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由个人决策为主导、缺乏社会“同意”的战争中，普通民众有责任吗？要如何负责？」
端传媒记者 符雨欣 苗硕 发自新加坡
俄乌战争进入第二年，这场战争在全球视野中的能见度依然很高：俄罗斯雇佣兵集团瓦格纳刚刚叛变又被重新收编，欧美增加了对乌克兰的经济和武器援助；但与此同时人们也看到“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有限：俄罗斯周一宣布退出由联合国和土耳其斡旋而成的“黑海协议”，此举将影响乌克兰粮食出口及全球粮食安全；联合国安理会上俄罗斯可以对不利动议及谴责行使一票否决权；刚结束的北约峰会，也未能给出乌克兰加入的邀请书和时间表。
在观感上，似乎全世界都还在“围观”乌克兰浴血求生。
现代社会毕竟不是罗马斗兽场，“围观”一场战争，对个人来说可能是绝不好受却无能为力的事；但事实上，数十年来全球地区冲突不断，在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阿富汗、叙利亚等多地的冲突与平民死伤，“看上去很远”却真实持续发生著；而中文世界关于战争的焦虑不断燃起，也是因为跟俄乌相似的风险未来越来越迫近，我们随时可能角色互换。
在强大的国家机器、战争动员、地缘博弈下，无论是处在参战、应战还是旁观位置的普通人，论影响力和道德焦虑，都像“一粒沙”。2022年，战争伦理研究学者、上海纽约大学助理教授袁源，在中国演讲平台“一席”上首次跟听众交流战争中的道德问题，她说“在战争中，我们是一粒沙，但也可以有一粒沙的尊严”。
袁源在耶鲁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WSJ中文版与她的访问中讲到，战争伦理领域由白人男性主导，袁源是少见的亚裔女性研究者。在此前的分享中，她表达了对战争中个体的同理，先强调“杀人比被杀更让人恐惧”，继而引出，在发动战争的国家，社会共同体往往没有充分承担战争中的杀戮责任，而伤害通常由士兵个体承担，但战争中的个体责任不能仅仅当作私人伦理问题来处理。同时，她进一步将“正义战争理论”介绍给中文世界，这个理论讨论正义与非正义两种战争类型，探究“正义”的条件。
在这两次公共表达中，袁源都详述了在一个“合法”政权下，个人与集体的责任分配。但俄罗斯的普京政权，算得上是“合法”政权吗？一个政权要称得上“合法”有什么条件？如果说，在一个程序和民意明确的社会共同体中，人们尚且能看到战争如何发生、能够辩论，进而感到“可控”，那么在由个人决策为主导、缺乏社会“同意”的战争中，普通民众又有责任吗？要如何负责？在本次访谈的上篇，袁源同我们分享了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
同在上海纽约大学任教、在耶鲁大学获得法律博士学位的林垚，也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哲学博士，擅长思辨各类哲学、政治与法律问题。他不把战争看成一个瞬间的决策，而是不同程度上长达数年的社会与国家的共谋；他不倾向苛责普通人的战争责任，但认为民众并非毫无影响力，而在公共讨论中，他也强调知识份子相较普通人有更高的位置和义务。
不论是从国家的角度还是不同个体的角度，袁源和林垚都强调位态（positionality），端传媒与两位学者对谈，讨论俄乌战争中的至少三重责任：处于战争国家中的民众该负什么责任？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有什么责任？反战与旁观者有什么责任？
讨论“责任”，并非怪罪，而是思考怎样的正义应该被主张，而责任可以如何指向行动与改变。
威权国家的民众如何为战争负责？在国家没有合法性的情况下，我们就应该以个人为基础去思考：为反对不义之战尽了心力的人就没有做错事，而为不义之战或多或少提供支持的人就都参与了一个罪恶的事业。
端传媒：俄罗斯人对战争负有集体责任吗？普京的战争决策，与普通的俄罗斯人是什么关系？在之前的分享中，你提到普通人要对战争负责的一个前提是，发动战争的政府是一个以民意为基础的政府。这会不会只适用于民主国家？威权国家的民众，应该对战争负有什么样的责任？
袁源：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我自己认为，主要有两种方式理解普通人对战争的责任。我之前提到的，每个公民都应该对战争负有责任，这点要成立，取决于这个国家是不是一个基于民意的国家，更精确一点的表达是，这个国家是不是一个具有“合法性”的国家。如果一个国家具有合法性，它的参战决定也是大致合理并且是以符合法定程序的方式做出的，那么这个国家的所有普通公民，不管他的个人立场怎样，都对战争负有一份责任。
比方说，有的个体是完全反战的，他甚至为反战做出了非常大的个人牺牲：拒绝交税、拒绝服役，甚至因此而入狱⋯⋯但是如果说这个国家政权是一个具有合法性的政权，那么即便参战的决定是错误的，那我认为这位反战的公民还是具有连带责任。这个国家如果将来要为这场错误的战争承担战争赔款或集体道歉，这位公民也应该是要参与其中的。
这里我想要澄清一下，“具有合法性的国家”与“民主国家”在含义和所指上都有所不同。首先，不是所有的民主国家都具有合法性。我们都听说过“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它往往是一种多数人的暴政：即便大多数普通公民都参与了政治决定，但是他们无视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甚至对少数族裔进行残暴的压迫。这种政权显然缺乏合法性。所以“民主”对于“合法性”而言不是一个充分条件。
但是“民主”对于“合法性”是不是一个必要条件？这是一个在学界有非常争议的问题。
学术圈经常讨论“仁慈的威权主义”（benevolent authoritarianism）。在比较理想化的版本中，这种政体没有民主选举，但尊重基本权利，包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也允许公民持有异议，而且在决策中也参考公民的意见。如果这样的政府能保证社会秩序和繁荣，它往往也可能获得大多数国民的支持。这种制度现实中很少见，但是它在逻辑上是可能的，而且现实中的政府也可能多多少少接近它。很多学者认为，仁慈的威权主义原则上可能是具有合法性的。不少西方学者持有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考量是，对很多非西方文化而言，民主不一定有历史社会根基。如果那些文化中的普通居民并没有把民主作为唯一的评价合法性的试金石，那把民主理想强加给他们，会是一种西方霸权的体现。
对于生活在缺乏合法性的政权下的普通人，他们对国家的战争有责任吗？我觉得也还是有的，但是责任分配的模式会非常不一样，更适合用“犯罪团伙”的模式去分析他们。
对于生活在缺乏合法性的政权下的普通人，他们对国家的战争有责任吗？我觉得也还是有的，但是责任分配的模式会非常不一样，更适合用“犯罪团伙”的模式去分析他们。在国家没有合法性的情况下，我们就应该以个人为基础去思考：为反对不义之战尽了心力的人就没有做错事，而为不义之战或多或少提供支持的人就都参与了一个罪恶的事业。
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很难说具有合法性，它不仅没有真民主，也不尊重基本人权。比如普京会刺杀反对派的领袖，刺杀新闻记者，会抓捕国内反战的人士。
我觉得在这个制度下，思考普通人对战争的责任时，我们要问的就是他个人对这场不正义的战争究竟贡献了什么？他们是不是支持了这场战争？不管是言辞上，财物上，还是人力上？一定是成千上万俄罗斯人通过无数往往看似微不足道的行动共同支撑起了这场战争。我们可以去思考每一个个体的错误和责任。
虽然无数公民通过国家机器的合作，系统既庞大复杂又看似更具有道德合法性，但参与支持这样的战争和参与一个庞大复杂的犯罪团伙、承担其中的细致分工没有本质区别。
