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栾保群
因为十几年前编了本《中国神怪大辞典》，便被人以为我对中国的妖怪懂了些什么，其实这是个误会。因为那本辞典本来是以“神”和“仙”为主，虽然也有一些妖怪的词条，但只是选择一些“有名”的（非著名之名，而是专名之名，诸如“狐精”“虎怪”之类即属非专名者）列入，甚至一度把《山海经》中只怪而不妖的鸟兽都删掉过，所以当时只想把书名称作“神名辞典”。至于最后改为“神怪辞典”，那是出版方朋友所提的建议，我以为非常好，就采纳了，但心中终觉得有些愧疚，想着以后如果有机会就把妖怪部分充实进来。
说了以上这些话，只是表明我对中国妖怪没什么研究。实际上，即便我在辞典中把中国所有的妖怪收罗殆尽，也与“研究”相距甚远，深入的理解更谈不上。现在所以硬着头皮要写这个题目，实在是因为困惑已久，有些不吐不快，更有深望得到行家指教的意思。
总有十年以上了吧，网上还有一些书中，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日本的妖怪百分之七十以上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有百分之二十是印度的，他们自己本土的妖怪只有百分之十。对一个在1945年之前从来没有为外族入侵或殖民，因而文化的独立性非常突出的岛国来说，这一论断简直不可思议。但此说有“权威”的支持，据说此话出自日本的妖怪学会会长水木茂。
日本的妖怪学会，恕我无知，还真没听说过，但水木茂先生的书我看过，而且对这位杰出的漫画家能介入妖怪领域也深表敬佩。据我所看到的水木茂编绘的《日本妖怪大全》，书中没有前言、后记，当然也找不到那段话。可是如果把全书七百多种妖怪的图与说看上一遍，我只能得到一种结论，水木茂先生绝对会把“百分之七十”说当成违背常识的蠢话，因为他的七百多种妖怪中，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都是产自日本本土。那么那句话是谁说的呢？盼知道的朋友明以告我。
当然，早在明治时期，日本就有学者为日本的一些妖怪到中国去挖根，虽然这与自古以来吸收、攀附中华文化的传统有关，但善意的并不能就是正确的，所以日本民俗学创始人柳田国男便把“日本有的妖怪中国也有”当作不值一驳的谬论。到了二十世纪日本开始对华发动侵略战争，日本民俗学界中就相应出现了傲慢的恶意。
日本昔话中有《滴沰山》（Kachikachi yama），又名《咔嚓咔嚓山》，算是很有名的一篇。故事大致内容是：有一个老爷子和一个老婆婆。这一天老爷子正在山间旱地里翻地，狸来了，它坐在休息石上戏弄老爷子，搅得老爷子无法干活。天天如此。终于有一天，老爷子在休息石上抹了厚厚的粘鸟胶。狸猫不知道，就坐在上面戏弄起老爷子，结果被老爷子捉住，捆起来带回了家，让老婆婆晚上煮狸肉汤。可是老爷子一走，狸就骗老婆婆松了绑，然后用舂米杵敲死了老婆婆，把老婆婆的皮剥下来披在身上，再把老婆婆炖了汤。老爷子回来，狸又装成老婆婆，骗老爷子把汤喝掉。等老爷子知道上了当，狸就一溜烟跑掉了。后来，兔子见老爷子悲伤地哭着，就帮助老爷子报仇，施计把狸又用火烧又从山上摔，然后给狸的伤口上毒药，最后才把狸淹死，让村里人把它煮了汤。
这种故事中国从来没有过，可是就在二战期间，一个名叫佐藤隆三的日本民俗学者，在他新著的《狸考》中公然说：《滴沰山》里狸与兔的行为太残酷，不是日本民族所固有，必定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对此，当时周作人在《日本管窥》一文中挖苦道：“日本在他的西邻有个支那是他的大大方便的事，在本国文化里发见一点不惬意的分子都可以推给支那。”
所以由我看来，把日本百分之七十妖怪的老窝都栽给中国，既违背事实，对中国也不是什么值得喜庆和自豪的光彩事。
下面我想用最简单的办法来证明“百分之七十”说的荒唐无稽，那就是把日本妖怪中一些以中国神怪为名的挑出来，然后把这些中国神怪与日本的妖怪两相比照，其间有没有“血缘”，自是立见分晓。
鸟山石燕的《百鬼夜行》四种共二百图。其中《图画百鬼夜行》五十图中有天狗、穷奇、姑获鸟、飞头蛮四种是中国妖怪之名。《今昔画图续百鬼》五十图中，与中国有关的是魃、水虎、山精、阴摩罗鬼、魍魉五种，另有玉藻前，图中文字涉及到九尾妖狐所变的妲己，合为六种。《今昔百鬼拾遗》五十图中有蜃气楼、烛阴、人鱼、彭侯、返魂香、方相氏、白泽七图取材于中国古籍。《百器徒然袋》五十图中，据图中文字，“鬼之皮衣”采自《酉阳杂俎》，“鸣釜”采自《白泽辟怪图》，虽然中国古代从来没有叫这名称的妖怪，我们也算在内，一共是十九种，在二百图中所占不足百分之十。
再看收聚日本妖怪最多的水木茂的《妖怪大全》，其中除掉与《百鬼夜行》重复的之外，尚有应声虫、穷神、人面疮、獏、牡丹灯笼、玃共六种（此外还有山臊一种，不过是鸟山的“山精”换了个名字，而魃鬼一种则是魃的重出），加上与《百鬼夜行》重复的十四种，总二十种，占全部妖怪总数七百六十四种的近百分之三。（另《百鬼夜行》中有方相氏为《妖怪大全》入神部，穷奇、烛阴、彭侯、白泽、鬼之皮衣、鸣釜六种未收，也就是水木茂不认为是日本妖怪。）
此外我能看到的妖怪清单，还有柳田国男《妖怪谈义》后面所附的一个《妖怪名汇》，共列日本最有影响的妖怪约八十种，其中没有一个与中国相关。
以上与中国有牵连的“妖怪”实有二十五种。让我们看看这二十五种“中国妖怪”传到日本后，究竟在日本的“妖怪界”中惹起了什么动静。
天狗
先看中国的天狗。记得儿时老师普及月食（月蚀）的科学知识，说古人不明白月食之理，说是天狗吃月亮，于是众人都从家中取出面盆之类，跑到街上敲盆呐喊，为的是把天狗惊走，救出月亮。“天狗吃月亮”这句话我没从老人那里听到过，如果不是老师讲我还真不知道，现在想起，古人也未必那么愚昧吧。我们一群小孩子也曾在日食时把家中的破脸盆拿出去大敲大喊，但只是为了好玩，并不相信能把那不知何物的天狗吓跑。估计古人做这事的动机也和我们差不太多。另外还有一种天狗，是从家乡的年画上看到的，好像是送子张仙吧，手持一弓，向天仰射，而天上就有一只黑瘦的狗在奔跑，据说那也是天狗，射它是为了保护小孩子的。我于是有了种模糊的意识，天狗是吃小孩子的。
这两种天狗在古书中倒是都能找到一些有牵扯的材料。比如《协纪辨方书》卷四引《枢要历》道：“天狗者，月中凶神也。”算是把天狗与月亮联系起来，但天狗既然是月中凶神，那么它如果把月亮吞到肚子里，将置自己于何处？
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卷一中引民间俗信云：“天狗所止，辄夜食人家小儿。”所以妇女、婴儿多忌之。看来杨柳青年画中的张仙射天狗应该是由来已久了。另外当时福建一带的新媳妇，忌讳在夜间，特别是星夜出外行走，道：“恐犯天狗星，则损子嗣。”天狗星在天上挂着，一个年轻媳妇和它隔着十万八千里，怎么就会惹着它了？而且此种禁忌不仅见于少妇，就是未嫁的闺女也同样适用。戴星而行就会生不出孩子，或是难产，或是怪胎，可能只是为了让青年女子夜间不要出门，做出有伤风化的事来吧。我想这一俗信要比天狗吃小孩的传说来源更早，也许还是后者的源头呢。
但由此我们知道，天狗其实是天上的一颗星，凶煞之星。《史记·天官书》中说：天狗，其状如大流星，当它划过天空时，能听到声音，及至它落到地上，其形如狗。如狗当然不是狗，只是那陨石似狗而已，这就是叫它天狗的原因。天狗星坠地之处，望之如火光炎炎中天，落地时能砸出一个有数顷田之大的圆坑。很明显，这天狗星就是一个很大的陨石，能砸出那么大坑的陨石多少年也见不到一个，所以人们就赋予它灾异的预兆性质。如果此星下坠时，前方尖锐而色黄，那么所在千里之内，将有破军杀将之祸。打仗必须至少要两方，总有一胜一败，这天狗星预言的只是败的那方，其灵验自不待言。《宋书·文五王传》中说：“天狗所坠，下有伏尸流血。”意思也大致相同。所以如果要破此凶兆，在交战双方都不能保证必胜的情况下，最好双方停火收兵。
天狗为兵家所忌，是见于兵书的。《武经总要·后集》卷十八有云：“军上有黑气如牛形，或如马形，从气雾中下，渐渐入军，名曰天狗下食血，主军散败。”但这里的天狗不作为流星现形。如果一个大陨石落到兵营中，这一方用不着打仗就砸死一半了。这种事自人类有战争以来好像还没遇到过。所以这时的天狗显形为黑气，而这黑气又不是常人所能见到。古代大军出征，总是有望气的术士随军，而且一些名将本人就有望气的神通。他们的神通无须上昆仑山找元始天尊去上课，而是从《孙子兵法》中学来。双方对阵，知己知彼，除了了解双方军队的实力，对方主将的贤愚，还有天时地利等各种因素。名将能正确地分析战争的走向，一看打不过，说服众人又费口舌，最便捷的办法就是朝天一望，说有黑气如牛或马。反正别人又没望气的本事，便一致无条件服从了。
