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能否为我们提供一条理解台湾的新路径？」
特约撰稿人 许恩恩
“满铁铁路即重要交通干线，其中驰骋于上的是有名的亚细亚号（Stream-LineAsia-Go），此车有豪华座位，并附餐车，时速高达一百二十公里，是宽轨的快车，坐上此车，洪在明有如下的感叹：‘车头雄壮的样子，令我这个年轻人眼中发亮；铁道两侧一百公里似是无人的真空状态，正在进行的快车如以一百二十公里速度驰骋的勇士，真是一幅美丽的图画！狭窄的台湾到处都呼吸困难，到了满洲眼见天下之广，感觉元气百倍！’满洲宽阔的感觉，与台湾窄轨火车及车厢两旁景物不相同的情况大异其趣。”——《离散与回归：在满洲的台湾人，1905-1948》
在历时三十年采访、书写而成的《离散与回归：在满洲的台湾人，1905-1948》出版后，史学家许雪姬终于完成研究夙愿，在去年底退休，卸下台湾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兼所长一职。
“这里就是我们解读日记的场所，每一个礼拜一下午两点到四点半。”
许雪姬用手指划著会议室周围的桌椅。最早，他们都被归类为“史料派”的，从文字档案去把历史做出来。历史学家愿意在一时一地钻研，并相信这样严谨的对待资料，其价值能够超越一时一地。不过，真正让许雪姬拓展视野的，不是史料，而是口述历史。
她是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的创所成员，生于澎湖，长于台南，在台大取得博士学位，曾任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员兼档案馆馆主任，除《离散与回归》外，还留下诸多重要的台湾近代史研究，如《清代台湾的绿营》、《龙井林家的历史》、《洋务运动与建省：满大人最后的二十年》、《清代台湾的官僚体系：北京的辫子》等。其研究领域包含清代制度史、家族史与日记研究、二二八与白色恐怖研究，以及台湾人的海外活动等。
跟随日本人去满洲国的台湾人，为何不能简单理解为“汉奸”？翻开二二八事件的官方史料，满目皆是“匪”字，历史中活生生的“人”去了哪里？透过毕生整理的口述历史，她尝试回答这些问题，也以等身的著作持续叩问：历史能否为我们提供一条理解台湾的新路径？
从档案到田野：从蹲点开始的“台湾史”“在我的生涯中，基本上是没有修过任何台湾史的课。”
从事台湾史研究四十年，担任四任（一任三年）中研院台史所所长的许雪姬。只有大学时在李云汉老师的课堂上，提问当时仍是禁忌的二二八事件，其后在硕士班受到老师方豪的指点，才开始做台湾史。
“我们老师（方豪）是浙江人，也去过四川，他到四川就研究四川的历史。他告诉我一个原则，我觉得这是他最正确的一种想法：‘人到哪里，就应该研究那个地方。’那他一讲，我就说，好，那我要做什么？我们就彻底一点，从故乡开始做。”
许雪姬的故乡是澎湖，但她在环绕著古迹的台南长大，对澎湖并不熟悉，如何开始做澎湖的研究？“趁著那个机会，自己就去澎湖做田野。那时候我家还有亲戚家可以借住，我就自己在那边做。”不过，她说，“那时候的历史其实从来不做田调的。”
“我要先声明，田调是以后的事，是受到人类学的影响，我们才开始做田调。”
博士论文做清代的军事制度史，许雪姬回想当时的状况，她曾被同侪奚落说是女性未服兵役、没上过战场，怎能做军事研究？“难道研究舞女，也要当舞女才能做研究吗？想起来还是很生气。”
她却也因此尝到属于少数人能够品尝的深度滋味。许雪姬比喻“制度史”，就像是“人家吃排骨，你吃肉骨头，很难消化。但是你吃出那个髓的时候，你就会有比吃排骨好吃的滋味。”她同时也明白，正因为军事制度史相当艰涩，很少人愿意挑战；这就反而成为她的机会。
当然，过程并不容易。当年她向故宫博物院申请调阅资料，每一份都要经过院方的筛选批准之后才能放行，她就每天在故宫博物院看档案。若想携出资料，要价不菲，只好一份份抄写出来。“那时候印很贵，那时候的钱，A3的大概一张都五块钱，A4的话大概三块钱。那你当个学生，奖学金那个时候也不够用，所以都是用手抄的，我现在都还留著那些卡片。”