在说“俄罗斯人对战争有没有责任”这个问题时，实际上不同的人想到的东西不一样，有的人想到的是“我该不该去指责俄罗斯普通人民”，有的人想到的是“你该不该去做一点什么事情去改变这个局面”。
端传媒：民众在面对战争时有不同选择，例如加入军队、逃兵役、支持战争，或反对战争。这些选择有道德优劣之分么？我们应该对其有道德判断或道德谴责么？
林垚：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责任”这个词说起。
这个词不管在中文（“责任”）还是英文（“responsibility”）里面都很有歧义，我们日常生活中会至少在两种意义上去使用它：一种是把责任当作一种“指责”或者“责备”，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坏的事情发生，你对这个事情有责任，那就是说你应该被“指责”。这个“责任”（responsibility）是关于你的“咎责”（liability），关于你多大程度上“活该遭到责怪”（blameworthiness）。
但与此同时我们会用责任来说另外一个含义：比如像中文里面说“责无旁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时候不是说天下亡了我要去“责备”你这个匹夫，而是向往和追求一种义不容辞地尽到个体“道德责任”（moral obligation）的状态，这样一种气概与担当。如果一个人尽力通过自己的行动去争取改变一个社会浑浊罪恶的局面（尽管因此自己要付出或多或少的个人代价），我们会觉得这个人有担当、有“责任感”（sense of responsibility）；但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尤其是普通人，“匹夫”）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尽力这样做，或者这样做了之后徒劳无功、局面并未改变，我们也未必就要对其横加“指责”。
在说“俄罗斯人对战争有没有责任”这个问题时，实际上不同的人想到的东西不一样，有的人想到的是“我该不该去指责俄罗斯普通人民”，有的人想到的是“你该不该去做一点什么事情去改变这个局面”。我自己是不太愿意去苛责普通人，尤其是在面对一个庞大的、虽然已经很腐败比较无能，但是仍然会使用暴力暗杀等等种种手段来使你屈服的这样一个国家机器，在这个国家机器的面前你可能确实是什么都做不了。
但是有没有可能说，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可以去承担起这种正面意义上的责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表达一点不满，表达一点积极或者消极的抵抗？然后也许到了某个临界点上，这个事情就会变成一个契机，这个政权就会被改变、会被颠覆，然后这个战争会被终止下来？
当我们说一个人应该去、有责任去做某某事情时，总是包含着一个隐藏的预设，就是这个人确实有能力、有可能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两个含义当然是相互有关联的，但是我觉得它中间的区别也比较大，尤其是涉及到你怎么去看待普通人和政治精英的责任区别，以及在不同情境下大家应该承担起的这种行动的要求、或者是应该被分担到的指责的份额等等。这里不妨采用哲学里面经常提到的一个原则：“‘应当’蕴含‘能够’”（ought implies can）。这个原则的意思是，当我们说一个人应该去、有责任去做某某事情时，总是包含着一个隐藏的预设，就是这个人确实有能力、有可能去做这件事情。具体到如何运用这个原则上，我自己会比较强调两点引论。
其一是，能力越大，责任也越大。越普通的、越基层的这些人，我们越没有立场或者资格去对他们横加指责；但是如果你身处更高位的，或者是本身你享受了更多社会给予你的种种特权的，包括那些在大学里面养尊处优的知识分子，其实是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去挺身而出，去公开表达这种反对意见的。
其二是，从跨时段的视角看，当一个局面在还没有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早期，人们其实更加应该去做一些事，来防止它滑向更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如果真的已经不可收拾到一定程度了，大家再也没有办法改变太多事情的话，那可能只有等待一个历史的契机。
把这两点引论结合起来，我认为在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去谈普通人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时间点上再去防止或者制止俄乌战争，意义不大；但是反过来推，十几二十年前普京上台的时候，有那么多人为了一时的好像政治稳定或者大国梦、或者石油经济等等种种理由，去说服自己心安理得支持普京政权，那在那若干个时间点上实际上可以指责的人，或者是可以指责的成分可能就要更高一些。
所以我会觉得，不要把目光局限在俄乌战争这一个很短的时间点，而是把这个问题再回溯到整个俄罗斯政权、俄罗斯国家机器是怎么从苏联解体以后叶利钦时代、普京二十年慢慢演变过来、堕落过来。
所以如果要追究普通人和这场战争的某种千丝万缕的共谋关系的话，我觉得同样的也是把目光往前推，或者往外推到战争爆发以前的、更广泛的社会面上，才能更好地理解。
端传媒：所以说，如果我们谈论普京的战争决策和普通俄罗斯人的关系，可以有的一个思路是，并不是决策发生时与普通俄罗斯人的关系，而是之前二十年民众和国家互动中的种种因素，如何导向了现在的局面？
林垚：对。即便我们看普通民众对这种战争的接受，它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作用，不是说当下战争开始以后整个战争宣传机器才发动，普京背后杜金的大欧亚主义，那种宣传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早几年或者早十几二十年就已经在民间暗流涌动了。很多人可能未必会想到要用战争这种残酷的手段去重新征服乌克兰或者白俄罗斯，但是大俄罗斯主义的那种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就有一种共振关系。他可能平时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在自己的交谈中、在自己的演讲中，会不经意地流露出那种大俄罗斯主义的倾向，可能在过去的20年里面助长了这种民间的大欧亚主义或者大俄罗斯主义，然后也让官方认为说，我们如果要发动战争的话，在民间会有强大的民意基础。
所以如果要追究普通人和这场战争的某种千丝万缕的共谋关系的话，我觉得同样的也是把目光往前推，或者往外推到战争爆发以前的、更广泛的社会面上，才能更好地理解。
袁源：但即便往前推，个人在舆论轰炸和某种意识形态（比如大俄罗斯主义）到处流行，被自己的亲人、朋友普遍接受的时候，他们有没有真正的批判思维能力做一个逆行者？即便他们个人有批判思维能力不接受流行的意识形态，他们有没有扭转这种意识形态大流行的能力？如果像你说的，“‘应当’蕴含‘能够’”, 那么似乎在历史的洪流中，就没有任何人可以对哪件事负责任了。
林垚：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区别，就是我们站在非俄罗斯人角度，我们生活在另外一套体制之下， 去看俄罗斯的国家机器的动员能力和宣传能力，我们有时候会产生一种误解，就好像他们的整个机器也像我们的一样严丝合缝。但是实际上俄罗斯国家机器的能力，包括从宣传上到动员上，可能远远没有我们所面对的国家机器那么强大。所以为什么普京当政二十年他会大量使用暗杀这样的手段来清除政敌，而不是直接把政敌拉到俄罗斯中央电视台上去搞一个公开忏悔就可以了，对吧？对普通的俄罗斯人来说，过去二十年间他们这种政治动能的空间实际上还是要比我们更多一些。
端传媒：但反过来讲，如果在一个更加严丝合缝的体系内发生了类似事情，普通人的责任就会更小吗?
