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追求症候式解读不同，拉克劳更看重的是一种幽灵式的在场，一种不能被完全和解的本体论逻辑和生活世界彻底消化的幽灵成了他重新激活解放政治学的关键。
2014 年4月13日，曾经的阿根廷裔英国政治思想家恩内斯托·拉克劳与世长辞。算到今天，已经匆匆过去了七载春秋。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面对新自由主义的崛起，面对逐渐走向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哲学，拉克劳提出了自己的激进民主和领导权的解放策略。在当时的英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工党的第三条道路，力图与撒切尔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合流。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似乎对这样的趋势无能为力，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拉克劳和尚塔尔·墨菲在1985 年写了著名的《领导权和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他们试图回应在20 世纪末的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之下左翼应该如何面对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拉克劳陆陆续续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先后被收录在《我们时代的新反思》(1990) 、《解放》(1996) 、《论民粹主义理性》(2005) 以及《社会的修辞基础》(2014) 等几本文集里。不过，在相对于齐泽克、巴迪欧、朗西埃、巴里巴尔、阿甘本这些后来在激进左派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的思想家而言，拉克劳的名字似乎不再流行，甚至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那么，是否意味着拉克劳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的激进民主和解放思想已经过时了呢? 显然不是这样。实际上，今天的世界似乎成为新自由主义最后的挽歌，美国的特朗普、法国的勒庞、英国的脱欧公投，这一个个民粹主义化的现象正在挤压着新自由主义的空间，而日益强烈的社会两极分化现象，不仅出现在第三世界国家，那些只能打着零工来补贴家用，因还不起贷款而被银行收走房子，那些在纽约和洛杉矶街头支着帐篷生活的人，那些生活在“锈带”面对日益恶化的治安的人，他们正在成为居伊·斯坦丁(Guy Standing) 笔下的流众(precariat)。斯坦丁发明这个词，就是将不安定(precarious) 和无产者(proletariat) 合并起来生造的一个新词，这个词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还是有着相对稳定工作和收入的人，他们只是在生产的剩余劳动时间里被资本家剥夺了剩余价值。而居伊·斯坦丁的流众显然指的是那些连被剥削资格都没有的人，他们只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各地流浪者，没有一个栖居之地供他们安身立命，这就是赵婷导演的《无依之地》下的流众形象，而这种流众形象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构成一个巨大的无产者阶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忽然发现，已经逝去的拉克劳离我们似乎并不遥远，他那些写于20 世纪的著作，正好成为这个不安定时代的谶语。这个高度数字化、消费化的时代，也是越来越多的人被抛入无依之地的时代，而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不再有新自由主义民主派的雄心，能够跟资产者和统治阶层进行协商来谋求自己的正当权益，来赢得正义。现在的局面是，新的无产者需要一种新的话语，来激活这个世界上的解放想象，让人们不再像爬虫一样在资本和数据控制并横行的世界上踽踽而行，我们需要的一种解放的新希望，或许为了寻找这种新希望，正是今天的左翼需要重读拉克劳的原因所在。
01马克思的幽灵学与在场的政治学
在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第一章开头，他就故弄玄虚地将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一段话作为开场白:
