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23年6月20日
作者：卢坎·阿迈德·韦依（Lucan Ahmad Way）
译者：听桥yibaochina.com
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putin-xi-khamenei-dictators-way
对今天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几个独裁政权来说，2022年并不是一个好年份。
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遭遇了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活动。被政府严厉的“新冠清零”政策激怒的全国各地抗议者公开提出政治诉求，吁请习近平下台，结束一人统治。这些抗议活动爆发时，恰逢中国经济正经历1976年以来的最低增速。政府的回应是，突然放弃了清零计划（习近平的标志性政策），并任由新冠病毒在人群中迅速扩散。这一政策逆转，以及随后据估计的一百万人死亡，进一步削弱了公众对政权的信任。
伊朗甚至遭遇了更重大的挑战。9月，一位名叫玛莎·阿米尼（Mahsa Amini）的年轻女子因“不当”佩戴头巾而遭警方羁押，随后在羁押期间身亡，这引发了持续数月的全国性抗议，目标直指伊朗政权革命身份的内核。一百多个城市的数千名抗议者呼吁处死该国年迈的最高领导人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终结这个伊斯兰共和国自身。当年底，反对派活动人士组织的一场为期三天的大罢工几乎瘫痪了这个国家。这些行动令人回想起1979年伊朗国王垮台之前的那些行动。尽管此后抗议活动逐渐平息，大量伊朗女性仍继续拒绝佩戴头巾。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可能经历了最糟糕的一年。他的入侵乌克兰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俄罗斯军队被迫放弃夺取基辅的努力，并从早些时候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斩获的阵地撤退。这场战争引发了西方实施前所未有的制裁，造成大约二十万俄罗斯人伤亡，这远远超过了1980年代俄罗斯占领阿富汗长达十年间的伤亡人数，并导致数十万公民逃离这个国家。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正急剧下降。几乎是一夜之间，欧洲切断了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莫斯科则被迫放弃了对高加索和中亚邻国施加影响的努力。
如记者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观察到的那样，有十多年，“恶人”正赢得胜利，而在那之后，今天的世界似乎正开始厌倦独裁。最大恶人中的三人似乎要面对前所未有的权力挑战，这在多年来与独裁统治的全球竞争中首度赋予民主以优势。但独裁权力受到的威胁没有许多人期待的那么大: 尤其是这三个独裁政权，它们拥有隐蔽的韧性源头，那深深根植于它们革命的过去。革命的源头——以俄罗斯为例，那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不灭的遗产——帮助三国政府挺过了经济衰退、政策灾难和民众支持率的急剧下降，并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加固它们。
任何有效的反击战略都要求理解它们的真正本性和韧性的独特来源。
更多的敌人，更多的团结
当代最持久的独裁政权诞生于社会革命。
与传统的夺权不同，当受到大众动员支持的活动人士夺取控制权，试图改造国家，以彻底转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比如取消私有财产或强加宗教统治之时，社会革命就发生了。尽管这样的革命极其罕见，自1900年以来只有二十次，但它们形成的革命的独裁政权极大影响到世界政治: 革命的独裁政权激发了冷战、越南战争、伊斯兰恐怖主义和中国的崛起。如今，这样的政府及其继任者——这份名单不只包括中国、伊朗和俄罗斯，还包括阿富汗、古巴、厄立特里亚、卢旺达和越南——对美国领导下的自由世界秩序构成了某种最严峻的挑战。
这些政权的生命力往往远比它们的非革命同道持久。这一持久性源自它们巩固权力的独特方式。许多独裁者掌权后即设法壮大民众支持并获得国际上的合法性，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革命政权的领袖疏远本国大批民众，并与邻国和世界强国为敌。
