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居留权的数字居民，除了美好的愿景，究竟有什么实际的用途？」
特约撰稿人周悠游
100欧元不是一笔小钱，但如果这笔钱可以买到一个欧洲国家的居民身份，又似乎太便宜了。
从2014年底到2022年9月，全世界一共有9万多人决定投资这100欧元，“买”到了来自波罗的海小国——爱沙尼亚的一张蓝色芯片身份卡。这张卡片上印著爱沙尼亚的国旗，颁发机构是爱沙尼亚政府，上面写著“数字身份证”（Digital Identity Card），并注明“仅供线上使用”（Electronic Use Only）。
100欧元换来的身份叫做“爱沙尼亚数字居民”（e-Residency of Estonia）。它不是真的居民身份，持有者没有爱沙尼亚居留权，也无法豁免签证，但持卡人通过这张卡片，可以远程接驳爱沙尼亚的政府和工商网络，享有开设银行帐户、组建公司、金融支付等和爱沙尼亚居民基本等同的服务。9万多个数字居民中，有4,600多名中国大陆护照持有者和94名香港护照持有者——对爱沙尼亚而言，中国是排在俄罗斯、乌克兰、德国和芬兰之后的第五大数字居民输入国，也是排名第一的非欧洲国家。
在社交软件电报（Telegram）和微信（WeChat）上能找到多个使用简体中文交流的爱沙尼亚数字居民群。有人询问成为数字居民的实际用处，有人答，“办了就是斗气”，“精神移民，反正钱不多”。
大部分来自中国的数字居民都没有住在爱沙尼亚，甚至从未踏足过这个东临俄罗斯、与芬兰和瑞典隔海相望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现欧盟成员国。根据项目的官方统计，每100个数字居民，有24个会注册爱沙尼亚公司；而每100个中国籍的数字居民，只有8个会采取行动。
三年前，1997年出生的中国公民刘晓晨提交申请，成为爱沙尼亚的一名数字居民。他远程在欧洲的网络银行Wise上开户，办理了借记卡——用途很朴素，“境外旅游可以刷”。这是数字居民身份目前对他来说最大的用处。
2022年3月，住在上海的刘晓晨听到可能要封城的传言，他将自己的猫托给朋友寄养，“从上海逃出来”，先后去了新加坡和泰国曼谷短居。春天的封城给了他现实的一击，他说自己被2021年在上海短期的舒适生活蒙蔽了双眼，没有看到体制对国家发展的长期限制，“是要走下坡路的”。
刘晓晨一边说自己对国内政策的失望——防疫只是一个表象——“不想做中国人了”，另一边又说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只想搞钱”。我们聊天时，他正住在曼谷的一家三星酒店，付著一个月六千多人民币的房费，酒店“包网、包打扫、包健身房，还送每天两瓶水”。他活跃在比特币圈，是一个去中心化NFT游戏社区和软件的创始人，每天的生活被工作和健身占满，从早上8点的第一个会开始，为赚钱忙碌。
但数字游民也要面对签证到期的那天。不回到中国，就没有办法办理申根签证。“数字居民”不提供居留权，他没法去爱沙尼亚。他正在著手申请新加坡的永居身份。他说想要搬去一个他可以有选择权的地方生活，“想过数字游民的生活就过数字游民的生活；不想，也可以住著。”
打破“国别的边界”的愿景爱沙尼亚“数字居民”的项目地址在首都塔林城中一家旧工厂改建的商务楼二层。办公室保留著厂房粗糙斑驳的内墙和排水管，蓝色霓虹灯管拼出的“e-Residency”字样被固定在墙上。开放的办公区域，是整排的宽频显示器和站立式办公桌。
项目在2014年建立的初衷，源于政府急需解决的一个实际问题：爱沙尼亚的通讯、银行等基础服务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北欧企业提供的，政府想要为这些境外企业家、投资人在爱沙尼亚设立分公司，降低合作的运营成本。“数字居民”便可以让这些人在爱沙尼亚拥有政府背书的身份认证，以简单的程序设立爱沙尼亚企业，顺利地接入政府服务。
然而项目推出没有多久，就收到了出乎意料的热烈回应。除了已有的境外投资人，有更多人想成为数字居民，项目网站在推出首月就被流量冲垮。时任爱沙尼亚总统的Toomas Hendrik Ilves联合三位项目创始人，决定像运营初创企业一样来运营这个项目，招揽更多的“客户”来加入。创始人之一Kaspar Korjus在2016年的Ted演讲中向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说，爱沙尼亚的数字居民项目给出了一个“可以不受国籍、地域所限制，成为全球公民”的可能性。