毕业后，许雪姬加入了由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的张光直院士在中研院所开创的“台湾史田野研究计划”。时任建筑师的杨仁江向许雪姬说台中龙井林家值得研究，无论是从建筑或历史的观点都会有所斩获。因此，她便在台中蹲点，“建筑师他专门摄影，他每天都在看说，太阳在这里，然后那个太阳照进林家漂亮的门的时候，是几点钟的太阳最好，他要来拍照。”
当时，他们还不知道龙井林家曾经在台湾清治时期最大的民变“戴潮春事件”中支持戴潮春阵营，后来又加入政府军而反攻戴军，往后，还随著雾峰林文察赴闽浙“讨贼、剿太平军”等等情事。许雪姬只是在台中租了房子，每天出门探寻可能的研究切角与史料踪迹。自承当时对访谈及田野方法并不熟悉，竟是在杨仁江拍照的机缘中才挖掘到家族里的关键史料。“刚好遇到他们家的人要来把一些古文书拿回家，建筑师就去说‘我们正在研究，要不要借给我们去研究？’他们就说好。”她忆起当时到了现场，发现林家的人已经把一团一团的契约包都打开了，珍贵的上手契已经散乱得“一塌糊涂”。
“我为了这样花了一个多月，每天都在那边拼上手契，把它拼出来。”
直到做完这个计划，她感受到：“台湾史（的研究）才刚开始。”计划完成后，她受到中研院院方所投注的资源，最终参与了中研院台史所的创立。
2022年2月23日，台北二二八纪念馆。
口述历史的必要：二二八事件，拼凑真相的起点许
雪姬回顾过往，口述历史方法“用最多”的起点，其实是二二八事件的研究，这又其实是出于史料缺乏及偏误的状态下所不得不然的结果。1991年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成立，跨领域的研究成员被赋予研究的任务。那是一个官方资料还未被清查，还未公诸于世的状态下，所进行的艰困计划。
那年，中研院台史所还尚未成立。受聘于近代史研究所，且专长在台湾史的许雪姬，成为计划的一员；这个计划工作小组，是自发性地决定要用口述的方式，去“补”这段历史。
“我们就发现政府给的资料又慢，所有人都是‘匪’、‘叛徒’、‘奸’，这叫我们怎么样写出那样的报告来？所以，我们不得不要从口述史下手。”
“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受难者本身的声音，全部听到是统治者对他们的指控，完全没有听到这些受难者是经过多哀怨的过程。”
距今，二二八事件已是七十七年前的历史，而距离当时工作小组的起点则是三十多年笼罩于威权统治的时间，多数的历史真相仍长期被国民党政权压抑，不得谈论。在这样的状况下，口述史成为拼凑真相的重要起点，起步迈向往后政策制定的基础，“这个报告就是政府要对这些受难者有一些补偿或赔偿，至少要有个根据，不能没有研究就随便补。比如说我是受难者，怎么证明？你知道资料在哪里，必须要先做研究工作。我们就是做那个工作，那工作非常的紧，只有11个月的时间，那前6个月的时间，都是在做口述史。”
计划研究期间至少访问了三百多个人，动用了各自的人脉，寻找在地社群，想尽办法找出有二二八事件经验的人。“我就请他们帮忙，一个牧师，长老都下来帮忙的。就是从这种人脉。如果去嘉义，就去找我的同事嘉义人，我就住在他姐姐提供别墅。那如果像高雄，因为我学妹住在高雄，我就带了两助理，住在她家，她开车。这个简直就很像，那种人类学，在进入一个田野的蹲点。”
小组人力吃紧，许雪姬被分配到好几个南部县市，“像屏东虽然不是大案，可是就是有人（卷入二二八事件），然后都是日治时期的地址，那怎么做？还好，那时候的县长苏贞昌，那家伙很厉害，我就跟他求援。他就请他们户政的，把那个地址换成现在的。然后去把那些人都联络好了。然后派车，带我们下去，用很强的资源在协助。”
做政治受难者的口述史并不容易。她对政治受难者的口述访谈总怀有复杂的心情，因为如果研究者多一点引导，便有机会触发受访者回忆起过去的具体细节，进而获取研究洞见；不过对受访者而言“好不容易心情平静下来，那我们就这时候扰动他们，会有什么结果？”结果研究者带入了情感，她说有时自己想起也会落泪。
