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常常被认为是西方社会的某个“元年”。那年不仅英国脱欧，同年11月，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特朗普当选了总统。
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还有难民危机、民粹崛起，这几件事常被媒体放在一起谈论。它们似乎都在指向同一个越来越难以忽视的现实，那就是：西方民主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甚至充满了某种末日感。
作者 | 王磬，记者、播客《不合时宜》主播
来源 | 看理想App节目《欧洲折叠》
1. 民主怎么了？
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采访经历，形容一下那种“末日感”是什么样的。
那是2017年，法国即将举行大选。在那之前，马克龙还是一个没什么人知道的小角色。由于法国政坛里发生的一些偶然事件，他被推到了台前，在大选中对决法国著名的极右翼政治家玛丽娜-勒庞。当时两边的民调非常接近，竞选动员十分激烈。
有一天，我在巴黎郊外的一座体育馆里，参加了勒庞的竞选集会。那时，勒庞家族作为一股政治势力，已经在法国政坛里活跃了几十年，但从没有一次像这样，离总统之位这么近。
勒庞以反移民、反穆斯林著称。那两年里，叙利亚难民危机席卷欧洲，而法国本土也正遭受伊斯兰恐怖袭击的威胁，勒庞正好利用了民众的反移民情绪。
她有一句关于穆斯林的著名言论。在法国，因为清真寺数量不足，许多穆斯林选择在街头祈祷。勒庞称，这些在街头祈祷的穆斯林，就是当代的纳粹分子，会让法国走向毁灭。
我记得那天在体育馆里，有成百上千个她的支持者，看起来都很激奋。她在众人的簇拥中走到台前发表演讲。她说，这些穆斯林们现在占领了我们的街道，接下来还会占领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女性也将被迫批上黑色罩袍！等着瞧吧，移民会让法国彻底完蛋！只有我们才能救法国！
她的身后是一句竞选标语，”au nom du peuple”，译成中文就是，“以人民的名义”——我们之后会再来细讲这个口号。记得当时，勒庞说得很激昂，支持者们也异常愤怒，口号声越来越大。
作为一个移民面孔的记者，我自己在现场甚至也感受到了不安，有一位手持海报的勒庞支持者朝我扔了酒瓶。那种排山倒海的愤怒，整齐划一的口号，一时之间，竟让我想到了电影中曾看到过的关于纳粹的画面。
二战结束已经八十年了，难道纳粹的幽灵又回到欧洲盘旋了吗？再联系起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人们不禁要问：曾被福山誉为“历史终结之处”的西方民主社会，发生了什么？更进一步的：民主怎么了？
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在二战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受到全世界的追捧。但如今人们发现，如果一人一票的结果、民主道路的尽头，却是美国选出特朗普这样的总统、是英国公投出脱欧这样的结果、是让种族歧视当道，那么民主还是一种值得向往的制度吗？
其实，自民主制度诞生以来，对它的反思就从未停止，而眼下的困境又带来了新的紧迫性。自2016年以来的这一波反思浪潮中，民粹主义是尤为引人关注的现象，也正是今天文章的主题。
提到“民粹主义”，有些人可能会感到有些陌生。它是一个从西方引进的概念，但要给它下一个定义其实是困难的，因为它可能是社会科学词汇中最没有精确定义的名词之一。
如果只看字面意思，民粹主义大体来说是一种政治思潮，它强调平民主义、强调主权在人民、强调“人民”与精英阶层的对立。如果大家只听到这里，是不是会觉得，民粹主义好像也没什么问题？贴近民众、反对建制，这不是很好吗？
但如果，我举一些民粹主义政治家的例子，大家可能就会发现问题所在了。
除了刚才提到的法国“国民阵线”主席勒庞，还有美国总统特朗普、英国独立党领导人法拉奇、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荷兰议员维尔德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这些政治人物都可以被称为民粹主义政治家。
