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控解除了，但针对白纸亲历者的封控才刚刚开始。」
特约撰稿人 尤家明、兴波、路粼 发自新加坡
白纸运动的能量是否被延续？转移到了哪里？这是端传媒“白纸周年”专题关注的核心问题。我们推出系列报导，关注行动者在被恐惧裹挟中如何艰难前行；关注白纸能量转移到海外后的具体困境；关注运动留给中国大陆行动者的巨大创伤；以及，海内外的白纸亲历者们想说给你们听的话。
起床是一件艰难的事。
回到家乡后，艾歌每天在床上躺十几个小时，“醒来吃饭就已经耗费了所有力气”。
起床，意味着面对新的一天，面对不能理解自己为何参与白纸的父母，以及他们假装出来的“一切正常”——好像艾歌在北京街头被捕、回到家乡，不过是过年回家吃个饭而已。
身处成都的李青不再去曾经热衷的书店讨论、观影等公共活动。鱿鱼也在2月离开成都，到处游山玩水，她很少上网看新闻，只想接触具体的人。“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幸福，什么也不知道真的会幸福吗？”
羊艮离开了获释后被孤立的兼职单位，这一年，她喜欢一个人到深夜的黄浦江边走动，走很久很久。解封后每个人都在流动，她却感到凝滞和迷茫。
白纸运动带来了什么？又带走了什么？留在墙内的人，陷入了巨大的失语。
第一次
他们还记得一年前。
11月27日，在上海抗议现场的羊艮一边被警察驱赶，一边不断拉回被警察抓住的人，在一次试图救下被警察抬起四肢的女孩时，她不慎被抓。
警察打羊艮的头、踹她的后背，将她和女孩一同推上小巴。在小巴上，她们被扇耳光、抢手机。“警察抢手机的同时又让我们闭嘴，甚至不可以哭。”羊艮记得，身旁的女生因为害怕一直在哭，警察就扇她耳光、扯她头发，让她不要哭。
“那辆车上好像是完全的黑暗，无法求助任何人。”羊艮说。她在派出所经历了威胁式审讯、睡眠剥夺、写悔过书等，直至29日才离开。事后，羊艮在医院诊断出轻微脑震荡。
同一晚，在成都望平街，23岁的鱿鱼骑车经过路边停靠的几十辆警车，听到两个身穿夹克、40多岁的便衣，在用一种很戏谑的口吻交流彼此打了多少人。
“感觉白纸当天像是沉浸式戏剧，有戏在上演，但不觉得这是真实的，”鱿鱼说，“就像你一直知道警察有暴行，但你没有亲眼见过。”
她记得游行队伍中有很多牵着宠物的年轻人，一个牵着狗的男生一直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他被警察暴力拖走时，狗在一旁不停地叫。
离开那个现场后，鱿鱼才发现自己的手一直在抖。
在见证暴力前，李青遇到过一些温暖的片刻。也是在成都白纸现场，有人演讲、有人为乌鲁木齐大火的死难者摆放蜡烛和鲜花。一些基督徒也在场，他们是秋雨教会的人，围成一个圈为众人祈祷。“好像在比较危难的时候，人类还是可以散发互相守护的光辉。”
在北京亮马河，柏莉看到人群中一个爸爸抱着4、5岁的小孩，孩子问，他们在排队做核酸吗？爸爸说，不是，他们都是不想做核酸的人。
那晚，柏莉的朋友一直待到凌晨两三点。朋友说，那是她第一次站在街上。
他们每个人都为站在街上付出了沉重代价。
封控解除了，但针对白纸亲历者的封控才刚刚开始获释的朋友们在聊天群组里打趣被关押的经历，聊看守所的厕所长什么样、有什么好笑的书、警察讲了什么话。艾歌沉默着，“我很难想象他们在看守所里经历了什么”，但每个人都表现出不需要被安抚的样子。
要如何讨论白纸？用什么样的态度讨论？讨论的意义又是什么？
艾歌说，真正经历白纸的人，你没有办法和他去讨论。鱿鱼也说，不知道要讨论什么。
没有被捕的人、被捕后获释的人，都背负着“幸存者”的愧疚。“知道有人比自己更惨、比自己承受更多，所以我们不应该去埋怨这一切。”艾歌说，“我说得太多，就好像给别人展示伤口，很羞耻。”
艾歌20多岁，在北京工作，因帮助参与白纸被捕的朋友寻找法律支援，在街头被抓走，遭连夜审讯后获释。艾歌回到家乡，母亲辞掉工作在家陪她，父亲在体制内的工作也因她的事受到影响。
获释者们深知不能在微信里联系以前的任何一个朋友；被警察没收又归还的手机、电脑似乎随时在搜集新的“罪证”；人们辗转得知其他人的近况，知道他被释放——这样就够了，不必再说什么。很多人就此断联。
白纸让他们看到彼此，但随之而来的抓捕、审问、关押，又让每个人回到隔绝状态。封控解除了，但针对亲历者的封控才刚刚开始。
