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画家圈子
1877年6月29日是一个星期五，清朝驻英公使郭嵩焘在伦敦应邀出席一个社交茶会，席间遇到三位英国画家：
光绪三年五月十九日，得客勒斯摩里为娄尔斯邀茶会。其花园形式与阿尔该尔公略同，而玫瑰花之盛则尤巨观也。其右园地甚广，未能遍游。屋内铺张甚盛，花木尤繁，亦英国巨富也。所见类敦、谛萨、阿尔马答谛马三人，皆英国著名画师。（郭嵩焘日记，237页；按：本文使用清末使西日记的简称及版本情况如下：郭嵩焘日记=《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2008年修订版；曾纪泽日记=《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岳麓书社2008年修订版；张德彝《八述奇》，岳麓书社2016年）
类敦，是Leighton的音译，名字今天一般译为雷顿。雷顿（Frederic Leighton, 1830-1896）是英国人，年轻时在欧陆接受绘画训练，并畅游东西欧和近东多国，1860年定居伦敦，与拉斐尔前派的画家来往，加入王家美术学院（The Royal Academy of Arts，参见下文），在绘画和雕塑两条战线开展创作，声名日隆，作品为维多利亚女王喜爱，于1878年受封为爵士，同时当选为王家美术学院院长——地位相当于“国家美协主席”，直至他谢世，在任时间十八年，创下学院历史的纪录。郭嵩焘与他相遇之时，雷顿正处于事业即将登峰之际，名字列在首位，反映了当天在座画家中他的首席地位，郭嵩焘按照介绍相识的顺序记录，记实也。
雷顿虽然在维多利亚时代声望甚隆，有画家领袖的地位，身后却很快就被遗忘，评论界认为他画品俗艳，他的画如今已少有美术史家提及。
但是，他有一幅小画，后来被发掘出来，颇受重视：雷顿在游学德国期间，于1847年在法兰克福遇见过叔本华，那时，叔本华刚出版了《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第二版，心情颇佳，正在写作后来给他带来“德文文体大师”之名的《补缀集》（Parerga und Paralipomena, 1851）。哲学家不仅接见了年仅十七岁的英伦艺术少年，还应他之请，当写生模特，让年轻人画成一张碳精棒、色粉笔混合材料的速写。此画长期沉湮，不为人知，直到2008年在伦敦布卢姆斯伯里的一场拍卖会上才重见天日，随这幅画一起还有一封雷顿的书信，对画中表现的人物哲学家叔本华加以说明。画幅很小（11×8公分），却是在所有表现叔本华的画作中唯一的一幅全身作品（Paul Crowther & Miruna Cuzman, “A Rediscovered Contemporary Full-Length Sketch-Portrait of Schopenhauer by Frederic, Lord Leighton.” Schopenhauer Jahrbuch, Band 92, 2011, pp. 301-306）。
这幅画虽然谈不上是雷顿的代表性作品，话题也不完全在本文主题之内，不是郭嵩焘们当年所能知道的，但因属于雷顿事业范围，更因叔本华本身重要，姑且费点笔墨介绍。《叔本华立像》这幅小画无疑是一件稀世之宝、必传之作。
郭嵩焘提到的第二个画家谛萨，是Francis Bernard Dicksee（1853-1928）。他是英国人，今译迪克西，以创作古典戏剧化素材、神话主题的大画著称，同时他也是肖像名家，尤其以长于名媛写生享誉画坛。1870年迪克西进入王家美术学院学习，很快便崭露头角。1891年成为学院会员，1924年当选为主席，1925年获封爵士，1927年由国王乔治五世授予相当于金质奖章的王家维多利亚勋章。
