, Définir la fiction, Éditions de l’EHESS, 2011, p. 76）。
在二元论很容易被诟病的时代，为什么拉沃卡不仅坚持区分事实与虚构，而且还用数百页的篇幅谈论它？实际上，《事实与虚构》虽多次指出对事实与虚构的边界的坚持具有“在认知、观念及政治上的必要性”，或者说“对其边界的定义具有社会与政治上的重要意义”（引言），但没有系统论证边界混淆的危害。不过我们在其他场合看到了拉沃卡捍卫边界的理由。在2017年一场特殊的模拟法庭中（Le procès de la fiction），以拉沃卡为代表的学者作为“原告方”，向混淆边界的做法提出了“控诉”，陈述了其五大“罪状”：如果不区分事实与虚构，在所谓的“后真相时代”特别容易导致虚假新闻的泛滥；不区分历史与虚构就是否认历史学家的伦理，否认其肩负揭示历史与过往真相的责任；模糊边界有时会对他人造成伤害，特别是在以真人为原型的虚构作品中；模糊边界会导致我们无法体验虚构及其与边界的游戏带来的乐趣；模糊边界会导致认知与科学错误。
鉴于上述种种理由，事实与虚构的边界不可混淆的观点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支持，舍费尔甚至认为，“让我们暂且假设人类‘决定’不再区分真假，或者说科技进步有一天会促使我们混同真实与想象……假如这样的事真的发生了，那么结果不是导致产生一个完全异化的社会，结果会更为简单，那就是导致我们这个具有扩张性的种族的快速灭绝”（Jean-Marie Schaeffer, Pourquoi la fiction? Seuil, 1999, p. 9）。
虚构的本质
捍卫事实与虚构的边界从另一个角度说，意味着对事实与虚构的不同属性有预先的判断。实际上，界定虚构的本质属性正是《事实与虚构》第三部分试图展开的一项工作。拉沃卡对虚构本质的思考并非始于《事实与虚构》。早在2004年，她已撰写《虚构与悖论：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可能世界》（Fictions et paradoxes : les nouveaux mondes possibles à la Renaissance）一文，主要借助桑纳扎尔（Sannazar）的《阿卡迪亚》（Arcadia）、莫尔的《乌托邦》和无名氏的《小癞子》（La Vida de Lazarillo de Tormes）这三部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反驳了汉伯格、科恩、热奈特、舍费尔和部分可能世界理论家提出的虚构理论，对虚构作了重新界定。汉伯格在出版于1957年的名作《文学的逻辑》（Die Logik der Dichtung）中，将第一人称叙事排除在虚构之外，但拉沃卡指出自己分析的三个文本均为第一人称叙事。这一观察相当于也反驳了科恩的定义。在《虚构的特性》中，科恩将虚构界定为“非指称性文学叙事”（Dorrit Cohn, The Distinction of Ficti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2），也就是说虚构对科恩来说与外部世界无涉，是一种“自我指涉”的想象性作品。在随后的分析中，她进一步将虚构叙事模式归结为一种双层结构（故事/话语）模式，强调了叙述声音与作者声音的分离。科恩意义上的虚构叙事明显属于热奈特所说的异故事叙事，而拉沃卡研究的几部作品既然都是第一人称叙事，因而都属于同故事叙事，且叙事性明显较弱。从更普遍的角度说，文学类型之间的交叉渗透程度日益加深，仅从语言形式来判断作品属于虚构还是纪实变得愈加困难。
热奈特在逻辑学与语用学影响下，认为虚构判断既非真也非假，虚构与真实世界无涉，“进入虚构，就是走出语言使用的普通场域，后者的标志是对真实或劝说效果的顾虑”（Gérard Genette, Fiction et diction, Seuil, 1991, p.99），但拉沃卡指出在自己研究的这几部小说里，指称具有不同属性，有些指称指向虚构世界，有些指称明显指涉真实世界，不符合热奈特所说的虚构的“不及物性”。借鉴逻辑学发展起来的可能世界理论主张虚构世界遵循矛盾律，具有连贯统一性。然而拉沃卡分析的三个文本呈现的世界充满矛盾与悖论，不符合可能世界理论的界定。1990年代以来，虚构的语用学定义开始占上风，通过虚构引发的效应或接受方的态度来界定虚构，如沃尔顿（Kendall Walton）提出的“扮假作真”（2013）效应（Mimesis as Make-Believe: On the Foundations of the Representational Arts, 1990），舍费尔提出的“沉浸”效应与“共享的趣味假扮”态度（Pourquoi la fiction?）。拉沃卡指出，虚构不一定只是游戏，也可以是很严肃的行为，把柯勒律治所说的“怀疑的自愿终止”当作进入虚构的态度，主要是依据十九世纪小说提出的，而文艺复兴时期的诗学理论家从未让文学话语免除言说真实的责任。由此，拉沃卡在批评现有几种较具代表性的虚构观的同时，借助对上述三部作品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虚构观，肯定悖论，尤其是与第一人称单数形式结合使用的悖论，可以被视作十六世纪虚构的主要标志之一。
