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结合历史文献、相关理论以及现实中的经验案例对农村酒席现象展开一个初步的讨论。文章追溯礼的起源和功能，并讨论了中国传统文献中礼与情的关系，指出礼作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情感表达的重要作用，以及由此发挥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方面的功能。经验部分以农村酒席为例，分析农民办酒席的形态、动机和情感表达的功能，将其放置在家庭人伦关系加以理解和分析。本文希望能够从社会学的角度加深对以酒席为代表的农村礼俗的认识，指出农村礼俗在情感表达、社会整合和乡风文明中的作用，也为遏制铺张浪费和大操大办之风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学理依据。
关键词：情；礼；情礼相称；酒席；仪式
酒席宴请，是中国社会人与人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礼”的一种形式。在结婚、丧葬、满月酒等各种典礼中，主人邀请亲朋好友，宾客携带礼金或礼物参加典礼，主人以酒席的形式宴请宾客。近些年来，酒席宴请中出现了不少铺张浪费、大操大办的现象，攀比、“夸富”之风盛行，不但加重了人情往来的负担，而且破坏了社会风气。本来是为了体现人情味的宴请，反而会增加各种势利、嫉妒的心态。这种铺张和“夸富”的宴席，在富裕的城市和富足的家庭固然不少见，在不发达的农村和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也很常见，甚至在农村地区，酒席宴请的频次更密、规矩更多。对于这类问题，国家三令五申地出台过指导意见，改革奢靡浪费之风，实现社会的移风易俗。本文试图结合历史文献、相关理论以及现实中的经验案例对农村酒席现象展开一个初步的讨论，希望能够从社会学的角度加深我们的认识，也为遏制铺张浪费和大操大办之风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政策依据。
一、研究传统的回顾：仪式与人情
从广义上说，酒席宴请属于人类社会的特有仪式，可以上溯到人类学的仪式研究。对于人类社会为什么举办仪式这一问题，古典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展开了丰富的论述，集中在仪式的起源和功能两个方面。在对仪式起源的研究中，弗雷泽(Frazer)和泰勒(E．B．Taylor)等人类学家将仪式和古典神话联系在了一起，认为仪式与古典神话之间的关系是宗教和文化的源头，仪式是宗教的实践过程［1］，［2］。弗洛伊德(SigmundFreud)的心理分析范式将神话中的俄狄浦斯故事与图腾仪式相联系，认为宗教中的俄狄浦斯情结是人性隐含的罪过，必须借由某些特殊的图腾仪式加以限制，因此举办仪式成为古早人类社会的基本社会行动［3］。与这些学者不同，涂尔干(ÉmileDurkheim)和莫斯(MarcelMauss)等人对仪式的社会功能更感兴趣。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指出，包含信仰的仪式(宗教活动)有着建立分门别类的分类图式和维持再造社会生活的作用［4］。莫斯在《礼物》中通过对“夸富宴(potlatch)”的考察，展现了仪式具有争取荣誉和建立等级的作用，仪式中的礼物交换是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呈献”，考察礼物交换就是在反映社会整体的实在［5］。在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将满足生产需要作为仪式(巫术)的主要作用。这些经典理论家把仪式与宗教、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决定了社会学人类学仪式研究的主要路径。
中国农村社会的各类仪式很多都伴随着礼物或礼金的交换，许多中国学者指出仪式在农村社会发挥了金融融资、经济互助和社会整合的作用［6］，［7］，［8］。同时，农村社会的变迁使得农民对这些仪式的理解也在发生很大变化。农民流动的增多和个人社会网络的外拓导致了传统伦理的动摇，农民会将礼金的付出视为负担，而将得到礼金视为功利，仪式背后的伦理色彩正在迅速减弱［9］，［10］，［11］。这很明显地表现在大办或滥办酒席、仪式的庸俗化与攀比化、婚姻彩礼的陡升等等，有人将这种变化称之为“人情异化”现象［12］，［13］。