第三位画家阿尔马答谛马，即Lawrence Alma-Tadema（1836-1912），今译阿尔玛-塔德玛，出生于荷兰，在比利时学习绘画，1870年渡英，出名很快，成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绘画的代表人物，1879年阿尔玛-塔德玛成为王家美术学院院士，1882年举办个人大展。1899年由爱德华五世封为爵士。他的作品以表现罗马世界的古典奢侈、颓靡主题著称，对表现当时殖民地的异国情调也倾注热情，画面色彩艳丽，富于光影层次。
距离此次邂逅三位英伦大画家时隔不到十天，1877年7月4日（星期三），郭嵩焘应邀往访英国贵族德文郡公爵，即第七代的威廉·卡文迪许（7th Duke of Devonshire, William Cavendish, 1808-1891）。这位大爵爷有多重社会身份，兼职不一而足，当时主要的正式身份是剑桥大学校长（任期自1861到1891年），至今仍然驰名国际的卡文迪许实验室便是当年由他捐资兴建的。卡文迪许固然是他本人的名字，但实验室的真正名主（name patron）却是物理学家、化学家、剑桥大学校友亨利·卡文迪许（Henry Cavendish, 1731-1810），为了纪念他的业绩而用他的名字命名新建的实验室。不过，科学家亨利·卡文迪许的确也是校长卡文迪许的远亲，校长做事也是举贤不避亲的。
宾主攀谈之间，郭嵩焘听到德文郡公爵家有一件祖传油画失窃的轶事：
光绪三年五月廿四日，赴得温尺尔公茶会……得温尺尔公远祖母，百余年前美名为英国第一，有老画师格甫斯白拉为之写真，一时称为绝笔。近为人用刀划取之以去，英国称为异事。（郭嵩焘日记，244页）
得温尺尔公，就是第七代德文郡公爵，走向世界丛书的整理本边注认为是“温莎公爵”，非是，原因有二：得温尺尔Devonshire、温莎Windsor音韵不合，有一个音节之差de-，尤其不容忽视；事实上温莎公爵（Duke of Windsor）这一贵族头衔是1937年才开始封授的，在郭嵩焘使英的1870年代还不存在。
“老画师”格甫斯白拉，显然是十八世纪英国画家Thomas Gainsborough（1727-1788），也就是中文世界撰写的西方美术史中大名鼎鼎的庚斯博罗。
庚斯博罗所绘的德文郡公爵夫人，名乔治安娜（Georgiana）。“远祖母”，其实就是德文郡七世公爵的祖母辈，但不是亲祖母，因为德文郡五世公爵的儿子六世没有婚娶，无直系后代，所以爵位产业传递给了堂弟，德七公爵便是堂弟的儿子。因此之故，有这一字“远”，可见郭嵩焘的译员们收集处理信息相当准确。
德文郡公爵五世（William Cavendish, 5th Duke of Devonshire, 1748-1811）有过两房正妻，第一任是乔治安娜·斯本塞（Georgiana Spencer, 1757-1806）；第二任是伊丽莎白·福斯特（Elisabeth Foster, 1758-1824）。这两位夫人在伦敦的社交圈里是一个话题，在她们去世半个世纪后，远道而来的大清使者仍然有所耳闻，她们的画被盗、被卖都是引起纷纷议论的契机。
这件雅贼窃画的事，郭嵩焘在下一年的日记中再一次提及，因为这期间信息有所增加，郭嵩焘得知该画后来为一家画廊购得，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郭嵩焘有眼福，于1878年4月8日（星期一）受藏家邀请前往参观，得以亲睹真迹，也看到其他同时代英国名家的一些作品：
光绪四年三月初六日，阿纽画馆专邀看马。克拉克兰所绘《君主家庆图》，君主旁坐，其子四人、公主四人，并其婿若孙及诸子妇，凡二十二人，皆用白描，亦妙品。又阅其所新收得尔拿画大小数幅及林乐尔斯画一妇人，值三千磅，盖百年前物也。得尔拿相距不过三十年，而其画值绝贵，小幅方四五寸亦值二百磅，大者数千。或为石壁，着屋数区，前临日出，隔水有横桥；或为连屋山畔。大率最善烟水晚瘴〔嶂〕，尤佳妙处全在着色。又有格吉斯白拉画谛温摄尔公夫人一帧。夫人美艳绝世，闻其画笔尤神。去岁为人夜启窗扉，割其画以去。值一万一千磅。皆阿纽画馆所收得者也。（郭嵩焘日记，533页）
