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5年，三宝太监郑和率舰队下西洋，完成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出海历险，是一次带有国家外交属性的举动。1940年代，在上海成名的张爱玲，以擅长写新时代中旧家族青年男女的都市爱情与婚姻而著名。谁能想到，这样一位以现代爱情为主题，笔法细腻的作家，居然曾经想写一部以郑和下西洋为主题的小说。
张爱玲怎么会想写一个与她的气质如此不搭的主题呢？因为她对南洋，也就是东南亚的向往和喜爱。南洋，又是郑和下西洋的必经之地和目的地之一。
1961年，张爱玲对她的好友说，“我想去东南亚。”张爱玲的笔下，南洋随处可见，有时，来自东南亚的华侨还会作为主角出现，《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红玫瑰王娇蕊，也是来自东南亚的华侨。但事实上，张爱玲终其一生都没去过东南亚，她几次在信件或口头对朋友说，她准备要去，最后仍是没有动身。
身在上海的张爱玲，为什么偏偏那么向往南洋，又是怎么想象和叙说南洋的呢？
下文摘自《人海之间——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01
那么，张爱玲准备写的故事是什么呢？以笔者的理解，应该是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宋淇的儿子宋以朗在整理父母和张爱玲的通信时，便谈到张爱玲想写而出于种种原因未能完成的作品。他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张爱玲曾在信中说，想写一本关于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书。我父母便给她找了一本有关郑和的小册子。到一九六三年，她突然说：‘郑和故事经考虑后决定放弃，所以那本书你们以后不要寄给我。’但这本小册子终归是寄出去了。”宋以朗补充说：“张爱玲构思这种题材，打破了我们一般对她的想象。如果她写出来，应该会很有意思。但她最后还是放弃了这部书，至少不会用英文写，她在信中说：
“郑和小说因为没有英美人（至少欧洲人）做主角之一，我认为美国读者不会有兴趣的，短的历史小说没处登，长的又工程浩大，不值一试。”
从宋以朗介绍的其他张爱玲未完成的作品看，除了郑和下西洋，几乎没有以东南亚为背景的。可张爱玲说的是两篇东南亚背景的小说。那么，另一篇是什么呢？笔者觉得除了郑和之外的另一篇，可能是以苏青和她小叔为背景的故事。1957年，张爱玲给宋淇夫妇的信中说：“我想把苏青与她小叔的故事搬到目前的香港，写一个长篇Aroma Port，不过暂时不打算写。”Aroma Port直译过来就是“香港”，可是张爱玲最终也没有写。
这是1961年，这一年张爱玲提到了东南亚。十年之后的1971年，张爱玲和水晶见面时又谈起了“南洋的事”，并向水晶询问各种有趣的当地风俗，这说明她对南洋和东南亚一直保持着兴趣。水晶回忆道：“此外她又开了一罐糖腌蕃石榴，因为知道我在南洋待过，可能喜欢热带风味的水果”；“谈话的锋头一转，她问起我南洋的事来，问起猎头族（Dayak）的生活情形。她对于这一种原始民族的风俗，非常有兴趣。她听我谈起住在‘长屋’（long house）的达雅人，竹编的地板，从裂缝里望得见下面凹坑里，堆积的垃圾、人矢及动物遗粪；以及甘榜Kampong里逐水而居的马来人……神情专注，像是稚拙的小孩。她说喜欢阅读一些记录性的书籍，用英文说，便是documentaries，像是史前时代的人类史”。