天狗星不仅只关注两军对垒的战争，对民生更是极恶的兆头。一是预兆战乱。北宋句延庆《锦里耆旧传》卷二记载五代前蜀永平二年一事，此年五月二十三日半夜，天上忽震一声，有电光飞数丈，或明或潜灭。人们都说是天狗坠地，主占其下将杀万人。结果这年七月，后蜀太子元膺作乱，为枢密使击败俘杀，此役杀死兵民一众上万人。明人郎瑛《七修类稿》卷四记元至正六年，天狗星坠地，始于楚，终于吴，遍及于齐、赵诸地，但不及于两广，当血食人间五千日也。当时云南玉案山忽生小赤犬无数，群吠于野。占者曰：“此天狗坠地，有大军覆境。”从此兵乱不止，人民死伤无数。刘伯温有诗“观音渡口天狗落，北关门外尘沙恶。健儿披发走如风，女哭男啼撼城郭。……长风夜吹血腥入，吴山浙河惨萧瑟”，也是把天狗星堕当成战乱的预兆。
二是预兆天灾。明·王兆云《白醉琐言》卷上“天狗兆灾”条说：万历十六年九月中旬，天初明时，西南方向忽见有红白气涌起，形状一会儿如龙，一会儿如狗，其长竟天，其光下扫大地，及至扫照人脸，人皆惊倒。作者说，他查了《史记·天官书》，认为是“天狗星见，扫民间也”。次年果然赤旱数千里，民至采榆皮买麻饼充食，饿死者不知几千万人。又继之以大疫，死者无算，至有灭门者。
清人东轩主人《述异记》卷中所说的天狗又有所不同：康熙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黎明时分，钱塘西北乡有孙姓者，家方养蚕，门尚未启。邻人采桑经过其家，见孙家屋脊上有一物，似狗而人立，头锐喙长，上半身赤色，腰以下青如靛，其尾如扫帚，长有数尺。邻居惊呼孙某，想告以所见。孙某刚打开门，那物已经腾上云霄，发声如霹雳，委蛇屈曲，向西南而去，尾上火光迸裂，如彗之扫天，移时乃息，数十里内皆闻其声，亦有仰见其光者。人们认此天象为天狗堕地。此事发生后过了一年，在康熙十三年就发生了三藩之乱，兵连三年，自云南至福建，人民死伤无数。
因为天狗是灾星，所以人们动不动就把人间的灾祸归咎于天狗堕地，可是他们所举的例子颇为牵强，已经与《史记·天官书》说的越差越远了。
除了天狗星之外，《山海经》中也有一种天狗，《西山经》中说阴山有兽，其状如狸，不管这狸是狸猫之狸还是狐狸之狸，总之是个小动物。它头上的毛是白的，人们称之为天狗。其功能是“可以御凶”，也就是和我们现在的狗差不多，对闯门来犯者扑上去咬，算不上怪物的。《秦氏三秦记》中提到大名鼎鼎的白鹿原，那里有一地名叫狗枷堡，传说秦襄公时有天狗来此，只要有贼来到，天狗便叫了起来，堡中人闻声而起，赖以平安。说了半天，还是一只普通的护院狗而已。
很巧的是，日本的妖怪中也有天狗，而且是影响最大的妖怪之一。有人觉得日本天狗就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我觉得二者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大家所熟知的水木茂对天狗介绍说：
从前，中国地区将流星称作“天狐”，这是关于天狗的最早记载。据天狗研究专家说，天狗为日本所独有，国外是没有的。从东北到九州，天狗都有分布。可以这样说，那些被修验者奉为灵山的山上，都祭祀着天狗。根据江户中期成书的《天狗经》记载，全日本共有四十八种十二万五千五百多个天狗。天狗在人们的印象中，一般都是红脸、高鼻梁。但从前的人们却认为，天狗的模样与老鹰十分相似，会各种幻术，还能附到人身上，会与修行佛法的人作对。
水木茂先生说得简单而准确，但要除掉这一句：“中国地区将流星称作‘天狐’，这是关于天狗的最早记载。”我觉得日本从来没有把流星称作过“天狗”，水木茂这里说的“中国地区”不是日本本岛的“中国”，而是我们的华夏中国。如果他原文说的就是日本的“中国地区”，那就是他对古代的文献理解错了。大家不妨费心把剩下的文字与中国的天狗做一比较，看能不能在它们之间找到一丝共同之处。
穷奇
穷奇是见于《山海经》的怪物，但却有二说。一是《西山经》，生于邽山，其状如牛，身上长着刺猬一般的硬毛，想象其尊容，也就是把豪猪再放大成豪牛吧。它的叫声如獆狗，要吃人。而《海内北经》的穷奇更凶一筹，首先是其状如虎，其次是生了两个翅膀，这就比豪牛型的可怕多了。而且特别注明：“食人从首始。”这一点很恐怖，如果吃人从腿开始，万一来了救星，顶多落个残废，而上来一口就把脑袋咬下，就是立刻把这畜生打死，人也没救了。
但穷奇最令人称奇的地方，是东方朔在《神异经·西北荒经》所说的：“知人言语。闻人斗，辄食直者。闻人忠信，辄食其鼻。闻人恶逆不善，辄杀兽往馈之。”双方打架，这东西能分出是非来，但总是站在没理的一边，绝对不会错。听说哪里有个好人，忠于所事而能守信义的，这东西立刻跑去，一口啃掉那人的鼻子。如果听说哪里出了个坏蛋，这东西就劫杀一些小动物，屁颠屁颠地送上门去。
可是日本的穷奇呢，中文版的解说是：“高高的树梢上，‘穷奇’来回旋转飞舞，把树梢的树枝、树叶刮得连轴转，旋风的最里面外貌似鼬的‘穷奇’带着两把镰刀模样的羽翅，张牙舞爪，好像那些树枝、树叶都是被这两把镰刀割下来的一样。”
这与中国的穷奇相比就逊多了，可以说没有一丝穷奇的德性。其实这怪物本来有自己的日本名字，那就是“镰鼬”。其图说见于水木茂的《妖怪大全》，说：
有个男子走在路上，忽然“嗖-——”地刮过一阵风，却什么事都没发生。待男子回到家后，妻子突然大叫起来“你怎么了？你的伤……”男子低头一看，发现自己的脚正在汩汩地流血。这种事在以前就时有发生。人们认为这是镰鼬在作怪。镰鼬乘着旋风出现，它的爪子像镰刀一样锋利，被它抓伤也感觉不到疼痛。在美浓和飞蝉(今日本岐阜县)的山区，也经常有镰鼬出现。据说，人们所说的镰鼬是三位神仙，第一位神仙往上扑，第二位神仙用利刃砍，第三位神仙在伤口上敷药止血。因此，人们不会感到疼痛。
为日本妖怪附会以中国古代的妖怪名，大约是江户时代的一种时髦，但镰鼬再厉害，我们名列“四大恶兽”的穷奇如果知道自己到了东瀛成了这副嘴脸，恐怕也要羞得无地自容了吧。
姑获鸟
日本的姑获鸟还真与中国的姑获鸟有些关系，但并不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日本本有此种妖怪，笼统称之为“产女”，也就是因分娩而死的产妇的幽灵所化。它的形象正如鸟山所绘，是一个怀抱婴儿在溪水中艰难行走的女子，所以又被称为“赤抱女”或“子抱女”，而有些地方则称之为“勿姑魅”。它的故事很多，但主要情节则出于一辙：女子因为抱着孩子而行走艰难，如果遇到路人，就恳求路人帮它抱一抱。路人如果答应而接过来，那孩子就会越来越重，最后变成一块大石头或其他的什么重物。虽然这故事有解释为产女对路人人心的考验之意，但终究还是个妖怪的恶作剧。但柳田国男在《日本的昔话》中的“力士与产女”一篇，则是一个很感人的民间故事。与在日本妖怪物语中占很大比重的“怨灵”不同，这个因难产而死的产女却是帮助难产妇女顺利分娩的善良精灵。故事说，一个叫忠兵卫的武士遇上了一个妇人，对他说：“今晚我要办一件重要的事，请你帮我抱着孩子吧。”然后就消失不见了。孩子越抱越沉，简直和一块大石头差不多，忠兵卫实在支持不住，便口念佛号。后来妇人回来了，袖口挽着，脸上流着汗，说：“山里有家产妇要分娩，因为仅凭她自己的力量不能平安生产，所以我要找一个会念佛的武士帮忙，现在母子都平安了。作为答谢，我也赐给你巨大的力量。”与此类似的故事在中国并不稀罕，比如因产难而死的巫女化身为大奶夫人，为婆母或大妇虐待而死的媳妇化为丁姑及紫姑神，她们都是中国古代妇女的保护神，但日本多的是阿岩和阿累这样的怨灵，像上述那样推己及人，帮助产妇度劫的故事实不多见。
那么日本的产女形象怎么会和中国的姑获鸟发生了关系呢？因为日本还有一种因分娩而死化为飞鸟的幽灵，或称“乌部鸟”，或称“奥高鸟”，它们可以看作产女的另一种形态。其所以化为鸟，大约也和中国古代的妇女一样，悲悯自己悲惨禁锢的一生，渴望来生能自由飞翔，到处啼鸣诉说着曾经的苦难吧。鸟的特殊鸣叫声即所谓“禽言”，被人附会为人的心声，从而被设定角色，编成传说，也就造成了种种“妖精”，而它们大多是为人所同情的妇女，如被恶婆婆虐待而死的“姑恶鸟”即是最有名的一种。正是因为产女有“奥高鸟”一类，所以在姑获鸟的传说流入日本之后，便以产难为共同点，用汉字的“姑获鸟”以及姑获鸟的另一名字“夜行游女”做了产女的雅名。这种以汉字之名为标榜的现象，在日本江户时代很是普遍，往往用于表示庄重和高雅。
其实姑获鸟与产女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妖怪，称产女为姑获鸟，纯粹是张冠李戴。
那么中国的姑获鸟又是怎样一种妖精呢？那是一种妖鸟，其名最早见于东晋人郭璞的《玄中记》，因为此书早就失传，而诸书引用的片段则或有差异，下面我综合诸书所引，述其大致如下：