哈雷姆特: 安息吧，安息吧，受难的灵魂! 好，朋友们，我以满怀的热情，依赖着你们两位，钥匙在哈姆雷特的微弱的能力以内，能够有可以向你们表达他的友情指出，上帝在上，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让我们一同进去，请你们记着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守口如瓶。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 来，我们一块去吧。［1］(P5)
从表面上看，德里达的引述《哈姆雷特》中的这段台词是为了悼念当时刚刚被刺杀的南非黑人活动家，南非共产党总书记克里斯·哈尼(Chris Hani) ，让逝者的灵魂得到安息。但是，从后文来看，德里达的重点却是这段台词最后一句话——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而在这句话中的关键词显然是“颠倒混乱的时代”以及“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德里达所处的20 世纪90 年代，也正是新自由主义崛起的时代，在那个时代， 60 年代风暴已经逐渐淡去，人们已经开始忘却革命的激情和对解放的向往。更有一些传统的左翼思想家，如法国的“新哲学家”安德烈·格鲁克斯曼( andré Glucksman)，以及英国的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甚至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大佬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都宣告解放政治已经成为过去，而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生活世界。在这个意义上，生活世界的哲学取代了解放哲学。对此，德里达曾反讽地说道: “有个人，您或者我，站起身说: ‘最终，我当然希望学会生活。’但为什么是最终? ‘学会生活’: 多么奇特的警句。谁去学? 向谁学? 教会人怎样生活，但向谁教? 我们会明白吗? 我们会懂得怎样去生活吗? 并且首先，‘学会生活’究竟是什么意思?”［1］( P1) 在那个时期，生活的确成为最高的律令。因为历史走向终结，不再有社会的分裂和对抗，一切趋于沉寂，不再有你死我活的斗争，也不再有推翻政权的解放，那里只有生活，让无产者和中产阶级一样，安贫乐道地过着躺平的生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指出新自由主义时代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也正是在这个生活成为绝对律令的时代里，才需要左翼思想家重新站出来，“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而负起这个责任不是一个具体的人，也不是一个团体，而是一个隐喻，一个在《共产党宣言》开头出现的隐喻。那是一个幽灵，一个在欧洲徘徊的幽灵，而在20世纪的80-90年代，在西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逐渐僵化的同时，德里达宣告，马克思正在以一种幽灵的方式，再次在生活世界的幻象中撕开一道裂缝，让人们重新看到资本主义世界的虚幻与丑恶，让人们解放的希望重新被点燃。
这个“责任”不仅是德里达的责任，也是拉克劳的责任。在他1995 年撰写的《脱节的时代》一文中(后收录于《解放》一书) ，也有意识地引用了德里达曾经在《马克思的幽灵》中使用过的隐喻。拉克劳说:“‘本体论’(即完全达到和解)是不可能实现的，从根本上说，时代就是‘脱节’的，幽灵是让所有在场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政治也成了基础构成。”［2］( P69) 拉克劳这里强调的重点是，永远不可能在斗争的各方中达成彻底的和解，而在80—90 年代新自由主义下的和解的生活世界是一种虚幻的表象，而那个无法彻底沉寂的马克思的幽灵成为让这种表象撕裂，让真正当下呈现出来的条件，那么，只有让幽灵呈现出来，我们就不会再感觉到岁月静好，而是一种“颠倒混乱”的脱节的时代，一个不能被资本主义的美好幻象所彻底消化的时代，也只有在那一刻，政治才能真正显现出来。而拉克劳也在此给出了他对政治的定义: “我们可以从两个视角来看受到幽灵惊扰的在场。首先，马克思的幽灵是马克思自身的幽灵，他自己就是共产主义的简称，今天他萦绕着我们周围，阻碍着高歌猛进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宣布他们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这里主要指的是福山) 。但还有另一个马克思的幽灵，它萦绕着马克思自己，不让马克思成为一个非幽灵的本体论。这样，我得到一个根基——一个不能与自身等同的在场的根基——这就是幻影般的非本质的实践领域，我们称之为政治。”［2］(P70)
