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注：最近看到关于民族仇恨，宗教冲突的分析文，特别是关于以巴问题的，脑子里总回荡起阿姨的评论：知识分子发明错了民族，军阀就会杀错人，人民就会受苦。此时追究细节已经不重要了，到这一步，弱势方重新构筑民族叙事才是最快最实际的现实解决方案。
「一旦情绪的力量被不良的政治势力劫持，试图讲理的异议者便会遭到打压放逐，进而摧毁和平。」
茉莉
除了俄乌战争，“邻居打架”的仇恨之战，在2023年也不断发生，就在以色列-哈玛斯战争爆发之前，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飞地开战，战争结束后，其中一方“灭国”。
自2020年“纳卡之战”后，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族、俄罗斯之间曾协议维护动态平衡，但俄乌战争之后俄罗斯自顾无暇，阿塞拜疆开始采取更主动的解决手段。2022年12月12日，阿塞拜疆以“环境抗议”为由，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以下简称“纳卡”）地区实施封锁。期间，阿塞拜疆故意破坏或切断供应纳卡地区的天然气、电力、互联网等各种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纳卡地区12 万居民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到今年9月局势迅速恶化，阿塞拜疆于19日在纳卡地区发起大规模砲击的“反恐行动”，9月20日，在俄罗斯的斡旋下，双方宣布停火，结束了24小时的战斗。
这一持续仅仅24小时的冲突，导致纳卡地区超过27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而阿塞拜疆方面表示有 192 名士兵丧生。同时，阿塞拜疆的轰炸导致纳卡各地区亚美尼亚平民的伤亡。不断有受害者母亲在媒体上控诉，自己年幼的孩子来不及逃脱炸弹的袭击。9月28日，纳卡总统宣布将于2024年1月1日解散所有国家机构，这个不被外界承认的共和国在建国32年后将不复存在。
由于担心接踵而至的种族屠杀，十万亚美尼亚人开始了逃难之旅。自冲突发生以来，超过两万辆车通过连接亚美尼亚与纳卡地区的哈卡里桥，争先恐后地试图进入亚美尼亚领土。前往亚美尼亚的必经之路是蜿蜒的山道，很快便被蜂拥而至的车流堵塞，边境线上排起了长队，许多人一等便是好几天。有亚美尼亚人绝望地表示：“这是亚美尼亚人的最后一次迁徙，没有其他地方可供我们流亡了。”
这边厢似乎才刚刚画上暂时的休止符，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针对以色列领土的袭击却把几乎被国际社会遗忘的巴以问题再次拉回大众视野。2023年10月7日清晨，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发射3000余枚火箭弹。同时，约2500名武装分子突破隔离墙，突袭加沙周边的以色列地区，造成至少1400名以色列人与外国公民遇害。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以色列政府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并迅速进行回击，巴以爆发了近年来规模最大，伤亡人数最多的正面冲突（延伸阅读：哈马斯用火箭和地面部队大规模突袭以色列，以总理宣布战争状态）。
“报仇”、“报复”，这些战争的开端都离不开这样的字眼。
然而以色列针对哈马斯行为的报复远远超过了“自卫”的限度。以色列对学校、避难所、医院与救护车等发动袭击，造成无数平民伤亡。据巴勒斯坦卫生部11月5日消息，目前，加沙每十分钟就有一名儿童死亡、两名儿童受伤。自本轮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已有3900名儿童死亡，8067名儿童受伤，另有1250名儿童被掩埋在坍塌的建筑物废墟之下。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示，加沙正在成为“儿童墓地”。同时，世界卫生组织记录了加沙在过去近40天里至少发生137起针对医疗系统的袭击事件，造成521人死亡、686人受伤，其中卫生工作者16人死亡、38人受伤。此外，还有40名记者与超过100名联合国雇员在袭击中丧生。