对许雪姬来说，历史研究，是看见人的故事，在这基础上，才能够挖掘真相，而不是受到政治立场的左右。在1991年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成立以前，相关的研究并非没有人做过，“只是我们这一次稍微彻底一点”。
晚近有人批评1991年所启动的这份研究，理由是研究团队缺乏对执政者的批判。许雪姬强调，在陈水扁担任总统、台湾实现第一次政党轮替之前，官方资料未经过清查；在那之前与之后，所能够掌握的资料是完全不同的，无法简单的并置与评价。
“我们都没有看到，我们一张纸也没看到，我们怎么可能去写？现在的批评我们的，从来不知道那时候，我们看不见这些东西（后来清查且公开的史料）。”历史无法自外于政治情势的发展变化，史料的揭露程度受到政党意识形态影响，研究者只能在范围内尽力开拓。
满洲的台湾人：从“离散”的视野看台湾
利用大量的口述历史参以档案资料，尽量描绘曾在满洲的台人事迹，由离散回归再离散来看大时代的背景下，个人如何因应由二战前到二战后，不只描写其静态的工作，而在于其如何去到满洲又回到台湾，部分人又做第二次离散，而这群有满洲经验者，经由学缘、地缘、血缘而互相认识，回到台湾的挑战，再度离散的经过。留在东北的台湾人又如何挺过政治的播弄，再度与台湾恢复联系。
——《离散与回归：在满洲的台湾人》
人与人的对话之中，常能够得到非意图的答案，进而为许多题目打开一条路。因为口述方法所得到的启发与洞见，许雪姬的脑子里常常同时有好几个题目。“这个触礁了就先换别的做一做，然后等一等，也不急啊，反正历史的事……”直到访问的当时，她还想著未来要做的题目。
当然，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考量。对许雪姬来说，这些“爹不疼娘不爱”的一群人，他们的后代许多年事已高，再不做就来不及了。《离散与回归：在满洲的台湾人》的书末写道：
“⋯⋯发生在个人、家族的小故事，汇成的这本书，让有满洲经验者的后代能够透过这本书，重新了解他们的先人这一段十分特别的经历⋯只在意是否能及时补完这一不久、不远，其实是很久、很远的历史，看似不重要，其实是很重要的一段历史。写完这本书，心中百感交集，自30年前开始，作者对有满洲经验的前辈访问时，许下了写书的承诺，如今前辈们大半已归道山才写完，虽然迟来，毕竟完成了，仍请前辈谅解。”
如何捕捉这些当时为了开拓一线生机，而跑去东北、战后变得“爹不疼娘不爱”的台湾人？许雪姬选择以“离散”概念来贯穿这群人。
她在书中引用了学者Cohen对辅助型离散（auxiliary diaspora）的内涵来描绘当时的状态，指出离散并非全然是负面的意涵，而是广泛涵盖殖民性或自愿性的迁徙，甚至随著殖民者到了离散之地后，有其杰出表现的正面意涵。
许雪姬认为这群台湾人的故事，能够回头丰富理论的血肉，也能将重点转移到人的生命经验之中，而非停留在历史的国族政治立场。
在《离散与回归：在满洲的台湾人》的概论中，她说明：“在研究这个主题，最令人困扰的莫如立场问题，是要谴责被殖民者在日本人势力下，为虎作伥，十足汉奸行径，还是要实事求是，客观地记述在台湾没有出路的被殖民者，如何努力在新天地发展的过程。
我个人选择的是后者，亦即与其用政治观点认为在满洲的台湾人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还不如认为他们是有勇气、有实力的台湾人，才能到风土与台湾截然有别的满洲去开创理想的人生。”
除了借由这个研究翻转“离散”的负面意涵之外，许雪姬也强调对于“再离散”的台湾人第二代的影响。当殖民者失败，随著殖民者迁移的被殖民者，或选择返乡，留在原地，甚至随殖民者回到殖民母国，这些经验都会对人们产生复杂的影响。对于未曾踏上“故土”的第二代，他们返“乡”后也会有跟第一代不同的感受。
“如果从小就出去，他们对台湾的想法就变得很复杂，因为他们跟父母亲不一样。如果说父母亲天天都给他念台湾，他可能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如果父母也是忙著经营他们自己的事业，没时间讲台湾，你忽然间说他是台湾之子，他也莫名其妙。”