毫无疑问，拉克劳受德里达的影响很深。尽管早年他认为自己是在阿尔都塞主义下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后来他提出对他影响更大的是葛兰西，但实际上他只是从表面上采用了葛兰西的一系列概念(如市民社会、领导权等等) ，但对他产生根深蒂固影响的是拉康(这一点显然与齐泽克有关) 和德里达。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上面那段话，不难发现，拉克劳并不是在本质主义基础上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他尽管早期阅读了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并且积极吸收了阿尔都塞的一些重要概念，如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 、不平衡性等等，但是拉克劳对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表达了不满，因为拉克劳认为《读〈资本论〉》封死了阿尔都塞主义中的创造性活力。与追求症候式解读不同，拉克劳更看重的是一种幽灵式的在场，一种不能被完全和解的本体论逻辑和生活世界彻底消化的幽灵成为他重新激活解放政治学的关键。
为什么是幽灵? 在这里，拉克劳给出了德里达并没有解释的幽灵性(spectrality) 的内涵。拉克劳说: “正如我们看到，幽灵性预先设定了在精神和肉体之间的难以判别的关系，这个关系反过来影响了这两极。在这个意义上，幽灵预设了一个弱化的化身形式。”［2］( P71)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拉克劳对幽灵性的解释类似于阿甘本所说的门槛(threshold)，在阿甘本那里，门槛是用来区分内部和外部的界限，在门槛外的任何一点，我们都可以确定它究竟是在内部，还是在外部。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在门槛上的点究竟是属于外部还是内部? 这样，门槛成为内部和外部之间无法判定的区域。这个就是德里达对于幽灵性的判定。自从笛卡尔以来，心灵与外延，精神与身体是截然二分的两个领域，但是，幽灵的出现让这个二分出现了一个无法判定的地带，也就是说，在拉克劳这里，幽灵性代表着既非精神，也非身体的区域。幽灵并非纯然的内在世界，因为它萦绕着在场，并对之产生影响，它也不是身体，因为幽灵没有道成肉身，成为具体的对象或主体。
从这个意义上，一旦拉克劳将马克思主义放在幽灵学位置上，我们便可以理解他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意蕴了。例如，拉克劳认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不是以绝对的先入为主的教条在世界上发挥作用，拉克劳喜欢用透明性(transparency) 这个词，不过在他那里，透明性是一个负面含义的用词，因为绝对先在的透明性意味着封锁了所有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解放政治学，绝对不是透明性。这样，对于当下左翼政治方案的解决，就绝对不能简单还原为历史上的任何既有的教条和范畴，在面对现实状况的时候，简单谈论阶级、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概念，因为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本身并不是透明性的概念，拉克劳指出: “真正的解放的条件是一种基础的不透明性(opaqueness)，没有任何基础可以彻底根除不透明性。”［2］( P12) 因此，马克思主义际上并不是一开始就给定的概念，它需要在面对不同的时代状况下进行重新激活。那么，另一方面，在经历了同庇隆主义的斗争之后，作为理论家也作为政治活动家的拉克劳深刻的意识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坚持，并不是恪守原理和教条，而是投身于具体的斗争之中，在其中重新思考革命和政治的意义。拉克劳说: 明的地方，从平整连贯的逻辑背后涌现出来的，它一旦涌现出来，表现为在场政治学，它就是那个时代的幽灵，一个永远不能被透明的生活世界和总体性理论消除的幽灵。“由于当代的状况以远比马克思更为复杂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因此，在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的问题的原本意义的同时把马克思的回应理解为一种不完全的、有局限性的综合是非常必要的。”［3］( P76) 这意味着，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在当代的现实状况下对马克思的发展，而不是对马克思的原本思想的抛弃。因为马克思的具体文本是针对他所处时代问题的回答，因此他不能完全面对拉克劳所面对的状况，而当下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实然的化身式的存在，而是幽灵式的存在。马克思的幽灵学意味着一种在场的政治学，它需要更灵活地根据偶然性的状况，对特定的社会现实和政治状况给予解析。所以，当一些人指出拉克劳的后马克思主义摒弃了经典的“阶级”、“经济基础”等概念时，却往往忘记了拉克劳本身的政治原则，因为政治永远是在场的，不可能服从于绝对透明性的逻辑，所有，真正的政治，或者说在场的政治学始终是在不透明的地方，从平整连贯的逻辑背后涌现出来的，它一旦涌现出来，表现为在场政治学，它就是那个时代的幽灵，一个永远不能被透明的生活世界和总体性理论消除的幽灵。
