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泡桐
发表日期：2023.1.10
讲述者：P，心理咨询师，驻点在某隔离酒店工作3个月余。
我的工作是：筛查心理疾病，预防意外发生
我当初找到这份工作的时候，招聘信息里写的岗位名称是“隔离酒店心理咨询师”；但来了之后发现，我每天的工作和心理咨询其实没有很大关系，主要还是筛查心理疾病和预防意外发生。
对于被送来隔离酒店的人，我们需要评估其在入住前有没有精神病史、自杀自伤史等。如果有的话，就需要特别关注一下TA的动态，比如看看TA最近一周精神状态、情绪、服药情况如何，有没有发病的可能性，以及隔离的环境会不会让TA觉得太焦虑等等。如果TA们来得匆忙没有带药，我们会去与相应的医生沟通开药。
隔离酒店确实是有一些让人应激的状况。我们酒店组的阿姨在送餐时会拿一个小锤子敲门，那个锤子前端是一块橡胶，敲起门来就会梆梆梆特别大声。之前我跟隔离人员做心理评估，打了五六十个人的电话，大概有十个人投诉说敲门声太吓人，早上是被惊醒的。普通人都会被吓到，对于有焦虑症或双相精神障碍的隔离人员来说更可能是应激源了。
还有一次，我穿着防护服去查房，例行看望有心理风险的隔离人员。到了房门前，我先看了一眼手机消息，一时没有出声，结果里面的住客正好开门丢垃圾。看到我在门口，对方吓了一大跳，整个身子往后缩同时大叫了一声。我赶紧道歉，说明我是来查房的——本来突然有人一声不吭在门口就很吓人了，看到穿着防护服的我站在那里，还可能会误以为自己转阳了而更加恐慌。
之前也是有发生过紧急情况的。曾有患精神分裂的隔离人员从阳台攀出房间、爬上了楼顶！但这样的危险状况就不是我们能介入的了，大部分时候会派安保人员来处理，领导们也会密切关注着。
我对这份工作的理解是，它提供一定的福祉保障，为心理状态不佳的隔离人员解决困难、尽可能避免其在这段时间内遭遇创伤。但是，在这片土地上，这一意义更多体现为“维持各项制度稳定运行”的目标。我想起之前某精神专科医院的医师开展培训，说哪些患者是高风险、哪些是低风险；医生、社区、警察形成的网络会怎样管理这些人云云。如果人被叙述成了“需要管理的风险”，而不是有能动性的生命，何谈去帮助和关怀呢？
从服务隔离人员的工作者成为隔离人员，就在一瞬间
每个隔离酒店会根据居住情况分为高风险区（隔离人员+接触隔离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区和居住区）和低风险区（不接触隔离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区和居住区），我们分别叫“红区”和“绿区”。在绿区的人就比我们自由很多，可以每天回家；但是在红区，我们需要轮值上班，上班期间是在酒店里完全封闭的状态。在轮休之前，还得先在酒店里隔离一段时间才能出去。
所以这个逻辑就是：你在红区待过了（哪怕你是来上班的），你就是有风险的人员；需要经过和其他隔离人员一样的隔离期才能进入社会面。那时候的隔离生活就也和他们早上做核酸、领盒饭的流程是一样的。从服务隔离人员的工作者成为隔离人员，就在一瞬间。
但有意思的是，自防疫政策放开后，我们从轮休前需要隔离、变成了返岗前需要隔离。此前是从“高风险的红区”进入“低风险的社会面”，但现在政策放开后，阳性病例激增的社会面反而是高风险的了。
我这几天轮休结束了，要去另一个隔离酒店住。我跟其他同行朋友说了之后，听到了一个令我震惊的词。 TA说TA也是，在外面轮休完，回去上班之前要先去规定的隔离酒店“净化”。这是什么说法？ ！我实实在在地被这个词给吓到了。
隔离酒店的工作人员有很多小组分工，大概有安保组、后勤组、转运组、医务组、酒店组，他们保障了隔离点医疗检测、生活服务的运转。也有街道层面的一些书记、委员、科长都会派到我们这边来作为驻点干部，但不会和我们接触，他们派驻在低风险区，我在高风险区工作，所以也不太清楚他们具体在做什么，可能就是天天开会、战略部署吧（笑）。出现阳性病例的话，他们就需要上报、监督等等。有些特殊情况可能需要关注，比如有的人情绪很不好，或者有的隔离人员非要在隔离点抽烟，我们又是不给抽烟的，人就会在那“闹事”。这样的事情领导就会跟进一下，不然出了事儿还是得TA负责。
我也听说，有隔离点收到了在逃的犯人。有人被带过来隔离，一筛查信息，发现是犯罪人员，驻点的公安人员就直接抓走了TA，连隔离都不隔离了。所以按这个逻辑的话，关在这里的人们是不是原本也没有必要隔离呢？
政策变化之后（编者注：指2022年12月7日中国国务院发布针对疫情的“新十条”），因为我们是接本土的隔离人员，就慢慢地不收人了。现在隔离楼层住着的只有阳性的工作人员，原本的隔离人员都已经解除隔离了。
我从别的酒店工作人员那里听说，有份文件上写着我们隔离点的名字，说要撤点，但这份文件又没有发到我们手上。所以有人说一时半会儿也撤不掉。传来的消息一天变一个样。
