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选自《进步知识分子的死与生》
[英]大卫·埃德蒙兹 著；许振旭 译
要了解维也纳学圈的历史，就必须正视它的犹太因素。大多数成员都是犹太人或半犹太人，包括伯格曼、费格尔、弗兰克、霍利切尔、哈恩兄妹、考夫曼、纽拉特、兰德、谢希特、陶斯基和齐尔塞尔。门格尔的母亲是犹太人。波普尔和维特根斯坦是犹太血统。中心的一些重要来访者，如艾耶尔和塔斯基，也是犹太人。柏林的汉斯·赖欣巴哈是半个犹太人。其他一些人，如维克多·克拉夫特和卡尔·亨普尔，也无法忽视或避开反犹主义，因为他们有犹太妻子。
01 犹太人在维也纳
1848年革命后，犹太人获得了在维也纳居住的权利，并于1867年获得了完全的公民权，这一年，维也纳的人口普查只登记了6000名犹太人。到1936年，维也纳的犹太人口约为18万，占总人口的9%，是德语世界犹太人口最多的城市——在欧洲，只有华沙和布达佩斯两座城市定居着更多的犹太人。犹太人口最急剧的增长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但直到一战结束、奥匈帝国崩溃之时，数字都一直是上升的。
粗略来说，维也纳的犹太人可以分成两派，长袍派和领带派。“长袍犹太人”比较恪守宗教信仰，更为传统，也穷得多。他们往往是新近从奥匈帝国东部边陲过来的，特别是来自加利西亚，一个今天分跨波兰和乌克兰的地区。领带犹太人则较为富裕，更能融入维也纳的生活。许多人是一代（或两代）之前从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过来的。领带犹太人家庭崇尚德语文化，而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很可能扮演着较为边缘的角色。对他们来说，柏林比耶路撒冷更重要；他们更有可能阅读席勒而非《塔木德》，更有志于让自己的孩子进入文理中学而非犹太学校——文理中学是通往大学的大门，而大学则是通往天堂、或说中产阶级生活的道路。
学圈虽然犹太色彩如此强烈，但绝非例外。在维也纳社会生活的许多其他领域，如金融、商业、艺术和个人执业的行业中，犹太人占据着奇高的比例。到19世纪80年代，犹太人就已经占到维也纳医生和律师的一半以上。1936年，他们占全市律师的62%，报刊编辑的71%，广告主管的近100%。
但有些职业对犹太人来说要难进得多，特别是那些属于公职人员的职业。公务员这一职业几乎完全对犹太人封锁。1934年，奥地利的161000名公务员中，只有700名犹太人。
1923年，维也纳的右翼德意志学生会动议，所有犹太作家的书籍都要打上大卫之星的印记。1930年，大学校长正式企图限制犹太人的数量，但此举在被裁定违宪后失败。但犹太人要获得教职，标准还是必须比非犹太候选人高得多；连著名的犹太学者也不获晋升。
02 “现代政治性反犹主义的摇篮”
反犹主义是一只变化多端的野兽，维也纳的犹太人找不到避开它的成功策略。一旦出了问题，被指责的总是犹太人。战役失败？怪犹太人。通货膨胀？犹太人的错。憎恨现代主义？因为它起源于犹太人。维也纳作家兼哲学家奥托·魏宁格写道：“现代性的精神是犹太式的，无论你如何看待它。”所有打破禁忌、逾越传统的新事物，都让传统派感到恐惧，他们很自然地把现状的颠覆归咎于犹太人。
这里有大片的刻板印象：大发战争财的人、贪婪的资本家、诡计多端的傀儡操纵者、颠覆性的变革分子、摇尾乞怜的下属、滑腻的揩油者、淫荡的颓废者。富裕的犹太人（“有钱犹太佬”）因其权势而遭人讨厌。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墨水犹太佬”）因其影响力而被憎恶。来自东方的犹太人（“乞丐犹太佬”）因其贫穷和风俗特异而被鄙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食品和燃料都严重短缺，新涌入的难民被认为是加剧困难的罪魁祸首。在维也纳，时而有人高喊：“让犹太佬滚出去！”在维也纳以外的奥地利腹地，那里的犹太人少得多，但反犹主义却更强烈。
一个不幸的事实是，中产阶级犹太人与非犹太奥地利人一样，对新来的讲意第绪语的人也有一些鄙视。随着反犹主义越发地丑陋，一些中产犹太人开始偷偷觉得，也许东方犹太人至少要承担部分责任。
当然，偏执也不是什么新现象：在奥匈帝国时期，偏执就一直盛行。在19世纪末，主持维也纳工作的，是卡尔·吕格这位有魄力的市长。他的成就之一是利用管网为城市引来了泉水，但他还开展了心狠手辣的反犹运动，并借此提高了自己的人气。他给犹太人贴上了“杀害上帝之人”的标签，并对犹太资本家进行谩骂。一位犹太代表反对吕格的挑衅，他回答说，反犹主义会“消亡，但要等到最后一个犹太人灭亡之后”。他与个别犹太人友好地打交道，但他有一句名言：“谁是犹太人，由我来决定。”吕格深受该市一位流浪艺术家阿道夫·希特勒的赏识，希特勒称他是“我们中间有史以来最有干才的市长”。