02身份与虚空能指
那么，对于拉克劳来说，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崛起，传统左翼衰退的情况下，到底应该如何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的力量，重新在新自由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升平的生活世界的意识形态下重新发现解放的可能性呢? 由于当时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去工业化浪潮，大部分工业被转移到了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从而在西方国家形成了一种幻象，即工人阶级的数量的减少以及他们收入的增长，让他们不再构成为马克思在19世纪提出的“工人阶级”的形象。在《领导权和社会主义的策略》中，拉克劳和墨菲就十分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现象，“由于这两个关系(生产关系和生产中的关系) 确实已经以不同的方式得到发展，使得把它们统一起来的‘工人阶级’这一共有的标签成了问题，尽管发达资本主义之中的工资形式已经普遍化了，工业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却已经下降”［4］( P90) 。拉克劳和墨菲的这段话成为其他人对他们二人“取消阶级”的指责的根源。不过，在经历了阿根廷和英国实际工人斗争的拉克劳能够深刻体会到的问题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政党在当时越来越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斗争和抗议来对抗资本主义，他们感觉到问题正是处在革命主体问题上，那个被传统马克思主义寄予厚望的工人阶级已经逐渐不上街了，六七十年代的风起云涌已经不可复现。那么，拉克劳感觉到，必须在实际斗争中发明新的革命主体，从而防止因为工人阶级数量下降和收入增多，逐渐步入消费主义的幻象而让马克思主义彻底退潮，但是压迫性的资本主义体制并未消失，它正以全新的方式攫取着全社会乃至全世界的财富。
所以，他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主体看成一种不确定、不透明，始终开放的主体，在这个意义上，拉克劳曾经十分明确地指出: “工人阶级——像所有其他成分一样——是一种社会作用力，但此一作用局限于它自己的目标及可能性之内，它并非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普遍阶级’，并非全世界解放的必然代理人。”［3］( P67)简单地解释一下，拉克劳的质疑是，工人阶级是在特定资本主义框架下被区分出来的特定身份，在一定意义上，工人阶级代表着部分的有限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工人阶级只能“局限于它自己的目标及可能性之内”的原因。所以，拉克劳认为，“无产阶级”的概念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在面对不同的时代状况，必须是不稳定和开放的，能够去吸纳不同的斗争和反抗的对象。
那么，拉克劳的问题变成了这样一个问题，作为身份的工人阶级，或者说身份概念是否是恒定的和透明的? 身份是那个时期的政治学的关键词之一，在新自由主义话语的熏陶下，当时的政治主流是首先将各个个体划分成不同的身份，然后在这些身份之间进行协商和对话，达成政治的协议。从程序上来说，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权力，将不同的有生命的个体划分成不同的身份。例如，在开某个政治学术会议的时候，一位女性学者开始发言，另外一些学者会提醒她，她的主要论点背后隐藏了女性主义视角和身份。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这个女性学者谈论何种话题，她的发言总会被其他学者与女性身份关联起来。那么，所有参与政治论争和对话的人，实际上都在进入到争论的场域之前，就事先被划分成固定的身份: 女性、黑人、拉丁裔、同性恋、残疾人等等。不仅新自由主义会如此划分，就连当时英国的左派也会自觉地遵守这条路径来选择抵抗的方式。就连当时英国重要的左翼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 Stuart Hall) 也认为左翼的路径就是身份政治的路径，霍尔曾说过: “这种身份的逻辑在政治，理论和概念性话语中都非常重要。我对它感兴趣也是作为一种存在的现实因为我认为身份语言的逻辑对于我们自己的自我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它包含了真实自我的概念，一些内在的真实自我，隐藏在我们呈现给世界的所有虚假自我的外壳中。这是一种真实性的保证。只有当我们真正深入内心，倾听真我的心声时，我们才知道自己‘真正在说什么’。”［5］( P64) 由此可见，英国左翼的斗争已经深陷身份政治的泥淖，他们误以为身份代表着自己的一切真实，一切活动的根基。在那个名称和自己的生命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关联，而左翼的斗争就是为这种身份而斗争。