在“临时的隔离点”，做“外包的志愿者”
我之前在社区担任派遣性质的心理咨询师，但是岗位属性比在隔离点要模糊得多。我可能是一个调解员，也可能是一个社工，很少时候是一个纯粹的心理咨询师。我会被叫去派出所“处理案件”，需要去别人家里走访，需要面向社区居民开展活动，需要出去发传单，需要协助其他同事……偶尔的偶尔才会接个案咨询。今年我也有参与社区核酸点的协助工作、接听防疫热线等等，需要回答来自市民关于防疫的五花八门的问题。当然这一情况在不同的社区会有所不同，有些咨询师可以专注在咨询和讲座服务上。这主要看你的领导究竟能不能认识到很重要的一点：心理咨询师是一个专业岗位，而非什么差事都做的万金油。
在隔离点就不同，每天要做的事情很明确。工作内容包括跟隔离人员电话联系、查房等等，很刚性，但做完这些之后就可以自己安排时间。
隔离酒店的项目是由政府外包给社工机构，再由机构招人的。我们跟机构签的是“志愿者协议”——不是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我们的工资也不能叫工资，是“志愿者补贴”。协议把他们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比如你因为工作的原因感染了新冠，这跟他们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或者跟工资有关的劳资纠纷，这些东西也不受劳动法保护。这些就白纸黑字地写在上面。也有朋友和我说这种协议在法律上是无效的，但是我又能真的去告TA们吗？
但这又比我之前在社区的时候好多了，那时候（跟我签协议的机构）还会拖工资；在隔离酒店，工资每月会准时到账。我这个机构平时做事做得还可以，会有定期的督导，也会有节假日补贴的款项，每个月发一点慰问的东西。所以协议上虽然写了那些话，但他们这边也不会主动引发什么纠纷，就是这个机构既有良心又没有良心——它先把责任抛干净了，但又不会让你工作得太不愉快、遭遇不公平。
这些机构是招标竞标过来的，所以经常会换；我们个人可以不离职，下一次政府招了别的社工组织负责这个项目，那么直接跟新的机构签协议就行。咨询师本人并不是跟着社工组织走的。
所以有些咨询师就会在某个隔离点驻扎了特别久，这已经成了TA们长期的稳定生活。还有些人来自外地，就算轮休也没有其他住所可以住，可能就会一直住在隔离酒店里。说起来隔离点是“临时”的，但它又确实成为了许多人的“常态”。
日常还有无数个像主任这样的角色在盯着我
我在十一月有比较密切地关注全国抗议行动。当时感到热血澎湃，吃惊于原来在国内也可以这样做。但我同时也很担心大家的安全，因为听说那天晚上有出动武警，街上有很多警察。我也会想到当年的那个事（编者注：六四天安门事件）。我之前在国外交换的时候，在油管上看到了关于“那个”的视频。当时还跟我的室友讨论了一下，觉得它很不人道、很恐怖，是一个被不择手段捂嘴的事。
对于走上街头这件事，我很高兴看到朋友圈里还有人在行动，比如举牌、举白纸，说自己有被请去喝茶但现在已经出来了。 TA们好像在提醒我：我的良知不能泯灭。我会愿意传播、声援，也会想叮嘱大家在路上注意安全，也要提防街上遇到那种咸猪手男。
但我仍然对人挤人这样的场面感到害怕。首先是害怕发生踩踏的危险——当时梨泰院的事件发生不久，国内某城市也有做核酸发生的踩踏事故。其次，我本能觉得它有很多不可控因素，可能没有很好的组织性纪律性——好讽刺啊，我竟然在一个“反抗大爹”的行动里寻找组织性、纪律性。
我没有去和行动者朋友们开启对话，总觉得好像只有我也参与到行动中、也成为一个行动者、拥有一些经验之后，好像才能真正和他们对话。
行动者，在身体和政治上要面临的危险都太大了。我大概已经有所退缩、变懦弱了。我想要更安全地做这些事情，但这要做的事情就不是一个安全的事。这两天，很多人的微信号因为转发了被抓捕者的声援，就被关小黑屋封禁了两天；如果是我的微信号出了事，失去和微信列表的联系，我的工作就会因此产生断联，也可能被追问“你怎么突然微信就封了？”我会不知道如何作答。或者哪天情绪上头没有将朋友圈分组、分组不合适就发了，被同事看到之后举报怎么办？我感到无比挣扎，很多时候停在编辑朋友圈的页面就不动了。
很痛苦。我自己也有寻找心理咨询师。和我的咨询师聊起来就会狂哭。我能逐步体会到，我那些退缩的、懦弱的感觉，和我现在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被禁锢一隅的空间、严格的出入管理制度、命令式的工作规定、自由度更低的工作内容，以及看似灵活、实则被工作群消息占满的时间。比起在社区工作时，这些疫情时代之下的限制感，在隔离点里被放大了许多倍。在这里，我时常感到无能为力。