林垚：我自己是倾向于避免指责普通人。就算真要去指责普通人，我觉得可以被指责的方面与程度也应该要少很多。
袁源：我想再引入另外一个区分：“正当的”（justified）与“可谅解的”（excusable）。我们在讨论行为的道德属性的时候，一方面要讨论它有没有正当性（就是说它是不是 justified） ; 另一方面，即便确定了一个行为是错的（impermissible/wrong）,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讨论，行为人有没有解责的原因（就是说他是不是可以被excused）。有了这样的区分，我们就不用因为不想责怪个体而否认他们的行为是错的。
很多行为，我们应该坚持，它在道德上就是错的。比方说一个俄罗斯士兵上了乌克兰战场 ，他开了枪，杀了人。放在犯罪团伙理论框架下去理解，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他个人参与了一场不正义的战争，杀了无辜的人，这个行为是非常错误的。
但是我们要不要责备这位士兵个体呢？我们需要进一步知道他是在什么样的精神状况下参加战争的？他有没有被洗脑？他有没有渠道获得更充分的信息帮助他判断战争的正义性？他有没有受到严重的胁迫？比方说他被征兵了却不去的话会面临什么？是处决，监禁还是罚款⋯⋯？这些因素都不会改变他这个行为是错的，但是可能会在不同程度上减轻甚至彻底消除他应受的指责。
在哲学上有很多围绕道德运气（moral luck）的讨论。今天是我们坐在这里讨论俄罗斯人的责任，这很大程度上是运气造成的。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明天我们的国家也发动了一场不正义的战争，我们需要多大的批判思维能力和勇气才能反战，拒绝为之添砖加瓦？
通过这种换位思考，我们可以同情地去理解很多俄罗斯人不管是认知上、情感上，还是操作层面的种种困境，导致他们心甘情愿或者不情不愿地在继续支持着这场战争。有了这种理解，我们不一定会去责怪他们个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正确认识这场战争和个人对战争林林总总的支持都是不正义的。
“犯罪团伙”模式下，个体与国家的责任分配
只有国家具有合法性的时候，即国家能代表人民做出负责任的集体决定时，国家强力才变成了一种可以彻底改变个体行为道德属性的道德力量（moral power)。国家或它的具体决定没有合法性时，国家强力跟黑帮威胁没有本质区别。
端传媒：刚刚你们有讲，在责任的区分上普通人跟政治精英是有一些区别的。袁源之前在其他采访中提到，战争伦理研究中主要有两派学说，一个是化约派 （Reductivism)，认为所有跟国家战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被化约为私人的伦理问题；另一派是非化约派（non-Reductivism），认为我们不能仅仅从个人伦理的角度去思考两个政治体之间的战争。袁源更赞成非化约派。那我们也想问在非化约派的主张中，会再细分国家和个体的责任分配吗？
袁源：如果简化一点概括化约派（reductivism），可以说他们根底上采用犯罪团伙模式来分析一切战争，关注个体的行为本身，而不那么看重个体在这个制度当中的位置。比如在犯罪团伙这个模式中，黑社会老大派他下面的一个小喽啰去杀人。小喽啰杀了人，而这个老大没有杀人，只是说了一句话。刑法在处理这类谋杀案时会认定杀人的小喽啰是主犯，而黑社会老大只是从犯，小喽啰的刑会重很多。所以化约派以犯罪团伙框架来分析战争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认为，即便在具有合法性的国家中服役，参与了不正义战争的士兵做的错事可能比政治家还重，因为士兵杀了人，而政治家没有。
像我前面说的，在分析由缺乏合法性的国家发动的战争时，我也赞同使用犯罪团伙模式。但我认为这种分析范式应用在具有合法性的国家发动的战争上就不合适。因为这点，我反对化约派。在我更接受的非化约派框架下，个体在一个政治体系当中的位置，很有可能彻底地改变他的责任和他的行为的道德属性。
设想一个具有合法性的国家派出军队打了一场不正义但又大致合理的（unjust but reasonable）战争。我认为即便士兵在战场上扣动扳机或发射火箭炮造成了杀戮，他也不是这些杀戮的“主犯”，甚至他的行为都不是错的。他作为士兵不应为这些杀戮负责，虽然国家和全体公民（他也是公民之一）应该为国家的错误决定和战场上的杀戮共同负责。也就是说，非化约派也会细分不同个体的责任。但在这个框架下，每个人的责任跟这个人在体制当中的位置有非常大的关系。宪法把一个国家要不要打仗的权力完全交托给议会或者总统。这些决策者对发动战争负有责任，而在一线作战的士兵对这些决定没有参与权所以也没有责任。
林垚：这里我追问一下：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合法性，它是不是不应该影响我们运用非化约派的模式来分析战争？毕竟即便在一个没有合法性的国家机器里，士兵仍然是在高层命令下动手，而且甚至可以说，因为下级军官或者下级士兵受到的要挟程度更高、违抗上级命令的个人后果更严重，所以他的责任也应该更小才对？
袁源：确实这是一个难题。我认为非化约派的分析模式只适用于具有合法性的国家。这点其实也是国际法的预设，但国际法对国家合法性的判断标准比政治哲学的基本共识要低很多。大多数政治哲学家认为，起码一个国家要尊重基本人权才可能具有合法性，但按照国际法，基本上有能力垄断国内暴力机器的国家都具有合法性，所以普京治下的俄罗斯，阿塞德治下的叙利亚，金正恩治下的朝鲜等等都是具有合法性的。
在国际法的框架下，如果任何人应该为这些国家发起的不义战争而遭到审判，那只有国家元首和他们的核心决策圈中的相关人员，普通士兵是完全免责的。但即便在国际法框架下，士兵接受命令而做的事并不是一概免责的。比如国际法不认为国家有权命令士兵屠杀平民或者虐待战俘。所以这样的命令不可能有合法性。在国际法的实践中，即便士兵在上级命令和军法威胁下屠杀平民，他们也可能会被审判甚至判刑，但如果他们在威胁下屠杀平民，他们可能被减刑。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有处理过这类案件。
回到你刚才这个问题，国际法会用非化约派的框架来看俄罗斯普通士兵在战争中的行为，即他们没有做错什么，因为国际法承认俄罗斯的国家合法性。但我们心里可能有另外一把尺子。如果我们觉得国际法关于国家合法性的标准太低，俄罗斯不具有合法性，我们就应该用犯罪集团的模式来理解俄军行为。但像我之前强调的，即便用犯罪集团模式来分析士兵的行为，也不是所有士兵的道德责任都是一样的。想清楚了他们杀人是错的，我们还需要思考他们有没有被欺骗，有没有被胁迫，等等。这些都可能减轻或免除他们的道德责任。
在非化约派看来，改变士兵行为道德性质（即把原本错的行为变成对的行为）的不是有没有胁迫存在。国家让你去打仗和黑帮老大拿着枪逼你杀人都是胁迫。只有国家具有合法性的时候，即国家能代表人民做出负责任的集体决定时，国家强力才变成了一种可以彻底改变个体行为道德属性的道德力量（moral power)。国家或它的具体决定没有合法性时，国家强力跟黑帮威胁没有本质区别。
端传媒：所以我们在理解战争中的个体责任的时候要把他们的行为放到具体情况中去分析。根据国家是否有合法性、他们是否遭遇了胁迫等等，我们可能会做出不同的结论。
袁源：对。但我想强调的是，战争总是集体行动。在分析集体行动时，我们要抓住这两个基本模式（prototypes)：一是在具有合法性的政权下行动，另一个是在犯罪集团中行动。我们只要先把握这两个基本模式，那面对种种具体的复杂的情况，我们都可以先想一想哪一个模式是合适的，后面的问题就可能迎刃而解。
选择了基本模式后，当然也还有更精细的问题。比如在想清楚了一场战争是具有合法性的，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想它是不是正义的。如果不是正义的，作为公民、作为政治家，如何停止它。又比如在想清楚了一场战争是不具有合法性的之后，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想，基于士兵个体的行为、认知和其他方面的处境，他有什么样的道德责任。所以说，我们先要选基本模式，在大方向上把握哪个模式是适用的，然后再去分析每一个具体的人在其中应有的担当。
“正义”的政治哲学难题
俄罗斯的战争宣传很大程度上利用了这两个道德疑难——一是现有国界线是否具有道理合理性，二是要不要承认预防战的正义性。虽然俄罗斯在这两点上的论证最终都站不住脚，但因为这是两个真正的道德问题，俄罗斯的说辞还是可以迷惑很多人，包括不少美国左派。
袁源
端传媒：如果说判断一场战争是否正义，二战之后的《联合国宪章》只承认自卫战和有联合国授权的人道主义干涉为正义的、合法的战争，那么乌克兰在其领土对俄罗斯军队的抵抗与反击，是否就是一场不言自明的正义的、合法的自卫战争？
袁源：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回答。一个是，联合国框架下它是不是不言自明的自卫战？那答案是比较清晰的：它是一场显而易见的自卫战。因为联合国的框架有一个巨大的前提，就是承认现有的国际边界——在现有的国际边界下，如果对方的军队已经踏入了你的领土然后你才发动攻击，那毫无争议的是自卫战。