布尔什维克试图向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输出共产主义革命，竭力消灭资产阶级，恐吓贵族，攫取他们的财产，并将他们的宅邸转交给前仆人。1917年，大约五十名上层阶级的俄罗斯军事干部被五花大绑，带到一家工厂，扔进了鼓风炉。同样，在中国，毛泽东夺权斗争期间的著名宣言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他还鼓励农民羞辱和摧毁旧的地主阶级。在伊朗，最高领导人霍梅尼推行了严格限制女性着装的规范，支持扣押美国人质，处决数千名反对者，并呼吁在整个波斯湾发动伊斯兰革命。
初看起来，这些举动显得毫无理智可言。对强大利益的侵害几乎总是引发摧毁新生革命政权的暴力冲突。在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侵害帮助引发了致命的内战; 在伊朗和越南，它们造成了血腥的外部战争。在一些国家，如1970年代末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此类冲突将开启冲突的革命政权涤荡殆尽。但没有摧毁这些政权的东西使它们更加强大了。对那些能够生存下来的政权来说，残酷的权力斗争使它们的持久是独一无二的。持续存在的威胁团结了那些政权的精英。暴力冲突还涤荡了包括其他政党和教会在内的其他权力中心，确保了未来多年反对力量的孱弱。
这些早期的冲突还迫使那些政权打造新的强大安全部队，如伊朗的革命卫队和俄罗斯的契卡(后称为克格勃) ，用来镇压所有反对派。革命政府既已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而非继承已有军队，它们就可以将支持政权的间谍和军官安插到军队中，这使得士兵和他们的上级发动政变难上加难。
最后，因为内战往往摧毁了既有的经济结构，它们也就为威权政府创造了深入渗透经济的机会：令独裁者得以推动经济发展，而没有沦为强大独立力量的牺牲品。那些独立力量在其他国家促进了民主。
中国迈向安全的长征
从一个角度看，在中国，威权主义韧性的源头似乎显而易见。中国是一个全球性的军事和经济大国，其国内生产总值是1978年的43倍以上。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这令中国家庭有机会消费仅仅在几十年前尚无法想象的商品。尽管最近在新冠疫情应对方面出现失误，增长也放缓了，许多中国公民仍有明确理由支持这个一党制国家。
但如此令人惊叹的经济成就无法完备解释这个政权的持久性。一方面，中国非同寻常的经济成就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更早些时候成功统一了这个国家。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有一个接近当代阿富汗的脆弱不堪、支离破碎的政权。中央政府几乎没有触及绝大部分领土，国家的很大部分地区处在你争我抢的军阀、帝国主义势力、犯罪团伙和秘密社团的控制下。在可能成为经济和军事强国之前，中国首先必须形成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
其次，对竭力维持严格威权控制的独裁者来说，在中国见证的炫目经济发展可以是一把双刃剑。经济快速增长强化了人们对政府的支持，但也能播下民主的种子。经济发展往往推动独立的商业、社会和政治权力来源的兴起，进而威胁独裁者，这使得领导人更难以垄断控制。今天，在富裕的发达国家几乎不存在独裁统治。不考虑那些利用自然资源获得收入的中东国家（这些国家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同时没有发生与经济发展相关的社会变革），2022年，在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的54个国家中，仅有三个没有被“自由之家”列为“自由”国家。(这三个例外是竞争性威权国家匈牙利，以及文莱和新加坡这样的小型国家。)
对共产党领导层而言，这一模式看上去或许意味着麻烦。中国的经济发展令数百万人摆脱贫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和诸多声名显赫的商业领袖，进而有可能形成其他可以催生强烈政治变革诉求的权力中心。事实上，在临近的韩国和台湾，1980和1990年代的经济发展推动了那里的民主过渡。观察人士很久以来就预言，中国的经济扩张同样会带来民主。
但中国政权的暴力社会革命源头令其得以克服国家失败的历史和经济变革的不经意后果。共产党在1927至1949年间漫长而暴力的夺权斗争固然成就了一个对快速增长而言必不可少的统一国家，但也确保了经济发展不会产生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当毛泽东成为共产党领导人时，他坚持将夺权斗争与激进的社会变革结合起来，这意味着在内战期间和内战结束后不久，党就实施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这场改革涤荡了长期以来削弱国家的根深蒂固的精英和地方团体。这些举措，加上战争的破坏，允许共产党渗透到以前绝少受到国家直接控制的社会领域。虽然1949年后的几十年间，中国在毛泽东统治下会经历创伤性的动荡，但革命斗争期间国家的统一和强大，为中国自1990年代起最终崛起为全球经济大国创造了条件。