其实，早在1950年代张爱玲就注意到了东南亚。1955年，张爱玲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最初我也就是因为《秧歌》故事太平淡，不合我国读者的口味——尤其是东南亚的读者——所以发奋要用英文写它”；“还有一本《赤地之恋》，是在《秧歌》以后写的。因为要顾到东南亚一般读者的兴味，自己很不满意”。所谓东南亚的读者，指的当然是可以阅读中文的华人华侨；可见，张爱玲在创作时，对于南洋华侨这群读者的兴趣非常关注。
想写郑和下西洋的小说，所以张爱玲想到东南亚去看看，可是最终她放弃了这篇小说。到过香港和台湾的张爱玲终究没有机会前去东南亚看看，但南洋却不时闪现于她的笔下。最著名者，莫过于《红玫瑰与白玫瑰》以及《倾城之恋》。
虽然是小说，可是，当水晶夜访张爱玲谈到《红玫瑰与白玫瑰》时，“《传奇》里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各有其本’的，也就是她所谓的documentaries”；“她很抱歉地说，写完了这篇故事，觉得很对不起佟振保和白玫瑰，这二人她都见过，而红玫瑰只是听说过”。张爱玲又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男主角是我母亲的朋友，事情是他自己讲给母亲和姑姑听的，那时我还小，他以为我不懂，哪知道我听过就全记住了。写出来后他也看见的，大概很气——只能怪他自己讲。”
红玫瑰和白玫瑰都有着强烈的象征和隐喻。与中国传统女性相比，来自南洋的华侨女性受到了东南亚传统的影响，即东南亚的女性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在政治、经济和家庭中承担着重要乃至突出的责任，同时也享受着相应的权利。而传统中国的女性却深深地笼罩在父权的桐油大伞下面，既看不到面容，甚至也看不到阳光下的投影。
张爱玲自幼生长在破碎的父权大家庭，一生没有安全感。她曾经反抗过一事无成沉醉于鸦片的父亲，投奔到同样反抗父权制度的母亲那里；可是她又因为得不到期望的母爱而焦虑和抱怨。当她自己在传统的父权制度下挣扎、反抗的时候，却无意识地把父权的阴影投射到华侨女生的身上。家学深厚的张爱玲在上海的圣玛丽娅女子中学学习，英文很好。作为中西教育培养出来的文化精英，她常带着讽刺和嘲弄的口吻来评说南洋（马来亚）和侨生。
振保诧异于红玫瑰把“蕊”写成了三个字，这恐怕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张爱玲对于华侨同学中文的印象。当年香港跑马地墓园柴扉式的大门口就挂着一副绿泥黄木的对联，上面写着“此日吾躯归故土，他朝君体亦相同”。这股对联就是张爱玲所谓的华侨口吻。《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王士洪评论红玫瑰的名字时说：“你们那些华侨，取出名字来，实在欠大方。”张爱玲则讽刺马来亚文明说：“马来亚是在蒸闷得野蛮的底子上盖一层小家气的文明，像一床太小的花洋布棉被，盖住了头，盖不住脚。”她又嘲弄华侨女同学的口音，说：“她们的话不好懂，马来亚口音又重，而且开口闭口‘Man’，倒像西印度群岛的土著，等于称对方‘老兄’。”她还调侃其中的一个女同学月女，说：“她的空虚是像一间空关着的，出了霉虫的白粉小房间，而且是阴天的小旅馆——华侨在思想上是无家可归的，头脑简单的人活在一个并不简单的世界里，没有北京，没有传统，所以也没有跳舞。月女她倒是会跳交际舞的，可是她只肯同父亲同哥哥跳。”
没有北京，也就是脱离了帝国权力的管辖；没有传统，也就是不曾受到礼教的浸润；没有跳舞，也就是没有经历西方（现代）的诱惑，保持着原始的自然。非中非西，非传统非现代，这似乎就是夹在中西之间作为第三者存在的南洋。因此，对于红玫瑰的刻画，张爱玲的笔端明显采用了从高处鸟瞰的视觉，带着从北京审视边缘的口吻。
