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产业小镇的发展模式,是否可持续,可借鉴?无论答案是与否,陪读妈妈这个群体都值得被关注。它让我们在更辽阔的意义上去思考,被精英教育所裹挟的那些具体的尤其是从乡村来的人们,如何自洽,以及出路何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零度往上 (ID:farmercomcn),农民日报出品,作者:颜旭,编辑:张凤云,原文标题:《陪读“毛坦厂”》
这是一个位于安徽省大别山区,名叫毛坦厂的小镇,如果骑电动车走直线,一路穿过正在建设的新楼盘和鳞次栉比的小商店,从最西头到最东头,只需花几分钟。这里常年居住着5万人口,相当于一个中等乡镇的人口数。在人口总数中,外来人口占了将近五分之三,出现了一线大城市才会出现的人口倒挂现象。
而这些外来人口中,又以成年女性居多,她们大多来自其他乡镇或农村,在孩子高考失利之际,一起来到有“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之称的毛坦厂中学背水一战。她们在这里独自撑起一个家庭,放弃了原本的生活,承受着无法由自己掌控的压力与风险,但这些付出常常隐藏于高分的光芒与低分的沉默背后。
我们将这个群体推到台前,是想让人们看到她们的同时,也以此作为窗口去窥见一个以高考为产业的小镇是如何运作的,这种发展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和可借鉴性。无论答案是与否,这个群体都值得被关注。它让我们在更辽阔的意义上去思考,被精英教育所裹挟的那些具体的尤其是从乡村来的人们,如何自洽,以及出路何在。
十五分钟“决战”背后
在这里,妈妈跟孩子整个白天只有十五分钟的温情。如果学生们中午选择回家,刨去来回路上的时间,只有十五分钟留给他们吃饭。但为了这十五分钟,妈妈们要付出将近三百六十分钟的努力。
清晨六点,闹钟准时响起,看着孩子们洗漱、出门后,妈妈们也要开始忙碌了。睡个回笼觉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这个时候才能买到本地产的最新鲜的蔬菜。七点,菜市场就已经挤满了人,基本每一个菜摊前都排着队。
陪读妈妈李敏芬觉得现在还好,最怕的就是下雨天。“那时候大家都打着伞,再加上人挤人,根本看不到菜。”她一边逛一边盘算着中午的菜谱,“今天做滑肉,我家孩子最爱吃。猪肉要买油光锃亮的,这样做出来的肉香。鱼一定要挑刺少的,孩子们吃饭时间紧张,没那么多工夫吐刺。今天要做的不能跟昨天一样,这样孩子们才不会吃腻。”
买完菜之后,终于可以坐下来吃早餐了。这一顿,妈妈们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必吃孩子们的剩菜。作为一天中唯一的“奢侈”,无非就是几个炸糕和馅饼,外加一碗粥,再拌上点豆渣。吃着饭,李敏芬开始盘算早上的支出,“这里的生活成本比六安市还要高,一斤猪肉要贵个两三块钱,可能是因为地处山区,运进来不容易,成本就高了。而且这里人多,不愁没人买。”
回到家,洗菜择菜就开始了。如果做虾,虾线要一个个挑干净,虾壳要剥到只剩尾巴,“这样他们吃的时候,可以直接拿着虾尾蘸酱汁。”李敏芬一边忙着一边跟我说,“青菜要挑他们喜欢吃的做。顾不得挑食不挑食了,学习已经那么苦了,吃上就可着他们喜欢的吧。”
煎炸烹炒的时间要卡得刚刚好,要让饭菜不能太烫,也不至于太凉。学生们中午十一点半放学,到家一般十一点四十五,最好在十一点半左右做好,十一点四十就要打开房门,保证孩子可以推门而入,坐下就吃,吃完就走。“我这做的算简单的,有的妈妈每天做好几个硬菜,跟满汉全席似的。”李敏芬总觉得自己的付出还不够,尽管她准备的午餐已经很丰盛了:滑肉、水煮鱼、炸丸子、几个青菜还有水果。