此外，中国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清除了执政党的其他选择，为全能主义统治扫清了道路。党现在渗透到包括外国企业和国内企业在内的中国社会每一个角落和缝隙。亲政府机构的无所不在使得独立力量很难组织起来。部分结果是，经济增长未能像在韩国和台湾那样强化独立的民主力量。尽管坐拥财富，中国却有世界上最孱弱的公民社会之一。于是，在出现抗议的罕见情形下(比如，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和2022年11月的反新冠清零政策抗议活动那种) ，这方面的努力就因组织混乱和缺乏协调而受到妨碍。
尽管没有一个威权政权是不可战胜的，但中国或许依旧是全球最持久的独裁国家，能够承受民众的强烈不满和经济动荡。
韧性和混乱
伊朗革命领导人1979年夺取政权后，展开了矛头指向世界的战争。他们立即实施了教权统治，几乎使该国陷入一场打击反教权的左派叛乱分子的内战。如此动荡局面鼓动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实施入侵，引发了长达八年的残酷两伊战争。同时，政府妖魔化了美国和苏联，成了该地区恐怖主义的主要支持者。这些斗争最终巩固了政权。
最重要的是，打击伊拉克和左翼叛乱分子的作战，将霍梅尼组建于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从一群缺乏训练、装备落后、散兵游勇式的街头武装分子，改造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安全部队之一，这支部队拥有大约十五万士兵，遍布整个国家。这些冲突还强化了伊斯兰武装力量动员队，这一民兵组织成立于1979年，旨在捍卫革命，反击国内外敌人。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成员主要从农村地区极度信仰宗教的贫穷家庭中招募。如同任何宗教的狂热信徒那样，许多人相信他们的事业值得任何形式的牺牲和暴力。（伊斯兰武装力量动员队，波斯文缩写为Basij，隶属于伊斯兰革命卫队。——译注）
革命意识形态并非维系伊朗政权的唯一粘合剂。正如许多分析人士指出的那样，伊斯兰革命卫队是腐败的，它在这个伊斯兰共和国的生存中拥有巨大的经济利害关系。但物质激励通常不够。在其他许多独裁国家，与现政权的生存有利害关系的安全部队成员已经叛逃，以避免在现政权面对压力时成为失败一方。例如，2011年阿拉伯之春运动期间，埃及军方抛弃了总统穆巴拉克，导致他下台。2000年，塞尔维亚安全部队同样硬扛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当时有大批民众抗议，要求他下台。相比之下，当这个政教合一的政权遭遇影响深远的挑战时，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其他国家行动者在幕后予以鼎力支持。
过去十年里，伊朗领导人的处境变得极其艰难。伊朗政权面对的是全国范围内一再发生的抗议。2009年，强硬派的在任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似乎从改革派的挑战者穆萨维(Mir Hussein Mousavi)那里窃走了总统选举，之后，数十万伊朗人走上街头，抗议持续数月之久。随后，2010年代，愈发严厉的国际制裁导致通货膨胀失控，贫困急剧上升。这些情况在全国各地引发了一波又一波抗议。2019年晚些时候，抗议者谴责哈梅内伊，并放火焚烧了许多政府场所、银行、加油站和安全基地。2022年秋天的大规模示威表达了对现政权更广泛的种种不满，包括对经济状况的抱怨，对伊斯兰政策和现政权使用暴力的愤怒。
但政府以同样的残忍和不妥协回应每一波民众威胁。2009年，政府对抗议活动的回答是监禁和处决异见人士，并对反对派活动人士实施一系列高调的公开审判。2019年，警察开枪射杀街头的抗议人士。2022年，伊斯兰武装力量动员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成为政权的主要防线，他们杀害抗议者和未成年人，侵入学校，实施了数千次逮捕。
伊朗的例子说明，高层团结对威权政权的生存至关重要。从历史上看，独裁者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大规模抗议，而是来自政治盟友和他们自己军队中的下属。与反对派活动人士不同的是，这样的内部人士拥有强制性的武力和对关键国家机构的控制权，这是夺取权力所必不可少的。考虑到绝大多数政府和抗议者之间的实力不匹配，假如政府内部没有发生高层叛变，挑战者就几乎不可能成功。