在国际法框架下稍有争议的是先发制人战（preemptive war）。1967年的阿拉伯-以色列之战是一场经典的先发制人战。埃及已经在集结军队了，但是以色列率先发起了对埃及空军和其他军事设施的攻击，快速而有力地破坏了对方的战争能力。在以色列方面看来，先发制人是他们最后以相对较轻的牺牲取得胜利的关键。在联合国宪章框架下，先发制人战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被接受的、自卫战的一种延伸。但对先发制人需要符合严格的条件，即你明确知道对方已经要打你了，而且对方已经采取了实质性的准备。这种情况下，虽然对方还没有进入你的领土，你发了第一枚子弹，国际法接受你是在自卫。
我们要区分先发制人战和预防战（preventive war），就说我觉得敌国在不断壮大，某一天可能会打我，虽然它还没有打我的意图或准备，我就先打它。在联合国框架下，这种战争是不被认可的。
回到俄乌战争。在法律层面上它是确凿无疑的自卫战。但在道德层面上，它是不是一个确凿无疑的正义战争，这依赖于两个问题 ：一是，现在的国界线是不是一定值得尊重？联合国在俄乌问题上尊重现存国界线，我觉得在道德上没有什么问题。乌克兰获得当前领土的方式既合乎国际法，又有很深的民族、社会、政治根基。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目前的国界线是否在道德上值得尊重就不一定有那么清晰的答案，比方巴以冲突。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巴勒斯坦就没有发起自卫战的权利，因为它没有联合国认可的领土主权，所以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不断侵入他们栖居地的反抗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就不是合法自卫，而是暴民叛乱或恐怖袭击。 支持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主权国家，就意味着否定现有国界线的道德合理性。
所以，一场战争是不是法律层面的自卫战和它是不是道德层面的自卫战，是相关又不同的两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支持俄罗斯呢？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不一定认同目前国界线的道德合理性。另一方面他们也有可能挑战的是国际法的另一个前提，即只有自卫战才是正义战争。因为有的人认为我刚才说到的预防战也可能是正义的。预防战有没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是正义的，确实也是政治哲学中目前还争议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虽然预防战现在没有任何的法律认可，但是它还是一个可以商榷的道德疑难。
俄罗斯的战争宣传很大程度上利用了这两个道德疑难——一是现有国界线是否具有道理合理性，二是要不要承认预防战的正义性。虽然俄罗斯在这两点上的论证最终都站不住脚，但因为这是两个真正的道德问题，俄罗斯的说辞还是可以迷惑很多人，包括不少美国左派。
林垚：我补充一点：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俄罗斯不是发动了很多宣传嘛，讲它为什么要发动战争，其中有一点是说这个乌克兰政府现在被新纳粹给占据了，然后他们在乌东地区对说俄语的人发动种族清洗。当然我们知道这些说法其实都是俄罗斯编出来的，但这里不妨做一个反事实性的假设：假如他们指控的这点真的是成立的，假如乌克兰政府正在对乌东地区的俄罗斯族居民发动大清洗，那么俄罗斯出兵相救就成了一种人道主义干预，它虽然出兵挺进了乌克兰的领土，但可以说“我的战争是正义的”，而乌克兰这个时候的自卫就很难说是自卫，因为它可能是在维护自己的族群清洗政策。俄罗斯做这个人道主义干预的工作也没有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批准，但是俄罗斯可以说，那是因为我比较关切我和我相邻的国家、与我同文同种的那些说俄罗斯语的居民。
所以为什么俄罗斯一开始甩出了那么多各种各样的宣传，包括乌东要搞种族清洗这一点，为什么对它的整个辩护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一点足以用来反驳乌克兰说在自己家的领土上打仗天然的是一种自卫的、正当的战争。
袁源：对，这是关于正义战争理论的另一个争论要点，就是目前的法律框架对人道主义干预（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的限制是不是过于严苛：人道主义干预一定要有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才是在法律框架下被允许的。联合国宪章禁止了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然后只开了两个例外，一是自卫，二是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的联合国军事行动（各国都可以参与）。
但是在道德层面上，人们自然又会问，是不是所有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人道主义干预都是不正义的呢？很多人认为在这一点上，法律和道德可能又会分叉（diverge）。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不管越南入侵的其它动机，这场战争终止了柬埔寨红色高棉对本国居民的大规模屠杀。虽然它是没有联合国授权的，但是很多人认为它是正义的战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提出的所有的战争依据都是在利用战争伦理中真正的疑难点：北约东扩，所以俄有权发起预防战；当时苏联把一些土地分给了乌克兰，这些决定缺乏合法性，所以俄乌现有国界线没有道德权威，俄有权发起自卫战，夺回当年失去的领土；还有就是林垚刚提到的，俄有权发起人道主义干预，去拯救乌克兰东部的俄罗斯人。虽然仔细去看它的每一个理由最后都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它们之所以在宣传上这么有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都关涉到真正的政治哲学难题。
端传媒：好像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战争的风险，很多时候蕴藏在“民族国家体系”里面，是关于国界、文化、民族、土地、语言等等。正义之所以这么有“争议”，是否涉及一个问题是，现有的“正义秩序”到底是由谁来确定的，是由什么样的基准来确定的？
袁源：这是涉及当代政治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目前的正义战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多主权国家的框架下的。它的基本原则（包括自卫战的合理性、对人道主义干涉的严格限制等等）背后都预设了主权国家的自决权（self-determination）。也就是说，主权国家体系是目前正义战争理论的政治学根基。
主权国家体系是近代政治现实的一个基本常数。但主权国家体系是否在道德上站得住脚，谁有权建立主权国家，都是很有争议的。相信主权国家体系原则上有合法性的理论家们往往分成两个流派，分别为主权国家提供不同的辩护。
简单地说，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认为，不同的民族有权根据自身的语言、文化、宗教、传统来自治。如果一个民族的人长期聚集生活在某片土地上，这个民族建立国家，那这个国家就对这片土地有领土主权。对民族主义者而言，民族先于国家并为国家合法性和自治权提供道德基础。
另外一个流派，我们可以称之为宪政派（statist)。他们不依赖前政治的民族或文化。他们会说像加拿大或美国这样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宪政的方式，通过保障人们的基本人权、为他们提供福利和公共设施、尊重他们的参政议政，而获得统治合法性。即便没有共同的民族、语言、宗教和文化，但一个国家的公民还是可以走到一起，共同建立一个有序繁荣的社会。作为这样的国家中的公民，我们也可以爱国、可以互助，但我们爱国不是爱它作为民族文化的捍卫者，而是爱它的公平正义理想；让我们团结的不是食物、文化、传统等等，而是我们国家的繁荣和善好。这就是哈贝马斯说的宪政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对宪政派而言，国家先于人民，“人民”是国家建构出来的。
这两派原则上都可以用来为主权国家体系辩护。但政治哲学中也有完全否定主权国家体系的学者。他们认为要实现正义（比如消除战争、解决全球变暖等问题）必须建立世界政府（ world government）。如果世界政府真的建立了，怎么理解战争呢？所有战争都成了内战，我们是不是只能用警察对付黑帮的方式来看待战争？但万一这个世界政府是不正义的，怎么办？如何想象那种体系下的正义战争呢？无论怎么样，那种条件下的正义战争理论跟现在的肯定会非常不一样。
国际秩序与他国责任