仇恨像诅咒一般无法消散，年复一年地盘旋在高加索的山区与约旦河的两岸。无处不在的“受害者叙事”似乎在合理化每一方的暴力行为，强化所谓“自卫”的正当性。复仇如同一种循环，“过去的伤痕”成为不断发动新一轮袭击的理由，带来新的痛苦与敌意。在这种叙事与现实冲突下，仇恨已跨越代际，成为不同民族生活的常态。
然而，“过去的伤痕”与“受害者身份”，能掩盖现实暴力的本质吗？
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过去的伤痕能否为如今的暴力辩护？在纳卡地区，悲剧并未随着亚美尼亚人的逃离而终结。9月25日，纳卡地区加油站爆炸，当时数百人聚集在加油站附近，为驶离该地区补充汽车燃料。爆炸导致至少220人丧生、300人受伤。同时，由于封锁导致了医疗用品短缺，爆炸伤者的数量远超当地医院的承载能力，使得亚美尼亚需派遣医疗队紧急前往当地，并用直升机将伤者转移至国内，阿塞拜疆与俄罗斯也向当地输送了医疗物资。
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在纳卡地区的争夺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延伸阅读：覆盘高加索战事始末，无人机与信息战的血腥组合）。本次炮击之后，阿塞拜疆总统特使埃尔钦·阿米尔别科夫（Elchin Amirbekov）在接受BBC采访时表示，阿塞拜疆军队接到命令“仅针对合法军事目标”。他说：“我们从来没有意图伤害任何平民，但附带伤害确实发生了，我们对平民的生命损失感到遗憾。”他完全否认此次袭击是“蓄意实施”的指控，并表示在20世纪90年代，亚美尼亚军对阿塞拜疆人犯下了无数战争罪，致使成百上千人死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
当亚美尼亚人与国际媒体指责阿塞拜疆袭击平民的非法性时，阿塞拜疆民族主义者们也用同样的话语为此次轰炸辩护。许多阿塞拜疆人在社交媒体上提及1992年2月亚美尼亚与独联体军队针对纳卡地区阿塞拜疆原住民的“霍贾利大屠杀（Khojaly Massacre）”。根据阿塞拜疆官方公布的数据，该事件死亡人数为613名平民，当中包含106名妇女以及83名儿童。据人权观察统计，至少有200名阿塞拜疆人在大屠杀中丧生，但死亡人数可能多达500-1000人，包括战斗人员与冻死的平民。霍贾利大屠杀成为整个纳卡冲突中最大规模的单一屠杀，而亚美尼亚政府一贯淡化此事，并简单地称之为“战斗事件”或“悲剧”，与如今阿塞拜疆政府的态度极为相似。
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末纳卡问题激化以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人不断相互屠杀。在同态复仇中，越来越多的平民成为仇恨的牺牲品。而对于亚美尼亚人来说，屠杀与流散成为民族记忆中不可遗忘的创伤。自奥斯曼帝国晚期，亚美尼亚人便遭到突厥人与穆斯林的不断围剿。尤其是在1915-1922年亚美尼亚大屠杀中，80-150万人受害身亡，流离失所者不计其数。在当代土耳其社会，亚美尼亚大屠杀成为不能随便公开评论的话题，并基于政治正确而被称为“1915年事件”。（延伸阅读：泛突厥主义的尴尬，与土耳其的苍白中亚梦）基于深刻的突厥民族认同，阿塞拜疆人在这场种族清洗中也成为了土耳其人的重要帮凶。