为了找到具有满洲经验的台湾人二代，许雪姬跑到美国、加拿大做访问。“我访问过他们，他们说‘我妈妈天天跟我说，台湾的香蕉有多好吃，我回来一看，哪有那么好吃。’他们就这样子讲。”但是当他们说起东北，则会说“东北好大，火车好快”。那些人还有“乡愁”存在。
二代之中，有些人很快就决定要再次迁徙，“考托福、留学以后就把兄弟姊妹爸爸妈妈一家都带走了。时间拉长以后，后代的影响变成一个重要的课题，他们如何重新开始、如何认同自己父母的家乡，又怎么看待他们在满洲的故乡。”
对这些人来说，回归台湾，可能是再次的离散。
她说著说著，又介绍旅券的史料，记载著当时人们的移动轨迹；又介绍日记资料库，有哪些人的事迹值得探索，又如何能够对照及回应时代的样貌。历史是属地，也是属人的；从口述之中开拓的研究切角，则属于无所不在的故事。
历史中的“人”
退休后，许雪姬还想做“汉奸审判”的研究。她始终不想跟随主流对“汉奸”的历史评价。“历史都过去了，别用这些话去套在他们身上。”
“我觉得每一个人生来就有他的价值，是他在那个环境，他做这样的选择，我们不应该做任何的一个批评。”
她回忆起博士班毕业时是1984年，中研院还没有成立台湾史研究所，有前辈推荐许雪姬申请近代史研究所的职缺，说是院方已经有意要往台湾史的方向发展；然而，这个转向尚未明朗，本土关怀的氛围更非所上主流。
结果，人事聘任的审查过程被许雪姬形容成一场“震撼教育”：有审查者认为她写过王诗琅作品的评论“是对‘汉奸’的评论”。
其后好不容易通过审查，入职当日她又被传话“此后别再做台湾史。”
种种压力成为许雪姬的研究动力，她立志在五年内升等，才能免受到研究主题的干预及刁难；而她也的确做到了。许雪姬务实明白得要先在体制内爬升到高位，才有办法获得更大程度的学术自由。然而这样的症结，现在或许也仍存在于许多场域之中。
回顾这两个口述史缘分最深的研究著作，无论研究在满洲的台湾人，或者研究二二八的政治受难者，两个主题都曾经“无法被研究”，受到不同时空中的政治局势及国族思潮所限制了深入理解的可能。只是，许雪姬始终挂念其中的“人”。
“日本人写的满洲，不会写到台湾人。中国的更不会写到台湾人。那这些人怎么办？”
历史的概念，若要她以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属人，也属地。许雪姬说，虽然台湾常被称为一个“小岛”，台湾史反而是包山包海的。
“属人的历史就是台湾人，他到世界各地去产出的历史，也是台湾史的一部分，只要认为你是台湾人，你到海外去还是台湾人。所以他们（在满洲的台湾人）去海外，就像我这本书的概念，也是台湾史。第二个是属地，这个地方你曾经来过的，也都算。比如说日本人在台湾五十年，满洲人在台湾统治两百一十二年，中华民国来这边都一样，这些都是。我们是希望属人又属地，然后把它极大化。”
过去，在满洲的台湾人并非唯一受到忽视的离散群体。她在研究中也提到，日治时期的台湾史研究经常只把眼光放在本岛及附属岛屿，对于越境的海外活动著墨不多，例如当时也有移动至华中、华南、离台较远的华北、东北甚至欧美一带，都较少论及。
这些散落在各地的台湾人，经验各自不同，会基于认同而凝聚彼此吗？
许雪姬说，就是“血缘、地缘，什么缘，就那些缘自然结合，就会变成对故乡的一种依赖性。”她没忘记引用她所经手处理过的资料库，“你看台湾人的日记，他只要去海外，一定去找海外的台湾人，我们一看到他们的日记，就知道那些台湾人原来到那里去，那也不是必要要去的。但是他只是要有台湾人的感觉。”
“我想，这也是台湾人离散太久了，自然会产生一种这样尽量（互相帮忙），不管是外乡人或者说是我们互相（照看）的人，我们都要尽照顾的责任。”
退休后可以减少外务，但研究还不打算停歇。瓶身已经剥落了涂层的不锈钢水杯与著作，底下还有数本笔记。她将这整叠抱起，回到退休后的小研究室。七十岁，也许才正要在这道厚实的基础上，更加自由的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