天下有女鸟，名叫姑获。一名为天帝少女，一名夜行游女，一名钩皇鬼，一名隐飞鸟。此鸟夜飞昼藏。它披上羽毛时为飞鸟，可是脱下羽衣则化为妇人，它化为妇人时好盗取别人家的儿女由自己养育。而化身为飞鸟时，好于阴雨之夜，过往飞鸣于人家村里，凡有小儿之家，此鸟飞过时，即洒以血，点污其衣以为记号，故世人称之为鬼鸟。此鸟叫声似是“得来”，多见于荆襄（今湖北）。
这是姑获鸟有记载的最早传说，由此就可以看出与产女的形态全然不同，即以与孩子的关系而论，产女是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别人抱，姑获则是要从别人那里偷来自己养育，正好相反。其所以相反，是因为产女是妇人在分娩时死亡（也包括生下孩子后自己死亡），而姑获鸟则是产妇所产之子夭亡。那么《玄中记》中谈到姑获是产妇所化了么？没有说，但读者应该能由人世的经验领会到。所以后来的《证类本草》卷十九中就挑明：姑获鸟又叫乳母鸟，“言产妇死，变化作之，能取人之子以为己子。胸前有两乳”。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说：“昔人言此鸟产妇所化，阴慝为妖。”但产妇是生下孩子后自己死了，还是生下一个死孩子，而后自己也死了，或者自己并没有死呢？二书说的仍然不算明晰。但根据姑获喜好盗取别人的孩子这一基本特征，展示的正是乳妇丧子的心理：孩子一出生或出生不久就死了，她的精神因此而迷乱，见了别人的孩子就以为是自己的，偷偷抱走养育。这种事例直到今天也屡屡不绝，以至有女拐匪强夺小孩子被抓之后，以此种心理变态为谎而企图逃脱惩罚者。在现实社会中，这种专偷小孩的女拐匪远比因丧子而偷孩子的少妇多得多，这也许就是《玄中记》不写姑获为产妇所化的原因吧。
姑获鸟的可恶在于盗窃别人家的孩子，但丧子的遭遇也极可怜。从姑获鸟的众多名称中也可以看到，姑获鸟的传说之初，极可能是起于人们对丧子产妇的同情之心，所以它才有了“天帝少女”“夜行游女”这样充满善意和悲悯的名称。古代神话中溺海而死的少女被说成是炎帝少女女娃，为求雨或止雨而死的巫女被说成是黄帝之女女魃，未嫁而夭的少女被说成是炎帝之女瑶姬（这种攀附之风到后代也没有消停，比如密县把山中的白松说是黄帝之女所化等等）。所以乳期丧子的少妇被传说成为“天帝少女”也很自然。但神话的浪漫终于被现实的无情所取代，及至丢失孩子的案件增多，人们就让姑获鸟恶的一面开始发酵。直到姑获鸟用血洒到村户中，点污到孩子晾在外面的衣服，这孩子的魂魄就要为此怪收去，姑获就已经成了鬼鸟。而它的洒血，更容易让人想起“鬼车”即“九头鸟”，那就只剩下令人厌恶了。
飞头蛮
中国有落头民，听着好像脑袋是个放上去的物件，肩膀一晃就会掉落下来似的。其实也就是这样，因为头与腔子之间没有任何可以固定住的部件，取下放上都极方便；只是因为顶得习惯，所以轻易不会脱落坠下。关于落头民的信息，据说最早在秦朝时就传入中土，那应该是借了秦始皇设南海、象郡的光吧。到了汉朝，桓谭《新论》记载说“荆州有鼻饮之蛮，南域有头飞之夷”，头落升级为头飞，落头民也成了飞头国，而其人或被中土人称为“飞头獠子”。于是而有故事为证，但这已经是三国时吴国的事了。说名将朱桓不知通过谁的中介，从南方买了一个婢女。此婢每夜睡后，脑袋就闹起独立，或从狗窦，或从天窗中飞走了。一个圆圆的头颅能飞来飞去，总要有个翅膀之类的东西吧，据说那翅膀就是她的两个耳朵。这解释实在令人纳闷，想那耳朵就是和玄德公一样大，也不会像鸟翅一样扑搭吧？飞走之后，到天将拂晓时分，那头就又飞了回来，自己附到腔子上。朱桓家的人觉得奇怪，有一夜见头飞走，只剩下一个身子，便搞起恶作剧，用被子把身子蒙住。将晓时头再回来，见腔子被隔离了，便惊惶失措，却不知道用钻狗洞的招数来钻被窝，渐渐地气促色紫，好像就要断气似的。家人赶快掀开被子，让头与身子成功对接，这才救了一命。
这头和身子为什么说断就断开了？而一个脑袋大半夜飞出去究竟有何公干，记载这事的干宝没有说。又过了几百年，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才想起补上这个漏洞。原来这头颈之际本来也与常人一样了无痕迹的，只有到了将要飞去的头一天，脖子上才出现一圈细痕。这时家里的人就要严密看守，因为此人到了晚上就如同大病般人事不省，做不得脑袋的主了。这时的脑袋刁钻的很，只要看准机会，便一下子生出一对翅膀，嗖地一下飞了出去。这物飞走之后，就到河岸边找些小鱼小虾吃起来（有的人说其实它最爱吃的是小孩子拉的屎），吃够之后，便飞回来，接到腔子上，这时你再看他的肚子，已经胀得滚圆了。可以想象，那脑袋飞回来时，应该是灌满了垃圾的。
落头也好，飞头也罢，诸书只说他们在南方，却没有具体的地点。只有《星槎胜览》这本把郑和下西洋演义成《新山海经》的书说，其地在占城，也就是今天越南的中南部，也不是占城人都会飞头，有这本事的只是一部分妇人。还说能飞头的人外表就看的出来，就是有眼而无瞳。至于这头飞之举是自己有意为之还是不由自主，那就不大清楚了。
“飞头獠”在有的书中写做“飞头蛮”，恰好日本妖怪中也有个“飞头蛮”，从字面上看好像就是从中国移植的。但飞头蛮只是南方蛮族的一种特异种类，说得多怪也是个人。可是看现在日本的飞头蛮，却既失去了“蛮”字的种族意义，也变“飞头”为“伸长脖子”，与中国的飞头蛮只是约摸有些类似，其实是另一种吸人畜精气的妖怪。水木茂说：飞头蛮又叫“辘轳首”。我想，“辘轳首”才是日本民间的本称，“飞头蛮”一名不过是对中国古书的生硬附会罢了。小泉八云的《怪谈》有一个“辘轳首”的故事，与《酉阳杂俎》的飞头獠子截然不同，想必大家都知道的。
魃
图中的文字是对“魃”的介绍，大致意思是：又名“旱母”。生于刚山。人脸兽身。独手独脚。行走如风。此妖一出，天下大旱，滴雨不下。
说实在的，这段文字的来源基本上出自中国的古书，但非止一处，更像是拼凑起来的，却又误混入了别的神怪。下面试着做一说明：
又名旱母。行走如风。见则大旱。这三点见于《神异经》，原文云：“南方有魃，长二三尺，裸身，目在顶上，行走如风，见则大旱，一名旱母。”
生于刚山。人脸兽身。独手独脚。这三点不但不见于《神异经》，就是其他谈到旱魃的书也没有这些意思。那么这就是日本魃的独特之处了么？否！这三点是从《山海经·西山经》中的另一神怪“（光鬼）”那里抄来的。原文是：“刚山。……刚水出焉，北流注于渭。是多神，其状人面兽身，一足一手。”而且鸟山所画的魃的形象，也是中国《山海经图》“神”的形象。“神魂”就是“神（光鬼）”。“（光鬼）”字是“魂”字的别体。
但鸟山石燕的图中还有一个特征没有见于文字说明，即此魃“目在顶上”，这是中国魃最显著的特征，因为它眼睛的功能只有一个，就是看天上的云彩，只要见到一丝，也要把它吹净。鸟山对这只眼安排的位置好像是额头，如此则望天就不那么方便了。
由此可以看出，鸟山石燕的“魃”完全是中国货，只不过运到日本后又做了拼装加工。
那么日本有没有魃呢？水木茂《妖怪大全》中也有“魃”，图是从鸟山那里翻制的，其文字说明的第一段也来自鸟山，只是前面多了一句“魃就是日照神”。而《妖怪大全》中既有魃，又有“魃鬼”。他说魃鬼“和日照大神可能是同一种东西。不过，日照大神给人一种仁慈的感觉，但魃鬼不会”。这话说得让人感觉是不知所云。日照大神不就是日本的太阳女神么？怎么会和魃成了同一种东西呢？好在水木茂在文末又说了关键的一句：“因为是从中国传来的一种妖怪，所以很难找到它‘出现在日本并引发旱灾’的记载。”说明白些，就是日本根本就没有魃这个妖怪！
水虎
上面的图是鸟山心目中的中国怪物“水虎”，图中的文字是从《水经注·沔水》中节来的。《水经注》的原文大意是：疏水中有物，如三四岁小儿，但身上有鳞甲如鲮鲤，其甲甚坚，箭射不透。每至七八月间，它喜好在岸边石头上晒太阳。它的膝头似老虎的掌爪。它常隐没于水中，只露出膝头。小孩子不知道，就想取来玩耍，这时水虎就突然出击，杀死小孩。
柳田国男很明确地说明，水虎是中国的妖怪，与日本没什么关系。可是有人就是认定它们之间有关系，说中国的水虎是日本川童（即河童）的“近亲”，或者说是中国的川童。即便依照“近亲”之说，那也不能说日本的川童是从中国的水虎演变而来的吧。但有人还是要坚持：“凡是日本的妖怪，中国也都有。”日本有川童，中国就有水虎。于是硬把日本的川童写成汉字的“水虎”，到底变戏法似的把水虎和河童搅在了一起。
对此我们也不必多说，只看柳田国男《妖怪谈义》中《川童祭怀古》中的一段话：“将川童写成水虎或蝹的人认定了日本有的东西中国也有这种谬论，因此根本不值得与之争论。”
其实柳田氏并没有对此“谬论”置之不理。他为此而写了四卷《水虎考略》，这里的“水虎”就是为日本人叫成水虎的河童。他把各地“水虎”形象的草图都搜集起来，虽然各不相同，但“长着低鼻梁，緾着兜裆布，背上有甲壳，四肢着地”则是它们的共同特征，一句话，全是日本的河童，与中国水虎的样子根本不同，所以也没有任何称做“水虎”的理由！