被强化的仇恨与权力这种无止境的相互屠杀不断加深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仇恨。“仇恨学”研究者詹妮弗·施韦佩（Jennifer Schweppe）与芭芭拉·佩里（Barbara Perry）认为，“仇恨不总是简单的情感或情绪，而是一种结构缜密的压迫模式——关于种族与种族歧视，关于性、性别歧视与异性恋中心主义。仇恨带来的偏见不仅仅是个人化的，而是通过社会不断强化的。仇恨根植于群体互动的结构与文化背景中，反映了理所当然的流行概念——身份认同与等级关系。因此，在种族主义文化中，参与种族主义暴力并不是病态或非理性的。相反，仇恨犯罪在自身的社会语境下是一种“理性行为”，是排除他者的“象征性犯罪”，与日常规范、假设、行为、政策等组成的实践网络互动。一系列制度化的实践与话语允许我们蔑视与侵害‘他者’，用仇恨来边缘化或剥夺特定社区的权利。”
而罗伯特·斯滕伯格（Robert Sternberg）与卡琳·斯滕伯格（Karin Sternberg）在分析塞尔维亚与卢旺达大屠杀背景时发现，仇恨是被当权者有意制造的，以确保他们能够获得或维持权力。因此，当公民被煽动起来时，仇恨可以成为一种强大的政治工具。克里斯·查普曼（Chris Chapman）注意到，仇恨言论总在大屠杀的早期阶段被利用，以将目标社区定义为“他者”，这种“他者化”过程是使这些社区不再受到法律与社会规则保护的必要步骤。正如在奥斯曼末期至土耳其民族国家构建初期的种族清洗中，土耳其人以莫须有的“分裂主义”与“叛乱”名义，激化民众对“穆斯林身份”或“土耳其身份”的强烈认同，从而服务于针对亚美尼亚人、亚述人等“非我族类”的屠杀与驱逐。
因此，仇恨是会不断被统治者利用、培养与实践的。而仇恨不仅在最极端的场景下被利用作为屠杀早期的煽动工具，还可以用来确保这种“屠杀循环”继续下去。
在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民族主义教育的语境下，二者之间的相互仇恨也基于屠杀而不断被强化。在亚美尼亚的历史课本中，除了描述亚美尼亚“悠久历史”、“英雄史诗”与“伟大转折”，“亚美尼亚大屠杀”成为“耻辱教育”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历史课本谴责土耳其民族的暴力、肯定亚美尼亚人英勇抵抗，并将亚美尼亚民族描述为“大屠杀的幸存者”。同时，纳卡战争也在亚美尼亚的日常教学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第一次纳卡战争被认为是“恢复亚美尼亚人一个世纪以来渴望建立独立国家地位的决定性催化剂”，而冲突的爆发也被描述为“居住在阿塞拜疆领土上的亚美尼亚人再度面临的灭绝威胁。”
而阿塞拜疆的历史书广泛使用负面词语描述亚美尼亚人，如敌人、强盗、侵略者、恐怖分子、法西斯主义者、分裂主义者等，并多次强调亚美尼亚人对阿塞拜疆人进行的屠杀。有阿塞拜疆人在社交媒体中表示，“我记得我从小接受的阿塞拜疆历史教育中，我们的历史课本在1828年以前没有提过一句亚美尼亚人在高加索地区的存在（而此后便以‘敌人’的形象存在）。而我曾经像99%的阿塞拜疆人一样，受到这种宣传的影响，并对此深信不疑。”学校教育与教科书不断塑造着年轻一代的价值观，而阿塞拜疆的教育体系正进一步浇灌青年心中的仇恨之苗。历史教育反映社会信仰，社会还没有为和平做好准备。
两国的政治精英与知识分子也在不断推动这种仇恨的传播。席尔瓦·卡普蒂基扬 (Silva Kaputikyan) 是第一次纳卡战争中的一位著名作家兼活动家，她在诗中不断表达对纳卡亚美尼亚人的支持。卡普蒂基扬的父母是因种族屠杀而逃离凡城的亚美尼亚人。在表述新形成的亚美尼亚民族认同时，“亚美尼亚种族灭绝”这一象征因承载了过多情感而被视为纳卡战争事件叙事的一条红线。在许多亚美尼亚人的心中，纳卡地区与大屠杀前亚美尼亚人居住过的奥斯曼土地因相似的命运而联系在一起：如果亚美尼亚民族现在不保护纳卡人民，他们将遭遇亚美尼亚人曾经的命运。卡普蒂基扬的诗表达了对冲击性创伤的联想，这种叙述号召亚美尼亚人必须团结面对敌人——这个敌人不是全新的，而是过去历史的再现。民族主义诗歌是重新表达这些象征意义的有力工具，从而塑造集体记忆与情感体验。在另一层面上，它也绑定了两次事件之间的关系，肯定了种族屠杀仇恨的代际性与连续性，以“滚雪球”的方式传递了新的仇恨。