从上述结论看，十二年后出版的《事实与虚构》是拉沃卡前期研究的延续。在这部著作中，拉沃卡重申了以汉伯格、科恩等人的理论为代表的内部视角，以及以沃尔顿、舍费尔等人为代表的语用学视角的局限性。不同的是，如果说2004年的文章仅指出悖论之于确定虚构本质的重要性，2016年的著作则围绕悖论及其他几个“虚构的主要标志”，对虚构本质进行了深入探讨。尽管拉沃卡曾批评借鉴形式主义与逻辑学展开的虚构本体论探索，她本人的虚构研究仍借助了逻辑学与可能世界理论，只不过，与哲学逻辑学中的可能世界理论不同的是，她强调了虚构的本体异质性，并将其视作最能将虚构与事实区别开来的根本属性。所谓本体异质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虚构存在的种属多样性，也即属性完全不同的存在，比如人、神、妖等等可以大量共存于虚构世界。从这一角度说，除了宣布与事实完全相符的作品，其他作品都可以算是虚构，只是虚构程度有所不同。其次是虚构生物的存在方式多样性，也就是说，根据其是否在真实世界具备对应体，虚构生物具有不同的存在方式。比如在历史小说中，一些人物曾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他们的言行举止就要符合史实，另一些人物则完全是作者想象力的产物，他们的行动就具备了更多的自由。种属多样性与存在方式多样性这两个特征不可能出现于真实世界或纯纪实作品中，它们彼此关联，构成了虚构的本质属性。
这种本体异质性或者说多元性在拉沃卡看来正是“虚构世界最主要的吸引力”（结论），因为它向受众提供了现实生活或事实文本所无法提供的体验，呈现了不可能的可能世界。《事实与虚构》在第三部分探讨了不可能的可能世界的几种可能性，包括悖论、虚构中的虚构世界与转叙现象。上文已提到，拉沃卡早已指出悖论是虚构的主要标志之一。在《事实与虚构》中，她再次肯定，“虚构对悖论保持非常开放的态度。不可能性与虚构性甚至是不可分割的”（第三部分第二章）。她进而在瑞安（Marie-Laure Ryan, « Paradoxes temporels dans le récit », A contrario, vol. 1, n° 13, 2010, p. 19-36）和卡伊拉（Olivier Caïra, Définir la fiction. Du roman au jeu d’échecs, Paris, Éditions de l’EHESS, 2011）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三个层次的悖论：“第一个层次是虚构本身的悖论，也即赋予非存在以存在。这一层次决定了第二层次的悖论，我们可以称之为‘结构性’悖论，因为它们影响了虚构世界的呈现形式与模式（说谎者悖论和集合论悖论）。最后，第三个层次涉及虚构呈现的悖论主题。”（第三部分第二章）举例来说，第一层次的悖论是虚构不仅允许谈论“方形圆圈”之类的事物，还允许它们在虚构世界真实存在，第二层次的悖论体现于不可能的叙述者、被梦见的做梦者等结构，第三层次的悖论包括时间旅行的主题。
第二种不可能的可能世界是虚构中的虚构。与现实世界不同的是，虚构作品可以包含本质不同的次级世界（虚构国），例如《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奇境”、《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的“世界尽头”、《1Q84》中1Q84的世界、《镜花缘》主人公游历的各个奇特的王国，等等。这些次级世界因与虚构中的现实世界存在本体差异，起初往往使不小心进入这些世界的“正常”人产生不适，这种不适感进而引发“穿越”者对现实世界本身展开反思，因此虚构中的虚构国往往具有讽刺与批评功能。在某一类虚构中，虚构国由来自其他文学作品的人物、场景构成（小说国），此时对虚构中之虚构国的描绘、对虚构国与现实世界关系的谈论实际上也成为对虚构本身的一种思考，虚构成为一种“元”虚构，体现出其反思功能。
第三种不可能的可能世界由转叙（métalepse，该词也被译为“转喻”）造成。作为一种修辞格，转叙在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即已出现，1972年，热奈特在《辞格III》中将其作为一种叙事手法提出，指的是“从一个叙述层到另一个叙述层的过渡”（[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63页）。近年来，随着元叙事概念在文学批评领域的流行，转叙概念也在批评话语中获得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拉沃卡的转叙研究深受热奈特（Figures III, 1972 ; Métalepse. De la figure à la fiction, 2004）与麦克黑尔（Brian McHale, Postmodernist Fiction, 1987）启发，但认为前者的转叙概念过于宽泛，后者的过于狭窄。