水木茂的《妖精大全》未免此俗，也许是为了让《大全》更全一些吧，明知日本没有水虎，也偏要加上这么一幅，却又说水虎是河童的一种：“水虎的体型应该是河童中最大的了，人类很难见到它。”了解日本妖怪的朋友都知道，日本的河童种类数不胜数，几乎一个地方一个样儿，为什么不把那些也全列上而只列水虎？说到底还是没完全摆脱那种“水虎即河童”的惯性思维。但好在他在解说中并没有与中国的水虎拉扯任何亲戚关系：
据说，水虎生活在海中或河里。它会将人诱入水中，吸干精血，再将尸体拖回原处。这样的事每年都会发生一次。那些被水虎杀死的人，人们是不会为他们举行葬礼的。人们会在田里搭一个简易的草屋，将尸体直接放到板子上，放在草屋里。据说，这样一来，在尸体腐烂期间，吸过这个人精血的水虎也会腐烂而死。尸体腐烂期间，水虎会在草屋周围转来转去。不过，人们看不到它，只能听到声音。水虎深谙隐身之术，死之前是绝不会现身的。尸体开始腐烂后，水虎会倒地死去，在这时才会现出原形。
但《妖精大全》中另有“长崎的水虎”一则，配图采用了鸟山石燕的中国水虎。当然他还是在最后面做了说明：“水虎原是流传在中国的一种水怪，不知从何时起，人们将它与河童混为一谈。”
顺便说一句，在中国，除了古书中保存的记载，人们早就不知“水虎”为何物，“河水鬼”或作“淹死鬼”这样笼统的名字把所有带些个性的水鬼水怪都“大一统”了。
山精
山精的情况与水虎一样，主角是中国的妖怪，图中文字节自《永嘉郡记》，原文为：“安国县有山鬼，形体如人而一脚，才长一尺许。好噉盐，伐木人盐辄偷将去。不甚畏人，人亦不敢犯，犯之即不利也。喜于山涧中取石蟹。同伐木人眠息，便十十五五，出就火边跂石炙噉之。”（见《太平御览》卷九百四十二引）请注意，《永嘉郡记》的原文是“山鬼”而不是“山精”，但图中的形象及情节则与原文甚合。《妖怪大全》里收有“山精”，采用了鸟山的图和文字。另有“山鬼”一则，写的只是一个民间故事，并没有对“山鬼”有所介绍。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山鬼是一足的，而日本山林中的妖怪里山鬼、山爷、山父、山男等也都是一足的，而且不仅一足，还是独眼。柳田国男称这一类妖怪为“一足神”，为多地山民所崇拜。柳田氏还提到甲斐那里有一个村庄祭祀着一个一足鬼的石像，上面用了中国山神“夔”作为“雅称”。但这与中国的“如龙，一足”的“夔”毫无关系，不过是“少了一条腿的狛犬”，只能引起知识者的发笑。——这个事例可以看出一足山鬼在日本民间的野生存在，但民众也希望为它们取得一个更正规些的神名，结果就是从遥远的中国移植了。
鸟山石燕虽然画了《永嘉郡记》中的山鬼，并且在图画中详细地描绘了这山鬼的形态和故事，而这些都不是日本一足鬼所有，可见他丝毫没有把它当成日本妖怪的意思。
玉藻前（九尾狐）
很久很久以前，天地初开，世间一片混沌，一团上升的阴气聚集到了一起，幻化成了一只妖狐。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后，妖狐拥有了不死之身，它全身长着金毛，长长的尾巴分成了九股。人们将其称作“金毛九尾狐”。在中国的商朝，九尾狐幻化成一个绝世美女，魅惑商纣王，做尽坏事。周武王兴兵推翻了商纣王。之后，妖狐去了印度，化身为摩竭佗国斑太子的王妃华阳天，惑乱朝政。后来，九尾狐幻化成少女，搭上了从中国返回日本的遣唐使吉备真备的船。到了日本后，它化为弃婴，被一名武士收养。由于天资聪颖、美貌绝伦，不久便入了宫。九尾狐自称玉藻前，企图接近天皇，被著名的阴阳师安倍泰成识破。真面目被曝光后，它变回原形，飞到天上逃走。泰成利用神镜的魔力，将它击落在那须（栃木县内）荒凉的原野上。九尾狐被赶来的军队包围，最终被除掉。据传，它的尸体化为了“杀生石”。杀生石会释放硫化氢和二氧化碳等气体，至今仍危害着人类和动物的安全。
以上采自《妖怪大全》对“九尾狐”的介绍，只要略动脑筋就知道，这故事是典型的倒叙或倒编历史式的“甩锅”。日本的这个玉藻前也和中国商朝时的妲己一样，是个虚虚实实的传说中的人物，但她的时代即鸟羽天皇在位的十二世纪，要比中国的商代晚了差不多两千年。尽管她是传说中的人物，但她是日本本土所产则是不变的事实。而商朝的妲己，在脑袋被割下来之后如何能跑到印度再东渡日本，这故事可能中国没有一个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它不过是日本江户时代的好事之徒借用《封神演义》编了个故事，为玉藻前做了个“前传”。说编这故事的人是把妖狐“甩锅”，其实是不确的，他可能并没有什么恶意，也不过是炫耀一下自己的博学，顺便用文明上国的故事为自己的“名妖”贴贴金罢了。但也正如中国人不会读了《说岳全传》就真的以为岳鹏举是印度的大鹏金翅鸟转世一样，日本人也不是傻子，他们也同样不会相信玉藻前就是妲己的变形。既然是先有了玉藻前而后才有的九尾狐妲己的附会，那么怎么也不能说玉藻前是中国传过去的妖怪了吧。
阴摩罗鬼
我曾写过一篇《避煞之谜》，专聊我国的丧俗中的避煞，其中自然要谈到煞神或称煞鬼这种东西。阴摩罗鬼就是对煞鬼的一个特殊称呼。鸟山石燕的说明文字是中国南宋人廉布《清尊录》中一段故事的节略，让我把原书全文译介如下：
郑州进士崔嗣复到京城（汴梁）去参加选官，在距京城一舍之地时，住宿在一座寺庙的法堂上。刚入睡，忽听有叱逐自己的声音。嗣复惊起一看，见一物如鹤，色苍黑，两目炯炯如灯，鼓翅大呼，其声甚厉。嗣复赶忙皇皇然下堂，避至庑廊下，那怪鸟方不再叱叫。次日嗣复把此事对寺僧说了，寺僧说：“本寺一向没有此怪，只是几天前有人把放有死人的灵柩厝置于法堂之上，大约是因此之故吧。”嗣复到都城之后，又对京师大刹开宝寺的一个和尚说起此事。和尚道：“藏经中对此有记载，此怪为新死尸气所变，名叫阴摩罗鬼。”（原文见宛委山堂本《说郛》卷三十四上）
与唐代大量动辄食人裂尸的煞鬼故事相比，《清尊录》这故事远不算恐怖，但它自有其可取之处。其一，开宝寺僧指出煞鬼为尸气所化，见地颇为高明。其二，阴摩罗鬼驱赶客人下堂，看似凶厉，其实是保护客人不被尸气所中，这样的煞鬼过去是没有的。其三，开宝寺僧又为煞鬼创造了一个具体的称呼。古代煞鬼故事虽多，但很少有具体的称谓，一律是煞、殃、眚、煞鬼、煞神之类的泛称，直到唐代才出现了一个“罗刹魅”（见张鷟《朝野佥载》），也易与恶鬼“罗刹”相混。而“阴摩罗鬼”却要别致多了。但也要做一点说明。和尚说阴摩罗鬼见于藏经，虽然知道没有人去查，但他真不是打诳语。现在《大藏经》可以检索，在《俍亭和尚阅经十二种》的《涅盘末后句》中就有如下一段：“拘尸那城阿耨达池，深一尺，阔一丈。东门西门，南门北门，灵棺自举，阴摩罗鬼惑乱于人，不用大惊小怪。”这里的阴摩罗鬼让墓里的棺材都自动离地而起，似是夜叉恶鬼之类，和中国的煞鬼不像是一回事。而且印度次大陆的丧葬风俗与中国大异，有没有煞鬼的传说都成问题。所以我们只能说中国的煞鬼从此有了个新名号，却不能说这煞鬼和印度的“阴摩罗鬼”有什么血缘关系。
鸟山石燕所绘的阴摩罗鬼很是精彩，特别是除了云南神马之外，中国至今没有见到煞神的玉照，故而尤为可珍。但鸟山氏所画此鬼，完全是根据中国传说，唯一稍有日本特色的是背景，即寺院法堂内灵柩前的供物。所以此图之阴摩罗鬼是中国的而非日本的。但据水木茂《妖怪大全》中对阴摩罗鬼的解说，此鬼也曾日本化：
《太平百物语》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山城国(今日本京都府)的西京住着一个叫宅兵卫的人。一个夏天的晚上，他在寺院里遇到了阴摩罗鬼。当时，宅兵卫正在寺院的走廊里打瞌睡，忽然听到有个声音在喊自己的名字：“宅兵卫，宅兵卫……”他吃了一惊，睁开眼睛，只见一只形似鹭鸶，通体发黑，目光如炬，叫声像人的鸟，正拍打着翅膀。宅兵卫急忙离开了那里。他将此事告诉了寺里的长老。长老说：“最近有一些尸体被临时安置在寺里，恐怕就是这些尸体的原因吧。《藏经》里说，新的尸体的尸气会化成阴摩罗鬼。”
很明显，《太平百物语》把《清尊录》的故事做了一些改造，人名、地名都换成日本的，故事也就成了日本的了。那些认为日本的妖怪来自于中国的朋友，似乎可以将此作为一个证据。但我只看到了日本引进的是一个妖怪故事，虽然换成日本的背景，却没有让这妖怪成为日本人的妖怪。如果说日本的妖怪中有了阴摩罗鬼，起码也应该再有一两个本土故事才行。但这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中国的阴摩罗鬼有它借以产生的民俗和信仰。煞鬼为大鸟之说，最晚在中国汉代就已经出现，直到清代，煞鬼故事缕缕不绝，就是因为中国的丧俗一直延续不变，长时间的停柩不葬，尸气侵人，就需要人们用避煞的迷信丧俗让人免为尸气所中。日本如果没有这样的习俗，就没有产生煞鬼的社会基础。所以只靠引进一个故事，是不会轻易生出一个妖怪的。