正如他们的历史教科书一样，阿塞拜疆学者们一直在篡改历史的真实性。政治家兼诗人萨比尔·鲁斯塔姆汉利（Sabir Rustamkhanli）声称，在第一次纳卡战争中发生的针对亚美尼亚人的苏姆盖特大屠杀是外国组织策划的阴谋，与阿塞拜疆人无关。阿塞拜疆历史学家提出了齐亚·布尼亚托夫 （Ziya Buniatov） 提出了更为疯狂的阴谋论，认为美尼亚人组织了针对自己的大屠杀，以便在国际层面上抹黑阿塞拜疆人——这一理论甚至被阿塞拜疆社会广为接受。
巴勒斯坦与以色列：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与亚美尼亚及阿塞拜疆的仇恨教育类似，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教科书中也充斥着对于对方的普遍“非人化”。例如，巴勒斯坦的教科书将阿拉伯村庄废墟上建立的以色列定居点描述为“杀人犯的巢穴”。许多来自西方的报告指出，巴勒斯坦尤其是在哈马斯控制区的儿童正在被系统地教导仇恨犹太以色列人，并暴力抵制犹太人在以色列的存在。虽然巴勒斯坦儿童从小就被播下了仇恨的种子，但双方悬殊的军事实力使孩子们感到无力——即使只是朝以色列的方向扔块石头，他们都会遭受残酷的镇压和惩罚。但讽刺的是，针对以色列教科书的研究报告却年代久远、数量稀少，与针对巴勒斯坦教科书的批判与报告完全不成比例。
哈马斯对此次袭击的命名“阿克萨洪水行动”也体现了一种经典的复仇话语，这一命名旨在追责以色列定居者今年早些时候对阿克萨清真寺的亵渎。由于今年穆斯林斋月与犹太逾越节同时，以色列警察自斋月开始每晚进入阿克萨清真寺驱赶祷告完试图在寺内过夜的穆斯林。4月4日，数百名留宿的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警察发生冲突。警察携带防暴装备突袭清真寺，投掷眩晕手榴弹、发射橡皮子弹，并用警棍击打巴勒斯坦人，造成至少 50 人受伤，400 人遭到逮捕。而在哈马斯袭击发生前几日，即犹太新年期间，数百名以色列定居者在警察保护下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建筑群开展庆祝活动，巴勒斯坦人遭到阻拦并与警察发生冲突。
虽然哈马斯的袭击紧随而至，但许多证据显示，此次袭击是策划已久的（延伸阅读：一场事先张扬的袭击：以色列国内政治的动荡，如何令哈马斯看到可乘之机？）。而所谓的“阿克萨洪水”，不过是为复仇与动员赋予了宗教名义。哈马斯也在袭击后表示，本次袭击是为了回应对加沙的封锁、持续的定居点建设、以色列定居者的暴力以及对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与加沙之间活动的限制，将针对平民的袭击塑造为定居者殖民主义对整个巴勒斯坦威胁下的被迫之举。
在哈马斯的突袭过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面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团结一致面对恐怖主义”：“哈马斯想要谋杀我们所有人，在家中、床上谋杀我们儿童和母亲。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他们绑架老人、儿童和年轻女孩。”同时，他强调以色列“正处于战争状态”——这“不是一次行动，也不是几轮袭击，而是战争”。他还将加沙称为“邪恶之城”，并敦促其居民离开：“我们将以哈马斯的所有阵地为目标，将把加沙变成一座荒岛……将哈马斯组织和藏身的所有地方变成废墟之城。”一夜之间，以色列安全内阁投票决定采取行动，以“摧毁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军事和政府能力”。
塑造“受害者”从内塔尼亚胡的讲话与以色列政府的反应中可以看出，仇恨言论不仅通过将对方“非人化”来为攻击赋予合法性，还通过将自身塑造为“受害者”以维护“自卫”的正当性。
一方面，通过忽视冲突背景、以色列针对加沙的长期封锁与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幸遭遇，以色列人民，尤其是女性、儿童与老人，被塑造成为唯一的、长期“受难者”，甚至在许多场域之下被延伸为犹太人大流散与大屠杀的再续。另一方面，通过强调哈马斯与圣战组织的“恐怖主义性质”，以色列政府巧妙地将自己的报复与攻击目标转换为“整个加沙”乃至“整个巴勒斯坦”，从而美化以色列军队对于巴勒斯坦平民的伤害。