为什么会有很多知名的西方左翼学者支持俄罗斯，或者在这个事情上把重点放在批评“美国拱火”或者“北约东扩”上？这类批评本身无疑是一种错置，但如果我们去同情地理解其背后心理的话，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和它的盟友，过往在国际事务上同样做了很多非常糟糕的事情。
端传媒：如果再回到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就是当战争发生并进行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很天然地就会问，不管它之前理由是怎么样的，是不是联合国对干预它就没有办法？它什么都不能做？为什么说在现有的联合国的法律框架之内，对俄乌战争没办法进行干预呢？
袁源：在现有的框架之内联合国没办法进行干预，是因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一票否决的权利，但是这五大国的一票否决权是当时能够建立联合国的前提。当时美苏谈判的时候，如果美国不答应这一点的话，苏联就拒绝加入联合国，那通过建立联合国而建构一个国际和平的基本秩序的可能性当时就要流产。我们现在还是可以去考虑，历史上的这个妥协是值得还是不值得。现在联合国在很多重大问题上的瘫痪就是当时妥协的代价。
但是国际秩序有没有可能改变从而能更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呢？也不是没有可能。有一位研究国际法很著名的韩裔美国教授高洪株（Harold Hongju Koh） ，他建议绕开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制，建立一种新的国际习惯法（customer law），大致意思是，一项可能的联合国军事行动被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后，可以放到联合国大会投票；该行动如果获得了联合国大会的大多数票支持，就算获得了联合国授权。
这样不改变联合国明文法而试图建构新的国际习惯法的方式能否实现，取决于国际局势中实际的国家实力较量和每个国家的政治立场。它能否实现，实现后能否获得好的效果，都是很不确定的。目前这也还只是学者们的空想。但我们确实需要去思考，有没有办法以及如何建构一个有效的国际权威，不给予大国过分的决定权，而能在尊重众多主权国家的共识的基础上使用国际武力？
林垚：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很多知名的西方左翼学者支持俄罗斯，或者在这个事情上把重点放在批评“美国拱火”或者“北约东扩”上？这类批评本身无疑是一种错置，但如果我们去同情地理解其背后心理的话，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和它的盟友，过往在国际事务上同样做了很多非常糟糕的事情。就拿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来说，它是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的，但是美国就可以以莫须有的理由发动侵略战争，直接绕开联合国安理会。
你刚才提到的高洪株，他提出说安理会这个一票否决程序有问题、需要改革或废除，这一点我也同意；但如何改革、改革成什么样子是关键。假设说我们现在用这样一套新的“习惯法”说辞，不去废除它而是直接绕开它，使得只要在联合国大会上获得多数国家的支持我就可以发动战争——那最后比如我们回想伊拉克战争那个场景，等于说美国不仅可以直接发动伊拉克战争，而且它可以完全抛开没有办法获得安理会授权的这样一个问题，直接去通过经济压力、通过各种各样的外交渠道去对那些小国们施压，让你在联大投票支持我，就像它对许多盟友做的那样，于是就可以更方便地发动类似于伊拉克战争这样的军事行动。
如果这样，它未必就是一个好的局面。不是说现在的安理会这种一票否决权制度有多好；它无疑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制度。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批评类似俄罗斯这样的、有沙文主义倾向，或者是复国主义、大俄罗斯主义倾向的这些威权主义政权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忘记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悖论，就是说我们常常所信赖的（尤其在俄乌战争这件事情上看起来因为更加黑白分明一点，所以我们会更加去相信更加去支持的）民主合法性的政府本身，它们实际上会在对外关系上做许多同样糟糕的事情；并且由于它们有内部的民主合法性，使得它们可以更容易掩盖或者去淡化在对外关系上的这些劣迹。如果在程序上提供更多的放松，让它们更容易在外交上去搓圆捏扁的话，那么就更难有另外一种力量去制衡、去防止这些有对内的民主合法性的政权在对外的时候做出同样糟糕同样恶劣的事情。
当然这是国际政治中一个很内在的困局，也不是学者们坐而论道或者说仅仅靠设计一套好的联合国制度就能够去防范的事情，这确实需要大家在实践中不断地去博弈、不断去争取、不断去反抗，最后看看整个人类的国际共同体最后能够走向何方。但是假如说我们太过于关注眼前的某个阵营的恶，忘记了另一方的潜在问题，这也是有危险的。
这种危险是双向的：如果你太关注美国及其盟友干了什么坏事，你可能就会像某些知名西方左翼学者那样变成一个俄乌战争中俄国的辩护士；但是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如果只着眼于俄式帝国主义与威权主义政权的罪恶，虽然可能在具体这场战争中站对了道德立场，但在其它一些国际事务上则不然。推到更极端一点的情况，就是我以前分别写过的“景观化的后殖民性”（spectacularized postcoloniality）与“灯塔主义”（beaconism）这两类当代左右翼各自常见的思维陷阱。这种双向的危险，我觉得都是应该去直面和解决的。
道德的考虑和现实的考虑这两个东西不是分开的，现实的考虑它必须是道德考虑的一部分。分割道德考量和现实考量、道德考量和自身利益考量来思考国际政治其实不是特别有帮助。
端传媒：欧美对乌克兰进行经济与兵器援助的国家不直接加入战争，除了避免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军事冲突、没有经过联合国授权等现实原因，是否也会有道德与责任的考量，如何评价他们的作为和不作为？
袁源：不管是经济制裁、武器援助、军事培训，还是提供信息，这些原则上都是在目前的国际法框架下非参战国可以做而不被解读成宣战的行为。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思考非参战国的这些决定，一个是目的一个是手段。首先，他们做这些援助，目的是不是正义的。如果他们是在帮助正义的一方取得胜利，减小战争伤害，那他们的目的就是正义的。在思考他们的行动目的时，我们要避免“纯粹善才是善”误区，即认为国家只有以匡扶正义为唯一动机的时候，他们的行为才是正义的。我们个人行善的时候都很少有动机纯粹的。在帮助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人们通常都会想“我得付出多少代价”，甚至“对我有没有好处”。这些考虑并不会改变行善的行为本身是善的。同理，即便国家在做决定时有考虑对自己的代价、自身长远的地缘政治安全和谐等等，这并不改变支持正义一方在道德上是对的。
考虑完非参战国是不是在支持正义的一方，我们可以进一步考虑他们的手段是不是有效。在做具体的决定时，比方说今天要不要提供坦克、目前需要提供什么样的军事培训，决策者都面对很多不确定性，需要平衡多种因素，包括俄罗斯的反应等等。我们掌握的信息远远不如决策者多。他们决定的有效性，我们往往要等更长的时间过去、尘埃落定之后才能更好地评判。
林垚：回到说现在的这些手段怎么看待？从禁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代码（SWIFT code）到其它形式的经济制裁，再到提供武器援助和军事训练⋯⋯可能开战前几个月，如果你是支持乌克兰一方的话，会觉得说西方国家在反应上会比较迟钝一点，因为至少在开战初期，这些西方国家一方面是觉得不知道乌克兰能撑多久，万一我刚投入很多资源进去你就垮台了怎么办？没几天你就倒了怎么办？所以他们一开始犹豫是正常的。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西方国家内部有很多观念上的不统一，尤其是许多欧洲国家，以德国为主，在过去几十年执行的一种试图通过商贸往来维持和平避免战争这样一套总的方针，虽然说中间有政党更迭等等，但是其实在战后的德国，这是一个民间统一的共识。包括说德国之前一些纳粹时期的罪孽，也会对这种思考造成影响。包括在克里米亚被占领的时期，德国还是继续奉行说要通过进一步和俄罗斯的经济、俄罗斯的能源相捆绑，这样既可以实现欧洲本土的减排、减碳目标，同时又认为可以通过双方的商贸上的互利互惠来平息外交上的侵略意图等等。