我的看法是，日本民间没有真正的拥有阴摩罗鬼这个妖怪。
魍魉
这又是一个拼凑起来的妖怪。名是“魍魉”，图是“弗述”，文字是“罔象”，仍然是一个名不符实的怪物。
让我们先看图，图中是一个怪物，把新死不久的尸首从墓中拖出来，然后抱着脑袋啃。这不是魍魉。吃死人尸体的墓中怪物有两种，一名罔象，好食死人之肝，一名弗述，好食死人之脑。
依此说，图中应是弗述了。宋人邢凯在《坦斋通编》中也说：“梁任昉曰：‘地中有兽，名弗述，好食亡者脑，畏柏而不畏铜铁。’”也就是此说最早见于南朝梁任昉的《述异记》。但鸟山石燕画的是啃脑袋，可是说明文字中却说“好食死人之肝”。但好食死人之肝的也不是魍魉，而是罔象。罔象与魍魉字形和读音有些相似，但却不是一种东西。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二引《夏鼎志》：“罔象，如三岁儿。赤目，黑色，大耳，长臂，赤爪。索缚则可得食。”鸟山的说明正是此物，只是省略了最后一句。
所以鸟山图中的说明写的不是魍魉，而是罔象。那么魍魉应该是什么东西呢？
“魍魉”有时可与“罔两”（不是罔象）相通，如《春秋左氏传》宣公三年：“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现在就通写成“魑魅魍魉”。罔两这怪物有几种说法，一是水神，当然也可以说成是水怪。二是木石之怪，也被人看做山精之属，好学人的声音说话以迷惑人。这两种罔两不妨也可以作为魍魉来看，但魍魉还有一种晚近的说法，与罔两无干，那就是“大鬼”，但此说只见于明清两代，姑且不去管它了。无论是水怪还是木石之怪，显然与图及图中的说明都没有关系，所以我说鸟山石燕画的魍魉是个拼凑之物。
那么日本有没有魍魉这妖怪呢，据水木茂说是有的，请看他的介绍：
据樱井德太郎所著的《魍魉信仰的基础》记载，在土佐地区(今日本高知县)，人们将那些死于非命的人称作“不意死者”。不意死者的灵会将在世的朋友或熟人引向死亡。因为这样做会提升灵的地位，因此，这些不意死者的灵会趁机引诱人去死。另外，还有与不意死者“御次”有关的传说。“御次婆”被洪水冲走后溺水而死，尸体被发现后，她开始在家中作祟。家人请来神职人员做法祈祷时，她的灵魂出现了，说:“我就是御次婆。如果不厚葬我，我就世代作祟。”于是，人们将老太太的死灵作为魍魉祭祀，虔诚供养，死灵就消失了。
原来日本的妖怪本来叫“御次”，后来把这个妖物供奉起来，又给了它一个进口名称“魍魉”，从而抬高了它的身份，就不再和人捣乱了。诸公试看，这个冒名“魍魉”和中国的魍魉、罔象还是弗述，可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蜃气楼
图中的文字引自《史记·天官书》，云“海旁蜃气象楼台”（其下省略未引的一句是“广野气成宫阙”）。蜃为巨蚌，《月令》“雉入大水为蜃”，注“大蛤曰蜃”者即是。据云其吐气能成楼阁城市，故称“蜃气楼台”，简称“蜃楼”。“蜃气楼”即“蜃气楼台”，现在看来是一种自然现象，就是在古代也只是看作一种少见的怪异现象。此现象在别处未必没有，但以山东登州最为著名，正是因为此地的“海旁蜃气象楼台”，所以战国时才有了海上蓬莱仙山的传说，惹动了秦皇、汉武“万万岁”的雄心，结果成了方士的玩物。其实方士到海上转几圈，心里也明白那仙山楼阁也不过是蜃气作怪，转瞬就会消失，没有人认为那是真的楼阁城市，更不用说是真的仙人所居的神山了。既是现象，那就顶多只能说是“异象”，却不能说是妖怪。当然日本的“妖怪”概念与我们的不同，他们中的有些人是把怪异现象也称之为妖怪的，比如“鬼屋”。
但既然是中国发生的“现象”，就是传到日本，也不会变成日本的“现象”。而如果日本本来就存在此类现象呢？我记得在江户川乱步的某篇小说中，提到过在日本一个叫鱼津的海边上看海市蜃楼的事，而且那地方和中国的登州蓬莱一样，是专门碰运气看海市蜃楼的胜地，甚至碰上的机遇比蓬莱还多一些。如此说来，鸟山氏画的蜃气楼，顶多就是用中国的“蜃气”之说来为日本的异象做一种神话般的解释，却不能说鱼津的海市是从中国蓬莱传过去的。此理应不费解，所以蜃气楼也不在“百分之七十”之列。
烛阴
《山海经·海外北经》：“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此烛阴在《大荒北经》作“烛龙”。所以鸟山石燕在说明中改做“人面龙身”，也自有根据。后面提到“北海之地”，是因为烛阴生于东北至西北之海外，称为“北海之地”也未尝不可。这样一来，烛阴所生之处尚在中国之外，与日本就更扯不到一起，鸟山不过向日本介绍了一个中国神话中的怪物而已。
人鱼
鸟山石燕图中说明见于《山海经·海内南经》：“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郭璞注：“尽胸以上人，胸以下鱼也。”说是“人鱼”，其实人家是“鱼人”，“氐人国”的国民。连中国也把“氐人国”视为外国，那在日本看来就更为遥远了。
但《山海经》另有人鱼，如《西山经》中丹水出人鱼，据郭璞注，是“如䱱鱼四脚”，还有《北山经》的决决之水，《中山经》的浮濠之水等都出人鱼，这些人鱼又叫鲵鱼，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娃娃鱼。
《日本妖怪大全》中的人鱼，图是采用鸟山的，但文字说明却是各国都有的娃娃鱼之类，说它们“肉味鲜美”，吃了还可以长生不老云云。这些人鱼当然不是妖怪，我想，如果日本人鱼像鸟山氏画得那么可怕，那么日本人要考虑的就应该是别让自己上了人鱼的餐桌了。
彭侯
彭侯在中国是木精，在中国也只存在于古籍中，你随便问个知识人，也未必能知道的。不知道也不能说他不博学，因为它这名字太冷僻，而且几千年只露了一面，从此没了下文，谁还去记它。
鸟山的说明采自晋干宝《搜神记》和《白泽图》，大意是，彭侯为千岁木精，状如黑狗，无尾，人面。《搜神记》的全文要详细得多，说是吴大帝孙权时，建安太守陆敬叔为命人伐一棵大樟树。才下数斧，树中就冒出血来，及至树断，出来一个人面狗身的怪物。陆太守说：“此物名叫彭侯。”然后就煮着吃了，说那味道和狗肉差不多。
这里有几处与鸟山的说明不同。一，《搜神记》说彭侯狗身，但没说它是“黑狗”，说“黑狗”的是《白泽图》。二，《搜神记》只说彭侯从大树里出来，没有说它是“千年木精”，而《白泽图》只说彭侯是“木精”，却没有说是“千年之木”。千年之木的精怪不是彭侯，而是“贾朏”，其状如猪，吃起来味道却如狗肉。此说也见于《白泽图》，日本人抄书时有些马虎，弄混了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返魂香
这个返魂香更与“百分之七十”没关系了。但也可以说说，文字说明写的是汉武帝与宠姬李夫人的故事，其文见于《汉书·外戚列传》。大意为，李夫人死后，汉武帝思念不置。齐方士少翁言能致其神魂，便在夜间点起灯烛，设一帷帐，请武帝另居一帐。武帝只见远远 来一美女，仿佛如李夫人之貌，坐于为她所设的帐中。武帝隔着两重帷帐看不大清，可是又不能出帐就视，于是感而作诗：“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
这里只有一个招魂故事，或者说是一个降灵把戏，并没有提到什么返魂香。但日本人并没有错，唐朝时白居易的诗集流行于扶桑，而白居易的《新乐府·李夫人》中就把上述故事引进了“返魂香”：“又令方士合灵药，玉釜煎炼金炉焚。九华帐中夜悄悄，反魂香降夫人魂。夫人之魂在何许，香烟引到焚香处。”
汉武帝时倒是另有个返魂香的故事。月氏国使者来朝，献返魂香四两，大如雀卵，黑如桑椹。武帝以香非中国所有，颇为轻之。但使者说此香乃长生之神药，因瘟疫而死者能起而还生。武帝当然不肯以九五之尊充当外国药的试验品，就命人放到仓库中，置而不用。后来长安大疫，死者大半。武帝突然想起此香，便把香分到各处焚烧，也是做个试验的意思，结果凡死未三日者全都活了过来。这时武帝才相信了月氏使者的话，可是香已经烧完，所以就与这“长生之神药”失之交臂了。又有说此香产于西海聚窟洲的。此故事见于《海内十洲记》，当然是后来的道士们编的。关于返魂香的故事还有一些，反正与中国、日本的妖怪都是风马牛不相及，就此省略。
但无论是方士的返魂香还是月氏国的返魂香，在中国都是偶尔一现的东西，日本国也只能当成一个异国故事听听，怎么也不会进入妖怪谱的。至于水木茂说日本国有个返魂冢，与中国本无关系，当成妖怪还是故事，那是他们的事了。
方相氏
图中的说明是引了《论语·乡党》的一句话：“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言孔子每在乡人们举行大傩时，都要身穿朝服而恭立于台阶之上。大傩就是由人装扮成以方相为主导的诸种神道和以疫鬼为主的各种恶鬼，扮演一场神驱疫鬼的戏剧，但孔子可不是把它当作戏来看，因为这是从周天子到各国诸侯以及城乡都要举行的一种礼仪，由此可见孔圣人对大傩之仪的重视。当然这也同样可以反过来看，在孔子以外的众乡党眼里，大傩吸引人的主要是它的娱乐性。