这种“受难者情结”在以色列的国族叙事中是一以贯之的，并与犹太人大屠杀的历史紧密相连。在以色列的“建国神话”中，第一次中东战争是“独立战争”。以色列传统历史学家将这场战争描述为阿拉伯国家发起的、违反了联合国第181号决议、以“将犹太人赶入大海”的灭绝战争。自诩“锡安主义者”的以色列历史学家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认为，新生的以色列国是由于国民的英勇斗争才免于被毁灭，因为以色列人是以少数武装力量战胜装备与数量上都处于优势、准备更充分的阿拉伯军队的。他否认了1948年针对巴勒斯坦人的驱逐是战争罪，并认为以色列针对阿拉伯人攻击的回击是完全正当的，甚至表示：“历史上的一些情况证明种族清洗是正当的。我知道这个词在 21 世纪的话语中是完全负面的，但当需要在种族清洗（你们）和（我们）种族灭绝之间做出选择，我选择种族清洗——消灭你们的人民。”
同时，以色列的军事胜利不仅是对抗“阿拉伯敌人”的胜利，还是犹太人在欧洲长期遭受压迫的伟大转折——正是这种压迫导致了犹太人民成为受害者，也最终激发了他们的独立与建国。在新的冲突背景下，以色列及其西方支持者有意将“反犹主义”嫁接到巴勒斯坦人及其支持者身上，把他们等同于“哈马斯的支持者”，以强化犹太人受害者身份的延续性。无论是出于对过去欧洲暴行的反思还是国家利益的需要，欧美舆论与抗议活动已将支持巴勒斯坦与反对以色列定居者殖民主义简化为一种新的“反犹主义”。然而，在这一叙事中，作为真正施害者的西方文明完全隐身，巴勒斯坦人民甚至需要承担曾经与他们毫不相关的“反犹主义”与“大屠杀”的罪恶。
荷兰作家伊恩·布鲁玛在其作品《残酷剧场》中反思了“受难者情节”，认为“受害者情结”是一种反理性、建立在感性与社群主义之上的“新浪漫主义”，它为民族的历史认同提供了一条捷径，却抹杀了历史的真实性以及不同事件之间的差别。当“受难者情结”取代历史的细节、成为社群身份认同的基础时，情绪必然凌驾于事实之上。一旦情绪的力量被不良的政治势力劫持，试图讲理的异议者便会遭到打压放逐，进而摧毁和平。受害者情结不独存在于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之间，即使身为既得利益的大多数，也可能视自身为受害者，转而跨入由谎言和模糊性堆砌的堡垒。而以色列正巧妙运用了这种“受难者叙事”，为自己获得了理想的西方受众。
甚至连最具批判性的左派活动家，也逃不过这种叙事的影响。当艾米拉·哈斯面对巴勒斯坦人希望她承认自己也是一名（侵占巴勒斯坦领土的）以色列定居者时，她虽然满含泪水地承认这一事实，但也希望对方承认如果没有欧洲的反犹运动，她的家人根本不会出现在巴勒斯坦（延伸阅读：以色列记者艾米拉·哈斯：面对以巴局势，行动主义者的底线是不要绝望）。然而，要求被殖民的巴勒斯坦人民理解作为入侵者的以色列人的痛苦与定居的合理性是残忍的，就像要求大屠杀的死难者家属理解施暴者另有苦衷一样。因为如果巴勒斯坦人合理化了犹太人的定居，那么他们要怎么理解与内化自己遭受的苦难？这并不是在否认犹太人曾经或依然正在遭受的苦难，而是在反思苦难的根源与拒绝以同样的方式对他人带来伤害。
邻居与敌人：杀戮之后还能共存吗？查普曼指出，“如果缺乏旨在解决冲突后仇恨言论与仇恨犯罪的司法程序与教育措施，平民因被仇恨洗脑而产生的低级犯罪就有可能使和平的天平重新倒向冲突。”在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社会语境中，二者都针对对方采用了仇恨化的敌对民族主义话语。在这种话语中，本民族都被想象与表达为“捍卫者”，双方都不愿承认其社区成员曾对对方犯下的罪行，并用对方的屠杀行为替自己的暴力辩护。通过不断丑化对方的形象，双方试图为己方的杀戮赋予合法性。
然而，这种话语无法导向任何共存与和平的愿景。否认屠杀的历史，或用对方的暴力为己方的杀戮辩护，并不是合理化现在或未来罪行的理由，而是继续用仇恨言论他者化其他种族，将仇恨塑造为新的统治力量，为新的冲突埋下伏笔。