在她看来，转叙应被界定为虚构人物对本质不同的世界的真实跨越。这就将热奈特归于“转叙”名下的很多现象排除在研究之外，例如狄德罗、斯特恩等作家笔下人物对故事外读者的呼吁，《一千零一夜》中人物讲述故事的行为，观众将演员等同于戏剧人物，等等。因为这些现象虽突显了不同的叙述层次，但并没有构建出一个本质不同的新的可能世界，或者没有实现可能世界之间的跨越，狄德罗的读者不可能进入小说中，山鲁佐德也没有进入到她所讲的故事里。相反，热奈特与麦克黑尔举的另一些例子，比如科塔萨尔的《花园余影》、皮兰德娄的《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罗布-格里耶的《幽会的房子》等，在拉沃卡看来采取了真正意义上的转叙手法。拉沃卡之所以如此重视转叙，不仅因为转叙明显证实了她的虚构定义，还因为这一概念与虚构边界之间的密切关系：“人们对虚构边界的兴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个事实，即‘转叙’一词在批评语汇中的出现。”（第三部分第四章）或者反过来说，作品中转叙主题与手法的增加，得益于人们对边界的兴趣以及跨越边界的欲望，在现实世界无法实现的跨越在虚构中得到实现。
在围绕本体异质性对虚构本质进行探讨时，拉沃卡回到了本体论，并认为本体论视角“最好地契合了我们所置身的历史时刻”，因为自1980年代开始，伴随飞速发展的虚构研究的，是对人物的某种兴趣，包括对其生存模式的兴趣，对其不完整属性的兴趣，对其栖居几个世界——包括我们自己的世界——的倾向的兴趣。三十多年来，莱布尼茨不可避免地成为思想教父（无论别人会就过时的神学视角说些什么），虚构概念与世界概念的结合已成不言自明的事实，逻辑与文学研究彼此交叉（即使很有限），指称概念的有效性在语言转向大背景下得到讨论，这一切都令虚构研究扎根于某种本体论视角中。（第三部分引言）
从本体论角度将虚构定义为由悖论、虚构中的虚构、转叙等构成的杂糅事物，拉沃卡强调的是本体异质性引发的强烈阐释欲望。悖论与不可能性往往在虚构读者或观众身上引发不适感，迫使他们启动自身的认知与阐释机制，去“抚平、纠正或忽略阻碍产生虚构沉浸的矛盾”（结论），创造符合逻辑的世界。拉沃卡将此称为“修复能力”，她认为这种能力只有本体杂糅、多元的虚构才能激发，而现实无论多么复杂，均因本身的本体同质性而无法做到这一点。虚构因而具备了一种独特的人类学价值，正如拉沃卡所言：“可能虚构本质上的慷慨是对我们自身有限性的一种补偿。”（结论）
在六百多页的篇幅里，拉沃卡批判了西方盛行的“泛虚构主义”，界定了虚构的本质，从形式与用途两个角度出发，捍卫了事实与虚构的区别。《事实与虚构》涉及诸多与虚构相关的理论探讨与批评实践，可以说是对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虚构研究的总结。与瑞安、舍费尔、卡伊拉等虚构研究者一样，拉沃卡的例子也没有局限于文学作品，而是从文学拓展至其他领域，从书籍拓展至其他媒介，包括电影、电视剧、漫画、电子游戏，甚至辟专章探讨了虚拟现实与虚构的关系，这有助于深入对虚构本质及其与事实的边界的认识。在从方方面面探讨虚构的同时，拉沃卡提到了“虚构理论转向”，指出自己“选取的理论都产生自虚构理论转向之后”（引言），并将这一转向的时间限定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以艾柯（Umberto Eco, Lector in fabula : la cooperazione interpretativa nei testi narrative, 1979）、帕维尔（Thomas Pave, Fictional Worlds, 1986）、沃尔顿（1990）、瑞安（Possible Worl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Narrative Theory, 1991）、热奈特（Fiction et diction, 1991）、多勒泽尔（Lubomír Doležel, Heterocosmica: Fiction and Possible Worlds, 1998）、科恩（1999）、舍费尔（1999）等人的理论为代表：“正是借助这些在1986至1999年间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一个学派得以形成，促使我们能够谈论一种断裂，或者用一个已被用滥的术语来说，是一种‘范式转型’。”（引言）因此，《事实与虚构》不仅是对虚构本质的再界定，对事实与虚构边界的捍卫，也表明了作者意图构建一门新学科的主张，以虚构为研究对象，向来自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开放。由此观之，我们不难理解作者为什么要捍卫事实与虚构的边界：拥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无疑是学科确立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