因为在英文媒体做记者的缘故，我在2018年了解到爱沙尼亚的“数字居民”项目。作为去国离乡群体中的一员，每一次穿越国境线，在机场、公路被边检质询的时候，我都能感受到，这个日常生活中不存在、被建构的“国别的边界”，变得如此具体。“数字居民”项目所提供的那种可能的未来深深吸引了我：在理想的世界秩序中，“国别的边界”不再是主权国家的统治工具， “公民身份”（citizenship）将是可交易的、流动的、依靠技术的、以及享有共同愿景的。
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一时间，世界静止了，人们无法进行旅行和迁移。被各个国家断航、封关政策影响的别国公⺠尚可以通过游说政府实现亲人团聚、迁徙和商务往来的可能，中国护照持有者则完全没有这样的途径。在经济快速增⻓的背景下，拥有中国国籍不仅没有让个体享受到和世界连结的便捷，反而处处受限。
每日居家办公，“数字居民”的网页在我的浏览器中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打开网站，一幅全球地图在蓝色的背景上浮现，“今天就加入我们！”——申请的入口在网站首页就有四个。每当我忍不住点入，都无法下决心填写申请表：没有居留权的数字居民，除了美好的愿景，究竟有什么实际的用途？
两年之后的秋天，我飞越大西洋，跨过波罗的海，来到了“数字居民”项目的诞生地，想看看这个跨越国别边界的愿景，在现实中是个什么模样。
这个像初创公司般运营的政府部门，把目标用户画像贴在办公室的墙上：住在西班牙的自由职业者，被政府手续所累的德国创业者，在脱欧后仍需维持欧盟商务联系的英国商人——这些人不一定会来到爱沙尼亚，但因为有实际的需求推动，他们有可能注册一家爱沙尼亚公司，可以为这个国家带来不菲的财政收入。
虽然全球有许多颇具吸引力的从商环境，但在爱沙尼亚，只要有数字居民的身份，不需要当地员工，就可以注册一个完全远程的公司，每年的维护费一两百欧起步——这比在香港、新加坡或者开曼群岛开设离岸公司要容易许多。虽然爱沙尼亚的税收并不低，但一个欧盟商业主体身份，对许多数字居民颇具吸引力。如今注册在爱沙尼亚的公司，有三成是数字居民创立的；2022年上半年，由数字居民创建的公司为政府提供了2,400万欧元的税收。项目的对外关系负责人Katrin Vaga对我说，“我们想要普及创业这件事。在这里开公司很容易，很便宜，很快，还可以远程操作。”
在少数拿著数字居民卡开公司的中国公民中，有人在深圳的Rubin。他运营著一家澳大利亚数字货币交易公司，做资产出入境，帮助客户完成数字资产和法币（指由各国央行发布的流通货币）之间的转换。2020年成为“数字居民”后，他注册了爱沙尼亚公司，将其作为澳大利亚公司在欧盟区的商业主体——“通过爱沙尼亚的公司，我把你的数字货币收过来，把欧元打给你。”
中文网站“爱沙尼亚电子居民社区”的创始人Marwel对我说，在他运营的大约有130人的网站衍生华人电报（Telegram）群里，相当一部分人希望通过申请“数字居民”获得一个境外身份，开设不受限的银行帐户，进行金融交易；另一些人希望开拓海外业务，与世界接轨，比如在爱沙尼亚开设公司。这是两个最常见的理由。
而对三十二岁的陈骏成来说，这张来自爱沙尼亚的蓝色芯片卡不仅帮助他开设了境外公司，更为他找到了出走的方向。
在区块链行业工作近十年的陈骏成如今生活在深圳。2017年比特币市值大幅跃升的时候，他尝到了快钱的甜头。但自那之后，中国大陆对数字货币监管加强，国内交易所纷纷关停或出走其他国家，陈骏成也萌生了离开的念头。他通过币圈的朋友了解到“数字居民”项目，决定申请。2022年5月的一天，他从深圳当日往返北京——这是爱沙尼亚在中国大陆唯一的使馆所在地，取回了他的数字居民身份卡，而北京，因为发现了新的新冠感染者，在他离开的“第二天就封了”。
2022年春天，韩国的稳定币Luna币崩盘，加剧了陈骏成的焦虑感，他迫切需要为自己的区块链公司找到一个境外主体。“美国监管严格，新加坡只会越来越严，而爱沙尼亚在欧盟经济体内，对Web3创业友好，”他立刻拿著数字居民卡注册了爱沙尼亚的公司。这是一个10人左右的团队，全部远程办公，做用以黄金为基准的标币进行结算的交易系统。
陈骏成了解到爱沙尼亚为初创企业设立的创业家签证 (startup visa)：如果企业被爱沙尼亚政府认为合规且有创新性，他可以获得一张短期的居留签证，在欧盟国家通行。他已著手申请，如果通过，他可以去爱沙尼亚居留五年。