对于几世纪来一直以纳卡地区为家的亚美尼亚人来说，离开并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9月26日，社交媒体上开始传播阿塞拜疆警察向亚美尼亚流离失所者分发食物的视频，以证明阿塞拜疆的“仁慈”。虽然阿塞拜疆方面早已承诺会平等地对待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把他们视作“阿塞拜疆公民”，但超过10万人还是选择离开，边境线上排起了等待的长队。在接受半岛电视台的采访时，一位即将离家的亚美尼亚男子愤怒地表示：“这是我们的城市。”他口中的城市是曾经的首都斯捷潘纳克特（Stepanakert），而它现在已被阿塞拜疆政府称为汉肯德（Khankendi）。
只有少部分的亚美尼亚人选择留下，面对未知的宿命：“我想和大家一起住在这里，我的阿塞拜疆朋友告诉我，我不应该离开。”对于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即使两个民族之间存在冲突，在日常生活中，当地的阿塞拜疆人与亚美尼亚人一直以来也是邻居，有些有着深厚的友谊。在第一次纳卡战争前，甚至有很多亚美尼亚人与阿塞拜疆人结合的家庭。
新的阿塞拜疆政府已经开始解除封锁、恢复物资供应、重建基础设施，并呼吁亚美尼亚人回归：“我们已准备好接纳亚美尼亚人口。”然而，这种保证并不能促进纳卡地区的真正重建，空荡荡的街道见证了亚美尼亚人对阿塞拜疆政府信任的崩塌。无论是阿塞拜疆人对屠杀的否认还是辩护，亚美尼亚人都无法相信他们在这里是安全的。
而在加沙，随着越来越多的爆炸击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和平与生存的希望愈发渺茫。大量平民在这场战争中遭到杀害，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小组和人权组织指控以色列与哈马斯均犯有战争罪。对于以色列而言，“复仇”已不仅是空谈或宣传，也并不仅仅是针对哈马斯的行动，而是真实地化为每一颗落下的炸弹，夺去无辜的生命。
近十年来，中东热点转移、巴以冲突的边缘化使加沙出现了罕见的“平静”状态，也使生活在这里人们获得一丝喘息，能够在夹缝中规划自己的未来。然而，这次大规模战争打破了这种“平静”，击碎了整个加沙。一方面，封锁导致整个加沙资源短缺，人们每天都为了如何获得干净的水源与食物以维持生命而忧心忡忡。另一方面，轰炸不断带来死伤，而随着轰炸面临崩溃的还有加沙的医疗系统。或因被轰炸摧毁，或因缺乏水与燃料而无法运营，加沙一半以上的医院已经关闭，而剩下的医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未来”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变成了一个遥远而昂贵的词，因为他们甚至不知道，能不能度过“此刻”。
大规模暴行的代价高昂，而即便愿意互相倾听，重建信任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经过近30年的重建后，卢旺达大屠杀幸存者弗雷迪·穆坦古哈（Freddy Mutanguha）表示，“对于幸存者来说，证言很重要。我们需要发声，以发泄我们的愤怒，消化我们的经历、减少创伤，纪念被谋杀的亲人与社群，确保一定程度的正义，并开始通往和平与和解的漫长道路。”但原谅对于幸存者而言并非易事。至亲好友的离世破坏了以前的社会联系，增加了社会成员间的不确定与不信任。即使政府不断推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政策，但仍有许多卢旺达农民认为这些机制不具有公正性与合法性，是施加给人民的“强行和解”。
诚然，只有当双方愿意摈弃仇恨化的叙事，认真倾听对方的证言，鼓励那些被历史忽视的声音，他们才能迈入和解的起点，而即使在和解的过程中，他们仍要经历许多困难的瞬间。然而，在当今的冲突与舆论场域中，仅仅是倾听对方的声音、正视事实，似乎都变得十分困难。我们无法回答仇恨什么时候会消解，唯一可绘的是仇恨如何“继承”并令悲剧持续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