士洪笑道：“你不知道他们华侨——”才说了一半，被娇蕊打了一下道：“又是‘他们华侨’！不许你叫我‘他们’！”士洪继续说下去道：“他们华侨，中国人的坏处也有，外国人的坏处也有。”
“他们华侨，中国人的坏处也有，外国人的坏处也有。”虽是戏言，何尝不是大众的印象呢？从外形上看，华侨又瘦又黑，如张爱玲所言，比中国人黑，比印度人瘦；而华侨女性则身材玲珑，嘴唇饱满，充满了和传统中国审美大不一样的性感和肉欲；从物质上看，华侨很有钱，正如俗语所说：南洋伯，没有一千也有八百；所以无论是范柳原还是其他侨商，都是“星洲富豪”；从文化和教育上看，华侨没有文化，言辞带有“华侨口吻”；从男女关系上看，华侨比较随意，所以才有红玫瑰的两次与租客有私情；而“马来亚男孩子最坏了，都会嫖”。
无独有偶，张爱玲的南洋，和当时许多作家的作品也是吻合的。丁玲成名之作《莎菲女士的日记》里的男主人公凌吉士，就是“一个十足的南洋人”，有个做橡胶生意的父亲。钱锺书的《围城》开头就花了许多笔墨来描述欧洲学医回来的混血儿鲍小姐。鲍小姐皮肤“暗而不黑”，“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她“纤腰一束，正合《天方夜谭》里阿拉伯诗人所歌颂的美人条件：‘身围瘦，后部重，站立的时候沉得腰肢酸痛。’长睫毛上一双欲眠似醉、含笑、带梦的大眼睛，圆满的上嘴唇好像鼓着在跟爱人使性子”。这分明是一个活脱脱的红玫瑰。同样留学归国的苏小姐却似白玫瑰，她的“皮肤在东方人里，要算得白，可惜这白色不顶新鲜，带些干滞。她去掉了黑眼镜，眉清目秀，只是嘴唇嫌薄，擦了口红还不够丰厚。假使她从帆布躺椅上站起来，会见得身段瘦削，也许轮廓的线条太硬，像方头钢笔划成的”。白皙，单薄，瘦削，硬线条，这难道不是活生生的振保的妻子孟烟鹂吗？
钱锺书和张爱玲的笔，刀锋锐利，入肉不知，而后却让人感觉到一丝丝的刺痛，痛彻心扉，却叫不出声来。钱锺书写鲍小姐的混血出身，其实就是张爱玲的“他们华侨”的隐喻：混血的结果便是“中国人的坏处也有，外国人的坏处也有”。他俩还不约而同地突出了华侨女生学医的背景，更加令人推测，这究竟是当时的实情，还是两位不露痕迹的嘲讽？
另一方面，艳羡与嘲讽同在。华侨是新兴产业的象征，是南洋的橡胶园、锡矿和跨地区商业在上海的展现。提到南洋和华侨，人们不由地带着一两丝若有若无的妒忌和艳羡。
正因为如此，张爱玲曾经感叹，生活并不拮据的她，却时常有想象中的窘迫。她对姑姑说：“其实我在香港的时候也不至于窘到那样，都是我那班同学太阔的缘故。”她的侨生同学，包括茹璧，她“是汪精卫的侄女”；当然还有橡胶大王们的子女。张爱玲回忆道：“这橡胶大王子女进的学校里，只有她没有自来水笔，总是一瓶墨水带来带去，非常触目。”她又回忆道：“在香港，我们初得到开战的消息的时候，宿舍里的一个女同学发起急来，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她是有钱的华侨，对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从水上跳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她没想到打仗。”华侨同学的富裕，使得端着墨水瓶去上课的张爱玲感到自己的相对贫困，带着一丝妒忌的尴尬从那时起就在她过于敏感的内心深处播种发芽，多少年后都没有消逝。
张爱玲塑造的南洋和华侨可以概括为上述方式，但也并非完全如此。看似风流成性的娇蕊，带着孩子去看牙医，在公交车上和振保偶遇，面对振保冷笑和讽刺“你碰到的无非是男人”，她并不生气，反而说了一句颇有哲理的话：“是的，年纪轻，长得好看的时候，大约无论到社会上做什么事，碰到的总是男人。可是到后来，除了男人之外总还有别的……总还有别的……”