方相氏在驱除疫鬼的大傩仪式中既是行傩的主持者，又是主神方相的扮演者。《周礼·夏官》中说：“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他外形的主要特色是身披熊皮，黄金四目，手持戈盾。而他的“黄金四目”，就是一个接近方形的大面具，我总觉得，“方相”之名就是由此面具而来。在众多扮演者所戴的小面具中，这个木雕的大方面具是很突出的。我们小时候看戏，不知道什么角色和情节，最注目的就是那个“大花脸”，总是喊着“大花脸又出来了”。方相就是这个“大花脸”。在大傩中，方相率领着一群由十几岁的儿童装扮的形如神兽的十二神，驱赶追杀各种鬼魅，这是一个场面宏大的群体表演。“游行”完毕，他们还要到各家居室中做做驱除疫鬼的样子。
方相还有一个衍生功能，即由镇压邪鬼而派生的“导墓驱邪”。每临大丧，就有人扮成方相，为送葬队伍的开路神，可以让一众邪鬼回避。而到了棺椁入葬之时，方相先要持戈敲击墓圹四隅，以驱除地下以死人为食的妖魅，即前面说的好食死人之脑的“弗述”、好食死人之肝的“罔象”等物。
中国的傩仪很早就传到了日本，也一度成了日本驱疫、送葬中的一个角色。水木茂先生的《妖怪大全》没有把方相氏归入妖怪，而是按照中国的说法编进“神明”中，并说中国的大傩仪式传到日本后，“当神社举行追傩仪式时，有时会有方相氏登场”。由方相偶尔客串一下日本的傩仪，这大约是古代才有的事吧。因为即便是中国，方相作为仪式中戴着假面的固定角色，早就失去了信仰崇拜的内在质素。而随着大傩逐渐为别的驱疫神明如张天师之类所取代，方相就只出现在富贵人家的送葬队伍中，一个纸糊彩绘的巨无霸似的开路神，显示着丧家的阔绰和排场。在六朝以来的志怪小说中，说到某种神怪的相貌，往往就是一句“状如方相”，那么方相是什么样子呢？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面具”的样子。在这一点上，水木茂的方相更接近面具的真实。
白泽
鸟山在图中题了一个白泽赞：“黄帝东巡，白泽一见（现），避怪除害，靡所不遍。”概括了白泽神兽的故事。其事见于《瑞应图》，道：“黄帝巡于东海，白泽出，达知万物之情，以戒于民，为除灾害。”《轩辕本纪》中说的更详细些：“黄帝巡狩至海，登桓山，于海滨得神兽，能言，达于物之情。因部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者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种。白泽言之，黄帝令人图写，以示天下。”后世有《白泽图》一书，就是假借白泽之名，介绍民间的各种精怪。此兽的尊容没有任何记载，但有人说白泽其实就是貘，因为白居易的《貘屏赞》中说“图其形辟邪”，结果成了白泽即貘的证据，其实这是不大靠得住的。而白居易说貘“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用上面的三幅白泽图来对照，或者如牛，或者如狮子，或者如犬，看来也没有人把白氏的话当回事。
无论是鸟山石燕还是水木茂，都没把白泽当成日本的妖怪。至于日本的民间，恐怕如果不看鸟山的图册，都不知白泽为何物。所以我们也就没必要自作多情地去做比较了。
鬼之皮衣
《百器徒然袋》五十图，有“鬼之皮衣”，讲的是狐狸化为美女的故事，而其缘由则取自中国。此图大意是，寿过三千年的狐狸，身披藻草之衣，头顶骷髅，以拜北斗，骷髅如果不掉下来，则可化为美女。
据说事出自唐代段成式的笔记《酉阳杂俎》。现检其书卷十五《诺皋记下》有如下文：“旧说野狐名紫狐，夜击尾火出。将为怪，必戴髑髅拜北斗，髑髅不坠，则化为人矣。”
显然《百器徒然袋》对原文做了一些改动，《诺皋记下》中并没有“藻草”一类的字眼。如果不是藻草在日本有什么特殊的魔法，那么估计这“藻”是指华美的衣服。因为狐狸化为美女不可能没有衣服，所以要提前披上一件漂亮的衣服，而藻则有华美的意思。
这只是一个中国的传说，并没有成为日本的妖怪，所以水木茂就没有收入到他的《妖怪大全》中。
鸣釜
《白泽避怪图》应该就是中国的《白泽图》，因为其中多有见某怪则“以其名呼之”，其怪则去，或灭，或有其他异征。也就是说知道此怪之名，则可使其避人，所以也可以叫《白泽避怪图》，但中国古书中似未见过这种书名。
《白泽图》一书不知哪个朝代就佚失了，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都是唐《法苑珠林》、宋《太平御览》等书中所引，另外就是敦煌写卷《白泽精怪图》。但以上几种书都没有这么一个名叫“敛女”的“饭甑作声鬼”。可是明末人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十三有一段：“釜甑鬼，名婆女。凡遇釜鸣，呼其名，不为灾。”这一段文例正合《白泽图》，而后接着的文字也是取自《白泽图》，所以鸟山所写的一段应该没什么问题，只是文字略有差异，意思是大致不错的。两种文字比较，我觉得《谈荟》较近真，作声的是“釜甑”，其鬼名“婆女”。
如果我们现在做饭用的敞口的大铁锅突然叫起来，那实在是不可思议，但“釜”则不然，它实际上就是去掉三个爪的“鬲”，看上去就和罐子差不多，肚大口小。只有这样，它才能与外面传来的音频发生共鸣。所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其声发自腹腔，而不是厨房师傅用勺子铲子敲打铁锅的叮叮当当声。这种事虽然不能常见，但一生中遇到一两次也并非不可能。但终究还是怪异，不是什么好兆头，所以汉代的《焦氏易林》有“井沸釜鸣，不可安居”的话，又有《地镜》曰：“宫中灶及釜甑鸣响者，不出一年，有大丧。”托名郭璞的《洞林》说得更可怕，道：“施安上家釜九鸣，旬月之中，寻有九丧。”其实这只是一说，也有认为是吉兆的。明人周履靖所辑唐人《占验录》有云：“釜鸣，若自外鸣来，吉，添财进喜；自内鸣出去，主凶，财散家破。若男作女拜，女作男揖，即止。”这说明釜鸣并不是极端难见的事，所以人们才以此为占；而既然有占，那就有吉有凶。
历史上较著名的“案例”是有凶有吉。当作凶兆的，如五代时有名的直臣李涛，历仕唐、晋、汉、周，一直到宋初。在汉隐帝时，他是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结果因直言被罢官。在他罢官之前的几天，中书省厨房“釜鸣者数四”。无论是预兆李涛罢相还是预兆后汉将亡，都不是好兆头。但有时却是吉兆。北宋时有一姓李名釜的。他叫这么个怪名，是因为他母亲怀他的时候，早晨起来做饭，那釜忽然响声大作，其声可畏，李太太吃这一吓，登时就流产了，便把生下的儿子起名为釜。这李釜不是败家子，是个大才子，在宋徽宗登基那年就考上了状元。
这种釜鸣的事很有一些，以致唐朝时有所谓“釜鸣占”，只是和占梦、占灯花、占眼跳差不多，严重些说不过是怪异现象，却不会认真地把釜甑当成鬼或妖怪的。
其实鸟山石燕画的鸣釜与中国的自鸣饭甑毫无关系，他画的是地道的日本妖怪，即有名的“吉备津之釜”。按中国人的习惯，这鸣釜就是个神釜，而日本人列入怪物也并无不对。此物在日本的吉备国的吉务津神社中，人们用来占卜大事的吉凶。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中有一篇《吉备津之釜》，其中说：前来参拜吉备津神社的人都要烧御汤，献上许多贡品，以祈求福运。祈福者请来巫女，由巫女烧起御汤，向神祈祷。念过祝词后，吉务津御釜的御汤正好烧开，如果釜内发出牛叫般的响声，说明是吉兆，如果什么声音都没有，则是凶兆。
《吉备津之釜》是个才貌双全的女子遇人不淑的悲剧故事，京极夏彦据此又写了一篇《鸣釜》的现代侦探故事。故事中，博学的京极堂主人道出“鸣釜”的缘由，说：“《雨月物语》是创作，但里面提到的占术千真万确是传统神事。例如《本朝神社考三》中有这样的记述，‘备中之国，吉备津宫里有釜，每有祈事，巫人燀汤，而浸竹叶以灌身，以诣神者欲试，盛粢奠于釜前，祝唱毕，燃柴，釜鸣如牛者即吉，釜未鸣则凶……’”他还说：“不仅是釜，鸣动就是征兆。山和建筑物，有事时就会鸣动。当然釜和灶也会鸣响。不只有吉备津神社，伊势神宫外宫、石清水八幡宫、北野天满宫。都有釜会鸣动。不只是神社，自古以来，釜鸣就会报知异事。”
釜的鸣动当然是有神灵主宰。京极堂说：“败给主神吉备津彦的吉务津冠者，就是鸣动御釜殿的神灵。”而另外一说更为著名，说这被打败并被杀死的鬼神名叫温罗。温罗被砍下的首级依然吼叫不休，被埋进御釜殿下八尺深处后，声音仍未歇止。后来一个叫阿曾女的女子燃灶烧火，首级才算平静下来，发誓要为实现众生的祈愿而鸣釜。这些都记载在长禄年间的《吉日考秘传》和应仁年间的《碧山日录》。也就是说早在十五世纪御釜的传说已经很盛行了。