陈骏成把出走类比为做金融产品仓外的风险把控，为了不被“爆仓”，这是一个“必须、不得不考虑”的事情。“我是坚持要往外走的，如果你（在中国）国内没有背景，一旦倒退回计划经济，就非常被动。我们这么多年在行业里沉淀的经验，在国内完全没有发挥空间。”
出生在武汉的陈骏成没有长时间在海外生活过。2019年他本想通过技术移民去澳大利亚定居，但疫情爆发，他改变了计划回到老家。经历了中国对数字货币的管控和长达三年的疫情管制之后，我问起他向往的生活，他答：“起码来说，能够和世界对话吧。”
自由意志主义者耸耸肩在塔林的“数字居民”办公室里，我拿到了一份统计数据。中国公民加入“数字居民”项目有过三次高峰阶段；每一次高峰，都与中国大陆政府对数字货币的打击有关。
2017年9月之前，中国大陆可谓数字货币在全球扩张的温床——全球大约九成的比特币交易在大陆发生，近半数的比特币由位于中国的矿场挖出。情况在政府禁令发布后发生改变。2017年9月4日，中国政府多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宣布把ICO（首次公开售币）定义为非法金融活动，禁止通过数字货币进行的融资活动，并要求进行中的项目停止交易。“94禁令”一出，由中国人创立、全球领头的数字货币交易所——火币和OK币，宣布停止数字货币和人民币之间的所有交易。中国首家数字货币交易所、全球交易量第二的BTC China，关停了所有在中国境内的交易。
2017年又是比特币市值大幅跃升的一年，不受政府监管的数字货币交易，导致大量人民币通过交易所流到境外。《金融时报》的分析文章说，“大陆政策上对数字货币的打击，可以看作是拥有无限权力的威权政府感受到了来自去中心化、不受中央权威限制的数字货币的威胁⋯⋯它让普通人可以不被政府监管地完成支付和投资。”
在监管加剧的情况下，爱沙尼亚“数字居民”项目在币圈流传开来。如今已经拿到“数字居民”身份卡的中国公民张弢回忆，当时币圈的一些意见领袖 （KOL） 会在群里自发推广这个项目。2018年3月，185名中国公民成为了爱沙尼亚的“数字居民”，创下中国申请者单月人数最高峰。
第二波高峰出现在2020年初。2019年末，中国大陆政府推出一系列进一步打击数字货币的信号性文件，其后疫情席卷全球，中国公民对“数字居民”的热情再次燃起。2020年，约有1.7亿元美金以数字货币的方式流出中国大陆，比前一年高出53%左右。
2021年比特币迎来新一轮牛市。当年九月，中国政府发布了更严格的限制文件，禁止所有在大陆范围内的交易和挖矿行为。在塔林的“数字居民”办公室里，数据分析师 Indrek Seppo 指著图上的曲线对我说，经历了一年多的稳定期后，2021年的最后三个月，中国申请者逐月上升，形成了第三次高峰。
比特币在中国的起伏和中国申请者的曲线，从数据上形成了清晰的联系。我问一心想要“搞钱”的刘晓晨：是因为在币圈的关系，才想要“跑路”吗？他反问我：为什么不是有了“跑路”的价值观之后，才进入了币圈呢？
十月的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已经快要入冬，黄叶凋零，厚重的云层时不时落下雨来，低头的颜色比抬头更多。在保留著中世纪建筑的塔林老城区里，我见到了“自由意志主义者学习会”（libertarian study group）的组织者缪志澄——几位数字居民都向我提到了他。缪志澄会讲多国语言，2011年因为工作搬到塔林，2016年开始挖矿，如今是一家完全远程的初创公司合伙人，为区块链企业提供电子支付系统底层协议。
缪志澄带我走过一个拱廊，上了一幢红砖白墙的小楼，来到二楼一个空旷的房间，里面只放著一张办公桌、一把工作椅和一台没有收起来的投影仪。他向我介绍，这是学习会的活动室，社团做一些税务方面的讲座，交流数字货币心得，也进行电影放映。上一次活动，他们放了基于五十年代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改编的同名电影，原著作者艾茵·兰德 （Ayn Rand）影响了这一代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们——他们信奉无政府、无税收、自由市场。小说出版的五十多年后，区块链的技术进入公共视野，许多人成为了能够取代基于金钱的资本运作体系、去中心化的交易模式的追随者，小说的价值观与他们不谋而合。