“看马”，疑是“看画”之讹。阿纽画馆，即Agnew’s Gallery，是一家主营老大师作品的伦敦画廊，Agnew是主人的姓氏。克拉克兰，不详。林乐尔斯，或许是John Linnell（1792-1882），“画一妇人”信息笼统，难于确定，俟更详考。得尔拿，就是英国大画家透纳William Turner（1775-1851），他的名气之大，超越时代，就在几年前以与伊莉莎白女王同版同票享受“上英镑”的待遇而在现代仍然“网红”。郭嵩焘谈到他的风景画“烟水晚嶂”，颇能道出透纳绘画在表现光、雾效果上的特点。
“格吉斯白拉画谛温摄尔公夫人一帧”，就是上文郭嵩焘所述的“近为人用刀划取之以去”的德文郡公爵“远祖母”的肖像，彼时已入藏阿纽画馆，过程相当曲折，兹不赘述。二十五年以后，驻英使馆翻译张德彝记录过一次伦敦书画拍卖中，庚斯博罗的名画（“甘斯柏绘戴万晒公夫人茀姒得之半身喜容”）再次成为话题，但那是第二任夫人（详见下文第四节“甘斯柏绘戴万晒公夫人茀姒得之半身喜容”），此为德爵的发妻乔治安娜。
郭嵩焘提供的庚斯博罗的两个译名，都有译音不准确的问题：格甫斯白拉，“格甫”与Gainsborough 的gain音节不合；格吉斯白拉，音节“吉”有同样的问题，但“吉”的字形启发我们想象它或许是“音”。查《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三卷，472页）此处正作“格音斯白拉”，据此可以订正后出的走向世界丛书本之误。张德彝的译名甘斯柏，去掉了最后一个音节以凑成汉语名字常见的三字格，整体的音韵还是接近原语的。
在社交活动中见到一些在伦敦的英国画家之外，郭嵩焘还受邀于1878年1月5日（星期六）前往王家画院参观：
光绪三年十二月初三日，罗亚尔那克得密阿甫阿尔得斯画会（设在百林登侯史），其参赞意登约往观画。凡油画张挂千余幅（约十余院），多世爵旧家借用，二三百年名迹为多。（郭嵩焘日记，420页）
罗亚尔那克得密阿甫阿尔得斯画会，即The Royal Academy of Arts“王家美术学院”；百林登侯史，The Burlington House“柏灵顿宫”。“画会”是1768年由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发起创立的一家协会性组织，旨在推动画家和建筑师的成长，并利用坐落于伦敦“上只角”皮卡迪利大街的大楼组织经常性的展览，既展陈难得一见的老大师名作，也适时地推出新人，在英国全盛期间曾是引领国际绘画新潮的中心。参赞意登，是王家美术学院的干事长（secretary）、档案馆馆长（chronicler）伊顿（Frederick A. Eaton，1838-1913）爵士，他本人并不画画，是一位学者型作家。
一年以后在1878年年底12月30日（星期一）那一天，伊顿（名字这次写作“义敦”）再次发出邀请，约郭嵩焘在西历新年开年再次参观王家美术学院：
光绪四年十二月初七日，罗亚尔画馆约新正四日往观画（实为十二月十二日），由其帮办义敦具简。（郭嵩焘日记，848页）
此时，郭嵩焘已经卸职公使之任，告别伦敦，抵达巴黎，向中外友人辞行，不日即往马赛登船回国。从伊顿的请柬仍然由伦敦转寄给郭嵩焘这一情节看，清使馆的行政颇为严谨。