别的是什么呢？自然是爱。红玫瑰这段话揭示了她成长后对于男女关系本质的把握，令人心酸和感动。而华侨女生如苏雷珈在香港战火中的表现和成长，也令张爱玲感佩。“苏雷珈是马来半岛一个偏僻小镇的西施，瘦小，棕黑皮肤，睡沉沉的眼睛与微微外露的白牙。像一般受过修道院教育的女孩子，她是天真得可耻。她选了医科，医科要解剖人体，被解剖的尸体穿衣服不穿？苏雷珈曾经顾虑到这一层，向人打听过。这笑话在学校里早出了名。”可是，在日军的炸弹下，“苏雷珈加入防御工作，在红十字会分所充当临时看护”，她和男护士“一起吃苦，担风险，开玩笑，她渐渐惯了，话也多了，人也干练了。战争对于她是很难得的教育”。
同样，马来亚的自然，一方面象征着野蛮与落后；另一方面，也是现代人渴望的自然与纯朴。在《倾城之恋》中，范柳原对流苏说：“我陪你到马来亚去。”流苏问：“做什么？”范柳原道：“回到自然；我又想把你带到马来亚，到原始人的森林里去。”马来亚，马来亚的森林，无疑代表着南洋那种原始自然的状态，没有像范柳原装的假，也没有流苏和她周围家人的耍心眼。
张爱玲关于南洋的书写，既有她本人的观念，也不完全等同于她本人的观念；而张爱玲书写的南洋和南洋人物的巨大生命力，更加反映了张记南洋印象广泛的社会基础，令人不得不琢磨其知识产生的社会和心理背景。张爱玲前半生最亲密的好友炎樱就是斯里兰卡和天津的混血儿，是其两次婚姻的见证人，她或许带给了张爱玲一些间接的热带知识。香港大学侨生则是张爱玲南洋构建的一个直接来源，而直接能向张爱玲分享南洋印象的无疑是她的母亲黄素琼，张爱玲则称她为“二婶”，因为张爱玲从小过继给大伯家，所以反而叫父母为二叔、二婶。
黄素琼后来改名叫逸梵（Yvonne）。她裹着小脚，抛夫别子，陪着小姑子留学欧洲。在欧洲，她画油画，因而认识徐悲鸿、蒋碧薇夫妇；一双小脚既在阿尔卑斯山滑过雪，也在地中海游过泳；她几次路过新加坡，也曾到过爪哇，因为“她有个爪哇女朋友一定要她去玩，所以弯到东南亚去了一趟”；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她去了新马（新加坡和马来亚），曾经打算加工新马的皮毛做生意；她有个男友，“英国商人，比她年青，高个子”，“仿佛听说在星加坡”；日本入侵时，“劳以德打死了，死在星加坡海滩上”；随后她坐着难民船去了印度，在印度担任过尼赫鲁两个姐姐的秘书；“二战”后，她回到了马来亚，“1948年她在马来亚的一所侨校教了半年书”。实际上她是在吉隆坡坤成女中教书，和青年女同事邢广生结交，不久就去了伦敦。1955年至1956年，马来亚华校视学官王宓文和妻子丁俨来到伦敦，经邢广生介绍，他们认识了黄素琼，并有交往。王宓文夫妇的公子王赓武当时在剑桥念博士，曾随父母一起拜访过黄素琼。
母亲的南洋经历，给张爱玲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南洋细节。榴莲糕、咖喱、沙袋、巴里岛的舞蹈、沙笼、柬埔寨的神殿和佛像以及马来亚的森林，这些南洋景物时常在张爱玲的笔端涌现。她在《倾城之恋》中写道：
吃完了饭，柳原举起玻璃杯来将里面剩下的茶一饮而尽，高高的擎着那玻璃杯，只管向里看着。流苏道：“有什么可看的，也让我看看。”柳原道：“你迎着亮瞧瞧，里头的景致使我想起马来的森林。”杯里的残茶向一边倾过来，绿色的茶叶黏在玻璃上，横斜有致，迎着光，看上去像一棵生生的芭蕉。底下堆积着的茶叶，蟠结错杂，就像没膝的蔓草和蓬蒿。
这种栩栩如生的马来森林的景色，非亲见者不能形容。笔者很怀疑这是黄素琼对张爱玲的描述，很可能出自黄素琼之口。
因此，张爱玲的南洋印象和想象既有着宏观的社会背景，也有着个人的联系。总而言之，那就是近代以来中国对于海外世界，特别是对隔海相望的南洋的开发。因为有了下南洋，所以才有了张爱玲笔下的红玫瑰与范柳原。遗憾的是，张爱玲最终没有完成郑和下西洋的小说，给张粉留下了无限的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