缪志澄指给我看房间的门牌，上面写著爱沙尼亚语“Vabaduse Tuba”，翻译过来是“自由房间 ”（Freedom Room），这是他为活动室起的名字。他给社团成员们印发T恤，正中是美国经济学家、自由意志主义理论家Murray Rothbard的头像。Rothbard认为，税收就是抢劫，政府就是盗贼。T恤上还印著“自由市场，反对战争”（Free Market, Anti-War） 。他也给了我一件。
2015年区块链刚流行的时候，媒体对未知充满了希冀。“经济学人”称区块链为一台创造信任的机器（Trust Machine），它让人们在没有一个中央权威机构的情况下，对互相协作建立起信心。
早在2018年，缪志澄就在公司博客上阐述过比特币和自由意志主义者之间的关系。他写道，“因为对中央系统（特别是政府）的幻灭，历史上总有一群人想要彻底改变社会运作的方式，他们被称为‘自由意志主义者’。他们是最早涉猎比特币项目的人，正因为比特币的去中心化特质，可以让他们不通过中央政府，完成相互之间的交易。这些‘科技理想主义者’ （techno-utopians）相信区块链技术可以让去中心化变成现实，最终取代中心化的组织模式。”
他接著论述：“选择去中心化，并不是为了更高效，或者更快扩张——这些在中心化的组织模式中可能更容易达到，而是为了创造一种可以改变世界运作方式的可能性。去中心化是目的，而非手段。”
开著澳大利亚公司进行数字货币交易的Rubin没有著急离开中国，因为他的业务还需要中国国内的资源，移民也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目标。但“数字居民”的身份对他有现实之外的意义，他觉得这与他个人价值观不谋而合：他相信一个“去中心化”的未来，觉得爱沙尼亚的数字化治国，会是未来主权国家的发展型态。他和我说，在大陆币圈，许多人信奉一句美国小说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s Gibson） 在蒸汽朋克的代表作《差分机》中提到的一句话：“未来已来，只是尚未流行。”
在废墟上建立起数字王国瑞典人类学家西格丽德·罗兴 (Sigrid Rausing) 在1993年到爱沙尼亚，这个两年前从前苏联统治中独立出来的新国家百废待兴，到处都是过去的痕迹和对未来不切实际的畅想，现实仿佛完全不存在。她写道：“贫穷的人们急切地希望摆脱被称为是苏联的过去，但他们只知道储存粮食，来抵御对未知的担忧，并消极地等待著未来的到来。”
三十年后迎接我的爱沙尼亚，处处是用过去与未来编制起来的现在。
仔细观察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街道，仿佛来到了未来世界。中间是车行道，行驶著对塔林居民免费的公交车，还有在特定路线进行试验的auve tech自动驾驶大巴以及Bolt电召车，和私家车共享这一车道；旁边的自行车道上，比自行车更常见的是Bolt和Juul的电动滑板车；再旁边的人行道上，除了走路的行人之外，还有一条约半米宽的窄道，给自动驾驶的快递车Starship机器人“行走”。爱沙尼亚是第一个让自动驾驶车在公共道路上合法通行、并为自动驾驶技术的测试和推广改建道路结构的国家。从auve tech, Starship, 到东欧各国随处可见的Bolt 和Juul, 这些都是爱沙尼亚的初创企业。
对爱沙尼亚人来说，数字治国、科技创新是这个国家最令人自豪的特点。自1991年独立以来，爱沙尼亚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全国范围内的数字化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两项，是普及数字身份 (digital ID)，以及推行全民数字化教育——前者为科技治国提供了技术基础，后者确保了普及率。
数字身份是一切的基础。在爱沙尼亚，孩子在出生的时候会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数字 ID 号码，他们电子医疗档案就此会和这个号码连在一起。等到十五周岁，他们可以领到一张带有照片的数字身份证（digital ID card）。2002年，爱沙尼亚政府向芬兰学习，要求每个居民都必须申请一个属于自己的数字身份。二十年后，芬兰的数字身份普及率大约在50%左右，在爱沙尼亚，99%的公民都已经拥有数字身份。