在郭嵩焘接触英国王家美术学院十年后，伊顿依然还主持那里的日常工作。他举办过一次“老大师画展”。此事盛况空前，反响热烈，留下一幅大画“1888大展预展全家福”（Private View of the Old Masters Exhibition, Royal Academy, 1888），由擅长历史题材的画家布鲁克斯（Henry Jamyn Brooks, 1839-1925）绘制，画中表现了六十六个人物，其中就有本文提到的跟郭嵩焘有过数面之缘的雷顿（左起第三十五人）、阿尔玛-塔德玛（左起第十七人）、画廊主人阿纽（左起第五十四人），其他名流也指不胜屈，如：国际财阀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政客兼收藏家费迪南·罗斯柴尔德男爵（Baron Ferdinand James Anselm de Rothschild，左起第十二人）、银行家兼收藏家阿尔弗雷德·罗斯柴尔德男爵（Alfred de Rothschild，左起第三十六人），对美术异常有热忱的评论家罗斯金（John Ruskin，左起第四十六人）也在场。最右边的站立人物正是伊顿本人，居边而显眼。
在驻伦敦不满三年的时间里，郭嵩焘和他的使馆参赞、随员曾多次到王家美术学院参观，开启了中国外交官员与英国和他国驻英画家的交往。此后曾纪泽、刘瑞芬、罗丰禄以及张德彝使期里，也有不少有关这个圈子有趣的记录。
萨金特的模特：曾纪泽与维多利亚女王金禧纪念庆典油画
为英国王家美术学院掌门人伊顿爵士画过头像速写的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1856-1925），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的美国大画家，长期旅英，为伦敦名流作画无数，无比成功。与他同时代的英国本土画家弗雷德利克·萨金特（Frederick Sargent，1837-1899），虽然同姓，但才气、名气都大有差，可叹命运弄人。
这位比美国同姓画家年长二十岁的英国萨金特，也在伦敦讨生活，活动范围之大，竟然出现在曾纪泽——第二位驻英公使（任期：1879-1885年）——的日记中，名字写作：萨捡特、萨检特。他们的交往并非在社交场合泛泛的点头之交。这位艺术家因有一个大型创作项目的打算，需要各国使节的合作而找到了曾纪泽。
曾纪泽于1884年1月19日（星期六）由参赞、洋翻译马格里（字清臣，Halliday Macartney）陪同，穿着正式官服，应约前往萨金特的画室：
光绪九年十二月廿二日，饭后，偕清臣更公服至萨捡特处影相。其人将绘英君朝会图，陆续请各国公使往照也。（曾纪泽日记，690页）
四个月后的1884年5月26日星期一，曾纪泽再次前往，日记中陈述的事由仍然是同一事：
光绪十年五月初二日，巳正一刻，偕清臣至萨检特家画像。其人画英廷朝觐之图，列各国公使于图中也。（曾纪泽日记，723页）
意图和做法明确：萨金特要完成的是一幅以英国君主为中心的外交盛况图，各国使节要先在画家处拍照留影，然后由他统筹安排进画幅，最后还要请使节们再次现身做一次模特，画家可以校准此前画稿中的不足不当，完成画作定稿。此时摄影术尚未十分普及，画家已用于肖像绘画，提高效率，节省尊贵主顾的时间精力，可见新技术总能给一些行业带来一些或大或小的革命，给惜力偷懒的人类创造更多的自由、闲暇。曾纪泽前后至少两次去画家那里做模特，当中隔了几个月的时间，似乎暗示是起稿与修饰完成这两端的时间节点。第一次去是“影相”，就是拍照，作为供画家参考的纸上“固定模特”。
这里有一个问题：曾纪泽笔下的“英君朝会图”“英廷朝觐之图”，是否就是一幅表现“殊方朝圣不列颠 万国来使有震旦”的历史题材主题画？我们来看一下时代背景：1884年这一年是维多利亚女王六十五周岁，5月24日她刚过了生日。有可能萨金特收到某方的委托，要制作一幅大英版“职贡图”献予女王。但是，对于英国王室而言，更重要的是女王登基五十周年庆典，即将要在1887年举行。后一个推测似乎是事实。
