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派少年文豪韦庄，骑着宝马逛青楼，留下了“当时年少春衫薄，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的名句；花钱派少年富豪思聪，驾着劳斯莱斯逛夜总会，有人为此进行了文学创作，“王思聪驾千万红色劳斯莱斯现身杭州夜店，两个保镖给他开车门和引路，随后王思聪豪车的后座又下来两位长腿美女，打扮非常性感成熟。”两个文学作品一比较，我“突然感觉RR很low，以后不会买了。”这句话也是王思聪前阵子刚说过的，在他看了网红夫妇晚晚和林翰给劳斯莱斯做的代言广告之后。网红界内部有鄙视链，这属于审丑，文学界内部也有，但界与界之间的鄙视，这就属于审美范畴了。
黑格尔说“美与真是一回事，这就是说美本身必须是真的”，从这个审美角度来讲，很多抖音上的网红是丑的，2020年劳斯莱斯全球销量为3576台，中国销量是1146台，但仅抖音用户便提了1.8万辆。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提到，“审美既是感性的，却又积淀着理性的历史。它是自然的，却积淀着社会的成果。它是生理性的感情和官能，却渗透了人类的智慧和道德”。从李老师审美的角度来看，抖音这个平台也是不美的，它上面更多的是性感而不是感性，它多的是美颜而不是自然，它充斥着生理性的官能而缺少感情，它将人类的智慧和道德都加以利用，用在商业转化上了。而青楼这一感性和理性交织的历史沉淀物，恰恰就符合美的标准，逛青楼，本质上是人类社会的一项审美活动。
逛青楼是审美活动，读红楼同样也是一种审美活动，青楼前的宝马，夜总会门口的劳斯莱斯，还有红楼门前的石狮子，都是审美的入口。《红楼梦》第六十六回里，柳湘莲说，“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狮子干净罢了。”这是审美界的大师，一眼看透了“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背后的不堪。红楼里还有一位审美大师是焦大，他更为直接了当，“我要到祠堂里哭太爷去。哪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家偷鸡戏狗，扒灰的扒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哭是感性，知道是理性，感性和理性构成了审美的两面。
说到审美大师焦大，鲁迅的短评合集《伪自由书》里有这么一篇文章《言论自由的界限》，“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分，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主子深恶，奴才痛嫉，给他塞了一嘴马粪。”“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这话搁在当下十分应景，当下的言论环境就是只听得进赞美，听不得批评，认为批评是别有用心，是心存不轨，殊不知是“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如何面对批评，如何看待赞美，这也是审美能力的问题。
鲁迅可以说是两个男人的知己，一个是上文说到的焦大，另一个是“小报界的鼻祖”李伯元。李伯元创办了《指南报》和《游戏报》，《指南报》新闻多样化，上至国内外大事、官宦重臣活动，下至县衙、租界、捕房消息，优伶僧尼、娼妓流氓、盗贼赌徒各种题材。《游戏报》在内容上以最吸睛的世俗领域为主，一个是花界，一个是伶界，但是“隐寓劝惩”也贯穿其中，也会有许多寓言小品，对社会时事进行辛辣嘲讽。当别人都把它当作娱乐小报、花边新闻发布中心时，鲁迅却说它“命意在于匡世”，虽然也有“辞气浮露，笔无藏锋，合时人嗜好”的问题，但动机还是疗救社会，治病救人。
除了办报，李伯元还写了著名的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写这本小说时，李伯元住上海六合路，这条路上开了不少妓院，于是他就在门口挂了一副集句联：老骥伏枥，流莺比邻。这本小说有一个主角是山东官员陶子尧，因为抄了一段兴学改革的文章，获得了当时山东抚院的赏识，得了一个美差，被派到上海买外国机器。他刚到上海就被两个掮客拉到了西荟芳里，在这里他被进进出出的轿子震撼到了，坐在轿中的都是出局的妓女了，十分威风，架势不亚于官老爷坐大轿子出行，此情此景，使得陶子尧不觉动了做官的念头，睹美人的轿子而思做官的轿子，山东人陶子尧的审美是跳跃式的，同时也是很传统的，这就像在夜总会门口看到了王思聪的劳斯莱斯，心中想的不是要成为王健林的儿子，而是要成为管理王健林的父母官，这是典型的山东人式的信仰，要是西荟芳里的轿子和夜总会门前的劳斯莱斯换成插着小红旗的奥迪A6A8就更符合山东人民的审美了，归根结底，这一切都是来自于山东丈母娘对事业编制和公务员身份的痴迷，她们对女婿的审美标准是，别管官多大都坐桑塔纳，别管哪一级都坐大奥迪。