所以在反犹主义方面，维也纳是有案底的。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如果说世界上有哪座城市可以称得上是现代政治性反犹主义的摇篮，那就是维也纳。”
不过，在帝国崩溃之前，至少维也纳的犹太人觉得自己是众多犹太人中的少数，他们这种政治、文化和宗教忠诚的混合形式可以愉快地共存。奥匈帝国的犹太人大多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作展示自己爱国主义的机会来拥抱。
战后的奥地利散发出了更褊狭、更天主教化、更不世界化的气息，对犹太人来说不是舒适的居处了。但事情还没有绝望到让他们感到移民的迫切性。大多数人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有同样的感受，他在1918年停战日写道，他将继续留在维也纳，尽管帝国已经消失：“我将行尸走肉般地继续活下去，并硬使自己相信，这就是全部。”尽管如此，犹太人已经感到自己是显眼、暴露的了。
03 犹太人的选择
面对咄咄逼人的新现实，有些奥地利犹太人的反应是加深自己的宗教虔敬，不顾基督教人口中敌对分子的蔑视、奚落和讥笑。但在更世俗的人中，有几种反应。少数人转向了犹太复国主义，创立这项运动的是忒奥多·赫兹尔，一位有领袖气质的维也纳记者，他认为在国内追求公民平权是无望的，坚信只有在犹太人的国家里，犹太人才能摆脱反犹主义。另一些人不愿意接受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计划，但却拥有犹太文化身份认同，这些人甚至可以说在避不可避的反犹主义獠牙前变得更加显眼。
弗洛伊德和阿图尔·施尼茨勒都属于后一类人。弗洛伊德是一个公开的无神论者，但仍自认为是犹太人，并收集犹太人的笑话和轶事。施尼茨勒同样对自己的犹太身份有着深深的感触，但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恪守犹太习俗。
但是，在犹太人身份的多维分类中，还有另一类人：同化主义者 （assimilationist）。同化主义者希望融入更广阔的文化，并愿意——有时甚至热衷于——放弃自己的犹太联系和身份。与学圈有关的犹太人物大都属于这一群体。
一些人甚至改宗了基督教。事实上，欧洲没有哪座主要城市像维也纳这样有如此高的改宗率，尽管改宗依然很少发生。改宗者包括古斯塔夫·马勒、卡尔·克劳斯和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维克多·阿德勒。波普尔的父母都改奉了路德宗，他自己也始终认为同化是解决反犹主义的一个办法。汉斯·哈恩和奥托·纽拉特都是混合婚姻家庭，他们的犹太裔父亲改宗了基督教，门格尔的母亲也是如此。门格尔从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
在摆脱与旧宗教联系的过程中，被同化的犹太人接纳的是一种新宗教：教育。对学习的痴迷将许多犹太人推上了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奥托·纽拉特的父亲，政治经济学家威廉·纽拉特，自食其力地完成了学业，还自学了拉丁文。他的私人图书馆藏书达13000卷。卡尔·波普尔也得益于在一个拥有大型图书馆的家庭中长大。
半自由的条件，可能是犹太成就的完美孵化器。犹太人可以自由地学习，但许多通往社会地位的途径是对他们封闭的。要想有所表现，他们就必须超常表现。
尽管如此，犹太因素在多大程度上是20世纪前30年维也纳思想文化繁荣的核心，仍是历史学家之间的争议话题。诚然，犹太人在文化和知识精英中的比例极高，但同样也有许多著名的非犹太人，包括奥地利最重要的三位艺术家：克里姆特、希勒和柯克什卡。“犹太维也纳”这种说法曾让生于维也纳的艺术史家恩斯特·贡布里希心烦意乱。他抱怨说，对于那个时代的维也纳艺术家，“调查他们中有没有谁是犹太人或有犹太血统，太有违常理了，我宁愿把这样的调查留给盖世太保去做”。
04 被同化的犹太人
在维也纳，只要有犹太出身，那么无论是已然改宗，还是有强烈的犹太身份认同，你都很可能和其他犹太人住在同一个街区，从事在犹太人中常见的职业，最关键的是还会和其他犹太人交往。
事实上，维也纳可以说是欧洲最具种族意识的城市。在文化上随处可见的一个观念是本质主义，即种族不仅与身体，而且与心理特征有关。