这样一种总的方针形成一种强大的惯性之后，它在开战初期肯定是会对这些西方国家的领导人的思考造成很大影响，所以要转过这个弯来，首先要实现商贸和能源依赖上的脱钩，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这种支援和动员，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但是到了战争进入第二年之后，我觉得整个西方民间社会的态势逐渐在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至少我的感觉是欧美对乌克兰的援助慢慢在加速。但是这个加速当然也会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比如说毕竟俄罗斯它自己作为一个核大国，万一狗急跳墙怎么办；并且就算打败了俄罗斯，由于它现在的国家机器是高度个人化的架构，各个利益团体是靠普京一个人的关系攥在手里头，如果普京下台之后这个国家分崩离析，这些核武器会流入谁的手里也很难说（比如说瓦格纳集团，它其实比普京更加偏极右一些，如果他们有了核武器之后会怎么样）。所以种种的这些考量会导致在支援乌克兰的这些国家在考虑说“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做到什么地步”的时候，会有很多束手束脚、投鼠忌器。
这样再反过来看在现实中对乌克兰支援的力度，我觉得都处在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所以在乌克兰战争熬过头几天的闪电战之后，其实比较合理的预期是，这是一个漫长的拉锯战，就是乌克兰能够顶过俄罗斯最初的几个月甚至一年的进攻、包括巴赫穆特的围攻之后，乌克兰开始宣布自己进入反攻了，但是其实反攻也还是在自己本土上往外推，还没有真正的把俄罗斯军队完全打出本土，那你一旦进入反攻阶段的话，进攻的一方实际上就处在劣势。因为俄乌边境上整个广大的乌东地带，地理上是不适合攻城拔寨、不适合快速推进的，而且双方的国力在进入防守阶段之后 ，只要内部不发生大的变动它都是能耗得下去的。
所以对那些有意支援的国家来说，它也需要考虑到这场战争将要耗上多久。现在尽管支援的意愿动能、民间的动能还相对处在高点，但是如果战争反攻的拉锯再耗个一年、两年，那么最后会不会这些西方国家再一次想要放弃，再向乌克兰施加压力，说你们早早进行和谈，干脆把克里米亚让出去就算了吧？会不会再次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些都是很难预料的。所以出于现实的考虑，我们的期望本身就不应该抬得太高。
袁源：林垚刚才说的这些，其实有一个隐含的意思，就是道德的考虑和现实的考虑这两个东西不是分开的，现实的考虑它必须是道德考虑的一部分。比方说你如果真的一开始支援力度过大，搞得普京狗急跳墙，使用了核武器或者世界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它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道德损失（moral loss），而不仅仅是不符合西方国家的自身利益（imprudent）。其实在国际关系中没有任何东西是纯粹的“自利”。就算是总统在做决定时考虑这些决定将如何影响自己的下一次连任，这种考虑也不只是去道德的“私利”。你想想，下一届美国总统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不管是对国内政治而言还是对国际政治而言，都是一个有巨大道德影响的事。所以分割道德考量和现实考量、道德考量和自身利益考量来思考国际政治其实不是特别有帮助。
自由主义者必须直面以自由主义之名犯下的种种罪恶；理解比如南美人生活在美国的压迫下的那种痛，跟乌克兰人生活在俄罗斯的钳制下的那种痛，是一样的痛。抽象地思考一个所谓的自由主义秩序的时候，我们容易陷入忽视这一秩序下被压迫的人的认知盲区。
端传媒：那反过来说，其他国家要如何进行干预，本身也是一个现实和道德考量融合起来的结果吗？
林垚：对，而且我觉得当我们问有没有责任去干预的时候，实际上它背后难免会引入一些道德分歧，就是因为大家在很重大的道德问题上的判断常常会有根本性的差异，有些问题可能黑白分明 ，但是有些问题就会因为大家的过往经验不同、偏重考量的因素不同，而在一定程度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尤其是对那些第三世界国家、“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国家来说，这里面就会涉及到很多历史情感的纠葛，因为英美国家在南方世界实际上是留下了很多劣迹的，包括冷战以来在非洲与拉美许多国家支持军队政变、颠覆民选政府等等，更不用说伊拉克战争也才过去二十年。种种事情就会让他们不可避免的，对“我是不是要去支持美国及其盟友”有很多的怀疑。即便他们对俄罗斯这一次的侵略行径非常的不满，但是他们也可能会担忧说，假如我这时候投入身家去支持乌克兰，那是不是意味着壮大了美国及其盟友的阵营，未来能够制衡他们的力量更少？如果他们下一次再做什么坏事情怎么办？
除了这类现实的疑虑外，还有道德层面上对一致性的自我期许和疑虑，就是比如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那个时候我们大家有这么起劲的反对吗，我们有投入各种财力物力去支持伊拉克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为什么我这次要投入那么多财力物力去支持乌克兰？诸如此类。
我觉得这种疑虑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是尤其成立的，是合理的顾虑。因此国际责任问题很难一概而论。毕竟每个国家在国际关系史上的“位态”（positionality） ，你过往和当下在这个整个国际共同体里面你做的事情、你所处的立场地位、你经历的遭遇，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各自的道德判断。诚然，并不是每个国家每时每刻做出的道德判断都一定是合理的、一定是可以被谅解或者证成的；常常我们也会看到一个国家或政府利用自己所占据的“位态”来文过饰非、为奸作恶。但是同样也有很多时候，一些国家如果做出了与“主流”国际舆论不同的道德判断，并因此拒绝采取与“主流”一致的行动， 也可能是可以理解或者可以支持的。
袁源：这个问题特别重要：我们怎么去理解不同国家、不同人民的位态（positionality）和政治情绪（political sentiments，他们在政治上爱恨情仇)。一方面这些情绪可能都有很深的历史、社会原因，我们应该尽可能同情地理解。
我有时看一些自由主义的媒体在采访左派的时候，主持人往往会甩出一个他们认为是决胜性的问题：“你对美国有这么多的批评，那万一有一天这个世界秩序是俄罗斯或者中国领导的，你不觉得很可怕吗？” 有一次一个被访的左派理论家（大概意思）就说：这个问题，看你是问谁。你要是问乌克兰人是俄罗斯主导秩序还是美国主导秩序可怕，那他们肯定会说俄罗斯，但是你要是问智利、问洪都拉斯人，他们很有可能会说没差呀，或者甚至是美国啊。
自由主义者必须直面以自由主义之名犯下的种种罪恶；理解比如南美人生活在美国的压迫下的那种痛，跟乌克兰人生活在俄罗斯的钳制下的那种痛，是一样的痛。抽象地思考一个所谓的自由主义秩序的时候，我们容易陷入忽视这一秩序下被压迫的人的认知盲区。
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政治判断直接基于这些政治上的爱恨情仇，我们有可能会被一叶障目，因为爱恨情仇往往都是非常强烈而又只跟局部和特定时期的历史经历绑定的。我觉得很多左派知识分子因为对英美帝国主义的失望而唾弃人权、民主等理念就是落入了这样的认知陷阱。
“反战”与旁观者的责任 —左与右的思维陷阱
左派批评北约东扩的重要前提是冷战大国立场，主要想的是俄罗斯跟美国、或者跟北约主导的欧美集团如何划分势力范围：我们划好势力范围后就应该彼此尊重各自的势力范围。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帝国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路下，那些东欧国家在哪里？他们想要走的路、他们的意愿，在这个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思路下面有没有得到尊重？
端传媒：正好我们可以去聊左翼知识分子或我们自己这样的旁观者，去看待这场战争时的位置还有相关的看法和责任问题。俄乌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一些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包括乔姆斯基，或一些非美国的左翼，会认为这场冲突也有部分责任“应归咎于西方”或北约的东扩等，你们如何看待这种立场？
袁源：这些立场形成的过程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相关，就是对美国主导的这个”自由世界“奉行的双重标准和虚伪的一种深恶痛绝，从心理上没有办法相信它们可以代表正义。
但是美国不是铁板一块，各届政府也不同。我觉得左派把美国想象成一个恒常一致的邪恶力量是过于简化的。
北约有很多劣迹。但就事论事，在俄乌问题上，批评北约东扩有道理吗？我不太认同这种批评。左派批评北约东扩的重要前提是冷战大国立场，主要想的是俄罗斯跟美国、或者跟北约主导的欧美集团如何划分势力范围：我们划好势力范围后就应该彼此尊重各自的势力范围。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帝国主义的思维方式。