宝马香车，是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和社会地位的象征，王实甫《丽春堂》第三折里有“冷落了歌儿舞女，空闲了宝马香车。”在晚清的上海租界，维多利亚式马车就是宝马香车，深受花界喜爱。寻花问柳四十年，写下描绘上海青楼冶游笔记《海陬冶游录》的王韬曾写道，“近日西洋马车多减价出赁，青楼中人，晚妆初罢，喜作闲游。每当夕阳西下，怒马车驰，飚飞雷迈，其过如瞥，真觉目迷神眩。”
李伯元的《游戏报》也曾详细报道了上海的妓女们乘着宝马香车看赛马的场景，她们在服饰和车骑上争奇斗艳，竞相展示。在 19 世纪末的上海，林黛玉、陆兰芬、金小宝和张书玉是第一流的名妓，她们引领着上海甚至全国的审美风尚，《游戏报》有这么一则报道，“昨日为赛马第二日，游人较第一日为盛，而各校书尤无不靓妆艳服驰骋于洋场十里间，足以游目骋怀，洵足乐也。计是日林黛玉蓝缎珠边衫，坐四轮黑马车，马夫灰色绉纱短澳黑边草帽。陆兰芬湖色珠边衫，坐黑皮篷，马夫竹布号衣黑背心草帽。金小宝白地黑蝶花衣，坐黄色红轮马车，马夫湖色绸号衣黑边草帽。张书玉蓝珠边衫，坐黑皮篷马车，同坐者为顾腐，穿月白珠边衣，马夫各戴黑线凉帽穿鸭蛋色号衣。”
这篇报道现在读来跟某些自媒体写王思聪去夜总会玩有点类似，甚至是更无聊，但对于当时社会的影响和意义却大大不同，在《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的第一章“秀摩登”中，作者叶凯蒂指出：“坐马车，吃大菜，上剧院，这便是当时上海名妓日常的消遣和营生。上海名妓爱出风头，追新求异，借此表现一种新的都会性格。她们活动的世界比绝大多数上海男人还要大，而且一定程度上更自由……她们在公众面前的放肆行为招来了不少蔑视，但她们成功地让自己成为上海公众面前最绚丽的风景。”从小的方面说，她们是引领风尚，娱乐大众，从大的方面说，她们的行为打破了僵化陈旧的审美标准，提升了女性的社会地位，让整个社会向现代性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她们的维多利亚式四轮马车碾碎了过往男人们进进出出的轿子，也让当下夜总会门口的劳斯莱斯黯然失色。
李伯元的《游戏报》还开创了报纸的一个先河，那就是发起了“花榜”评选，是青楼行业的审美活动。他把高高在上的国家人才选拔机制科举考试应用在传统世俗社会眼中低等的妓女行业的选拔活动里，并且还引入了西方选举的“投票”“唱票”机制，这一系列举动充分显示了李伯元个人思想体系里的现代性和开放性，以及善用玩世不恭、嘲弄讽刺的方式，解构和对抗僵化社会腐朽没落的准则。
李伯元还亲自制定了花界审美标准，搞了个花选三条。1、尚品：不随俗，不傲物；2、征色：修短得中，秾纤合度；3、角艺：通翰墨，善酬应，妙诙谐，晓音律，解词曲，能饮酒。这一审美标准继承了明清名士对青楼女子的品鉴准则，明清名士眼中优秀的青楼女子应该是《谈美人》中所说的那样，“有态、有神、有趣、有情、有心”“有文韵，有诗意，有禅机。”说到这必须解释一句，以免被女性批评“男人明明那么普通却又那么自信”，这些要求只是对行业女性的职业期许，不是对广大女性朋友们的具体要求，请勿对号入座。
《游戏报》的花界选美活动，不仅使当选的青楼女子名声大噪收入倍增，也使报纸的销量创下了业界新高。民国之后，政治形态发生了变化，花界选美也更像是选举了，它仿照民国政府职能部门的设置，将获得名次的青楼女子称为花国大总统、花国副总统、国务总理等，看上去荒诞，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当时社会的开放性和自由度，以及人们参政议政的需求。这类针对青楼女子的职业化选美比赛，在明代中后期就已经很发达了，明代的《燕都妓品》、《金陵妓品》等书，都是对这类审美活动的记载。
美是稀缺资源，资源一稀缺就容易被垄断，垄断方往往是权力和财富的拥有者，就像美女这一稀缺资源的归属，往往不是什么爱情。美一稀缺，美就有价值和价格了，所以在日常生活里，以丑充美以假乱真比较常见，所以群众需要审美能力，但群众的审美能力是有局限性的，所以往往需要专家审美指引方向，但专家往往又听权力的，所以权力审美最终指引着这个社会美的发展。权力审美的结果往往是长官意志的产物，本质上长官不是在审美，是在审查美，这样的“美”往往可能是丑陋的。