爱沙尼亚政府在独立后做的第二件大事，是全民化数字教育。1996年，后来成为总统并发起“数字居民”项目的Toomas Hendrik Ilves还是爱沙尼亚的驻美大使。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爱沙尼亚全国有一万七千个中学生，我们只需要提供一万七千台电脑，就可以让我们的毕业生们获得一项非常有用的新技能。在爱沙尼亚，并不是只有接受过精英教育的大学生才会用电脑， 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点，我们整个国家，就可以一起跃入二十一世纪。这样的爱沙尼亚，一定会今非昔比。”
他的畅想变成了现实。爱沙尼亚的教育部启动了Tiger Leap Program，靠著政府出资加全国各界人士的资助，让爱沙尼亚的每一所中小学在2000年初就配备上了电脑。1999年入学的爱沙尼亚公民Erika Piirmets发现，从小学的课堂到图书馆，电脑无处不在——这一代的爱沙尼亚年轻人，都是在网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如今 Erika Piirmets 是爱沙尼亚政府的数字转型大使，她在“数字爱沙尼亚 ”（E-Estonia）大楼的底层迎接了我。出生在1992年的她，是和爱沙尼亚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Piirmets介绍说，在数字身份推行之初，虽然因为政府发行人手一份，但使用场景却很有限，除了交税，用的人很少。直到银行和电信公司也加入进来，用数字身份证取代各自发行的银行卡或者电信卡，来验证用户信息，这才把数字身份推广开来。
如今，爱沙尼亚居民可以使用自己的数字身份号码，加上两个密码（一个私人密码，一个随机生成的密码），一站式登录包括医疗、缴税、选举投票、工资和福利信息等所有的政府部门，并且查看自己在各个政府领域产生的数据——包括医疗、税收等。
Piirmets称她用数字身份系统报税，只需要3分钟。“所有的收入信息都已经被上传和同步了，我只需要看一遍是不是有错误。”
在爱沙尼亚，不同的政府部门只能读取相对应的用户信息——比如财政部的官员不能读取公民的医疗信息。同时，爱沙尼亚居民还可以选择把自己的一部分信息对任何人都不可见——比如隐藏心理咨询史，这样哪怕家庭医生有权限读取医疗档案，也没法看到被隐藏的信息。
更重要都是，网站包含了一份“数据使用情况的纪录档案”，记录了每一次个人数据被录入或读取的详细情况：包括何时、何部门、操作人等信息。Piirmets 介绍，有行医执照的医生都有权限翻看病人医疗档案，但如果一个不为妳看病的医生因为好奇而看了你的医疗信息，会在你的数据档案上留下痕迹，一旦被举报，又无正当理由，这个医生会被吊销行医执照。
“任何行为都需要正当的理由，我们的系统是建立在这个宗旨之上的，”Piirmets说。“不仅仅公民需要用数字身份登录，公职人员也要用数字身份登录。每一个行为都会留下纪录。”
Piirmets 说，爱沙尼亚人并不信任政府，但他们可以相信技术，因为技术确保了政府可以被监督。“个人的数据的所有权在个人，政府只是存放数据的容器。我有权利知道我的数据发生了什么。这和我在脸书这样的社交媒体上一旦产生了数据，数据就属于脸书了，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有数据档案，我可以相信，政府收集我的数据是用来服务我的，而不会被用来牟利或者用来监控我。”
各个政府部门收集来的居民数据，被存储在一个名为x-road的分布式数据存储系统中，政府系统和私人公司都可以通过应用编程接口（ API ）接入系统，发出数据请求，来接触到他们请求的那部分的居民个人信息。同时，另一套开源的区块链系统在其之上，保证了每一步的操作都有迹可循，一旦数据行为被记录下来，就不可逆转、不可删除。
数字身份证是经过政府验证的个人身份认证，这对商家也很有用。在爱沙尼亚，你不需要银行卡、各种书店和电影院的会员卡、或者公共交通卡，这些卡都可以被数字身份证代替——只要你进行授权，商家可以通过数字身份证接入x-road，验证刷卡人的自然人身份。
对爱沙尼亚来说，技术治国有历史可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前苏联时期，为了杜绝各国之间的竞争，斯大林为东欧各国分配了各自的生产领域，无线电子工业和计算机产业，被分配给了爱沙尼亚。这为爱沙尼亚的塔图大学带来了苏联时期最一流的计算机科学家和充足的研究经费。爱沙尼亚的一所乡村学校在1965年成为了全苏联第一个配备计算机的学校，爱沙尼亚塔图大学的学生在八十年代创造出了后来被广泛用于苏联学校的 Juku电脑。八十年代塔图大学毕业的校友们，如今成为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企业家和投资人，他们懂得技术、发展技术，帮助独立后的政府进行数字转型。三十年来，爱沙尼亚还清了大部分国债，加入欧盟，如今是前苏联解体后独立的15个国家中，经济发展最快速、人均GDP最高的国家。爱沙尼亚曾培育了多个科技独角兽，其中包括后来卖给微软的Skype以及在伦敦交易所上市的Wise。2021年，仅Bolt就为爱沙尼亚带来了六亿欧元的投资。