“人情异化”是否意味着仪式的社会功能正在解体?我们如果将仪式中的各种“交换”视为纯功利的，就已经与古典社会学和人类学关于仪式的说法相背离。在经验事实层面，农民在多大程度上将仪式及其附带的礼物、礼金交换“功利化”了?这种交换是以“盈利”或“占便宜”为目的吗?现实似乎并非如此。但农民也明显不是为了社会整合而举办仪式和交换礼金的。在中国的经验研究中，仪式更多地被视为一种表达关系和情感的场合，可以说是以“人情”为中心的场合。“人情”既有礼金、礼物交换的含义，也有情感的含义，这两者在经验上共同构成了仪式的核心内容。阎云翔通过研究礼物交换对“人情”进行了系统性考察。与仪式相比，礼物交换更容易进行“功利化”的解读。但阎云翔通过将礼物进行“工具性”和“表达性”的区分，强调礼物背后情感表达的面向，这也可以视为人类学对礼物的研究在中国的实际运用。阎云翔发现，无论是“工具性”还是“表达性”的礼物交换都是在等级和“关系”中进行的，因此“人情”也是一种“社会情感”［14］。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家关于仪式和人情的研究也大都揭示了交换/情感这两个面向，并且倾向于将两个面向区分和对立起来进行理解［15］，［16］，［17］。在这种二分框架下，若交换或工具性的一面随着社会结构和商品化的发展越来越膨胀，那么情感表达的面向则会削弱，“人情异化”便会变得越来越普遍。这种区分导致对“情感”的理解是越来越“纯粹化”了，那些隐含在“报”或“面子”中“不纯粹”的情感表达很容易被视为一种功利或工具性的交换［18］，［19］。总的来看，这种研究进展会使我们的认识走向一种清晰却肤浅的二分法，仪式要么是利益交换，要么是情感表达。仪式不是被视为寒酸或豪富的展示，就是被视为利益或权力的交换场域，而情感的表达则应是“纯粹”的。这显然会导致我们对仪式的认识走向偏颇，乃至于把仪式等同于利益和权力交换的形式或“装饰”。
对于农民而言，仪式不是可有可无的存在，而是与其生活和伦理紧密连在一起的。阎云翔书里一个姓翁的农民说，“琢磨一下人情这个字眼本身。它叫人情是因为只有人才有人情。我的狗不懂人情，我的猪也不懂，但我的小孙子懂。几个月前有一次我老婆带他去喝喜酒，他问道:‘奶奶，我们得送礼对不对?’你看，虽然他只有6岁，可他懂得人情”［14］。这段话背后蕴含了比交换/情感的二分法更为深刻的内涵。在这个农民眼中，人情的基础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而且用他孙子的例子说明人情根植于人性之中。这个农民的话为我们理解仪式和礼的深层内涵提供了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路径，我们需要将礼与人性、人伦联系起来加以理解。
二、礼与情：对中国传统观念的追溯
在中国儒家的思想中，情感有着很重要的地位，甚至有学者称之为“情本体”［20］。用古人的语言表述，情感就是“如好好色、如恶恶臭”的“好恶”。好则生喜，喜则生乐;恶则生怒，怒则生哀，故又常用“喜怒哀乐”来表示情感。《礼记·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21］喜怒哀乐达到“和”的状态，便能体现天地万物的至理，从而建德于天地，行德于万物，万物于天地间各安其所，各遂其生。按照这种理念，中和的情感是感通天地万物的要害枢纽。根据这段表述，情感固然重要，但是“中和”更重要。为什么需要有“中和”的情感状态呢?
朱子在《四书章句集注》的解释颇具代表性，是儒家思想中具有共识性的理论。朱子说:“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22］。未发的情感被称为“性”，其本然的状态就是“中”，这也是“天下之大本”，“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22］。性的特点就是“中”，构成了天地万物的本体。情只是已发的“性”，或者说是性的表现形式。但是作为“已发”，则有好恶，有喜怒哀乐，其状态必然会有所偏倚。如果能够达到一种与未发之性相对应的无所偏倚乖戾的状态，就可以叫作“和”。情之“和”对应性之“中”，可以叫作“中和”。由此而言，情就有“和”与“不和”(偏倚乖戾)两种状态，而未发之性则只有一种状态即“中”。中和的状态就是“善”。因此，性只有一种善的状态，所以性必然为善;情则有两种状态，和则为善，不和为不善。具体而言，如何判断情的和与不和，如何才能使情达到“和”的状态?性既然是未发之中的本体，就很难在具体的情感状态中成为判断的标准，也很难成为情感变动的目标。
对于一般人而言，情并不能自动地趋于“和”的状态，并且往往相反，会趋向于“不和”。有些人一味纵情，不加节制而佚于情;还有些人节制过度，禁欲无情而至于失其性。这都会使人“不善”。在儒家思想体系中，能够引导、节制人的情感趋向“和”的标准就是“礼”。人们学礼并且按照礼的规范去行动，就能使情感趋于“中和”，使情接近于性之“中”，这叫做“复性”。与未发之性相比，礼是一些“外在”的行为规范，更加容易被学习和掌握。《中庸》中所谓“莫见乎隐，莫显乎微”［21］，性为至隐至微，礼则至见至显，学道的君子如果能将自己内心已发的情感按照礼的方式来表达则能做到无过无不及而趋于中和。人的性情如同良金在丱、良木在山，没有熔铸规范和规矩绳墨则不能为器为材。《礼记·曲礼》云:“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21］那么，古人是怎么认识礼的呢?为什么礼有如此大的作用?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子产对礼的阐发是儒家较早的文献。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物性……”［23］礼对声味色彩的各种规定是依据天地生民的根本来制定的，是天地人“三才”之本性的反映。这种本性集中地反映在人的行为中，就是以人情为核心的礼。