比如说最近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符合群众审美口味的《漠河舞厅》，对于权力审美而言，这首歌是不美的，是通不过审查的，“晚星就像你的眼睛杀人又放火”，这是什么不利于法治社会建设的虎狼之词，也容易让人们想起1987年的大兴安岭火灾，那年春晚费翔也因为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红遍大江南北，却又因为“是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引燃了大兴安岭”这种滑稽论调挨骂。这个案例其实也给当下很多综艺节目指明了审美方向，不要再搞什么《披荆斩棘的哥哥》《乘风破浪的姐姐》了，要做就做《乡村振兴的农民哥哥》《共同富裕的村妇姐姐》，这符合权力审美。
权力审美的一个很直接产物就是封杀劣迹艺人，下架他们的全部作品，这种行为一点也不美，上世纪五十年代搞改造妓女运动，虽然这也不美，但至少给人活路。如果嫖娼吸毒就算劣迹艺人，要下架全部作品，那么李白、白居易、元稹、杜牧、温庭筠、柳永、苏东坡、欧阳修、秦观、徐志摩、胡适、莫扎特、舒伯特、李斯特……，瑟瑟发抖。如果要倒查一千年，哪个文人妓女不是劣迹斑斑，一起封杀全部下架，那就真的是又来了一次焚书坑乳。
权力审美往往喜欢一刀切，比如前阵子江西铅山县因为疫情防控需要，发了一个公告“从10月30日起江西铅山县红绿灯统一调整至红灯，……30日21时后，闯红灯的车辆一律按照违章进行处罚。”看起来是在执行交通法，但没给群众活法。类似做法的还有黑龙江黑河市，“鉴于黑河市爱辉区本轮疫情形势较为严峻复杂，为进一步严格管控措施，从即日起，黑河市户籍居民的龙江健康码将统一变更为“黄码”，待本轮疫情形势稳定后统一重新赋码。”这两种不美的行政行为，看上去是懒政，实际上是无能的表现，这种无能也促成了中国首个“红灯区”的成立，以及首个全民“涉黄区”的建立。
权力是无所不能的，权力审美也就无所不能，前阵子跟朋友聊起一些“劣迹艺人”音乐作品被下架的事，我们觉得那种没有歌词没有标题的纯音乐，应该不会有什么被下架的风险，毕竟你很难从字面读到或者引申出不符合法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东西。后来才发现我们太年轻了，1970年代的时候，江青同志就批示过要大力批判“资产阶级无标题音乐泛滥”，那时全国的报纸上有成百上千篇批判无标题音乐和西方古典音乐的文章，而我们刚才那种侥幸思想是被重点批判的。1973年，文汇报发表文章《老谱袭用旧调重弹》，“……言下之意，是说世上存在着一种超时代、超社会、超阶级的音乐，还存在着一种超时代、超社会、超阶级的情绪。人们不禁要问：“难道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这类音乐竟然不适用了吗？！……”文章结论是：“他们竭力抽去文艺和音乐的时代性、社会性、阶级性，正是企图从文艺领域打开窗口，让资产阶级文艺来毒化空气，从而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条件。”作者应该也是听过莫扎特的人，不过他把莫扎特定义为“资产阶级作曲家”，也承认他的作品具有迷惑性的明朗和健康的情调，他说“我们无产阶级却清楚地知道，这种情调和《白毛女》第七场“太阳出来了”的大合唱洋溢着的开朗、奔放的情感，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
瑞士作家迪伦马特享誉世界的剧作《老妇还乡》里有这么一句“这个世界曾经把我变成一个娼妓，现在我要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妓院。”，从审美角度来讲，这是群众审美在控诉权力审美，群众深受权力审美之害，但却时常有着成为权力审美之心，就像人们对夜总会门口劳斯莱斯和贾府门口石狮子的指指点点，有质疑也有渴望，这是群众审美在仰望权力审美。这就是李泽厚说的“美不是物的自然属性，而是物的社会属性。”
权力审美要给群众审美留有生存空间，就像在疫情期间，固然存在“时空伴随风险”，但也要懂得欣赏“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那我们算不算相拥”的诗情画意，不能片面解读为“不利于疫情防控工作”，更不能因为是“劣迹艺人”演唱作品而一封了之，很多优秀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都难免犯一个普通群众犯的错误，更何况普通群众呢？“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