“白纸那几天我什么事情都干不了，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但结束的方式反而让我觉得这一切是真的。”艾歌说。
羊艮曾幻想白纸会是“不错的、勇敢的开头”，但后来发现，不仅看不到第二次、第三次，甚至这个开头的代价都无比高昂。在白纸刚刚过去的三、四个月里，遭遇过警察殴打的羊艮，在路边或地铁看到警察就会犯怵，每每警车经过就一阵紧张，但表面又要佯装没事。
去派出所拿自己被没收查验的手机那日，羊艮遇到了另一位也去拿手机的男生，站在他身旁的女领导向派出所询问事件定性，以此来决定还在试用期的男生是否能被录用。
二次创伤潜藏在白纸后的日常生活里。解封后的感染高峰期，成都的出租车司机向鱿鱼的朋友埋怨道：“就因为你们年轻人闹，大家才阳了。”羊艮在微博中提及因声援白纸被软封杀的演员春夏时，有人评论到：“确实不要忘记，是那些学生让放开才害大家感染。”
鱿鱼有次和朋友喝酒。朋友说：“我简直不能理解怎么有人做出白纸这样不顾后果的事，你去街上能推翻什么，自以为很反叛！”那是鱿鱼唯一一次和别人聊白纸，她哭了很久。
这样的时刻，他们也会问自己，意义是什么？
“政府给我一种不了了之的感觉，不允许大家讨论封控的各种话题，好像那些（逝者）名字不存在，好像事情没有发生过。”羊艮感到困惑，“因为放开了，大家好像就也没有一个新的理由再去聚集到一起，发出诉求。”
艾歌有同样感受。封控结束后，一些朋友们似乎回到了正常生活，该吃吃、该喝喝，拍漂亮照片发在朋友圈。“原来你们生活中糟糕的事情只是因为封控而已吗？”她安慰自己，可能他们也没有真正走出来，只是表面上开心，“但我连表面上开心都做不到，我的生活断裂了，但别人的生活在继续。”艾歌说。
“我有种被抛下的感觉。”
变与不变
气氛比从前更冷了。
端传媒了解到，各地白纸被捕者近日陆续接到当地社区或警方的电话，禁止他们在周年时期有所活动。白纸周年前夕，上海乌鲁木齐中路附近的警力在夜间巡逻也变得频密。
过去这一年，上海市中心和地铁站增加了更多警车和警察， 频繁到羊艮渐渐习以为常。很多朋友离开上海、甚至离开中国，书店“关闭的关闭，结业的结业”。羊艮觉得，疫情放开后人流动了起来，但一些东西又好像停滞了，“在这个环境里，找不到一个新的突破口去努力。”
她还在继续表达，在社交媒体转发社会新闻，却三番五次接到警察电话，“让我删帖，找我谈话，或者是威胁我”，羊艮说，拼命查违禁词、一遍遍改成缩写，还是发不出去，是很挫败的感受。
如今，她看到公共事件想说些什么，却不知可以发在哪里、哪里是安全的，话语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却再也没有力气写下来。
同样受困于网络审查的还有身在广州的宝荣，她因转发白纸相关内容失去微信帐号，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写作，发一篇被删一篇。宝荣说，一位内容创作者曾想发起活动到香港散步，为此三番五次改公众号标题，从最初的“和《香港散步学》的作者一起city walk”，一直改成“和那个那个的作者一起city walk”才成功发出。
白纸后，柏莉看到警察或社区工作人员会有生理性反胃。她今年29岁，在北京做了数年记者，疫情期间，柏莉用了十几年的微博帐号被炸号，她关注的女权、法律博主亦接二连三消失。
在李青看来，白纸似乎没有对成都的公共生活增加额外的压力。
“不管在白纸运动前还是后，成都整体有一种微妙的张力。”李青20出头，参加了去年在成都的白纸运动。他解释道，近几年来成都吸引了很多离开北上广的公民行动者，他们给公共生活带来新的可能性。随着这种可能性可见度的增加，活动也被有关部门关注，审查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公共生活的蓬勃，也有房地产、艺术馆等商业机构或政府背景的活动，甚至在实体书店不断关门歇业的时候，成都还在不断开新的书店。
“看着频率和密度增加了，但性质有区别。”李青说。
2023年10月底，万圣节“百鬼夜行”的场面让上海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衬衫上贴满白纸的女生，手持巨型棉棒的“大白”，拿着“学医救不了中国人”标语的“鲁迅”，挂着“打到程蝶衣”牌子的“程蝶衣”。年轻人用变装表达讽刺和愤怒，一些评论说：“彷佛看到一年前”。