《礼记·问丧》篇云:“此孝子之志也，礼义之经也，人情之实也，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21］进一步说明了礼义之经与人情之实的对应关系。对于人而言，人性中的善，即喜怒哀乐的未发之中就是仁义道德，已发之情是用来表现和实现仁义道德的，而礼就在这个过程中起作用。《礼记·中庸》中孔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21］具体阐述了礼的起源以及礼与仁义的关系。在孔子看来，人性中的善是通过人伦关系中的行为和情感来表现的。性中的“仁”表现出来，就是父子兄弟中的亲爱之情;性中的“义”表现出来，就是君臣上下间的尊敬之情。这些情感要合乎中庸，就要顺着人伦关系的亲疏差等表达出来，能够油然生亲，井然有序，判然有别，昭然生信，从而达到情感的中和。这些亲疏差等是情感表达的渠道，既畅然而通又秩然而节，对情感不足的人通过兴发而使其沛然勃然，对情感泛滥的人通过节制而使其谨然肃然，这就是礼的起源和作用。由此可见，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礼的核心是情感表达，如何进行情感表达就是如何做人。
情感表达要按照礼来，礼使人的情感能够无过、无不及而趋于中正。因此，对于情和礼的关系而言，两种情况都是儒家思想所反对的。一种是“情过于礼”，就是情感泛滥而不加节制，如婚礼上肆意的玩闹或者丧礼上无尽的痛苦。这背后虽然有充沛的情感，但是如果离开了礼的节制，不考虑情感表达的对象和人伦关系，则对自己和他人都不会有好的作用。用《礼记·檀弓》中子游的话来说，就是“有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21］。另外一种情况是“情不及礼”，过于讲究礼的形式如器物、排场而缺乏实在的情感表达。《论语》中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24］。《礼记·檀弓》中子路引述孔子的话说，“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21］只有礼的形式而缺乏感情，礼就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无论是大操大办还是攀比夸富，都是所谓的“人情异化”，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通过上述对中西思想中关于仪式和礼的观念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中的异同之处。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思想中对仪式更加强调其社会结构方面的作用，人际间的互惠和互赖会通过仪式的作用而得到加强。中国传统思想中对“礼”更加重视，将其与“大本”“达道”乃至天地万物秩序联系在一起，但在具体讨论中更加强调其“做人”的一面。做人，就是在亲人朋友的人伦关系中处理人情，处理的原则就是要让情感表达与礼相配合，无过无不及而合乎中道，可以叫作“情礼相称”。
三、农民的理解：酒席与“面子”
在本节中，我们用实地调研中农民对酒席这种最常见仪式的理解来对上述的理论观念做一个回应。学术界对于农村礼俗的讨论大多围绕其社会功能展开，这与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的影响不无关系。我们在此节中力图做一些改变，主要考察农民是如何来理解酒席的。我们调研的地点位于浙北潮镇费村，是一个经济发达、生活富裕的村子，调查时间是2021年。这里的农民对酒席的讨论和认识构成了我们分析的主要内容。在费村，能办酒席的事情并不多，只有四类:儿子(女儿)的订婚酒、结婚酒，孙子(孙女)的满月酒，以及家人过世的白事酒。过去村庄里还有一类上梁酒，现已渐渐消失。潮镇地区的酒席不同于一般的吃饭请客，酒席都是与家庭生命事件相联系的大事。因此，办酒也被当地人称为“做事”。费村有一句俗语被认为是村民一生的生命任务:“盖房子、娶娘子、生孙子、送老子。”农村社会的酒席与农民的观念世界和行动逻辑有着密切的联系，“做事”和“做人”联系在一起。
对于农民为什么办酒席，或者酒席为什么不能不办或者在有些地方屡禁不止，学术研究和新闻报道的解释大概可以归为三类:人情剥削论、收入增长论和面子竞争论。我们先看看农民是如何理解这些解释的。
“人情剥削”是学者们发明的词汇，就是指有些农民靠办酒借机赚钱，酒席成了一种投机赚钱的方式［12］。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的入手点不是调查农民赚到或者赔了多少钱，而是去询问他们对此的看法。
许长富是费村八组的村民，也是一位小有成就的企业家。在上个月，他的儿子刚刚举办了婚礼。许长富告诉我们，儿子婚礼这一天，他在村庄的自家门口摆了49桌酒席，每桌坐10位亲友，招待这些亲友们吃了两餐饭，整个婚礼花销差不多在60万。这到底是赔了还是赚了?
问:村里有没有靠办酒挣钱的?
许长富:都要赔钱的喽!一般的人家普通打工的，办完肯定要欠钱的。像我这大年纪的人，给儿子把老婆讨好、孙子酒席办好了，肯定是要欠钱，欠多欠少的问题。
问:普通人家办酒要花多少钱?