他们呈现出一些相似的特点：他们强硬、富有煽动力、宣扬激进的理念。这种“激进”的体现之一，是他们都反对移民、反对多元文化。
例如，特朗普和欧尔班都曾宣布要在各自国家的边境修墙，以阻止移民的前来，而维尔德斯更是主张关闭荷兰境内的所有清真寺。他们都宣称自己能够代表人民，宣称自己理解民众、特别是底层民众被压制的愤怒，也都发誓要改变腐败现状，打倒建制派精英，许诺给民众一个光明的未来。
民粹主义一旦泛滥，会有许多后果，例如加剧社会的对立，扭曲民主的流程，甚至对民主体制和整个社会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该如何理解民粹主义？欧美学界研究民粹主义的著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来自德国政治学家扬-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üller），书名叫做《什么是民粹主义？》。它在学界非常受认可，自2016年推出德文版以来，迄今已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刘擎认为，这本书给出了“对民粹主义现象最好的理论解释”。
作者米勒本人是欧美学界中生代自由派的健将。他1970年出生于德国，后来主要在美国学界发展，如今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他的研究主要关注战后欧洲思想史。除了在学界写书发论文，他也是一位积极介入当代思潮辩论的公共知识分子，经常给《卫报》等媒体写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并非是一本专门讲述欧洲的书。米勒是把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全球现象来分析，并不局限于欧洲。
当然，这本书中还是有很多的欧洲元素，米勒的分析中也涉及到很多来自欧洲的民粹政治家，他作为德国人的身份也让他对于民粹主义为何在欧洲格外盛行提出了独到的看法。我们会在后面展开来讲。
2. 民粹主义的核心特质
民粹主义的表现有很多，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仇视精英、反建制、非理性、排外，等等。那么是不是拥有这些特质的人，就一定是民粹主义者呢？
米勒认为，并非如此。比如，对建制派和精英特权阶层的批判，其实也是很多政治家如今倡导的，不一定就是民粹主义。但如果要归纳民粹主义最核心的特质，米勒认为，那就是对人民代表性的垄断。
是不是听上去有点耳熟？回到开头时提到的勒庞竞选集会，我看到的那个竞选口号“以人民的名义”，正好就是个例证。勒庞在呼吁人们给她投票的时候，正是宣称，她自己可以代表人民的利益。
但问题就来了。人民是谁？是指一个社会里的全体公民吗？要代表全体公民的利益，这明显很难。因为，在一个正常的民主社会里，是不大可能出现一群意愿高度一致的全体人民、并且可以被单一的政治领袖所代表的。民主社会的题中之义，正好就是百花争鸣，是有着不同利益的群体通过选举的方式进行协商。
那民粹主义者们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呢？米勒指出，民粹主义者发明了一个概念，叫做“真正的人民”。民粹主义者往往声称，自己代表的是“真正的人民”的利益。
他们把这部分人从全体公民中抽离出来。“真正的人民”是一种理想化的人民，他们在道德上没有瑕疵，在意志上永远坚定。在民粹主义者的描述中，只有这样的公民才能算真正的人民，只有他们才配得上良好的治理。而自己就是去落实“真正的人民”的愿望的代表，并且是唯一合法的代表。
举个例子，英国知名民粹政治家法拉奇在庆祝脱欧公投获胜时，他说，这是一次“真正的人民的胜利”。这样一来，他就将那48%的投给留欧的英国选民排除在了人民之外。也就是说，在他的逻辑里，那些投给留欧的人，不是真的英国人。如果你不支持法拉奇的主张，你就不配做真正的人民，你就不能获得政治共同体中正当成员的地位。