“数字居民”项目给爱沙尼亚政府带来的税收回报高，投入却很低，是因为数字居民所需要的技术支持——从数据储存到数字化的政府服务——已是爱沙尼亚社会的一部分，“数字居民”项目只是把这些服务开放给世界各地的人。
“我们没有石油或者黄金，我们不像中国，有许多自然资源。我们通过数字居民项目让大家看到爱沙尼亚的这些优势。”Vaga和我说，“如果马斯克 (Elon Musk) 要考虑去哪里创建他的下一个公司，我们希望他选择爱沙尼亚。”当时，马斯克还没有收购推特。
当理想遭遇现实四年前，还在上海读研究生的张弢听闻了“数字居民”的项目，决定尝鲜。申请表上要求填写申请理由，他写的是：“非常热衷于区块链行业，希望去爱沙尼亚进行下一步发展。”申请通过了。2019年1月，张弢第一次来到北京，趁此机会玩了一圈，在颐和园滑冰，去爱沙尼亚在北京的大使馆领身份卡。“后来我因为工作又去过北京十几次，都没有那次玩得那么开心。”他回忆。
拿到身份卡之后，张弢马不停蹄地开了爱沙尼亚公司，在当地银行远程开户，很兴奋，“因为自己有一番事业要做起来了。”但这个身份和公司并没有给他带来预期中的好处。他发现，仅仅凭借一张没有照片的数字芯片卡，连在海外的数字货币交易所开户也无法做到；而爱沙尼亚在2020年后加强了对数字货币公司的准入要求，数字货币交易牌照不再容易获得，张弢在爱沙尼亚注册的公司没有派上用处。
一起创立公司的合伙人去了新加坡做 NFT 项目，张弢没有和他继续合作。“我从2017年玩到现在，也算一个‘小韭菜’。经历过这种区块链的暴涨暴跌，挺难受的，不想再赚这种暴涨暴跌的钱，”他说。
如今张弢在一家初创企业做区块链反洗钱工程师，为政府公安部门提供技术支持。在区块链圈和政府打交道，张弢非常清楚在中国做区块链的限制，他不推荐做虚拟货币项目的朋友留在国内，“我们也遇到过许多案子，项目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可能会被逮捕、扣押、判刑。”
“现在在国内做区块链，可能除了做合规、监管，其他都有很大风险。如果你能去新加坡、爱沙尼亚或者纽约申请一个实体，我觉得会比国内做这个事情好很多。”张弢说。
但是，吸纳区块链从业者并不在爱沙尼亚政府对“数字居民”的计划之中。恰恰相反，爱沙尼亚是欧盟第一个出台相关法律，对数字货币公司进行合规管制的国家。在“数字居民”项目的创始人之一 Siim Sikkut 看来，价值观没有那么可靠，真正做成一件事情，还需要很多很多钱。他认为，“数字居民”团队一直非常务实，这才是这个项目成功的原因。
Sikkut 在2022年初结束了为期五年的爱沙尼亚政府首席科技官的任期，成立了一家叫“数字国家 ”（Digital Nation）的咨询公司，帮助有需要的国家完成政府事务的数字转型。和我在塔林见面的那天，他穿著一件印有“ 进入数字爱沙尼亚（Enter e-Estonia） ”字样的套头衫。这件衣服他在许多公开场合都穿过。
“数字居民”团队很早就发现，“可以不受国籍、地域限制，成为世界公民”的愿景很难成为现实。
“我们没有办法脱离现实世界，”Sikkut 说。“数字居民”项目受到国际反洗钱法的限制，在把全球居民接入爱沙尼亚数字社会的时候，要小心不为别的主权国家增加洗钱风险。同时，国际税务和金融体系仍与个人所在的国家绑定在一起——虽然在项目刚开始的时候，Sikkut 以为这种绑定关系可能会出现松动，但结果没有。“仅仅靠爱沙尼亚，是不可能打破这个系统的。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改变项目，让它成为爱沙尼亚这个实际的国家中延伸出来的分支。”于是，2017年前后，项目团队开始调整口径，他们不再把“数字居民”社区宣传为“地球村”，而是把成为“数字居民”称作“一种接入爱沙尼亚政府服务的方式”。