许长富:也说不好，但一桌5000～6000元肯定要的。而且我跟你说，普通人家办酒更赔钱。为啥?办婚礼，来的亲戚多、朋友少。朋友来，都是来一个人，他送下1000，那他能回本的，有的人还送的更多。但亲戚的话，一次就会来五六个人，送个1000的话，那其实要贴钱的。我们这里只有老板办酒挣钱，一般老百姓办酒都是赔钱!
通过和许长富的访谈，我们了解到一般亲戚随礼金额都在千元上下，并且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人情往来。如果计算人均金额，也不过为几百元，远远比不过一桌酒席的人均饭菜开支。如果说有“人情剥削”的话，那么被剥削的倒像是办酒席的人，这显然不是这种观点所要强调的重点。
刚年满30岁的曹发强是村委工作人员，镇政府发动村委开展整治“大操大办酒席”的专项行动，他恰好是这一行动的亲历者。而曹发强的爷爷是费村五组的组长，曹爷爷待人忠厚，是费村公认有威望的老人，四邻八舍的酒席最爱请曹爷爷坐镇张罗。爷孙二人对于村庄办酒宴请的现象都非常熟悉。但当被问及村民为什么如此看重酒席并要大办一场时，俩人却表达了截然相反的看法。
曹发强:说实话啊，大办酒席是改革开放之后，有一些老板暴富，大家都攀比起来了。今天的酒席有点浪费啊，并不是今天造成的，而是攀比攀比、一点点攀比出来的。到我给我儿子办酒席的时候，我肯定不会大办的，这两年经济形势不好，我干嘛还攀比?
爷爷:发强，不可以这样讲的。我们年纪大一点的，要骂你的。发强，你以后不会这么想，到你儿子结婚的时候，你肯定还会大办，肯定大办。
年轻的曹发强对于费村办酒宴请的现象，给出了一种“收入增长论”的解释。在他看来，改革开放后费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造成了攀比风气，结果就是“大办酒席”。但意外的是，曹爷爷对于孙子的这个解释不以为然，甚至对他要“简办酒席”还表现出意外的生气。在曹爷爷看来，是否大办酒席绝不是个口兜里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应该“尽着自己家庭的条件，尽量往上好好办”，曹爷爷用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表达了这个观点:
爷爷:我生在旧社会，长在新社会，过去现在一直都是大办酒席的。人民公社的时候吃不饱饭，也是大办酒席，那个时候吃个肉很困难的，也是要上肉的。这个大办酒席啊，不论什么时候，都是大办酒席嘛!
问:你这个意思是说，不要看到现在5千一桌的酒席认为是大办，过去困难日子，20块一桌也是大办?
爷爷:对的嘛!我跟你讲，旧社会的时候啊，有个国民党的军官办酒，他钱很多的，但是办的不体面。他这个人我们现在都知道，有人编了顺口溜笑话他。
问:这是怎么回事?
爷爷:就旧社会那时候啊，买菜都是早上买，过了中午，鱼也买不到了，油也买不到。但是他这个人呢，不体面!他本来应该办15桌，他东算算西算算，觉得这个人不来，那个人也不来，所以他就只办了10桌。结果来了15桌!那没办法喽!备下的菜不够吃，他就把鱼肉丸子一劈半，羊肉一锅炖。老百姓编了顺口溜笑话他，说“鱼肉丸子对劈半，羊肉骨头敲碗边”。这是国民党时代的事情，他都死了100多年了。
曹发强:我不，我不!那我肯定不会这么办的!我没有钱就不攀比了，但是我有钱了让我这么干，我也干不出来。
曹爷爷认为，是否算“大办酒席”，不能单纯看酒席花销开支，办酒也不是哪个时代的产物，而是自古以来不变的风俗。曹爷爷强调的是酒席和村庄道德评价的内在联系。在他讲的故事里，国民党军官因为盘算错了酒席规模而遭到了村民的耻笑。曹发强听到这个故事的强烈反应，也验证了年轻人对于这种“不体面”行为的同样排斥。曹爷爷提出的“体面”一词，对于我们理解酒席的意义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那么，对于村民来说，什么样的酒席才算是一场“体面”的酒席?农民又是如何理解“体面”的呢?
“体面”和“面子”，是在调研过程中会经常听到的词汇。许多村民被问及为什么要办酒席的时候，经常会拍打着自己的脸，说:“还不是为了这个?”“面子”作为中国社会学的本土概念，被视为中国社会的独有文化特征［15］，［25］。“面子”一方面被看作是一种社会资源参与社会交换，另一方面，行动者能否保全“面子”取决于外界的评价［26］。我们有意从不同的维度去询问他们对于“面子”和“体面”的看法。我们发现，虽然村民们讲述“面子”的故事五花八门，但对于“体面”的理解却高度一致。在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进行一些排除性的解释。
问:费村办酒花这么多钱，把这个钱省下来买个豪车不行吗?那多有面子啊!