据英国王室收藏董事会（the Royal Collections Trust）的说法，1886年，“小名家”（minor painter）弗雷德里克·萨金特曾提议由他创作一套四幅表现英国国家仪式的画作，以供展览和出版之用。女王当然不会阻止该计划，但她也不会大张旗鼓地予以肯定支持。“她是不希望以任何方式鼓励他手底下出来的胡涂乱抹越来越多。”女王不欣赏这位画匠，已情见乎辞。尽管她想而事实上不能拒绝他的请求，最后她还是在1884年12月12日那一天去画家那里坐了“一小会儿”（she sat to him “for a moment”），对此有女王的日记为证。然而，这一短暂的“坐模特儿”可能还为时过早，无法与表现1887年盛典的这幅画联系起来，但当时萨金特起稿画一幅小画，时间还是富富有余。
英国王室藏有这位画家的作品：《维多利亚女王的宫廷》（The Court of Queen Victoria，1885，著录号：RCIN 406548）。虽然萨金特最终没能实现当年要完成一组表现英国国家大型仪式组画的雄心，他还是画了一些帝国其他机构的大幅室内挂画，如《曼城交易所内景》（The Interior of Manchester Royal Exchange，1877，曼彻斯特城市画廊藏）、《英国下议院》（The House of Commons，1882，政府艺术专藏）等。画家萨金特勤奋作画，最终却仍然没有取得成功，据说老来异常清苦，死时不名一文，负债累累。
萨金特这幅《1887年6月20日维多利亚女王登基金禧纪念仪式之白金汉宫花园派对》，从构思之初，就没有打动女王，画成也未能入女王法眼，要迟到1994年，才由伊丽莎白二世出资买下来给王室收存，距离画作完成已过去一百年有余。画艺高低是一回事，也无法争论定于一尊，但不争的是这幅画本身具有视觉性史料价值，在这一点上，伊二世胜于她的太奶奶维女王。
这幅画表现的人物，自然是最大看点。萨金特提前三年就开始为1887年的庆典大画做准备，就目前所知，女王、曾纪泽在1884年都收到萨金特的写生邀请，可见他为画中要表现的百十来个人物都是争取逐一当面作画、并拍摄照片备参的。细审该画，没有曾纪泽的形象。女王旁边的西装东亚绅士，应该是日本公使河濑真孝（1840-1919，伦敦使期1884-1893年）。在画幅的左侧、中景偏后的位置有东亚人相貌、装束的一人，应是时任驻英公使的刘瑞芬（使期：1886-1889年）。因庆典举行于1887年，其时曾侯已离任回国，此点萨金特应该知晓，所以在画中没有把早已准备停当的曾纪泽肖像画稿安排进去，而是与时俱进，替换以继任者刘瑞芬，这是纪实绘画的存真原则，“小名家”萨金特的求实态度可嘉。
君主、贵人对画家有偏好，也透露出一个事实：这类王室重大主题绘画的订货，本来就是画家争夺角力的名利场。萨金特画出的这幅金禧图，跟同时由罗哈特（William Ewart Lockhart, 1846-1900）创作的《维多利亚女王登基金禧纪念庆典西敏寺法会图》（Queen Victoria’s Golden Jubilee Service, Westminster Abbey, 21 June 1887，英国王室收藏，著录号：RCIN 404702）相比，命运就是两重天：后者是由维多利亚女王专门委托罗哈特绘制，酬以丰厚佣金，完成后即收入王家石渠宝藏。
西敏寺礼拜法会图中右边第二行，在明显的位置画出两位来自东亚的王室代表：日本小松宫彰仁亲王、暹罗德瓦翁亲王（Prince Devawongse Varoprakar）。前景两组人群中未见有清朝方面的代表。
丹麦画家涂克森（Laurits Tuxen, 1853-1927）也比萨金特的命好，十年后事先就获得女王委托订单，绘制1897年的登基周甲钻禧庆典的花园庆祝活动（The Garden Party at Buckingham Palace, 28 June 1897），完成后立即收入王室专藏。画中左半部分中间稍后部分，人群中略为疏散处似为外交圈人士麋集之处，较明显者为印度、土耳其式着装的人，居中有一着中式袍服、戴瓜皮帽模样的人，似为华人，是否即是当时驻英公使罗丰禄，有待详考。
克虏伯公司为曾纪泽画像