更重要的是，随著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数字居民，那些仅仅是因为价值观、好奇心而来的申请者，没有给项目带来实际的收益。“那些全球主义者 (globalists) 从来就没有变成付费客户。他们被这个想法吸引来，却不会开设一家公司。”Sikkut说，“这个项目，归根结底，是一个政府的经济发展项目”——主要目标，是吸引境外投资人来爱沙尼亚注册公司，并产生税收。只有项目赚钱，才能更好地服务更多的数字居民。
项目也不考虑为数字居民提供进一步的移民路径。Sikkut认为，虽然有更多科技人才想移居爱沙尼亚是件好事，但这也偏离了项目的目的，“这由国家的移民局负责”。
Sikkut有比建立全球村更著眼于现实的愿景，他希望国际税务体系可以和所在国脱钩。“现在如果我在爱沙尼亚183天，我就要给这个国家交全年的税，那剩下的182天呢？如果税收可以根据实际工作地来收，会激励更多国家来创造适合人才流入的商业环境，吸引投资人。如今是非一即零。”
张弢不是没有想过离开中国。他申请了塔林理工大学，却没有通过面试。如今他也调整了期望，选择留下，“是想（在国内）做一些可以让区块链得到认可的事情。”自称“比特币粉丝”的张弢，也认为数字货币因为去中心化，是自由的。“我们都是通过比特币赚钱，我们当然希望比特币能够给我们的世界带来一点不同的东西，都希望未来某一天商铺能支持比特币直接线下支付，不需要兑换成法币。”
通往新身份之路根据“数字居民”项目的统计，来自中国大陆的申请者，平均年龄是34岁，比大部分其他国家的申请者更年轻。他们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起飞和从无到有建设起来的资本市场，与爱沙尼亚这个年轻的共和国的建立、成长不无相似之处。对中国政治历史曾有涉猎的Siim Sikkut援引邓小平的话：“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对吧？在爱沙尼亚我们也很认同这种实用主义。”
“不论政见，这种务实的精神，我们是一样的。”他补充。
我到爱沙尼亚的当天，是俄罗斯开始轰炸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第一天。塔林市政厅大楼被包裹在黄蓝灯光下，以表示对乌克兰对支持。俄罗斯使馆四周围著一圈铁栅栏，上面贴满了各种各样抗议或反讽俄罗斯政府的海报和涂鸦。
爱沙尼亚在历史上层经历过两次被强邻吞并：18世纪被沙皇俄国吞并，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独立；二战时被苏联吞并，在苏联政变后独立。如今，爱沙尼亚有近三成的俄罗斯裔居民，俄语也是在爱沙尼亚语之后普遍流通的语言。但与其他前苏联国家不同的是，爱沙尼亚在文化上更接近隔著波罗的海84公里之外的芬兰，爱沙尼亚语也和芬兰语较为相似。虽然在传统的地理概念上爱沙尼亚属于东欧，但民调显示，爱沙尼亚裔的国民更认同自己是北欧人。
这与许多想要逃离旧秩序的申请者不谋而合。
科技创业者、来自俄罗斯的Kirill Soloviev在申请了“数字居民”后的第五年搬到了塔林，他对我说，住在爱沙尼亚像是住在一个平行宇宙——那是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本可以成为的另一个模样。他看到的爱沙尼亚，人和人之间的“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小——普通市民容易接触到政府官员，社会关系中的不平等程度低——这和俄罗斯的官僚政府形成鲜明对比。过去的四十年，他习惯了每天在莫斯科通勤三小时的生活，一旦公司要和政府打交道，就要特别安排时间准备文件，来应对各个部门的要求，但在爱沙尼亚，“想做和做到之间基本没有障碍 ”。
Soloviev在爱沙尼亚创立的翻译软件公司有15名远程工作的员工，跨越四个时区，他是唯一一个住在爱沙尼亚的人。相比吵闹的莫斯科，他慢慢爱上了塔林安静的夜晚。“在莫斯科，妳和妳邻居的房子是紧挨著的——俄罗斯都是这样，我一点也不喜欢。在这里，相隔五米才叫邻居，我不用逼著自己去社交。”
Soloviev 在2015年春天第一次来到爱沙尼亚，是为了到塔林领取“数字居民”身份卡。那时还是项目开始的初期，申请者必须亲自到爱沙尼亚领取卡片。他回忆，四月的塔林，刚刚从一个漫长的冬天中醒来，红瓦白墙的老城开著鲜花，像是从油画中走出来。
“就像是从毛毛虫变成了蝴蝶。”Soloviev告诉我。“在2015年的时候，我没法看清楚还在茧里的自己，拿到这张蓝色芯片卡是一切的开始。在茧里的我，彻底改变了自己。”那之后的每一天，他都在向新身份靠近：从搬到塔林，不再做俄罗斯纳税人，到如今公开反对战争。