曹爷爷:不这样讲的!我们农村都不这样讲的!你自己弄的噶体面，你自己车子弄的噶好子，但你酒就办成这个样子?我们农村地方是这样讲的。办酒呢，可以节约一点，但是自己买了好车，给儿子、孙子办酒狗比的(指抠门)，办成这样，人家都是要骂的。买车你有钱，酒为什么办成了这个样子啊?
问: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办酒席也不是为自己办的?
曹爷爷:绝对不是。我们老人想的是，我们老的这苦一点不要紧，儿子孙子好一点。不是我老头非要做了，我想的是儿子孙子富裕一点。
曹发强:我们这里是这样，谁当家谁办酒。我的结婚酒，我女儿的周岁酒，都是我爸办的。我女儿出生的时候，我就跟我爸说，我还在村委做事，办的简单点啊。他跟我讲:“这是我最后一次办酒了，我要办的体面一点的。”那我也不好说别的了。
在这段访谈里，我们假设大办酒席和购买豪车一样，都是一种炫富和爱“面子”的行为，但曹爷爷很坚决地加以否定。在他看来，办酒席的意义是为了家人，买好车才是炫富，要是买了豪车而不办酒席才是不体面。所以，村庄的酒席不能被简单理解成一种炫耀性消费，村民对酒席的看重也不能简单理解为“面子竞争”或“面子游戏”。但这并不能说明酒席和“面子”没有关系。
问:是不是说办酒花的钱越多，就办得越体面?
曹爷爷:不是的，有的人钱很多很多的，办得不体面。有的没钱，办得很体面。
问:什么是没有钱也可以办得很体面?
曹爷爷:你家日子苦一点，会有人劝你的，说:“你看着弄，少弄点蛮好子”。
问:这怎么劝?
曹爷爷:辈分大的人来劝。我们办酒前两天亲戚们会来帮忙，商量事嘛!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劝他。
在农民看来，办酒是否“体面”与办酒的花销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换言之，一场“体面”的酒席并不以花销巨大为前提。经济条件有限的人家办酒宴请，菜品不高档是可以被接受和理解的，并且家族中的长辈还会主动劝说其节省办酒。花销和面子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关系。
问:一家人很有钱，但是酒席办得不好，村里人会怎么看?
曹爷爷:这个人不行，肯定是不大体面的。你有钱为什么不好好办?
问:你的意思是，吃别人家的酒席，如果他准备的菜不好，会觉得他不尊重你?
曹爷爷:那不是，不是不尊重我。但是(酒席是)喜事嘛，你为啥不好好办。
问:那一个人要是没有钱，却花了很多钱摆酒，这算是体面吗?
曹爷爷:褒奖的话肯定说几句的。但你没钱办得这么体面干嘛?没意思的!钱花掉了，你打工族，钱少花一点也够漂亮了，够大方了，没必要“好面子”嘛。
我们询问了办酒的两种情况，一是有钱的人家办酒过分节俭，二是没有钱的人家办酒过分奢华。对于第一种情况，村民会觉得这户人家不够“体面”，并非村民们感觉不被尊重，而是认为办事的主人没有在喜事上表达出应有的情感。与之相反，第二种情况更为有趣，没有钱而大张旗鼓办酒的家庭也不会得到村庄“体面”的评价。可见农民所说的“面子”，并非一味和花销联系在一起。一个有钱人如果过于大操大办乃至于浪费，会被看作是炫富，这和他过分节俭而显得“抠门”同样没“面子”;一个不富裕的人如果追求大操大办，会被看作“好面子”，和办得“漂亮”“大方”也不一样。“好面子”也不见得“体面”。这就能看出，在本质上酒席属于“礼”的范畴，既然是“礼”，就有个标准和做法，而这种标准是和家庭经济条件、和主人要表达的情感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有钱不尽力办是“不及”，没有钱却大操大办就是“过”，“面子”“体面”的重点在于“得体”，得体的标准是要符合礼的分寸。
四、在做事中做人：家庭责任与情感表达
从上一节的分析来看，“人情剥削”“收入增长”“面子竞争”这三种说法不足以使我们了解农村酒席的深层原因。实地访谈给我们的重要启发是，酒席是一种家庭责任和情感表达的方式。一场规模适宜、热闹喧哗的酒席承载着农民的生命意义，与农民的家庭生命周期紧密联系，涵盖了一个家庭的传宗接代到养老送终的人生使命。同时，酒席作为仪礼仪式，是农民社会关系的汇聚，是“人情”集中体现的场合，也兼具社会规范的意义。如果我们以家庭责任和情感表达为中心来理解酒席，那么对“体面”的理解就不会集中在花销问题上了。
为了探析一场“体面”的酒席的具体要素，我们专门请教了八组的组长沈福廷。他今年刚当爷爷，是村里对婚丧嫁娶礼俗最为熟悉的人，为多户人家的酒席担任过总指挥，被村民叫作“沈指挥”。沈指挥向我们介绍，虽然不同类型的酒席礼仪规范不尽相同，但一场“体面”酒席的关键就在两个环节:一是要“上对了菜”，二是要“叫对了人”，这是筹办酒席中最需谨慎、最为讲究的地方。