与之相应的，民粹主义者反对多元主义。因为多元主义认为，在一个复杂的民主社会中，不存在单一的政治意志。而民粹主义者认为，存在一群纯洁的、同质的、真正的人民。
米勒评论称，民粹主义是一种独特的想象政治世界的道德化方式，它包含某种排他性的、道德化的代表权宣誓。它甚至占领了某种“道德高地”，也就是说，你一旦有异心，便是不忠诚的、不纯洁的，不是真正的人民。
但如果民粹主义者输掉了选举，又会怎么办呢？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们会承认，自己不能很好地代表人民了呢？
米勒指出，并非如此。他们不会质疑自己作为代表的合法性，而会责怪“腐败的”政治体制。例如特朗普在输掉了2020年大选之后，高呼该选举是被操纵（“rigged”）了，甚至暗地纵容了自己的支持者制造了国会山暴动事件。
米勒犀利地指出，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其实具有令人迷惑的相似性。民粹主义是一种源于民主世界内部的危险，也是代议制民主无法摆脱的影子。
简单来说，代议制民主指是人民通过投票选出代表，由代表来进行国家管理和统治，而不是由人民直接进行统治。我们今天的世界里，大多数民主国家采取的都是代议制民主，又称间接民主。它与直接民主相对应。
现代民主制的一个承诺是，人民拥有主权，也就是说，人民自己统治自己。但同时也有一个悖论，人民永远也没法真正达到自己统治自己的状态，永远需要通过代表来实现，而这些被选出来做代表的人又并不永远跟他们所代表的人民相一致。
这就给了民粹主义以可乘之机：它假装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统治自己”是可以实现的，当然前提是必须得听从它对人民的意志的解释。
刚才提到，民粹主义是反多元的，它们对人民意志的解释也非常独断专行。代议制民主中，一个政治家提出自己的竞选纲领，例如国家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策，这些都只是假设性的建议，它们可以被选举结果以经验的方式验证或者证伪。
也就是说，它们承认其他政治家耶可以做出不同形式的代表性声称。而民粹主义者则称，自己是代表“真正的人民”，而这是无法验证或证伪的，因而也就排斥了其他一切不同形式的代表性声称。
但得承认，只要人们仍然期待民主制可以让人民自己统治自己，只要代议制民主还存在，就永远没法摆脱民粹主义的幽灵。
3. 民粹主义的迷思与真相
在书中，米勒还就关于民粹主义的常见迷思逐一进行了梳理。通过这样的梳理，我们或许能更清楚地看出来，民粹主义到底有没有问题。
一个迷思是，有些人认为，适度的民粹主义其实可以改善民主的缺陷，因为民粹主义具有比代议制民主更直接的特点，有助于松动已经固化的精英统治。
米勒反驳，那些认为“民粹领袖可能改善民主”的想法是一种幻觉，因为民粹主义者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精英，他们试图借助政治纯粹性的集体幻象来掌控权力。应该警惕，民粹主义的泛滥会扭曲民主流程，损害民主制度。
另一个迷思是，前述民粹主义的种种特点，听上去很像威权主义。但米勒指出，民粹主义仍然不是威权主义。民主无论有多少缺陷，它仍然是一个国家在全球舞台上获得承认的最重要入场券，即使是那些宣称反对全球化的民粹主义者们也不舍得放弃这张入场券。
民粹主义者会表示，自己不反对民主，但反对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之一，是认为个人有免除于政权控制的自由。甚至，民粹主义者会将自己打扮成民主的维护者，只不过他们维护的民主，并非自由主义式的民主。
在西欧，“非自由主义式的民主”这一提法带有很强的负面意义，因为它意味着某种介于威权和民主之间的状态。但在许多中东欧国家，经历了从社会主义阵营向资本主义阵营的倒戈，“非自由主义式的民主”却并不见得是个贬义词。
举个例子，在匈牙利，民粹政治家欧尔班就将自己的国家意识形态，定义成“非自由主义民主国家”。他通过将企业国有化，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用国家力量保障平民免受跨国公司威胁的强大领袖。而在西欧，国家出手干预企业运行往往被认为是社会不够自由的体现。通过这些，欧尔班希望标榜自己与西欧政客的不同。