1886年2月4日星期四，时为驻英、法公使的曾纪泽到访德国艾森市克虏伯公司总部，会谈、参观工厂之余，备受主人方面的悉心招待，也有些当时还属于特殊的礼遇，比如公司方面安排了为客人拍照、画像：
光绪十二年七月廿七日，茶食后，剃头，更衣，影相极久。与主人久谈。坐，令画师写照。饭后，与主人谈极久。（曾纪泽日记，947页）
曾纪泽在同时代人当中，肖像摄影存世数量相当多，可能只比李鸿章少一些，他寿命也比李中堂短。这次在克虏伯公司的拍照、画像，不知有无留存。
有一幅来历不甚清楚的曾纪泽画像，系印刷品，有德文说明：Marquis Tseng, chinesischer Gesandter bei der Republik Frankreich“曾侯，中国驻法兰西共和国公使”。说明旁边有德文手书的字迹：Ulm 1884“1884年，乌尔姆”。乌尔姆，系德国西南部城市，1884年时间早于曾纪泽访问克虏伯公司之前两年。所以，这一件印刷品必非在克虏伯作客时由主人安排绘制的肖像画作。
伦敦1903年的一场油画拍卖
张德彝是同文馆出身的翻译，在海外任职期间特爱翻阅当地报章，一方面这属于他的本职工作，同时也是他的兴趣，笔之于札，日积月累，就成了他的“述奇”系列的丰实材料，也为后世留下一笔以汉文记载的西洋社会风俗志，有“汉文记载中的外国史料”价值。
在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1903年5月27日，星期六）的日记里，张德彝记下伦敦一家拍卖行的新闻：
今古名人油画，英人所重，昂其价值，甚于我国。闻昨贤翟木斯哄威里阁中费士尔拍卖油画七幅，共一万八千六百六十吉呢（每一吉呢系一镑一先）。第一乃赖本所绘世爵辛克蕾喜容，值一万四千吉呢。第二霍朴讷绘名人柯立喜容，值一千六百五十吉呢。第三甘斯柏绘戴万晒公夫人茀姒得之半身喜容，九百吉呢。第四罗木尼绘葛林小姐喜容，售七百吉呢。第五那堤尔绘路义第十五之妃赖勤斯吉喜容，五百五十吉呢。第六康斯达绘名人戴杭卫喜容，五百吉呢。第七甘斯柏绘世爵哈米屯夫人喜容，售三百六十吉呢。（张德彝《八述奇》，265页）
所说的拍卖地点贤翟木斯街，就是伦敦的圣詹姆斯街（St James’s street），拍卖商“哄威里阁中费士尔”，这一长串词比较拗口、费解，其实是“位于费士尔（at the Fishel）的画廊拍卖哄威里（Hon. Vaile）所藏油画”。Reginald Vaile韦尔，是在伦敦开业的股票经纪人，兼收藏艺术品，生平不详，据说他去世于1903年，他的藏品由Christie, Manson & Woods 拍卖，有出版的拍卖图录Catalogue of highly important collection of French picture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pictures & drawings of the English school of Reginald Vaile（图录标明：1903年5月23日下午一点开始，圣詹姆斯广场）。缩写词Hon.，即the Honourable+姓氏的套语，是在旧时代用以表达尊重的称呼。张德彝未求甚解，将它一体做了音译。拍卖地点是佳士得，而不是Vaile的府上（“哄威里阁中”）。
（一）赖本所绘世爵辛克蕾喜容
赖本Henry Raeburn（1756-1823），名字今译雷伯恩，苏格兰人，为乔治四世的宫廷御用画家，擅长肖像。世爵辛克蕾，即约翰·辛克莱爵士Sir John Sinclair（1754-1835），也是苏格兰人，政治家、军人，以而立之年编纂皇皇二十一卷的《苏格兰的统计报告：英王朝公共收入史》（Statistical Accounts of Scotland, History of the Public Revenue of the British Empire）而闻名于世。
（二）霍朴讷绘名人柯立喜容