要“上对菜”，需要办酒者两方面的考虑。首先，不同类型酒席有不同的菜品要求。最典型的例子是村庄的白事酒，村民们都认为同一家的白事酒要比喜事酒低一个档次。沈指挥也说:“白事大龙虾不要上，烟酒都要比喜事差一点。”白事的菜品规格降一等，是因为白事酒表达的是悲伤的感情，此时的氛围应该追求庄严肃穆，而非宾主尽欢。酒席承载着不同的情感，这些情感要通过酒席的菜品和氛围来表达。这和中国传统思想中对礼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村民们都认为满月酒是各家最要好好办的，要在家庭能力范围内上最好的菜。这不仅仅因为添丁加口而喜悦，同时也是一家之主宣告“光荣退休”的重要时刻。满月酒的办酒人并非新生儿的父亲，而是其爷爷。村民对此有着共同的理解:“添孙子一定要爷爷来办，当爷爷的办好满月酒就可以宣布退休了。”在村民们看来，操办各类酒席是一家之主义不容辞的任务，而为孙子操办满月酒是各家之主一生操办的最重要酒席，象征着他这一代生命使命的完成。有位村民说:“现在我是家里的户长，家里的钱在我这里，所有外面的婚丧琐事都是我管的，但是办完满月酒，我就把这个钱交给我儿子了，由他来当家，就换当家人了!我就没有大事了，就可以交班了。”
其次，“上对了菜”还包含着家庭经济实力和酒席菜品之间的联系。村民们普遍认为，一户家庭具有什么样的经济实力就应该办什么样的酒席，不能“过”也不能“不及”。我们在与村民吴国良的访谈中最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吴国良是村庄的一个小老板，他去年为儿子举办了婚礼，吴国良对自己筹办的酒席非常满意，虽然他一再强调这场酒席只能算“说得过去”，但他还是滔滔不绝介绍了酒席上摆的“澳洲龙虾”“象拔蚌”等名贵食材。当我们从吴老板的家中走出，觉得他的酒席很“体面”的时候，陪同的村民却说:“他办的酒席，说实话标准有点高了，他一个中等层次的老板，办成了大老板的标准，他太要面子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揭示了酒席作为“礼”的重要特征:酒席是一个家庭的展示或表演，展示的不只是家庭的富裕程度、主人的身份地位和要表达的情感，还有主人一家对应该怎么做事的理解，通过他们的“做事”，村民们看到了他们是怎么“做人”的，这才是“面子”“体面”的核心意涵。村民们对于各家办酒宴请的规格是有比较统一的认知的，办酒的人能否摆正、摆好自己家的位置，是主人“做人”的体现。沈指挥说:“办酒，是家家都有数的。”这是说一户人家要办酒席，总是需要与村庄的其他家庭比较、衡量，这并非为了去办一场超过其他人的酒席，而是应该办一场“恰如其分”的“有数”的酒席。这种“规矩”显然不是村庄的成文规定，却是村庄中的普遍共识。
办“体面”酒席的另外一个关键环节在于“叫对了人”，这指的是确定一场酒席的宾客范围。根据沈指挥的介绍，这与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酒席类型，二是亲属关系。
首先来看不同酒席和宾客范围之间的关系。村庄不同类型的酒席所邀请的亲属范围不同，酒席的类型在决定以谁为核心来邀请亲友。我们将这个内容制作成了下面的表格，可以一目了然。
以村民某甲举办的结婚酒、满月酒和白事酒为例。可以发现，这些酒席的办酒人都是某甲，但是所邀请的亲属范围却不同。这被村民们称作“请哪个面上的亲戚”，村民对此有着高度统一的认识，并认为邀请亲属范围的差异来自不同酒席所承载的不同伦理意涵。
在潮镇地区，结婚酒是父亲为儿子操办的第一场酒席，是一个父亲作为当家人的天生职责和义务，这种家庭喜事会邀请自己的五服亲属来加以见证和分享喜悦。满月酒是爷爷为孙子操办的酒席，也象征着家庭中当家人的更替，虽然操办人是爷爷，但邀请的亲属范围是他儿子的五服亲。白事酒通常是家中的祖辈过世，承办酒席是其后代的职责，所邀请宾客是过世长辈的五服亲属。不同类型的酒席邀请的亲属不同，村民们如此看重酒席要“叫对了人”，是认为不能破坏了酒席的家庭生命意义，而这就需要办酒者遵守酒席自身的礼仪规矩，这些礼仪本身就直观反映着家庭伦理。
亲属遵循着严格亲疏远近的关系规矩，不同亲属关系出席的人数也不同。用沈指挥的话来说就是:“是什么关系就怎么叫。”即亲属关系不同，来的人数也不同。在一场酒席中，亲属出席人数总共有三种类型，分别是“全家吃酒”“两口人吃酒”和“一口人吃酒”，这对应着三种类型的亲属关系，办酒的家庭会根据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叫人”。
村庄里把邀请“全家吃酒”的亲戚称为“至亲”，意思是亲属关系最为亲近的亲戚。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至亲”是指亲戚，不包括父母、祖父母等家人。我们以家庭的男主人为儿子办结婚酒为例，“至亲”的范围包括:①男主人的兄弟姐妹;②男主人父亲的兄弟姐妹，即男主人的大伯、叔叔和姑姑;③男主人母亲的兄弟姐妹，即男主人的舅舅、姨妈;④男主人妻子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即岳父岳母、大小舅哥、大小姨子。当一户家庭举办儿子的结婚酒时，上述这些“至亲”全家都会被邀请出席。第二类是邀请“两口人吃酒”的亲戚，这类亲戚在亲属关系上相较于“至亲”疏远了一圈，在费村也没有固定统一的称谓，但这并不代表其范围不清晰。这类亲戚包括:男主人祖父的兄弟姐妹及其后代，即男主人的伯祖父母、叔祖父母，和男主人的堂伯、堂叔、堂姑。第三类是只叫“一口人吃酒”的亲戚，这被称为“老亲”，是亲属关系更为疏远的亲戚，包括:男主人曾祖父的兄弟姐妹及其后代，即男主人的族曾祖父母以及他们的后代。
