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解构与想象:古代文化研究者，需要具备历史的“想象力”
学人：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了您的系列作品共四种，其中《尘几录》是2000年开始创作，而《赤壁之戟》则写于2016年。这十几年中，您自己的学术写作观念是否有所变化？
田晓菲：在人文学科领域，学术研究是积累型和扩张性的，随着阅读和研究的扩大和深化，可以扩大、深化、打通视域。但是对于学术写作，我的一贯主张是以对文本的广泛阅读和深度阅读为基础，这个想法没有改变过。
学人：您十分强调“语境”，避免简单化的解读，而是把文本还原到历史语境中，让它们活起来。但文学语境与历史语境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评价体系，您是如何做到两者之间的综合的？
田晓菲：在我看来，并不存在两种体系。现代人对“文学”的概念很狭窄，带有自身的历史局限性。文学产生于历史之中，历史又是用语言文字书写的，而语言文字是文学研究最根本的对象，所以二者是难解难分的。
学人：您的许多作品被视为“解构之作”，《烽火与流星》《赤壁之戟》《尘几录》中的驳论篇幅都很多。这些尝试消解了许多固有的印象和人为的建构，但同时也使得解读文本、“复原到历史语境”的可能性敞开了。您在序言中写道这“需要发挥一定的想象力”，如何理解这种“想象力”？
田晓菲：你关于解构说得很好：解构其实就是把人为的建构一点点拆除，看看这个建构过程是怎么来的，是逆向的还原过程。过去的时代，在物质、技术、信息传播、阅读、思想习惯等各种方面都完全不同于我们的现代生活。我所说的“想象力”是一种建立在知识和思考的基础上观想和理解历史的能力。它不是梦幻和空想，不是脱离文本证据的漫无边际的猜测。
学人：如果说解码历史是一道化学反应方程式，那么您所提的“想象力”就是催化/还原剂，而反应所需的原材料仍来源于文本和历史，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田晓菲：在看到“想象”这个词的时候，人们可能会立刻想到幻想小说的自由发挥创造，但这不是我的意思。就从最简单的层次上说吧，一个古代文化的研究者，如果不能“想象”没有电力的城市的夜晚是多么地黑，在没有现代通讯设备的时代得知发生在哪怕二十里外的战争的消息是多么困难和缓慢（特别是对于一介平民来说），在没有印刷的时代想得到一个作者的完整的文集是如何不容易、对很多人来说甚至几乎不可能，就无法真正理解所研究的对象。没有这样的历史“想象力”，就会往往以现代人之心之情、度古人之心之情，得出很多不符合历史情况的错误结论。
02 传统与当下:有些东西，是我希望在未来重新看到的
学人：您在《烽火与流星》的序言中提到，写作这本书的初衷可能仅是为了解读庾信的一首诗；您也提到过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并非基于自己的博士论文，而是选择暂时转移视线去积累和沉淀。那么您是在何种契机下选定这几部书的写作主题呢？
田晓菲：在写这几本书的时候，学术写作的“主题”往往都是个人研究兴趣、阅读和研究生教学这些种种不同的方面和因素互动的结果。
学人：作为一个在北方长大的人，您为何会对南朝文学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田晓菲：在我的情况里，出生成长的地理环境与我的研究与阅读兴趣没有什么关系。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开始对六朝的文化、文学与社会感兴趣，因为在其中看到一些和宋元明清一路下来直到现代的文化传统十分不同的东西，这种异质非常吸引我。
学人：能详细谈谈这种“异质”以及它何以吸引您吗？
田晓菲：从六朝到唐代，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还没有遭遇“道学”的文化环境，没有对“纯粹”、“诚”、“内外之别”焦虑到痴迷的程度，开放、自信、多元、混杂，有一种狂诞的幽默感，能够看到和表现人生与世界之荒诞奇异、不合常理的一面而并不充满判断，没有那么多的畏缩、矛盾、偏执、小气，对生命与感官之美既有深刻的感受而又清醒地认知其短暂与虚幻、却又不悲观绝望。历史不会重复，我们必须向前看，但这里有些东西，是我希望在未来重新看到的。
学人：您的作品视角非常开阔，从古典文学到文献学、历史学，也涉及当下的流行文化研究，最初您是如何想到将这一点纳入您的研究范围的？平时是否会主动关注网络上的讨论以及近年来同人领域出现的新变化？
田晓菲：我们既然生活在当下，那么关心当下的文化潮流是很自然的事，不是吗？我所做的，其实只是不把我的生活分割成碎片而已。思考，研究，教学，阅读，都是生命的一部分，是连贯一气的。
我对网络的关注有二：一，是抽象的，知性的，也就是对网络作为新媒体如何作用于文化和社会的转变的关怀；二，是和我在某个时期的具体研究兴趣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我研究网络诗歌，所以会对网上的诗歌社群比较留意，我对“三国”的研究则导致我对网上三国同人作品的注意。
学人：许多年轻的“三国同人女”们都读过您研究三国同人文的论文。请问您做研究的时会参与社群互动吗，还是以旁观者身份潜水？