还有一种迷思是认为，民粹政客一旦上台就会自我瓦解，因为民粹主义的本质是一种“抗议政治”。一旦成为掌权者，他们没有办法抗议自己。但米勒指出，现实证明，民粹政客的掌权其实是可以很稳定的。比如上文提到的欧尔班，就已经执掌了匈牙利十二年之久。
那么，民粹政客为什么能在那么多民主国家占据一席之地呢？米勒总结了民粹主义的三种治理方式。
第一，通过修改法律和人事任免，逐渐让自己的人占领本国的行政机构。例如前面提到的欧尔班，就通过修改匈牙利的《公务员法》，让那些原本属于无党派人士的位置，被他自己领导的党派青民盟的人所占领。米勒称，这种“占领”发生的过程有点像殖民。
第二，通过小恩小惠来换取支持，实行恩庇政治。这种恩惠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非物质的。例如，奥地利的民粹政治家海德尔，就曾选择在街头向他的支持者每人发放一百欧元。其目的正是，让民粹支持者感受到，他们才是“真正的人民”，而其他的公民不配拥有这样的待遇。
这也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腐败丑闻的曝光很少能够伤及民粹主义领袖。例如，玛丽娜-勒庞在担任欧洲议会议员期间就出过好几起挪用公款的腐败案，也因此曾被罚款。但这并没有影响她的受欢迎程度，因为在追随者的眼里看来，“她这样做都是为了我们”。
第三，民粹政客还时常压制公民社会。例如，欧尔班就将那些不听命于自己的非政府组织称为“受到外部势力操纵的外国代理人”。欧尔班最痛恨的人之一，恐怕就是金融巨鳄索罗斯，他是一名来自匈牙利的富豪，经常把他在资本市场赚到的大钱，用来支持公民社会的发展。
因此，他被欧尔班视为眼中钉。毕竟，如果民间有反对的声音，自己又怎么能充满底气地说，我是代表人民呢？于是民粹政客们就试图辩解，来自民间的反对力量不是“真正的人民”的一部分，公民社会与公民没有关系，而“真正的人民”的内部是不会有不同意见的。
民粹主义者常会热衷于将时局描述成一场危机，甚至是生死存亡的威胁，而政治可以被包装成一场持久的内外交困的状态。
如果大家看过网飞电视剧《纸牌屋》，可能会记得那样一个细节，Kevin Spacey扮演的民粹总统，在发现自己即将输掉大选的关头，突然决定对恐怖组织宣战。通过把国家陷入一场人为的新危机，给人民制造本不必要的恐惧，民粹政客得以暂时保住自己的位置。
4. 面对民粹势力，欧洲为何尤为脆弱？
说了这么多民粹主义的特点，让我们回到欧洲。
我们提到，民粹是全球各地都有的现象，但欧洲在面对民粹势力时似乎显得尤其脆弱。这一点，从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欧洲民粹政治家和民粹党派就可以看得出。这是为什么呢？米勒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首先，这与欧洲在二战后的制度安排有关。二战期间的纳粹记忆给欧洲人留下了深刻的创伤。法西斯运动本质上也是一场民粹主义运动，因为正是“人民主权”把法西斯主义者送上了台。为了避免重蹈战争覆辙，西欧战后秩序的创建者往往对人民主权有强烈的不信任感。
因此，战后欧洲政治进程的总体趋势是，以巩固民主为名义，政治权力却趋于碎片化。那些由选民直接选出的机构权力在变小，而一些不受选举机制问责的机构权力却在加强。
比如，西欧各国的议会在战后被系统性地削弱了，分权与制衡加强了，宪法被赋予了大量的责任。这让大量的权力，实际上掌握在了诸如宪法法院这类并不靠选举产生的机构里，从而进一步加深了民众的不信任感。
欧盟诞生之后也经常因为缺乏民选元素而被人诟病，因为欧盟的名义元首和实际元首都并非由欧洲选民直接投票选出，而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协商机制决定的。
一个意料之中的巧合是，在2016年前后涌现出来的欧洲民粹政治家中，不管他具体来自哪个国家，竞选政策中都会包含一条：要带领本国退出欧盟。
所以，除了英国脱欧——Brexit，还有法国脱欧——Frexit，荷兰脱欧——Nexit，意大利脱欧——Italexit，等等。他们宣称，欧盟正是那个邪恶的外部势力，阻挡自己去落实“真正的人民”的政治意愿，必须要铲除。
当然，从结果来看，除了英国之外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再能用脱欧议题掀起像样的风浪。但是，威胁脱欧还有另一个作用，那就是变成了这些民粹政治家与欧盟讲价的砝码，特别是那些依赖欧盟补贴的中东欧国家。