羊艮却觉得难过：“大家的表达普遍是阴阳怪气，这种表达背后是一种创伤。 你没有办法自由地正常地讲述，只能用隐晦的、讥讽的。”
29日的现场，羊艮遇到警察开始交通管制、疏散人群——如一年前一样，对路人说着“只出不进”。被封路围起来的空间，有个名为“FOUND 158”的酒吧，酒吧每年的万圣节活动都会吸引人群。当羊艮穿过管制走进去，却发现酒吧灯条上滚动着：“158无万圣节活动”。
“这怎么样都算不上是一个正常的环境。”羊艮说。
离开不少白纸亲历者都提到“离开”这个选项。
“我不想离开，但我没有办法不离开、还不在心理上被摧毁掉。”艾歌说。
留学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却是当下能够自救的唯一途径。众多受访的亲历者都展示出灰心、迷茫和无力感，甚至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创伤。他们想要优先关注自己，想要去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想要留在海外。鱿鱼说，同温层的朋友们以前讨论留学，看重的是排名、好专业，如今看重哪个项目更容易留在国外。
柏莉在白纸后离开北京，赴海外快速“转码”。她所在的城市政治氛围稀薄，柏莉日常忙碌于学业，像一条“老狗”一般放松生活。她提起一位曾经非常赤诚、热血的行动者，前几年他搬到美国，过上安稳的生活，结婚生子，转学生物和医学。
“我现在能理解了，因为（过去的）感情太强烈了。”柏莉说。
远离政治和新闻，也成为鱿鱼和李青的选择。“一些幼稚的责任感都被消磨掉了，也不太想回忆那段时间。现在自我审查尺度又收紧了一些。”李青说。艾歌也说，自己现在关心政治，缺少了曾经的热情，只是出于责任感：“我已经做了一些事情，那就要继续做下去”。
来到海外后，艾歌尝试和身边的外国朋友讨论白纸，对方听完会说：“I’m really sorry for that”。艾歌不知要怎么回应。她觉得出国以后遇到的人，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讲这件事都很隔阂。她也关注白纸运动在海外的发展，“海外延续很重要，但另一方面很讽刺，这是关于中国的运动，你却不能在中国谈论它，它也不会对中国有影响力。”
正在申请留学的鱿鱼也出现了类似的灰心：“国际上的发声传不到墙内，就算传到墙内，又能给谁听到、谁愿意听到呢？”
尾声
柏莉印象很深，那晚去亮马桥，她只对室友说去见些朋友，不想给室友惹来麻烦。那夜柏莉做了被捕准备，裹上厚毛衣、穿上最厚的鞋——这样或许在派出所也能睡一觉。事后，在社区网格员的带领下，警察来到家中，在室友面前讲柏莉带走。错愕之后，室友很快着手帮助柏莉处理后续事宜、联络朋友。室友还去了解传唤时间，若柏莉没出来，室友打算做好早餐去派出所等她。
“白纸是漩涡中很小的水流，但那天晚上做出选择的人在我心里很重。”柏莉说。她记得一位学政治的朋友说，六四留下的东西不是撼动了政治体制，而是隐密的社群资源和价值观相近的人。“（白纸）就是一个考验，有些关系和价值经受住考验了。”
只不过，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亲历者们，面临严苛的审查和监视，无法建立社群、亦很难抱团取暖。白纸运动在墙内的“不可言说”，也剥夺了反思、疗伤的可能性。
“离开这里，便能获得自由与平和吗？”羊艮没有答案。
身在海外的艾歌说，无论读书还是结识新朋友，她都快乐不起来。
“我的精神状态、身心状态都不是一个可以重建生活的状态，断裂已经发生了，没办法修复。”艾歌提到写韩国学运的小说《鲭鱼》，后记讲到，那些看上去被毁掉人生的人，其实永远停在了年轻的时候。
不久前，艾歌路过一场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听到人群大喊口号、看到警车的车灯晃过眼前时，她浑身颤抖。
“我想回去（中国），但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去。”艾歌说。
为什么想回去？
电话那头传来了啜泣声。
应受访者要求，艾歌、鱿鱼、羊艮、柏莉、宝荣、李青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