从“整家吃酒”到“两口人吃酒”再到“一口人吃酒”，亲属关系“从自己和父亲面上的亲戚”过渡到“祖父面上的亲戚”以及“曾祖父面上的亲戚”，表现出亲属关系由近及远而邀请人数由多渐少的规律。如果我们用“五服”理论来表述，第一类包含了男主人的期亲、大功亲、母党和妻党;第二类是男主人的小功亲，第三类是男主人的缌麻亲。这是典型的“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的当代形态［27］，［28］。
但我们依然不免产生疑问，虽然出席人数的规矩严格对应了亲疏有异的亲属制度，但现实生活中总有亲属关系虽远，但两家私交甚好的情况;或是亲属关系亲近，但两家存有矛盾的情形。那么村庄的酒席上会不会因为私人感情好，因而邀请赴宴人数增多的情况呢?沈指挥明确回答了我们:“这个事不能看私交，关系该怎样就怎样。”关于这一点，许长富从礼金随礼的角度也提供了论证。
许长富:怎么叫人这个事很忌讳的，不讲清楚很容易误会，亲戚有时候淡掉的都有。因为这还涉及红包怎么送的问题，邀请全家的价格和邀请两个人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土话说，你叫的隆重，送的礼也隆重。
问:这具体是什么意思?
许长富:打个比方，我有两个舅舅，有一个条件好点，有个差一点，但 他们送的(礼金)是一样。因为我们的关系是一样的，送的钱就是一样的，这个不能多送的，(多送)不太好的。而且基本上叫“两口人来吃酒”的可能有十家，那这十家的钱也是一样的，这个他们私底下会商量的，这个很忌讳的。
许长富反复强调“很忌讳”，其实是想说明不论是主人邀请宾客还是宾客赴宴随礼，双方都要遵守亲属关系远近有别而行为有异的规矩。同时，这种亲疏远近的区别并不为个体的私人感情所左右，任由私人交情厚薄而漠视了家庭的亲属结构会遭人非议。这种看上去对于城市人来说颇难理解的邀请原则正是“礼”的体现。办酒者的感情也必须接受这种“礼”的规范，不任由“私交”而扭曲亲属关系的天然亲情。人们通过礼所要表达的，并非自己的好恶私情，而是以家庭、家族的亲属代际关系即人伦关系为标准，“叫对人”也是自己做人能够“做对人”“做好人”的重要表现，这正是要表达“中和”情感的“礼”。
通过上述对“体面”酒席的探寻，我们可以看出“体面”的深层含义。一个人的生命意义、家庭使命和关系亲情都要通过以酒席这样的“礼”来表达，而表达的是否恰当妥帖，合乎自己和宾客的期待，是宾主情感能否“中和”的关键。礼看上去是对主人的“情”的修正、节制和规范，但也正是帮助“情”能够达到宾主尽欢的渠道。“上对了菜”“叫对了人”都说明要达成一场体面的酒席离不开“情”“礼”之间的搭配，酒席本身也体现为一个“情礼相称”相互促进的过程。办酒者的“情正”才能做到“礼宜”。在这个过程中，由“情”生发而办“礼”，又因为“礼”办得好而抒发“情”，最终呈现出一种“情礼相称”的状态，这才是村民认可的体面酒席。
五、余论：情礼相称
酒席承载着农民的生命意义，与家庭生命周期相联系，是农民表达家庭情感的途径和场合，是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办父母的白事酒是送终尽孝的重要表现，办儿子的结婚酒是家庭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性事件，办孙子的满月酒则意味着家庭主要责任的完成，可以把当家人的位置传给儿子并“宣布退休”，是这辈子能不能“有个交代”的关键，而满月酒也是年轻父亲正式“当家作主”的象征，从此他要开始为下一代的结婚生子而操劳。这些都蕴含了农民对生命的深层理解，也是其生产、生活中能够勤奋忍耐的动力之源。村民要办好一场酒席，需要协调好“情”与“礼”的复杂关系，一方面要通过酒席表达感情，兴发适当的重视家庭的情感;另一方面也要遵守好酒席的礼仪规矩，用恰当的礼传递出恰当的情，“情礼相称”是农村酒席的伦理基础，也是村庄道德评价的依据。
我们的研究反思了仪式研究和人情研究将情感功能和交换功能简单二分的倾向，这种倾向会导致过分强调仪式的资源交换功能，而“情礼相称”的酒席恰恰说明了仪式是感情、社会规范、资源交换等多方面的因素交融汇聚的场所。如果过分强调酒席的利益交换功能，会导致我们对酒席功能的表面化和肤浅化认识。我们研究发现，村民重视家庭的情感促使着他尽心谨慎地办好一场“体面”酒席，而酒席中的礼仪又在表达和规范着办酒者重视家庭的情感，在这个互动中，其他村民可以通过参加酒席，在周全妥当的礼仪接待中来感受到办酒者“情礼相称”的状态，产生心心相印的感通，这是乡风文明建设的根本途径。