其次，相比于美国的两党制，欧洲国家普遍采取的多党制和比例代表制也更有利于民粹生长。在美国，如果民粹主义者想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外成立新党，并使之能够进入投票环节，是非常难的。而这两党之内也已经建立了盘根错节的机制，防止候选人太过疯狂。当然，这一切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时都已经失效了。
民粹政治家对美国来说，似乎是一件新事，以特朗普的当选为标志。但在欧洲，民粹已经有了深厚的根基。在大多数的欧洲国家，要想成立新党并在选举中获得议席，门槛并不高。例如在荷兰，去年大选时参选的党派就有接近30个。这种制度有利于小党的萌芽，同时也为民粹主义者提供了钻空子的可能。
最重要的是，民粹主义的崛起有其不可忽视社会结构。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开始在欧洲流行，其后果是福利国家的弱化、工会的式微；产业革命转型剧烈，但能够提供给社会成员的支持在变少，社会的贫富差距在增大。这让不少人感到，自己被抛在了时代的后面。
再加上近十年以来的欧洲危机——移民危机、欧债危机等，每一轮危机其实都对弱者的打击更大，由此产生了一大批“现代化进程中的失意者”。
从英格兰东北部老工业区的工人，到荷兰“圣经带”的教徒，到德国德累斯顿的游行者，这些人对现实政坛极度失望，认为局部的改革已经无法奏效，只有飓风般的革命才管用。因此，有些人其实是在抗议式地投票给民粹政党，期待飓风之后可以重新洗牌。
5. 民粹主义崛起，该如何应对？
至于该如何处理民粹主义，米勒在书中也提出了几点建议。
首先，谨防滥用民粹主义一词。现在有个趋势，是把激进左翼与民粹主义混为一谈。以美国大选为例，有一种观点认为，桑德斯跟特朗普，虽然一个是左派，一个是右派，但他们都是民粹主义者，因为他们在入局的时候都打的是反精英、反建制的牌，都得益于公民的愤怒。
但米勒提醒，不能把桑德斯跟特朗普混为一谈。因为桑德斯是承认多元文化、承认民主制度的开放性的，而特朗普明显不是。
米勒进一步指出，谨防滥用概念，但同时要认清威胁，如前文所述，不要夸大民粹主义者对民主的矫正作用，而要认清它对民主制度带来的危险。民主制从来都不是一种完美的制度，需要不断地根据变化而修正自身，不能一劳永逸。
其次，应该将民粹政客和他们的支持者分开来。民粹主义有很多复杂的面向。这本书很宝贵的一点是它指出，在对待民粹政客的选民时，不要把它们“妖魔化”、“他者化”。
我在采访过程中也曾经接触过不少民粹主义政党的选民，跟他们中的一些至今也保持着往来。他们许多在生活中也都是勤恳朴素、待人友善的人，因为种种原因，被现代化的进程抛下了。刚才我们描述了民粹政客的治理方式，听上去其实像是一种对选民的集体情感操控。
但民粹主义政客触及的问题却并非虚构，它们植根于过去几十年来的社会之中。发展不平衡、分配不平均，社会如何才能够接住那些“现代化进程中的失意者”？米勒提醒我们，要直面时代的真实冲突。这种冲突并非“精英”与“人民”的冲突，而是“开放”与“封闭”的冲突。
最后，对于远在中国的我们来说，了解民粹主义也是有意义的。
这些年来我观察到，中文世界里对于西方民粹崛起的现象，往往抱着猎奇的滤镜或是幸灾乐祸的姿态在观看，会觉得这是西方活该，或者觉得这是只会发生在西方的事情。但如果拉近一点看，我们生活的社会真的能完全免疫吗？
回到米勒这本书的核心，什么是民粹主义？声称对人民代表性拥有垄断权，反对多元文化，利用信息差、利用人们的恐惧……虽然它是议会民主制的幽灵，但它对时代精神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具体的政治制度。在世界的许多角落它都存在着，不一定是以议会民主制的形式在发生作用。
比如中文互联网上专噬流量的营销号，其实就具有民粹主义的某些特征。他们虽然不会因为拥有流量就可以赢得选举，但却可以赢得很多其他的东西。他们操控粉丝心态的手法，跟民粹主义政客如出一辙。
从这个角度来看，了解民粹主义也是在了解人性，了解我们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