在这种思路下，那些东欧国家在哪里？他们想要走的路、他们的意愿，在这个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思路下面有没有得到尊重？批评北约东扩的人有没有去同情、理解过那些国家多么的想要摆脱俄罗斯的箝制。而且它们想摆脱箝制不是因为有被害妄想症。从苏联帝国建国以来，它入侵匈牙利、入侵捷克，导致乌克兰大饥荒，后来又几次阻断乌克兰发展自己的道路⋯⋯这些东欧人民对俄罗斯的血泪记忆，使他们想要摆脱俄罗斯的箝制走自己的路。在目前的国际秩序下，靠近北约对他们而言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北约东扩不是像古代罗马帝国扩张、蒙古帝国的铁蹄扩张、或者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扩张⋯⋯是东欧国家想要加入。
批评北约东扩的人，也会诉诸90年代老布什和克林顿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承诺说北约不会东扩。历史学家们更清楚有没有这种承诺，如果有，具体内容是什么。但是即便有这种承诺在，承诺的有效性也是依赖于承诺的双方他们在做什么。比如结婚时两人承诺相亲相爱到永远，婚后十年一方开始家暴另一方，被家暴的一方还有义务信守婚约吗？虽然这不能完全类比美俄的承诺，如果老布什或者克林顿对戈尔巴乔夫或者叶利钦承诺不东扩，一个前提肯定是想着戈尔巴乔夫或叶利钦不会打乌克兰，但是现在是普京，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即便假设承诺存在，我们也要进一步思考，承诺的道德束缚力会不会因为世易时移而改变。
林垚：我觉得还有一个好玩的点在于，很多左派会去指责说：90年代美国总统对俄国做出了一个“北约不东扩”的私下承诺，结果后来北约居然违背承诺、悍然东扩，是可忍孰不可忍！但这里面其实有个悖论。
首先必须说明，这个承诺存不存在其实是存疑的，很多当事人与历史学家都论证说并不存在这种承诺；但我们这里姑且假设这个承诺确实存在，然后来想想这意味着什么——假如北约真的遵守了美国给出的这个承诺，绝不东扩，那岂不是恰恰证明了北约是美国的玩偶和傀儡？但是现在北约东扩了，而且几次都是是很多东欧小国主动求着要加入北约，那难道不是反过来说明，北约并不是美国的玩偶、东欧小国有自主性、不受美国操控？这不恰好是左派应该弹冠相庆的事情吗？左派最怕的就是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美国操纵其他国家的政局等等，现在发现现实不是这个样子，难道不该高兴吗？而且就算是美国不遵守当年的私下承诺，那换了一个党派的人当总统之后、上一任总统私下说的话不算数，这不是恰恰证明美国是一个有党派竞争的国家，总统受制于选民民意、不能在国际事务上私相授受为所欲为，并不完全是一团漆黑的伪民主吗？这一点不是也值得左派欣喜若狂吗？
但是现在左派反而拿“北约东扩”这个事情来指责说，你看这个才是俄罗斯发动战争的源头，说明他们其实在对美国与北约的想象上，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自我矛盾。
而他们之所以没能意识到这种自我矛盾，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袁源刚才提到的，虽然他们声称自己是反帝国主义者，但是实际上他们的思维模式有很强烈的帝国主义和美国中心主义的痕迹。帝国主义的痕迹表现在，他们不承认东欧小国是有自己的政治自主性的；他们简单地把国际政治视为大国之间的角力，大国划分完势力范围就天下太平了，既然乌克兰离俄罗斯近那就划给俄罗斯，乌克兰到底在想什么不重要。美国中心主义的痕迹表现在，他们认为当代世界上所有重大的罪恶都是美国造成的；他们的目光就紧紧盯着美国做的这些错事情，然后把这个世界的种种复杂性用这样一个“反美帝”的理论框架去理解，认为所有其他国家要么没有做坏事、要么他们做的坏事都是因为根本上是美国先做了坏事、逼着他们不得不做坏事加以应对——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自恋的思想框架。
所以美国的这些左派，当然也包括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左派，如果他们一方面谴责俄罗斯，然后要求大家去支援乌克兰，同时他们批评美国及其盟友的虚伪，比如说你们现在支持乌克兰、那为什么当年你们要去打伊拉克、当年为什么找了各种各样的借口绕开联合国安理会等等，我们支援完乌克兰以后要借此为契机重新去思考美国的在现实中的霸权地位、重新去思考如何更好地建构一个联合国体系⋯⋯那么我觉得这样的批评是非常成立的，我会举双手赞成。但是如果把对美国过往的不满和怨恨，都怪罪北约东扩，说所以俄罗斯也有他的道理、他不得不去打乌克兰（甚至把俄国宣传口的假新闻全盘照收，比如像汪晖参加签名的一封英文公开信那样，声称俄国是为了“阻止基辅纳粹政权对乌东俄族的清洗”而不得不进行“特别军事行动”云云），我就会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混乱的、非常有自恋倾向的思维方式，而且有非常强烈的帝国主义痕迹。
“绝对和平主义”存在么？
我觉得绝对和平主义者其实和前面提到左派，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背后的思维模式也很像，包括以反美为中心，然后忽略了其他很多的问题。反过来如果问他们一些历史上的案例，比如当年这些殖民者到了北美大陆之后，去驱赶或者屠杀印第安部落，你觉得这些印第安部落要束手就擒吗，他们肯定不会觉得要束手就擒的，他们肯定说这个反抗是正义的，当然要反抗了。
端传媒：跟刚才我们谈到的那些左派立场或者说相关联的另外一些表达，是有些人会谈论反战。“反战”与“绝对和平主义”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反战的立场，源头除了绝对和平主义，还追求什么样的道德立场？
袁源：我觉得“反战”有两种根基，一个是绝对和平主义，一个是正义战争理论。这两个理论基础都有可能支持反战立场。绝对和平主义认为没有战争可能是正义的，所以它无差别的反战，就是说任何战争都反。
正义战争理论跟绝对和平主义不同的就是，它认为有可能有正义战争，所以它只反对“不正义战争”。
面对各种各样的反战立场，具体要看他们反战的根基是什么。我自己在做正义战争理论之后，经常遇到绝对和平主义者来”砸场“。无论是讨论自卫战、士兵的道德伤害、战争中不攻击平民，他们都要说“不打就好了啊：又不死人，又不杀人，啥伤害都没有。”
面对俄乌战争，绝对和平主义者会说：乌克兰放下武器吧，你不打了，俄罗斯肯定也就不打了。当然，代价就是乌克兰国家没了。绝对和平主义者觉得可能也值，亡国不亡人，生命至上。但正义战争理论就会说，俄罗斯应该放下武器。俄罗斯放下武器，乌克兰自然也会放下武器，同时乌克兰还保护了自己的自治权。
正义战争理论根本上也是反战的：发起不正义战争的那边放下武器之后，其实就没有战争了。正义的战争，在没有不正义的挑衅的情况下是不会打的，所以正义战争理论所相信的正义实现了，世界和平也就实现了。但是正义战争理论的人会坚持，如果不正义的战争没有停止，那正义的战争也许也不应该停止，因为有的东西值得我们用生命去捍卫。
我只说“也许”，因为正义战争理论有对相称性（proportionality）的要求：有可能在抵抗毫无胜利的可能性、又造成巨大的牺牲的情况下，即便有正义的目标，也不应该打。但正义战争理论往往会把决定权交给被侵略的人：他们应该有权自己判断是要继续战斗承担进一步的牺牲，还是放弃抵抗，委曲求全。不管怎么样，正义战争理论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谁是正义的一方？反战首先是要求不正义的一方停战，而不是无差别的反战。
林垚：我觉得绝对和平主义者其实和前面提到左派，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背后的思维模式也很像，包括以反美为中心，然后忽略了其他很多的问题。反过来如果问他们一些历史上的案例，比如当年这些殖民者到了北美大陆之后，去驱赶或者屠杀印第安部落，你觉得这些印第安部落要束手就擒吗，他们肯定不会觉得要束手就擒的，他们肯定说这个反抗是正义的，当然要反抗了。这时候你再问他，那你不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吗，可能他们会说如果不反抗就会被屠杀，我们这部落就灭绝了。但是你如果是一个绝对的和平主义者，你以少死人为最重要的事情的话，反正你这个部落也要灭绝，不反抗就要被屠杀，反抗了之后也会被屠杀，而且反抗过程中还会死几个殖民者，那是不是不反抗的话死的人更少？你作为一个绝对的和平主义者，你肯定是应该引颈就戮对不对？就是在那边等着，一排一排等着被杀，这才是绝对的和平主义啊。但是他们肯定不会接受这样的绝对和平。
所以我自己是不认为这个世界上存在什么“绝对的”和平主义者，我觉得绝对的和平主义者要么就是头脑不够清楚，要么就是被某一种特别的厌恶或者不满或者憎恨给带跑了，没有想清楚这个理念如果推而广之应用到现实中其他的案例的话，他们会发现和自己的政治立场实际上是有矛盾的。比如问黑人如果要被奴役，被抓的时候是不是要反抗、是不是要奋起杀死奴隶主？我很难想象一个绝对的和平主义者说，我们就应该主动的把自己献出来当成奴隶、以避免更多的杀戮。所以我是不知道怎么从理论上去反驳这种主张，因为我觉得这种主张不值得从理论上去反驳。