田晓菲：我从来都是“潜水”，没有互动过也不曾融入过。我觉得我所扮演的角色基本上好像是民族志学者在做田野调查，而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民族志学者与研究对象进行互动的话，就会改变所研究的对象，那是我希望避免的情况。
学人：近年来，三国同人圈的不少作者也在开始在史料考据上下工夫。在您看来，女性向同人文对历史的改写是否属于“想象力”发挥作用的范畴呢？您如何理解这种改写？
田晓菲：我在《赤壁之戟》里曾谈到演义和正史的关系。演义的存在，使得正史好像是“过去的完全与真实的呈现”，但实际上正史和演义在某种层面和某种意义上讲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都是对历史的再现，而没有一种再现是“完全”的、“客观”的、绝对“真实”和“透明”的。就连生活在三国时代的人物，也不能经历他们自己的时代的“全部真实”。
任何一部好的历史小说和历史电影都往往要对史料做出深度研究。一个好的历史小说作者就和好的古代学者一样，都应该有想象“生活在过去的时代究竟怎样”的能力，但是，因为他们的目的不同，他们的创造方法、过程和最终的产品也自然有相应的不同。
03 海内与海外:不要去操心怎么应用理论，要先学会阅读
学人：您一直反对将海外汉学与国内研究做整齐的划分。然而，海外汉学与国内学界的视角似乎一直有明显的差异存在，您如何看待这种批评传统上的差异？
田晓菲：我确实不赞成这种把差异归结为内外的做法。至少在我的研究领域，我并不觉得海内外有什么差异，或者换句话说，视角的差异在我看来是学者个人的差异，和海内外没有必然关系。
学人：您在论证过程中多次用到西方现代批评理论来进行“解构”，例如您用到“文化资本”理论来分析南北朝时期的“文化贵族”，用“文化他者”“文化身份”来分析南北文化的建构。如何看待这些西方理论与中国中古时期真实历史语境的适配性呢？
田晓菲：很多年来，很多学生都曾问我到底怎么才能“把西方理论应用到中国古典文学上。”我的回答永远都是：不要去操心怎么应用理论，要先学会阅读。如前所说，我的一切写作都来自对文本的广泛的和深度的阅读，来自从这些阅读生发出来的疑问与思考。我并不认为我在“应用”理论，无论是哪里的理论。我从没有想到文化他者、文化身份、文化资本这些词语属于什么理论，或者它们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
我想知道的是，好像查户口一样地追究一些词语的“籍贯和民族”，对我们思考世界和思考文本，有什么意义和实际帮助吗？如果只有所谓的本土概念才可以“应用”，那么中文的很多词语，包括“世界”和“文化”，都必须排除在外。在我看来，不值得花时间精力去操心这些问题。而且，到底什么才是中国中古时期的“真实历史语境”呢？如果用中古人使用的词语来讲话，才是表示进入了中国中古的“真实语境”吗？那么，很遗憾，没有任何一个现代人可以进入那个语境，因为已经“时过境迁”了。
学人：您认为用西方理论诠释东方文化是否会存在“凝视”的问题？
田晓菲：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问题，也不应该是一个问题。诠释得是不是合理才是值得我们关心的。如果你担心“凝视”，那么要知道“凝视”是互相的，而且，没有人可以通过他人的眼睛凝视任何东西，只能通过自己的眼睛。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变迁的历史，就会知道“东方”文化或者“西方”文化都是混合杂交的结果，而且，除了“东方”、“西方”，这个世界还有其他方向。
04 心路与寄语:千万不要小看乐趣
学人：您在写作这四本书的时候分别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生活、工作节奏是否会有所差异？这是否会对您的创作有一定影响呢？
田晓菲：最大的影响来自行政工作。我曾两度出任哈佛东亚地域研究硕士生院的主任，每次出任都发生在这个硕士生院的体制和财政发生转型的时候，所以花费了大量时间心血。但这个硕士生院很重要，七十五年来，培养了大量在美国、欧洲、东亚等地学术界、政界、外交界、金融界、公共服务界等等各个领域的人才，我觉得能够为它作出贡献是很值得的，而且，这份经历是和做学问、教学等等完全不同的经历，丰富了我的人生体验。
学人：您的日常工作非常繁忙，除了教学、校务和学术性质的写作，是否还在坚持文学创作？教学、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三者在您生命中分别处于怎样的轻重地位？
田晓菲：这个，我不会用“坚持”这个词，这个词听起来很辛苦似的。我喜欢写诗，喜欢摄影。教学、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在我来说是连成一体的：都是创造力的涌流，也是一种个人享受。
学人：您对人文学科领域的后辈们有什么建议或寄语？
田晓菲：千万不要小看“乐趣”。人生所有的选择，都应该是出于爱，出于喜好，出于乐趣，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其他一切，都是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