事实上，独裁统治下的成功反对派，往往由抛弃政权的政客所领导。在许多国家，包括1989年的罗马尼亚、2002年的肯尼亚、2003年的格鲁吉亚、2004年的乌克兰和2005年的吉尔吉斯斯坦，独裁者倒台的部分原因是，他们的盟友一致抛弃了执政党，加入了反对派。例如，1991年，赞比亚的独裁统治解体，当时，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和经济崩溃促使政府的核心支持者弃政权而去。如一个叛逃者解释的那样，“只有愚蠢的苍蝇……才会跟着死尸走进坟墓”。
但伊朗的统治精英在经历同样影响深远的经济危机和其他压力期间依旧意志坚定。哪怕是改革者，也即在一些社会和政治问题上立场更为温和的内部政治人士，也拒绝与政权决裂。教权统治的反对者一度满怀希望地转向一些人物，如在2009年，他们找到了穆罕默德·哈塔米（1997年至2005年担任总统）和穆萨维，但这些领导人拒绝与那个神权体制彻底决裂。事实上，2009年的抗议活动爆发一周后，穆萨维就呼吁停止示威活动，并敦促支持者继续忠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这种对教权统治的忠诚帮助剥夺了反对派的组织和领导层，而反对派正需要这样的组织和领导层，以将该国民众巨大的不满情绪导向对政权更严重的挑战。因此，最近的抗议活动基本上是没有领导人的。
尽管反复的抗议、民众的不满和经济危机显然令政权弱不禁风，但在高层没有罅隙的情况下，政府不太可能垮台。
普京的隐匿遗产
不同于共产主义的中国和伊斯兰主义的伊朗，普京的俄罗斯不是一个革命政权。苏联很早就已解体，普京也是通过选举而非暴力斗争上台的。但普京的独裁统治从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中获益匪浅。
首先，苏联漫长的全能统治时代实际上妨碍了一个强大公民社会的形成。这个从革命中崛起的国家甚至剿灭了最基本的公民社会形式或渗透其中，那些最基本的形式包括反对党、工会、教会和其他国家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的组织，这些组织原本可以为民主提供一个基础。虽然独立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在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开始出现，但仍相对孱弱，部分原因是经济中最有利可图的部门仍容易受到国家干预。因此，俄罗斯的反对派既缺乏组织，也缺乏潜在的资金来源。
其次，普京对俄罗斯的控制得到了广布而高效的安全部门的支持，这个部门可以直接追溯到1917年成立的政治警察。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安全力量，几乎在每一栋公寓楼和每一家企业都有代理人。尽管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解散了共产党的执政机构，但他基本上没有动过克格勃，而普京的职业生涯就是从克格勃起步的。1990年代，克格勃被正式废除，并被拆分为几个机构，但其核心职能和人员保留在了FSB (联邦安全局)。
今天，联邦安全局成了普京独裁统治的堡垒。联邦安全局的规模远远大于其他许多国家的这类组织，并得到数百万告密者的支持，它渗透到俄罗斯媒体、商业和民间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据学者凯文·里勒(Kevin Riehle)最近对俄罗斯情报机构的研究，目前俄罗斯的人均安全人员数量要多于苏联统治时期。联邦安全局的工作重点是鲍里斯·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之类主要反政权领导人，2015年，涅姆佐夫在莫斯科遭到肆无忌惮地暗杀；最近，联邦安全局又盯上了弗拉基米尔·卡拉-姆尔扎（Vladimir Kara-Murza）和阿列克谢·纳瓦利内(Alexei Navalny) ，这两人都已入狱。
在俄罗斯，有组织的反对派现在非常弱小。七十年的苏联全能主义削弱了独立力量，他们无法抗衡普京庞大的安全机构。
俄罗斯的革命遗产也有利于普京，因为它减少了发生军事叛乱的可能性，即便在乌克兰战争这样灾难性的作战进行其间也是这样。
战场上的挫败，尤其是在这样的挫败可以向一个国家领导人的错误决策问责时，往往会引发军事政变。事实上，俄罗斯在战争头几个月蒙受的羞辱让许多人认为，普京可能会被他的武装部队推翻。但正如政治学家亚当·凯西(Adam Casey)指出的那样，普京政权保留了苏联用反间谍官员渗透到军队中的做法。在大多数独裁国家，这都是一项艰难的壮举，因为它们倾向于继承而不是创造自己的军队。但苏联没有这样的障碍，而且革命遗产赋予了普京识别潜在军事反对派的能力，这使得武装部队挑战他要难上加难。
没有永远的革命