由此可见，东瀛自有鸣釜，为巫女祈祷告问吉凶时有意识地烧汤使其发声，与中国釜甑的自鸣完全不同，而且比中国的釜鸣故事丰富多彩得多。可是鸟山氏愿意从中华拉扯些似是而非的文献，以示此怪的出身不凡，结果让后人如堕雾中，好像中华也有一个叫鸣釜的怪物似的。有趣的是，鸟山氏在图中写下一句“于梦中思及此”，原来把《白泽图》的“饭甑作声鬼”和“鸣釜”扯到一起，只是他偶尔于梦中产生的“灵感”。
应声虫
《妖怪大全》中有“应声虫”，大致如下：
元禄十六年（1703年），京都屏风店老板七左卫门的儿子长三郎患上一种怪病，突然高烧不止，肚子上长出一张大嘴。令人惊奇的是，只要长三郎说话，这东西也会张嘴说话。这张长在肚子上的嘴还会吃东西，能入口的东西它都吃。如果控制它的食量，长三郎就会发高烧。长三郎的家人请来名医菅玄际，看了之后说：“这东西应该是应声虫。”玄际让这张嘴吃遍了各种药材，将它不愿意吃的药都一一记录下来，然后选了五六种配成了一种药。结果，喂这张嘴服药第二天后，它的声音开始变得沙哑。又过了两天，长三郎的肛门里爬出了一条一尺一寸长的虫子。虫子的头上长着一只角，很像蜥蜴。大家立刻将这条虫子打死了。又过了四个月，长三郎恢复了健康。
这个应声虫确实是从中国移植来的，但又有所更动。中国故事的原形见于南宋·洪迈《夷坚甲志》卷十五，原文是：
永州（今湖南零陵）人毛景，得奇疾，每语，喉中辄有物作声相应。有道人教令诵《本草》药名，至“蓝”字而默然，遂取蓝榨汁饮之。少顷，呕出肉块，长二寸许，人形皆具。
另宋·张杲《医说》卷五引陈正敏《遯斋闲览》与此大致相同，只是“蓝”改为“雷丸”。其实这两个故事都是从唐·张鷟《朝野佥载》中改编而来，只不过《朝野佥载》说得的是“应语病”，并没有他肚子里有条“应声虫”：
洛州有人患应语病，语即喉中应之。以问善医张文仲，经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读之，皆应，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录取药，合和为丸，服之，应时而愈。
日本的故事对中国的故事做了一些情节上的充实，但并没有多少创造，只是把“人面疮”的情节稍做变化，生硬地安插了进去，但读后一想，在人肚子上开了张大嘴，这还能叫寄生虫么？
穷神
《日本妖怪大全》中有穷神，是采自泷泽马琴《兔园小说》中的一个故事。
文政四年（1821年），江户番町一位武士的下人去下总办事，途中遇一法师，便问：“贵僧这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法师答道：“我来自番町某府，前往越谷。”下人甚是纳闷，说：“你说的番町某府，正是我主人的家啊。我怎么不认识你？”法师笑答：“贫僧便是你们所说的穷神。你主人家是不是一年到头都有人生病，灾难连连？就是因为我在他家的缘故。不过，我已经决定换到另一家去了。从今往后，你主人就会时来运转。你不用担心。”
这故事是从中国移植的。此类穷鬼故事中国有不少，成了一个熟套，仅举一例。唐人康骈《剧谈录》卷上有“郭鄩见穷鬼”一条，言：郭鄩在栎阳县尉任上罢官，一直得不到新任命，穷居京城，甚是困顿。不知怎么回事，他总是有一种感觉，两个长得猿猴似的东西，一穿青衣，一穿碧衣，不管吃喝寝眠，总是跟在身边。他每到某官家去有所请求，总是被人冷落，甚至连门都不让进，而亲戚朋友见了他也唯恐避之不及。结果一月复一月，不仅得不到官任，而且求告无门，已经处在饥寒交迫之中了。就这样熬了几年，一天傍晚，那两个家伙忽然向他告别了，说：“我们哥俩蒙您倒霉之运，与您相依不舍，日子已经不短了。而今我们准备天一亮就离开您，不再来了。下一家是胜业坊王家，他们家金帛无数，我们准备把他折腾光。”说完二人就不见了。第二天一早，郭鄩起床就觉得神清意爽，试着去拜访亲友，无不改观相接。没过几天，宰相接见，任命他做了通事舍人。
中国很早之前就有逐贫、送穷的风俗。现在见到的最早例证是西汉扬雄的《逐贫赋》，此后最晚到六朝时，“送穷”更成为每年必行的风俗节目。这穷就是穷鬼。而且还有相应的传说：高阳氏有一子，名唤瘦约，最喜好穿破衣，吃冷粥，别人作了新衣给他，他必要弄破了脏了才肯穿上。宫里都称他叫“穷子”。因为他在正月晦日死于破巷之中，所以后人每至正月晦日，就端一碗冷粥，带一件没人要的破衣服，到破巷子里祭祀瘦约，号称“送穷鬼”。
泷泽马琴是改编中国故事的好手，换个人名地名就成了日本故事。但故事归故事，穷神也好，穷鬼也好，都不是仅靠一个故事就能扎根民间而成为妖怪的。
人面疮
《妖怪大全》中有“人面疮”一种妖怪，见于《御伽婢子》一书，大意是某人身上长出一个疮，后来伤口开裂后，变成一张人脸。不管切除多少次，还会重新长出来。到了夜里，疮口还会开口说话，索要水和食物，像正常人一样吃饭。喂它酒喝，它就会面红耳赤，像喝醉了一样；喂它吃饭，他也会像人一样咀嚼，一副津津有味的样子。即使喂它许多药物，它也会全部吃下。如果喂一种叫“贝母”的药物给它，它会立刻皱紧眉头，闭上嘴巴。将贝母研成粉末，强迫它吃下后，会见到它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之后，脸的模样开始变化，五六天后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个故事确实是纯粹的中国货。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五：
江表有商人，左臂有疮，悉如人面，亦无他苦。商人戏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觉膊内肉涨起，疑胃在其中也。或不食之，则一臂瘠焉。有善医者，教其历试诸药。金石草木悉试之，至贝母，其疮乃聚眉闭口。商人喜曰：“此药必治也。”因以小苇筒毁其口，灌之，数日成痂，遂愈。
那么这可以不可以看作“百分之七十”中的一例呢？我觉得这里有个分说：如果日本人把《酉阳杂俎》的故事收到他们的书中，甚至换上日本人名和地名，当成一件怪事来传播，说到底也不过是一种“知识”而已。而要成为他们的妖怪，必须有一定的“信仰”成分在内。我不知道人面疮在日本妖怪中是否为人所信仰，但在中国是已经注入信仰成分了，那就是把人面疮看做“果报”的一种，即宿冤之鬼所化。
如明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百五十六有《知玄法师传后》说：唐懿宗时有知玄法师，膝忽生人面疮，一日疮忽语曰：“公知袁盎杀晁错乎？公即盎后身，吾乃错也。累世求报，而公十世为高僧，戒律精严，不得其便。今公受赐过奢，名利心起，故能害之。”此说本于宋人编的《佛祖统纪》。
又清人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二十有一故事，是知玄法师的改版，道：顺治时，有一古月头陀，两膝忽患疡疮，痛入骨髓，数日之后竟长成人面，眉目口鼻皆具。一日此疮忽发人言道：“我是梁时卢昭容也。子害我于洛阳宫，今日报汝，医何能为，诣佛忏悔可耳。”此疮的孽业竟然是一千多年前的冤家。至清末俞樾作《耳邮》，其卷一有云：广东高要县有一乡官，曾练民兵备土寇，杀人颇多。不久他膝生一疮，初仅如钱，久而益大，有目有口，粗似人面。一日忽出声曰：“我曾迪也。未尝作贼，因有表兄在贼营作厮养卒，我往视之，留我一饭，你就诬我通贼，枉杀了我。今得请于神，决不恕汝也。”此疮每出一语，乡官就痛彻心肝。月余竟死。这孽缘就是当世现报。
不仅是人面疮，我国古人把很多疑难怪病都视为前世的冤家在作祟，而既有报应之说纠缠其中，那更要变着花样编出稀奇古怪的妖怪来。比如明人王兆云《白醉琐言》卷上有“九虫疮”一条，说有人大腿上生了“九虫疮”，其虫脑袋如蚯蚓，张着嘴就等人喂，而且一生就是九条，每天要吃猪肉一斤，如果喂得手慢了些，它就直接吃大腿上的肉。还有明末人钱希言在《狯园》中说的一种叫“肉鳅”的，最为狡黠阴毒，因为它竟长在生殖器中，其形如蛇，每天也是必须喂肉，吃得不满足就让人疼得打滚。所以像那种只把人面疮翻个番，让两个膝盖各生一疮，然后比着劲儿地敲榨、折磨人，那也就太没创意了。
貘
作为日本的妖怪，“食梦貘”引起我的兴趣，一是《阴阳师》的作者用“梦枕貘”做了笔名，二是小泉八云的《怪谈》中有一篇《食梦貘》，这两处地方都把食梦貘的产地归于中国。
水木茂的《妖怪大全》径直称之为“貘”，因为日本的貘只有一种，就是吃梦的。此书中的貘“鼻子像大象，眼睛似犀，尾巴似牛，腿粗壮似老虎，毛上有斑点，是一种集多种动物特征于一身的奇特妖怪”。“在貘的老家中国，当人们做噩梦时，会特意叫来貘，让它将噩梦吃掉，暴发瘟疫的时候，人们也会让貘吃掉瘟疫的源头——病魔，赶走瘟疫。”