从本文的研究来看，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改革，关键是要建设“情礼相称”的农村礼俗文化。首先，辨别传统礼俗和陈规陋习是移风易俗改革的前提。礼的形式过分铺张繁琐是陈规陋习的表现，而不是礼的本质。礼的要义在于陶冶情感，培养具有家国责任的人。礼与陈规陋习往往不容易区分，二者的区别常不在其“形式”而在其“程度”，切忌以“形式”来划分好坏。其次，农村移风易俗工作重在正本清源，这特别需要尊重乡土传统和农村实际。传统礼俗强调“情礼相称”，礼是情的形式，情是礼的内容。大操大办、铺张浪费、天价彩礼等都是地方礼俗中的“形式主义”，丧失了礼的本意。
［参考文献］
［1］弗雷泽．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M］．汪培基，徐育新，张泽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泰勒．原始文化［M］．连树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M］．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M］．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6］朱晓莹．“人情”的泛化及其负功能:对苏北一农户人情消费的个案分析［J］．社会，2003(9):28－30．
［7］陈柏峰．农村仪式性人情的功能异化［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5(1):106－113．
［8］林源，芮训媛．农村人情功能演化的金融学逻辑［J］．农村经济，2012(10):74－77．
［9］贾兆伟．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村欠发达地区男青年婚姻困难问题分析:以分水岭村为例［J］．青年研究，2008(3):37－42．
［10］贺雪峰．论熟人社会的人情［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20－27．
［11］杨华．农村人情竞争的区域差异及其治理［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2):71－81+158．
［12］宋丽娜．人情的社会基础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1．
［13］余芳．农村社会人情的发生及其异化［J］．农村经济，2013(5):96－98．
［14］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M］．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15］黄光国．人情与面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5(3):55－62．
［16］翟学伟．中国人际关系的特质:本土的概念及其模式［J］．社会学研究，1993(4):74－83．
［17］李伟民．论人情:关于中国人社会交往的分析和探讨［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2):57－64．
［18］杨联陞．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M］．北京:中华书局，2016．
［19］翟学伟．报的运作方位［J］．社会学研究，2007(1):83－98+244．
［20］李泽厚．论语今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4．
［21］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7．
［2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5］金耀基．“面”、“耻”与中国人行为之分析［J］．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2006(1):48－64．
［26］翟学伟．中国人的人情与面子:框架、概念与关联［J］．浙江学刊，2021(5):53－64．
［27］吴飞．从丧服制度看“差序格局”:对一个经典概念的再反思［J］．开放时代，2011(1):112－122．
［28］周飞舟．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从丧服制度看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J］．社会，2015，35(1):2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