看着孩子们吃得差不多了,李敏芬才见缝插针地问几句,“今天学习累不累呀,有没有挨老师批评呀,晚上想吃什么呀。”这是一天中因为短暂而愈显温情的时刻。“总是想多说几句,但又怕说多了耽误他们上学。”把碗里的饭都扒完,李敏芬的大女儿一边往外走,一边跟我说,“学校不让我们在家里午休,怕我们玩手机之类的。我们都得回去趴在课桌上睡,睡醒了胳膊和腿都麻了。”
看着一桌所剩无几的剩菜,李敏芬很高兴,“把做的菜都吃光,就是最大的幸福。”她迅速扒了几口饭,就急匆匆地要出门,“我在旁边的服装店里帮忙,每月能给两千呢。我们三口人在这里,一个月生活费三千打不住,不能光指着孩儿他爸,我能挣点儿是点儿啊。”
有人的地方就有商机。大概是瞅准了毛坦厂镇大量的女性劳动力,这里分布着大大小小几百家服装加工企业,大都为作坊式,门口贴的招聘广告上,会写着“陪读妈妈优先”。一家店一般有10~20台机器,像李敏芬一样,10几个陪读妈妈每天都要伴着缝纫机“哒哒哒”的声音,度过大半天的时间。
一切为了孩子
陪读妈妈们,放弃原有熟悉又舒适的生活,远离了常年建立的社交圈,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为孩子撑起一个温暖的家,并帮助他们顺利考完高考,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小到每天的柴米油盐,大到如何保证孩子情绪平稳地走到决战的那一天,都是考验。
陪读妈妈张小霞的女儿最近因为在学校哈哈大笑,被罚站了。据老师说,还笑得很放肆。在这里,笑是不被允许的,“复读很光荣吗?有什么可笑的,复读还笑得出来吗?”老师总是这么说。可张小霞了解女儿,她很乖,平时难有高兴的事情,哪天有老师叫他们一声“小朋友”,都觉得这一天有了抹亮色。女儿回家后不愿意多说什么,只是说被老师针对了,盯上了。张小霞也不想多问,“有那个时间我宁愿让她多睡一会儿。你不知道,晚上十一点才放学,出校门的时候学生们一个个都像霜打的茄子,低着头,蔫了吧唧的。”
“真的是被针对了吗?万一女儿心里有怨恨,从此老师所有的话都听不进去了怎么办?老师在学习上不管她了怎么办?”张小霞一夜没睡,思前想后决定第二天去学校问个明白。
能下这个决心,绝非易事。张小霞平时几乎不敢麻烦老师,发个微信都要思前想后,“一个老师带的一个班,就将近140个学生,他顾不过来怎么办,嫌我事儿多怎么办,万一因此针对了女儿怎么办?”
有一次她出门忘带钥匙回不了家,宁可花40块钱,叫开锁的师傅来,也不愿意去学校找女儿拿备用钥匙。“去了就得麻烦老师,老师太忙了,如果每个家长都有事找他,忙不过来的。”
但学习无小事。张小霞第二天去了学校,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明白了老师也是为女儿好,并没有针对女儿,故意找麻烦的意思,她的心才算落了地。
“老师也是为了你好才会这样做,就像妈妈一样,哪里做得不对会指出来,是希望你变得更好啊。”一番开导后,女儿终于放下心结。这一夜,张小霞睡了个整觉。
在毛坦厂的日日夜夜中,孩子是绝对的中心。妈妈自己的需求,永远都被往后排了。张小霞很爱美,以前爱买衣服。可现在她的购物车里,只有锅碗瓢盆。她就在这上面花心思:买好看的碗碟,比如菠萝形状的,在摆盘上讲究好看。
除了成绩下降,在这里妈妈们最担心的事情就是生病。张小霞的大脚趾这几天动不了了,有人说她是尿酸高的症状,让她去大医院检查,这几天她一直在思量去医院的事儿。毛坦厂地处山区,交通不是很方便,去临近的霍山县比去市区近,可去霍山又没有直达的车。她想搭一位朋友的顺风车,可对方的行程一直定不下来,她也不好意思催促。“想快去快回,还得趁着闺女上学的时候,不让她知道我去了,省得因为惦记我而挂心,没法专心念书。”
双重指责
妈妈们之所以能够放弃自己的需求,义无反顾地来到这里,就是相信教育能够改变孩子将来的生活水平和家庭社会地位,相信这里是能够金榜题名的最后机会。可高升学率的背面是高压力与严管理。
“把孩子送到这里就不心疼吗?”我总是忍不住问她们。
“现在不吃学习的苦,将来就得受社会的苦。我们看重毛坦厂的氛围,希望孩子能在这里能考上一个好大学,将来有份体面的工作。”