袁源：我可能不会把话说的那么极端，我觉得耶稣可能是一个真正的绝对和平主义者，但是林垚说的一点是对的，真正的绝对和平主义者是很少的，自以为是绝对和平主义者的人往往都是没有想清楚自己的理论推而广之蕴含的逻辑结果，比如禁止奴隶反抗。他刚才说的还有一点很重要，我也遇到过。就是很多左派会称自己是绝对和平主义者，是因为他们只从反对美国的世界军事霸权着眼，受不了美国在全球设立军事基地、以反恐的名义伤害各地普通民众。因为他们反对这一点，然后就浪漫化地把自己想象成了反对一切的战争，不能同情地理解被侵略和压迫的人（比如乌克兰人或者巴勒斯坦人）除了暴力走投无路的困境。还有一些女权主义者会认为战争只是有毒的男性气质的病灶，从而也反对一切战争。
虽然很多人真的以为自己相信绝对和平主义。他们的信念源自站在欧美世界主义的中心（cosmopolitan center），反感自己的国家总是去制造战争，伤害他人。我觉得他们想清楚了之后，会意识到自己其实相信的是正义战争理论，而不是一个绝对和平主义者。比如让她们想象在女性被作为育器，被强迫年年怀孕生育的恐怖男权下，女性要不要革命，她们估计会毫不犹豫支持革命。
袁源：我觉得绝对和平主义者在有一点上跟我们最最基本的道德直觉是相矛盾的：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人不是只要“和平”，不正义的和平，我们往往不叫它“和平”而叫它“委屈”。我们内心是有一根尺子的，它要区别正义和不正义，要对压迫残害我们的人保持恰当的愤怒和惩戒。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相信自己的尊严。我平时是不愿踩死蚂蚁的。看到渺小的它们尽力过自己的生活，我会觉得基于残酷或冷漠对它们造成可以轻易避免的伤害至少是一种小恶。动物，包括昆虫，面对人将带来的伤害时总是尽力挣扎，让有健全道德情感的人心生恻隐，停下来想想，甚至改变自己的行为。如果我们自己面对极端的恶（奴役、强奸、虐待）却只是一概不抵抗，任其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什么？不如蝼蚁吗？
我这里没有要贬低“非暴力”运动。“非暴力”运动的道德根据不一定是绝对和平主义。比如有越来越多的历史证据表明，马丁路德金在组织非暴力运动的时候不是出于绝对和平主义的道德原则，不是怜惜压迫者的生命，而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1956年马丁路德金的家被炸后，他甚至向阿拉巴马州申请过隐蔽持枪证（a concealed carry permit），虽然白人控制的警局没有批准他的申请。
普通人与知识份子
普通人可能确实不需要去关心，但是一个知识分子有这个道德责任，因为你有更多的信息资源、应该做出更好的判断，然后你也有这个公共话语的权力，有这么多渠道，大家都在把你当青年导师，天天采访你，你就应该很明确的站出来说：我认为乌克兰在这个问题上是正义的、是被侵略的一方、是受害者，俄罗斯应该是被打败的一方。
端传媒：那如果我们说的更具体一点，旁观民众在看待俄乌战争时，甚至可能是面对可见度（visibility）没有那么强的，比如说巴以冲突，还有前几年的叙利亚战争⋯⋯普通人在面对这些的时候，实际上有没有一些道德责任或者说公共责任是可以去承担的呢？
袁源：我觉得有很多。其实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很多人想出了还是很有创意的方式，比方说到乌克兰去订airbnb，这样子钱就非常直接地转到了乌克兰。我觉得从旁观者的角度，如果说你认识到了战争的正义或不正义的话，那就支持正义的一方，以你力所能及的任何方式（捐钱、说理、或提供更一手的帮助）去支持正义的一方，然后破坏不正义的一方。
但我也不认为每个人都有义务去支持正义战争。很早以前陈嘉映老师有一篇文章叫做《救黑熊重要吗？》。我对那篇文章的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其实可以做的道德的事情是很多很多的，每一个人跟不同的道德问题有不同的缘分，有的人内心深深牵挂动物的疾苦，有的人就对俄乌战争或者是对巴以冲突千丝万缕的私人联系，有的人热衷于帮所有投票难的选民注册投票⋯⋯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德热忱有可能跟他们的个人经历的有关，有可能跟他们的先天性情有关，也可能就是完全是缘起缘灭的巧合，这种东西都说不准。但是从个人选择而言，每个人有一定的自由 （autonomy）去做他认为道德上非常紧急而又有意义的事情。那每个人只要在一定程度上尽了他自己的道德责任，不管是他在拯救黑熊也好，还是在关注巴以问题也好，就可以了。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义务去支持乌克兰战争。
这个我们可以区分两个问题，一个是说这个东西值不值得做。“一个事情值得做”原则上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认知的。在战争问题上，原则上所有都可以认知到谁是正义的一边。我们应该支持正义的这一边，反对不正义的一边。我觉得这个是对所有人有理性、有良知的人都可以有的一种要求。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有义务投入时间精力去支持乌克兰。因为刚才讲到的，我们有太多值得做的事情去做。我觉得人类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人和人这么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在各自的跑道上去做我们认为有意义的事情，最后我们却一起让世界转了起来。
林垚：我自己对不同的人衡量的尺子会不太一样。对知识分子来说，我自己心里的要求会更高。
比如去年项飙有一篇关于俄乌战争的访谈，一方面你可以感觉到他对俄罗斯的侵略行径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非常隐晦的批评，但与此同时另一方面他又反反复复在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哎呀，现在中国人天天都在谈什么你支持俄罗斯、我支持乌克兰，“我是感到比较奇怪”，大家吵得不可开交，以至于“居然出现断绝关系等等很不愉快的情况”；其实干嘛要吵这些东西呢，大家就今天天气哈哈哈嘛，不要去想这些东西、不要争论这些东西，那是最好的。
我觉得，说到底，在他眼里，去辨明俄罗斯究竟是在“维护正义”还是“野蛮不讲道理”其实并不重要；所以他会对持这两种立场的普通国人各打五十大板，说他们都只是被情绪所绑架、“同意不同意很大程度上都是根据非常模糊的情绪在走，你不能够知道也不能够向自己解释，为什么会同意或者不同意那种说法”。我看到这个访谈以后心里面对他的评价不由自主地降低了一点点（虽然他与那些甘为俄罗斯张目的御用文人无疑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在这个问题上就应该表明自己的观点，而且也不该去鼓励大家打哈哈（或者说去贬低普通人的“不打哈哈”）。
普通人可能确实不需要去关心，但是一个知识分子有这个道德责任，因为你有更多的信息资源、应该做出更好的判断，然后你也有这个公共话语的权力，有这么多渠道，大家都在把你当青年导师，天天采访你，你就应该很明确的站出来说：我认为乌克兰在这个问题上是正义的、是被侵略的一方、是受害者，俄罗斯应该是被打败的一方；同时也应该明确地说出来：我认为普通人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是正当的、甚至是勇敢的——毕竟我们要考虑到当今中国舆论环境之严酷，普通人敢于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当然是一种勇敢——而不是把它和支持俄罗斯的言论混为一谈，各打五十大板说它们都被情绪绑架。
我对知识份子有这个要求，如果你不愿意亮明你的道德立场，你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把话说清楚，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被指责的一个点。而且身在国外的青年导师和在国内高校里面的知识分子也不一样：国内高校现在的气氛大家都知道，你有各种各样的压力，不发言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如果悠游海外，既拥有国内丰富的公共话语资源、又不用担心身在国内高校所受的种种约束，那这个时候再去打模糊眼的话我觉得是说不过去的。
袁源：我同意知识分子肯定是比普通的人有更多的义务对重要问题做出恰当判断，因为他本身具有更多的智识储备去做出判断，而且也更有平台去影响大家的思考。但是我觉得即便是知识分子，也可以选择不对某个问题发言，因为知识分子可以关注的东西也太多了。不过，既然要就某一个事件（一个已经造成了数十万人伤亡，更多人流离失所，并可能冲击世界秩序的大事件）发言，确实应该清晰明确，尽知识人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