霍朴讷，即John Hoppner（1738-1810），今译霍普纳，生于伦敦，擅长肖像画，以色彩胜。“柯立喜容”，霍普纳存世作品中暂未勘定柯立一名，可能的候选倒是有，如柯立=Hill《爱德华·巴雷特》（Edward Barrett of Cinnamon Hill, 1734-1798）、柯立=Harriet《邓肯农子爵夫人哈丽耶特和她的两个儿子》（Portrait of Harriet, Viscountess Duncannon with Her Sons, 1787）。《约翰·柯立斯》（John Crace, 1800, Brighton & Hove Museums）的可能性也比较高。
（三）甘斯柏绘戴万晒公夫人茀姒得之半身喜容
甘斯柏，是画家庚斯博罗Thomas Gainsborough的张德彝译法。戴万晒公（Duke of Devonshire，德文郡公爵五世，1748-1811）的这位夫人本名伊丽莎白·茀姒得Elisabeth Foster（1758-1824），出身于小贵族之家，爱好文学写作，与公爵夫人乔治安娜是密友，因而得以接近公爵，暗生情愫，成为公爵半公开的情妇，两人生育了非婚生的一男一女，最后修成正果，伊丽莎白取乔治安娜而代之，成为公爵的第二任夫人。
说庚斯博罗画过茀姒得，应该是一个误会，把两任公爵夫人的名字搞混了。庚斯博罗所画德文郡公爵第一任夫人乔治安娜最为出名，人美画精，才遭盗窃。最有名的茀姒得肖像并非由“甘斯柏绘”，而是出自他的“平生的友好竞争者”（lifelong friendly rival）雷诺兹（Joshua Reynolds, 1723-1792）之手。
出自名家之手的前后两位德文郡夫人的肖像，现在均收藏在德文郡公爵的老宅邸查茨沃斯庄园（Chatsworth），活在艺术中“远祖母”们可以比肩而立，受到后代的尊敬而不再分远近亲疏。
（四）罗木尼绘葛林小姐喜容
罗木尼George Romney（1734-1802），今译罗姆尼，是英国十八世纪名重一时的以肖像见长的画家，所画人物多贵胄名流。葛林小姐，今译格丽尔，应该指的就是他画的Portrait of Mrs Harriet Greer。
（五）那堤尔绘路义第十五之妃赖勤斯吉喜
那堤尔（Jean-Marc Nattier，1685-1766），今译纳蒂尔、纳蒂埃，法国画家，生于巴黎，父亲是肖像画家，母亲以画工艺花样为业。他出入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宫廷，为国王的女人们画像，尤其以神话化妆入画著称。
赖勤斯吉（Marie Leczinska，1703-1768），今通译莱什琴斯卡，波兰贵族家的小姐，嫁给法王路易十五成为王后，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素有贤淑之名，婚龄长达四十二年零九个月之久（1725-1768），是法国史上在位最久的王后，张德彝以其为“妃”失实。名字音译的“吉”也颇启疑窦，因为只有发粤语音[gat1]才能跟大体ka合得上，但张德彝是在北京出生长大的汉军旗人，他的译音在同时代人中属于最标准的官话系统。也许“吉”是“卡”的笔误。
（六）康斯达绘名人戴杭卫喜容
康斯达John Constable（1776-1837），在中文撰写的西方美术史中，他的名字译法多样，有“康斯太勃”“康斯太勃尔”“康斯特勃”“康斯塔伯”等等。他是英国画家，以风景见称于世。
“名人戴杭卫”是个不解之谜，因为这样一个人并不存在，这样一幅“喜容”肖像画也就是子虚乌有。细检康斯太勃作品目录，参考他的生平记录，终于发现戴杭卫是一个地名，为英格兰东部埃塞克斯和萨福克两郡交界处的地名戴德姆谷（Dedham Vale），现在是自然保护区。