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确实有貘，也有食梦的神怪，但就是没有这种吃梦的貘，什么“让貘吃掉病魔”之类，中国还真没听说过。
今本《山海经》中没有“貘”，但《中山经》有一座“崃山”，博学的郭璞在注中就说，崃山就是四川严道县的邛崃山，山有九折坂，那里出一种叫“㹮”的怪兽，此兽似熊而有黑白斑文，能吃铜铁。明清间人吴任臣说“㹮”就是貘，兽中能食铜铁者。并说，能吃铜铁的怪兽还有“一角之豻，南方之啮铁，吐火罗之大兽，昆吾之狡兔，皆㹮类也”。
关于中国古书中的貘。《南中志》说：“貘大如驴，状似熊，苍白色，多力，舐铁消十斤，其皮温暖。”《五侯鲭》说：“貘粪可以切玉，貘溺可以消铁成水。”总之，在中国人眼里，貘就是专吃铜铁的怪兽，连屎尿都溶解金属。貘所以为怪兽，就是因为它能吃铜铁。至于吃梦的貘，中国还真没有。
但《妖怪大全》描写的“貘”的形状，却是地道的中国货。乃出自白居易《貘屏赞》，其文曰：“貘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白居易在扶桑是天神般的诗人，他说的话自然是权威。但这权威的后面一句，“此兽食铁与铜，不食他物”，他们觉得不合自己的需要，就装看不见了。
中国倒是也有食梦的神怪，其名叫“伯奇”，或作“伯倚”，见于《续汉书·礼仪志》，大傩时的唱辞，有“伯奇食梦”之句。据萧兵先生考证：伯奇即凶鸟伯劳，而伯劳则为西周尹吉甫之子伯奇冤死后精魂所化。所谓“食梦”者，乃吞食致人恶梦之鬼物也。
敦煌写卷《白泽精怪图》有一段：“人夜得恶梦，旦起，于舍东北被发咒曰：‘伯奇伯奇，不饮酒食肉，常食高兴地，其恶梦归于伯奇，厌梦悤兴大福。’如此七咒，无咎也。”
由此看来，貘食铜铁，伯奇食梦，两不相干，那么日本人如果想借中国的材料造一个以恶梦为食的神兽，何不直接把伯奇取来，却偏要用两个来拼凑成一个笑话呢？原因不好揣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既然没有“食梦貘”这个妖怪，当然也不会在“百分之七十”之数。而日本的食梦貘有个更原始的名字，叫“巴库”。
牡丹灯笼
江户时代，上野住着一位名叫新三郎的浪人。他与一位叫阿露的旗本的女儿相恋，但由于门第悬殊，两人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后来，阿露患上重病，郁郁而终。弥留之际，她还一直念叨着想见新三郎。之后，她的乳母阿米也随她而去。这一年的八月十三日（盂兰盆日），阿露与阿米穿着“咔咔咔”响的木屐来到新三郎的家。不知阿露已死的新三郎高兴地将阿露迎进家里。看到这一幕的邻居则告诉他这两人是幽灵。确认阿露已死的新三郎十分害怕，他从寺院的僧人那里求来灵符，藏在家中。但邻居出卖了新三郎，揭掉了灵符，可怜的新三郎被阿露的幽灵带到了阴间。
这个故事就是日本三大怪谈之一的《牡丹灯笼》。很多人认为这是日本人创作的故事，实际上是改编自中国明代的怪异小说《剪灯新话·牡丹灯记》。《牡丹灯笼》就是《牡丹灯记》的日本版。说实话，由于加进了前世姻缘的铺垫，日本版要比瞿佑的原作更多人情味，而近年搬到剧集中的改编本，其中的女鬼形象不仅美丽多情，而且加进了善良和牺牲精神，她最后独自黯然隐去，与新三郎相期于来世。这就大大胜出于中国的原作了。
日本人在江户时代把不少中国的故事改编成怪谈，《牡丹灯笼》仅是其一。其他如小泉八云《怪谈》中的《倩女》采自中国的《倩女离魂》，《守约》采自范式张劭的鸡黍生死交，例子很多。怪谈中固然可以有妖怪，但怪谈本身不是妖怪，哪怕这怪谈再有名也不行。水木茂没有把《牡丹灯笼》中的女主角阿露单独作为妖怪提出，这和他不把《四谷怪谈》中的阿岩、皿宅邸中的阿菊列入《妖怪大全》是同样的道理。那么为什么水木先生在“三大怪谈”中舍弃两个而只把《牡丹灯笼》收进书中呢？莫非他说的妖怪是指那只灯笼？
玃
从美浓大垣（今日本岐阜县大垣市）向北走十日里（约四十公里），然后再往深山里走，就会看到一个村子，村子里有个叫善兵卫的樵夫。深山里还有一种皮肤黝黑、全身长着长毛、能说人话、会观察人的表情的妖怪。这种妖怪叫“玃”或“黑坊”。善兵卫经常让猩帮忙砍柴。后来，玃和善兵卫成了朋友，住进了他家。村子里有一个十分漂亮的寡妇。一天晚上，有个怪物突然出现在寡妇面前，要与她交媾。这个怪物似乎拥有神力，让寡妇觉得似梦非梦，如梦如幻，便不由得与它交媾了。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一天，怪物刚刚出现，寡妇立刻拿起镰刀砍了过去。怪物落荒而逃。寡妇喊来村民循着血迹一路搜寻，来到了善兵卫家。原来，凶犯就是玃，不过它已经逃进了山里。据一位老人讲：“我听说，玃都是雄性，所以它们自古以来就是通过和女人交媾来繁衍的。”
这个“玃”是中国的名字，而中国也确有这么个“怪物”，见于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七引晋张华《博物志》云：“蜀南沈黎高山中有物似猴，长七八尺，能人行，名曰玃，路见妇人辄盗之入穴。”可是《博物志》原文却不是“玃”，而是“猴玃”：“猴玃，一名马化，或曰猳玃。见行道婦女有好者，辄盗之以去。”玃或作攫，本有强抢的意思。这猴玃其实就是种野人，所以抢走妇女，就成了配偶，“产子皆如人”。而被抢的妇人，有的中途还家，有的则终生不还。如果被浪漫的文人加以美化，这猴玃也可能就是古代的“泰山”。他只是一种野人，奔走如飞是没问题的，却没有任何神奇的妖术，像水木茂书中说的“让寡妇觉得似梦非梦，如梦如幻”，那就成了中国的妖神“五通”了。
这种因为某种不幸而逃入深山老林，成为野人的事，中国历代都有。这种野人或有幸被人渲染成古丈夫、毛玉姜那样的“仙人”，或不幸而被异化为猴玃这样的怪物。同样，日本也有这样的野人，他们也会在世人的传说中被异化。他本有自己的日本名字，叫黑坊，而“玃”则是从中国借用，这借用也没有什么好处，只不过如东门王皮给自己起个“兰玻”的雅号罢了。
结语
二十五种中日同名或有些关联的妖怪，就介绍到这里。那么日本究竟有多少中国妖怪呢？读者诸公可以根据自己的标准来判断。“百分之七十”之说肯定不会有人相信了，百分之七也没有多大希望，我想充其量也就是百分之零点七吧。数量的多少，我们只以事实为判断，没有什么“妄自尊大”或“妄自菲薄”的色彩。就是在日本，对妖怪的兴趣的学者也是分两派，一派主张本土的如柳田国男，而另一些主张“日本有的中国也有”的，也只是自己的看法而已，像佐藤隆三那样曲学以阿法西斯的只是极个别的人。而我只是希望一些读者，不要见到日本妖怪中出现了天狗、穷奇、姑获鸟之类，就急着喊：这是我们的！
还是那句话，我对中日妖怪都没有研究的本钱，所说的不过是杂览后的一些感受。日本妖怪文化的引人瞩目，自有其本身各方面的原因。很多人注意到日本妖怪都有很具特色的名称，仅仅是夜间听到的怪响，就有各式各样的称呼：夜半发出敲打榻榻米声音的妖怪叫敲草席，深夜不知何处传来的太鼓声叫狸鼓乐，还有什么算盘坊主、儿啼爷、贝吹坊、洗濯狐等等，都是因为夜间听到的声音不同而想象出来的妖怪。但难道我们在这方面就有所不及么？也未必。翻一下《白泽图》，仅“筑室三年不居”的闲置房，其中所生的妖怪就有好几种，而各种废置不用的故物之精也都各有自己的名称；《酉阳杂俎》中灶神一家妻儿老小都各有名字；而前面说过的人面疮，也有九虫疮、肉鳅等变异；至于龙生的杂种，不只是“九子”，我搜集了一下，至少就有二十多种；半人半兽的山鬼之类，在它们从山林妖怪转化为市井中的五通妖神之前，曾经有过狌狌、狒狒、夔、枭阳、山臊、山魈、山魅、山精、木客、山椮、山骆、睴、濯肉、热肉（或作热内）、飞龙以及伍相奴、鸟都、人都、猪都、山都等名目。中国妖怪的名目并不少，无名的妖怪更是难以统计，如果有人善于命名，那他就有事可做了。至于妖怪故事，日本虽然不少，但我国的更多，而且更精彩，不客气地说，把他们迷倒几百年的《牡丹灯笼》在我们这里只是下等货色。
但有一点为我国所不及，甚至可以说差得很远，那就是日本的妖怪图画。早在鸟山石燕之前，日本就出现了专门绘画妖怪的《百鬼夜行图卷》，有的画器物妖怪，有的则画草木鸟兽等精灵。这些妖怪精灵各具面貌，把物态与人情融合一体，在怪异狞丑中看人生百态。再经过鸟山石燕及后来的浮世绘大师们的发扬光大，充实着人间烟火气的妖怪个性十足，从而成了本妖怪的标准像，历数百年而难于动摇。这才是日本古代妖怪文化中最令人佩服的成就，也是当下日本妖怪文化成为热点的主要凭借。
以我鄙见，如果中国妖怪文化有可能出现“复兴”，画师们将是无可推卸的主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