当然，哪怕最强大的革命的独裁政权也不会永远存在，中国、伊朗和俄罗斯也并非不可战胜。
德黑兰和莫斯科的政权比北京的政权更加脆弱。到目前为止，尽管发生了经济危机和民众骚乱，伊朗政权依旧保持着凝聚力，但那不意味着它可以无限期地这样做。假如经济继续恶化，民众的不满情绪加剧，裂缝或许最终会在政权内部开始形成。从中期来看，随着在夺权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革命者中最初的狂热一代相继故去，发生分裂的几率可能会增加。如同在1970和1980年代的苏联那样，接替他们的年轻官员或许会少一点意识形态色彩，因此在危机到来的时刻更有可能叛逃。此外，哈梅内伊现年84岁，身体欠佳，尚未指定继任者。考虑到强硬派的实力，他的亡故有可能激发政权内部的分裂，尽管可能性不大。
俄罗斯政府的脆弱，源自该政权集中权力于一人之手。今天，普京的统治基本上不受其他机构或行为者的约束。他的政权不是基于在革命的伊朗动员了强烈的忠诚和牺牲的那种意识形态，也不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之类成熟的执政党（这样的党会提供超越单个领导人的持久性来源）。因为一切都取决于普京，所以，他的最终死亡或丧失能力可能将他的政权抛向混乱。每个人都要猜谁可能接替他。如此不确定性在个人特色鲜明的政权中是常见的。同时，考虑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力量平衡，这样的过渡带来民主是不可能的，至少在短期内不可能。
中国政权仍比伊朗政权和俄罗斯政权更强大。中国的经济状况显然远好于伊朗。尽管习近平的权力较他的最近几位前任少受一些约束，但他的统治远没有普京的那么个性化。习近平的政权依旧建立在一个强大而制度化的党国科层制基础之上，俄罗斯没有对应的那种机制。当然，中国并非没有自己的问题。除了低经济增长和考虑不周的新冠疫情防控政策外，近年来的广泛腐败使得一些观察家认为共产党正在“萎缩”，正变得“脆弱”，并处于“晚期衰退”阶段。习近平在过去十年中大力开展的反腐败运动表面上减少了（但绝没有根除）政府的渎职行为。无论如何，这个政权强大的科层制、非同寻常的高压能力和孱弱的公民社会，可能使政府免受未来腐败丑闻或其他危机的影响。
对抗革命的政府是错综复杂之事。来自西方的政权反对者的强硬战略往往会增强凝聚力，为独裁政权提供方便的替罪羊。事实上，对古巴的数十年制裁可以说帮助巩固了菲德尔·卡斯特罗于1959年建立的政权，并使其合法化了。此外，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和政治实力强大的国家公开对抗，是难以为继的。
但西方远非无能为力。尽管自2010年代初以来对伊朗实施的日益严厉的经济制裁并没有导致伊朗政权垮台，但过去十年里，这些制裁引发了经济危机，造成了民众的不满和抗议的一再发生，从而削弱了伊朗政权。在俄罗斯，史无前例的制裁迄今未能动摇普京政权，但在国际上孤立了普京，降低了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可能还削弱了该国在乌克兰发动战争的能力。
普京在乌克兰的行动清楚表明了无力与挑战国际自由主义准则的大国对抗的危险。避免冲突的愿望造成德国和其他西方大国迁就俄罗斯所认为的地缘政治利益，并且哪怕在俄罗斯2014年入侵并非法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仍寻求与俄罗斯接触。但这些努力并没有遏制俄罗斯的地区野心，并且西方相对温和的应对措施几乎可以肯定鼓动了普京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的其他地区。今天，除了少数几个之外，所有欧洲国家都意识到有必要正面挑战俄罗斯。
革命的独裁者及他们的继任者是当今国际秩序面临的最棘手挑战之一。尽管俄罗斯与欧洲关系密切，但普京仍决定入侵乌克兰，这表明，经济纽带和共同的物质利益不足以维护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相反，民主国家必须团结起来，着手捍卫民主价值观：向受到攻击的民主国家提供军事支持，并向反对独裁的国家提供外交和物质援助。尽管这些努力不会在短期内推翻革命的独裁政权，但更积极主动、协调一致地抵抗独裁政权，将使西方更有能力遏制，甚至可能在长期内击败独裁政权。
（作者是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与Steven Levitsky合作的近著为Revolution and Dictatorship: The Violent Origins of Durable Authoritarianism。本文原题“Don’t Count the Dictators Out”，见于《外交事务》杂志2023年7/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