2022年10月，俄乌战争白热化的当口，他接受了爱沙尼亚媒体的采访，呼吁那些在爱沙尼亚的俄罗斯裔人放弃对俄罗斯的支持，加入爱沙尼亚籍。“那是真正的我，不被护照颜色掩盖的我。”
想要离开过去的，还有来自台湾的科技创业者杨敬文。2016年，他和太太林恩洁在台北一起申请了“数字居民”。来年三月，他们都获得了批准，林恩洁成为了第一位来自台湾的女性数字居民。
杨敬文早想离开台湾。一方面是台湾的经济自2010年左右增速变缓，不利于初创公司发展；但更重要的是，台湾的政治让他看不到未来。“（台湾人）不喜欢国旗也不喜欢国歌，但也不改，宪法间接说中国是台湾的一部分，现实是台湾（可能）要变成中国的一部分，”他说，“如果你聪明一点，就会感到悲哀，那悲哀改变不了，就会想逃避。”
成为数字居民后，他和合伙人从台湾设立了在爱沙尼亚的远程公司，由此体验到爱沙尼亚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友善的创业环境，和他接触过的“官僚”的台湾政府很不同；接著，他们一起到爱沙尼亚短途旅行，这里从食物、物价到空气，都令他感到舒服；再后来，2017年的秋天，他和太太带著刚出生半年的儿子和他们的马尔济斯犬，从台北搬来了塔林。
牵著从幼儿园放学的儿子，站在塔林街头的公交车站，杨敬文望著对面一栋十余层的白色居民楼问我：“你猜猜这是北欧建筑还是苏联建筑？”
这栋十几层高的米白色大楼，每层的四个角上都有雕花精致的弧形阳台。“应该是苏联建筑吧。”我很笃定，它和中国内地的居民楼风格很相似，虽然更精致一些。
杨敬文说我猜对了。他接著指给我看车站这边的一栋北欧建筑：高度相仿的居民楼有棱有角，外墙线条分明，但墙体的一半被落地玻璃窗覆盖。
他教我如何分辨：“你就看窗户的大小——苏联建筑的窗总是很小，北欧的建筑不会。”
到爱沙尼亚五年了，杨敬文和太太准备申请永居，但没想好日后是否要入籍。爱沙尼亚不承认多重国籍，入籍就意味著放弃台湾身份。“在台湾长大，念书在台北，毕业了在台北找工作，台湾是我的家乡，”杨敬文不觉得自己可以成为爱沙尼亚人。“但我小孩没有。我想要给小孩一个不做台湾人的选择权，因为当台湾人在未来就是当中国人。（我）会想，小孩子是不是给他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尾声在前往塔林的前夕，我花了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提交了爱沙尼亚“数字居民”的申请，并在线支付了100欧元。
为愿景买单，值得吗？我想，买的人多了，它就可能成为现实。
这些年来，“数字居民”项目成为了全世界了解爱沙尼亚的主要途径：2018年底官方发布的项目回顾中显示，在谷歌上搜索爱沙尼亚，80%以上的英文搜索结果都与这个项目有关，虽然每一个人对它的期望不尽相同——陈骏成想要与世界对话；Soloviev 想要洗刷掉旧有的身份；张弢想要借此发展他在区块链产业的事业；Rubin 则想要拥抱一个去中心化的未来。
这让我联想到到剧作家Jules Romains的寓言戏剧《多诺哥》（Donogoo）。剧中，一个法国地理学家不小心在巴西的地图上画出了一个不存在的小镇，他决定将错就错，在报纸上刊登文章，宣称这个小镇的河水里流淌著金子，附近有未被开采过的金矿。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们纷涌而至，这个本来不存在地方真的变成了一个繁荣的城市。法国大众思想家阿尔贝・雅卡尔在他的书中写道，这个故事令人相信，“一个群体的活动，是由这个群体本身的存在而产生的⋯⋯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需求，这些需求赋予了他们需要的产品以价值。”
在即将结束爱沙尼亚之行，在塔林机场候机回纽约时，我收到了来自爱沙尼亚政府的邮件：我的申请通过了。
一个多月后，我去位于联合国总部附近的爱沙尼亚驻纽约大使馆，领取了我的“数字居民”卡包。黑色的硬壳纸盒上，凸版印刷著蓝字“欢迎加入数字爱沙尼亚”（Welcome to Estonia’s Digital Nation) ，里面躺著刻有我名字的蓝色芯片卡和细长的黑色读卡器。这是我的新身份。
十二月的曼哈顿，东河边上寒风凛冽。我揣著卡包从使馆走出来，想到塔林已经下过了好几场雪，仿佛自己也和这些可能的未来联系在了一起。
（刘晓晨、杨敬文、林恩洁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