在这个小镇转一转,就能感受到这里的每一个学生,每一个老师,每一个家长,甚至这个镇子的每一个人,想的都是同一件事:我要考上。这种氛围,紧紧包裹着毛坦厂,弥漫在人们的每一个日常中。
桃李园、状元街、状元书店,连超市都叫做985优选……这里几乎所有的小区、街道、店铺名称都与教育、状元、金榜之类的词有关。除了服装作坊和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店铺外,大街上最多的就是各式各样的学生托管机构。它类似于商业化的学生宿舍,负责管理学生的饮食起居。连镇上大大小小的酒店,都有这项业务。晚上六点,哪怕最好吃的饭馆,也是门可罗雀。到了十一点,反而挤满了人。就像古时的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里商铺随着学生上下学的时间而热闹或冷清。到了寒暑假,有些店铺甚至会直接关门,因为整个小镇空了一半。
在这样的氛围里,在为孩子成绩与未来的焦虑中,陪读妈妈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且,她们的压力似乎跟付出相关:付出越多,越不想失败,压力越大。问题的关键是,高考成败与否并不决定在妈妈们的手里。当希望都系于别人身上时,这压力又多了一层不确定感。毛坦厂中学的升学率很高,据一位毛中毕业生说,“我们班当时一共130人,最后有118人都考上了本科,而且我们还不属于优秀的班。”可对于还没有走到终点线的妈妈们来说,哪怕这样,她们也不敢确信自己的孩子就是成功的那一个。
李敏芬的孩子刚过来的时候,因为不适应,成绩上不去。她的心里焦急地像有把火在烧。“那时候我的头发大把大把地掉,最后直接剪短了。我的长头发留了几十年呢。孩子问我的时候,我就说自己想换个发型了。”
李敏芬的压力再大,也不会让孩子们知道。“他们自己的压力够大了,我不能再给他们增加了。还要帮着他们排解,不能让他们失去信心。”她心里一直都是这种紧紧张张的状态,特别是周考、月考成绩出来后,每一次都是一次过关。
但有时候教育的复杂性,不是完全能靠她们的经验和资源能解决的。陈霞的儿子考的是专科,她总说自己是一个“不成功的母亲”。“别人陪,我也陪;别人的孩子读出来了,我的结果怎么是这样?”
如果细问,才会发现,陈霞认为儿子高考成绩不理想,是因为爱打乒乓球。孩子的这种天赋,被陈霞夫妻当成了贪玩。“我们那时候就觉得他是为了逃避学习,压根不知道可以让他走特长生。”好在如今儿子还在上学,就找到了乒乓球教练的工作,收入很可观。
跟她们聊得久了,就会发现,她们不愿意面对“万一高考失败了怎么办”的话题。如果我试探性地问一下,她们就会说谁家的情况更艰难,更不容易,从来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孩子成绩好,功劳都是孩子自己和老师的。可如果不好,或者健康上有什么风吹草动,妈妈就要背负双重指责,“孩子没有照顾好,也没让孩子考好。”甚至穿得好看点,出门都会被指指点点,“你看这个妈妈,孩子成绩上不去,还有心情打扮呢。”
不被承认的辛苦
可这一切的辛苦,有时会被一句“爸爸在外面吃了三年马铃薯,妈妈在家里跳了三年广场舞”给泯灭了。
小镇的公共生活有限,全镇的一切配套都在为高考服务,没有网吧、酒吧和其他放松娱乐的场所。每到傍晚,广场上聚集了很多跳广场舞的陪读妈妈们。这是她们一天之中,难得的可以喘口气的时间。伴着音乐,随着伸展的四肢,把那些压在心底的,积攒了好久的阴郁舒展开来。很多时候,张小霞一个人坐在逼仄的房间里,想着女儿的成绩,就会感到心里发慌。只有跳广场舞的两个小时,才感觉到时间完全属于自己。
“我们也没有耽误孩子,就是跳了跳广场舞,就被说成这样。”张小霞觉得很不公平,“爸爸是在外挣钱,但爸爸平时难道没有消遣吗?不抽烟喝酒吗?”甚至,妈妈们还要背负一些闲言碎语,诸如跳广场舞的妈妈不安分等等。
更何况,这句话听起来,好像爸爸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都毫无保留地给了孩子,可事实上,很多妈妈伸手要钱并不容易。