在21世纪，研究者们提出，隐性偏见，即无意识的偏见，是一种强大而恶毒的力量。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偏见似乎也像影响主体人群那样影响着少数群体。因此，有证据表明，美国的非裔美国人与白人一样，对其他非裔美国人怀有同样的偏见。凡空气中飘着偏见的地方，每个人都会多少吸入一些，连受害者自己也是如此。
因此，一些学圈成员、甚至一些犹太成员，其对犹太人所持的态度，在今天说出来的话是会让我们不舒服的，但对此我们不必过于惊讶。美国心理学家大卫·巴坎曾这样描写古斯塔夫·伯格曼：
伯格曼是一个被纳粹深深伤害了灵魂的难民。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但伯格曼的伤是我见过最重的。他已经变得非常反犹。他宣布放弃犹太身份。有人告诉我，如果有人给他寄一张犹太新年贺卡，他会把它寄回去。他的观点是，要防止犹太人重蹈历史上各种迫害的覆辙，唯一的办法就是无情地同化。这意味着，任何犹太人都不应该和犹太人结婚。
维也纳有很多犹太人，尤其是被同化的中产阶级，对自己的民族出身持有十分暧昧的态度。也许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奥托·魏宁格，他写了厌女和反犹的《性与性格》。魏宁格认为人类性格中有男性面向和女性面向，女性部分联系着本能，男性部分则关乎创造力和智慧。犹太人本质上是女性化的。“女人和犹太人都是皮条客，他们的目标都是让男人感到内疚。在所有时代中，我们的时代不仅最为犹太化，也最为女性化。”此类内容还有很多。维也纳一半的知识分子津津乐道于这些无耻谰言，其中许多人还把《性与性格》看作一部光彩夺目的作品。
1903年10月3日，魏宁格在贝多芬去世的那栋楼里租了一间房；这不是巧合，因为他沉迷于思索天才的本质。当晚，就在这间房里，他用手枪将子弹射入了自己的胸膛。年仅23岁的他在第二天就去世了。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他改宗了基督教。参加他葬礼的有卡尔·克劳斯，他也是一个有反犹倾向的改宗者。
维特根斯坦也对犹太人持有本质主义的看法。维特根斯坦家族是一个不寻常的例子：家族的犹太身份埋藏了至少两代之久，也几乎没有影响到他的成长。即便如此，他后来还是开始质疑自己是否刻意掩盖了自己的出身。
卡尔·波普尔则难能可贵：他从未认真对待这些可笑的种族主张。但他对自己的犹太血统也保有一种十分暧昧的态度。他的父母也许生来就是犹太人，但根据他出生时所登记的宗教，他不是犹太人。作为一个无神论者，他一直讨厌被归为犹太人。在他退休的那一年，《犹太年鉴》（Jewish Year Book）请求将他收入其中，却得到了粗暴而严厉的回应。他憎恶种族自豪感，认为这“愚蠢且错误，即使是由种族仇恨挑起的。一切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都是邪恶的，犹太民族主义也不例外”。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哲学家，后因躲避纳粹，先后迁居新西兰、英国。
纵观波普尔的一生，他始终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也认为人应该把自己看作世界公民。然而波普尔似乎也吞下了一定剂量的维也纳毒药。他可能认为所有的民族主义都应该反对，但尤为不能容忍的一种民族主义就是犹太复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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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维也纳学圈运行于其中的氛围。几乎所有与学圈有关的人，他们的生活都受到反犹主义的直接影响，还有一些人受间接的影响。虽然他们几乎不可能没有意识到无处不在的反犹主义，但他们中却没有一个预见到了事件的走向。要离开奥地利，有着各种理由，包括事业的发展，但即便在纳粹统治德国之时，对大多数人来说，生命可能受到威胁的想法依然看似荒谬。
纽拉特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因为他积极参与政治；但其他人仍然受着积极看待事态发展的诱惑，就比如弗洛伊德。1933年，当听说自己的书在柏林被付之一炬时，他说：“在中世纪，他们会烧死我本人；如今，他们烧我的书就满意了。”
然而，我们都知道，事实远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