我很明显感到我的保守转向。在大学的时候，我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觉得“这有什么不能说？凭什么不能说？”以前在学校里办性少数平权相关的活动，会面临来自体制的压力——某个主任说不给办你就不能办了——那我们出来办不就好了！到了现在，我觉得这个主任虽然已经不在我的生活中了，但日常还有无数个像主任这样的角色在盯着我。
我之后希望搞两个微信号，一个就用来发更想发的东西，在言论上争取一些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的自由。但行动上——能做些什么呢？我会想改变，但我也很明显感到进入社会之后受到的规训，我如果更多地参与社会行动，那我的岗位很可能是会被动摇的；在这种平衡之下，我还是选择了对自己更有利的位置。
我不得不同时作为受害者和施害者
这样下来，我对这份工作有强烈的不齿。我觉得我很显然成为了一个叛徒，现在跑进了这样一个体制里面，有时候也不知道究竟是在助人，还是在助纣为虐。
之前有一个隔离的女孩是双相患者，跟我们说她受不了自己一个人住、被关在只有一个人的房间里。我跟她打电话安慰了很长时间，也表示我会尽力帮助她、会给她链接种种资源，再尽量给她一些情绪上的安抚。通话结束后，我正在整理她的情况和诉求准备跟其他小组沟通，她又回拨给我，说她好多了，谢谢我的帮助。后面我们也有一直跟她对接她需要吃的药，会安排人定时定量送上去，这个女孩儿就非常感谢我们。
她说：“我觉得隔离点都是很可怕的地方，很复杂、不讲情面；但你们这样让我感受到了温暖。”
——然后她就开始感谢国家、政府、还有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最后还写了封感谢信给隔离点。这个发展方向是我完全不想看到的，我确实帮助了一个人，但我是代表国家机器，在权力末端传递了这样的善意，给了一份安慰剂。这个女孩把我视为制度或官方的一部分，通过和我具体的互动对体制产生了信任，但对于我来说，我并不信任我背后的这个体制。
而且相反，我在这里工作，有时候恰恰是抱着这个制度实在太糟糕了的想法：我不能将这种糟糕延续到人们身上，我想做点什么来改善大家在这种大环境里的体验。但这是我个人的善，而非体制的；我却因为处于体制里，而成为了其中一个微缩的代表，令别人把我的善泛化到了制度身上，进而愿意去服从这样一个“善”的制度。于是，我忍不住想：我是不是在帮助这个制度运转下去？
我似乎在被强奸，同时也在强奸别人。被权力控制的痛苦因此会变得说不出口，我不是“完美的受害者”。
“维稳”一年，我似乎也变得止步不前
疫情期间，网络平台上的心理求助增长量是很大的。这些平台做得很综合，可能提供在线提问、热线、倾听陪伴、心理咨询等等资源，也会及时科普一些心理防护指南。我觉得这是大众认识和应对心理状况很好的途径，对于心理咨询进入大众视野、去污名化也很有帮助。但是网络咨询迅猛的发展，也让我觉得有些许不安。心理咨询工作是有门槛的，这是一个私密的、具有保密原则的工作。如果工作者不专业，甚至违背伦理；寻求咨询的人感到了不适，就是更难向外界表达和曝光的。当下的心理服务需求暴涨，如果网络咨询师的入驻没有明确的门槛和监督，那是很糟的结果。
就心理咨询本身来说，它仍然是很重要的面对自己的方式。我觉得，如果我没有接受心理咨询，那种难受的感觉会一直存在，但是可能被我内化、合理化，或者让它模糊下去。这种不适不会很强烈，但会让我抑郁，没有足够的干劲去生活。做了心理咨询之后，痛苦会加倍，但意识会变得清楚：我清晰地知道是什么东西让我不舒服、我到底有多不舒服。我觉得意识到这些的时候，我的确定感增加了，这会让我好受一些。
今年我在社区做了七个月、在隔离酒店做了四个月，工作内容基本都是在维稳，没有什么发挥创造力的空间。从大环境的社会、物理空间和心理层面来看，我都感觉到了很多制约和禁锢，这些都让我变得更加瑟缩。
当初我找心理咨询师做咨询是希望了解，为什么我很难踏出这个阻滞我的空间，很难迈进商业化运作的组织。
我目前的工作岗位应该也快要消失了吧，我需要重新考虑职业发展。如今又要重新面对是否迈进、如何迈进残酷的商业世界的问题了。
今年是我行动特别缓慢的一年，我感觉自己几乎没有什么成长。关于我的咨询流派，我一直说自己是人本主义流派的。去年了解到了女性主义疗法，一直想学习更多，但是却搁置了。这和我今年一整年的状态有关系。但我仍然对女性主义流派是有向往的。目前，我找了一位女性主义流派的督导师，希望能缓慢但持续地在我的心理咨询师道路上前进。 （讲述者注：督导师是具有督导资格的资深咨询师，带领受督咨询师成长，提供专业上的监督和辅导）
只是要说对明年有什么期待……说实话，我已经不敢去期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