康斯太勃不止一次用画笔描绘戴德姆谷风光，以这个地名为标题的画现在存世的至少有1802年、1828年画成的两幅，构图几乎一样，是否就是康斯太勃从家里画室望出去的固定角度？中景增加了一处建筑小房，固然两画表现的季节不同，树木在二十年间还是留下了岁月的痕迹，画法也有较大变化，比如后期的云彩更气象万千。两幅之中，不知1903年那次伦敦拍卖的是哪一幅。
就这次拍卖消息，张德彝想必读到的是文字报道，没有见过这幅风景画的图像，就想当然地把这个地词附会成一个人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作者暗中摸索久也，耗费时间精力不少。康斯太勃的老家就在戴德姆，一生为家乡田园风光、农人作画，讴歌自然，让戴德姆声名远扬，得到“康斯太勃之乡”（Constable’s country）的美称，画家与家乡相得益彰。所以，如果说他是“戴杭卫名人”，倒是一点也不错。
（七）甘斯柏绘世爵哈米屯夫人喜容
甘斯柏，就是前文已经讨论过的英国画家庚斯博罗。他所画于1777-1780年间的哈米屯夫人（Lady Hamilton，1765-1846）是一位伦敦社交名媛，本为一个被选入宫中的待诏侍女（lady-in-waiting）。因为她能歌善舞，优为酬接，升为宫人，后来嫁给英国驻那波利王国大使汉密尔顿公爵（Sir William Hamilton, 1730-1803），结识法国王后玛丽·安东尼特，并与率军前往撒丁岛增援的海军大将奈尔逊（Horatio Nelson, 1858-1805）有染，以风流出名。
汉密尔顿夫人是罗姆尼最喜欢画的模特，为她留下不少美丽的倩影。庚斯博罗这幅画中的汉密尔顿夫人显得异乎寻常的瘦长。就她的身高，一位同时代人——英国的另一位以写日记青史留名的政治家，柯力为（Thomas Creevy, 1768-1838）——曾留下这样的描述：“她足有六英尺高，外貌跟德比爵士的大红鹿真有得一比。”（Jane Robins, Rebel Queen – The Trial of Caroline, Simon & Schuster, 2006, p. 170）所谓大红鹿（great red deer），后来经到四川传教的法国遣使会传教士、动物学家谭微道（Armand David, 1826-1900）神父鉴定，它是麋鹿的一种，学名驼麈（Père David’s deer, Elaphurus davidianus），也就是中国人习知的“四不像”。把一位女士作如此高大威猛、头角峥嵘的比喻，也许并非全出于欣赏、赞美。不过，前半句所说的身高数据“六英尺”，这差不多有一米八三，汉密尔顿夫人显然是一位那个时代的女巨人，庚斯博罗的这幅画可与之印证。
张德彝使用的“喜容”一词，指人在世时所画的肖像，即对人写生。现代的美术界提到表现头部面貌的绘画都只用“肖像”（portrait）了，不再使用那个生僻的古词儿。
清王朝自1870年代开始派遣使节常驻外国，使节和参随翻译人员身莅伦敦、爱丁堡、巴黎、凡尔赛、里昂、柏林、波茨坦、埃森、维也纳、日内瓦、洛桑、琉森、罗马、米兰、威尼斯、马德里、里斯本、华盛顿、纽约、旧金山、圣彼得堡等通都大邑，与当地社会交往，了解政情，体察民情，在科技知识、文化艺术方面也得打开眼界。他们每每接触到官方的美术机构、个体的画家、收藏家及艺术品的买卖，在日记、行记中留下林林总总的记录。因近代作者使用的译名与现代常用的译名多有不同，同一作者自己在使用译名时也存在“译音无定字”的情况，更有一些素来为华语世界罕所听闻、或者在当时当地为新闻而百年之后沉湮无闻的西方多国多语的事物、人物，都为使西日记的阅读之路布满了绊脚石、拦路虎。本文以郭嵩焘、曾纪泽、张德彝这三位使欧人员的日记为主要素材，考证有关画家、艺术机构的原名，复原有关作品名目，绎释中外文化交往中的隐秘，希望能使诘屈聱牙的音译语料经过解读、破译变为明白可读的史料，为“西方美术史”的中国视角史学增添一些早期接触的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