“每次跟我老公要钱,他就跟我诉苦,说自己挣钱多不容易,哪里哪里还需要用钱。”张小霞觉得,他们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这个镇瞅准了学生,各种花费样样不比城里便宜。但吐槽归吐槽,她也能理解,失去了自己原本的那份收入,挣钱的责任都落到丈夫身上,他确实扛着很重的担子。
不光吃穿用度,在这里,支出的大头是房租。毛坦厂镇的房地产业十分发达,学校东门甚至有一个专为陪读而建的大型小区,为了能有更多的房间,吸纳最多的人群,每一户都没有建阳台。在毛坦厂,一套好一点的两居室一年的租金要两万多,而且始终居高不下。有的妈妈还带着三个男孩子在这里上学,至少就要租一套三居室。
李敏芬似乎看透了本质,“说白了谁有钱谁掌握话语权。爸爸们把自己塑造得完美,但其实也不必通过贬低我们来抬高自己呀。”
其实故事可以不是这样的,妈妈们要钱本来不必这么低三下四,因为她们本来能挣钱。
李敏芬来毛坦厂之前,一直和丈夫一起在北京打工,先是收废品,后来干餐饮,从白手起家到攒下一些钱,都是俩人一起拼出来的。两个孩子也是她自己带大的,最苦的时候全家四口挤在一个只有14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后来因为闯出了些名堂,在老家的村子里小有名气,当地的名人事迹里,还收录了她丈夫的故事。“可明明是我们俩一起拼出来的,书里却一个字都没有提到我。”
后来李敏芬喜欢上了给人化妆,还专门报班学了一阵,打算在这个领域闯荡一番。可大女儿第一次高考没考好,打破了她原本的规划。当面临谁来陪读的问题时,是妈妈义无反顾地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尽管过去两年多了,李敏芬到现在还爱看化妆培训班老师在朋友圈发的妆发图,“这个妆我也能化出来,好的妆发能给人改头换面,老有成就感了。”
张小霞来陪读之前,也是跟丈夫一起做生意。但她的意见总是被忽视,“一个女人家的,懂什么”,哪怕这意见其实很中肯。来到毛坦厂之后,她总想做点什么,女儿嫌晚饭时间太短,选择在学校吃,她每天大概有十个小时的空闲时间。“这十个小时我不知道干什么,好痛苦。”她不想舒舒服服地在家补个觉或者刷刷手机,摆弄花草,浑身的劲儿仿佛没处使。有一天,楼下有家披萨店要开业,招聘服务员,她想都没想就去应聘了。“离家近,不耽误孩子的事儿,给的工资还比一般的店铺多。”
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站一整天喝不上一口水是家常便饭。可她很知足,“我能靠自己养活女儿了。”一切忙碌也都是在瞒着女儿的情况下,怕她担心。可纸终究包不住火,女儿偶然知道后,只撂下一句话,“我爸给你钱租房子,是让你来挣钱的吗?”
后来,张小霞就把工作辞了。
属于自己的时刻
在毛坦厂,升学率、高考成绩、学生、学校、老师是被高度关注的对象。可这些东西的光芒太耀眼了,遮蔽了为此付出了太多的陪读妈妈们。在这个依靠高考存活的小镇上,在这漫长的高考产业链条上,她们唯一能被看见的时刻大概是高考当天的旗袍秀。跟“送考大军”一样,都是毛坦厂的特色。6月7号那天,几乎所有考生的妈妈都会身穿旗袍来送考,寓意“旗开得胜”。
因此,为自己精心挑选一件旗袍,是妈妈们的头等大事。小镇上应运而生了很多旗袍店,没事的时候,张小霞会挨个儿去逛,货比三家嘛。
我陪她来到一家旗袍店,她问了问价格,总是觉得贵。其中一件绿色的,样子很清新,她相中了,不停地摸着料子。老板似乎看破了她的心思,说这件是苎麻的,穿上很舒服,很显身材。她下意识地问了价格,有些贵,超出了预期。但老板一直说,“试试吧,穿上试试。”她心动了,试试总是可以的吧。从试衣间出来后,她一直用手盘着自己散落的长发,说这样才好看。她在镜子前转身,回头,细细打量着自己被旗袍修饰后的身材。
那是那天唯一只关心她自己,展示她自己的时刻,在一张小小的穿衣镜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