拉克劳显然不赞同这种逻辑，他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出发，对身份给出另外的解释。拉克劳指出，身份政治的弱点在于，他们将作为身份的能指和具体身体的所指之间构成的连接(articulation) 看成是和稳定的意指关系。相反，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看重的并非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对应关系，而是能指和能指之间的差异关系。譬如说，当我自己和一位女性学者同时出现在某个会议上的时候，代表我的身份的是男性学者，而我参加学术会议时与一位白人学者一起发言，我代表的身份是亚裔，而我出现在一个工人面前时，我代表的是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如此等等。这里的逻辑是，决定我的身份的从来不是一个可以被概念所界定的本真性，而是在我与其他个体形成连接时的差异，在与不同的符号进行连接时，我呈现为不同的身份，我究竟是一个男性，或是一个亚裔，或是一个知识分子，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加入了连接之中形成了差异。在这个意义上，拉克劳指出: “由于意指的总体恰好是一个差异系统，这就意味着它们双方都是同一个系统的一个部分，并且两个能指之间的界限绝不是系统的界限。”［2］( P37) 为了进一步解释身份的问题，拉克劳在这里使用了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 决定的概念，身份是什么?身份绝不是在我们的活动之前就预先存在的本真性(authenticity) ，而是我们身上各种要素的多元决定。
那么，身份的神话被打破了，身份的话语被解构成不同的斗争要素，这是否意味着拉克劳走向了相对主义，认为我们只能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中去面对不同的身份要素? 显然，这并不是拉克劳和墨菲需要的答案，他尽管在许多论题上与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保持一致，但他仍然选择了一个基点，存在着普遍性(universality) 。以利奥塔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了宏大的历史话语，将斗争变成纯粹碎片化的希望，然而，在这种碎片化的希望之中支撑不了走出资本主义的解放的未来。所以，必须要有普遍性，也只有通过普遍性，才有真正的希望。那么，什么是普遍性?在这里，拉克劳显然打破了我们传统意义上对普遍性的认识。在其他的政治哲学家那里，普遍性是各种特殊性可以共通的东西，即特殊性的共性集合，认为只有在这种可共通性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主体间的交往理性和商谈伦理学。而拉克劳在齐泽克的影响下，给出了另一种答案，即普遍性不是在特殊性之上的东西，相反，它是最基础的东西，甚至不包含任何实质性的内容。拉克劳解释说:“普遍性是一种空的场所和一种空无，它只能被特殊所填充，但正是通过它的虚空，它在社会关系的建构和解构汇总产生一系列至关重大的影响。”［6］( P54) 真正的普遍性在底层，它是构成所有特殊性的基础，因此，它不可能具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在接受了拉康主义的术语之后，拉克劳将这种空洞的普遍性表达为“虚空能指”( empty signifier) ，即“一种没有所指的能指”［2］( P36) 。通过将普遍性转化为拉康意义上的虚空能指，一种在那里作为所有具体性和特殊性根基，但没有任何本真性内容的普遍性构成了拉克劳解放话语的关键。这样，左翼斗争的目标不再是向上去实现每一种具体身份的解放，因为这种让所有特殊身份的解放在总体上是不可能的。那么通过虚空能指，拉克劳成功地将主流的身份政治学变成了关于填充和增补(supplement) 虚空政治可能性的政治学，也就是说，去实现在当下话语构成中不可能的可能性的政治学。因为“任何意指系统都是围绕着一个虚空的位置建构起来的，这个虚空的位置是生产一个不可能的对象而形成的，而这个对象又是该系统所需要的对象”［2］( P40) 。是的，在普遍性的虚空能指的位置上，解放的目标已经改变，不再是某个具体身份的解放，因为这样的解放必定是排他性的，而是无限敞开的解放，始终面对着被压迫、被剥削、被管制等具体对象的解放，让这些没有位置和没有身份的人，或者朗西埃意义上的无分之分之人( une part dessans-parts) ，也可能在解放政治学中找到适应他们的位置。
03领导权与左翼民粹主义
作为虚空位置和虚空能指的普遍性，实际上解决的是逐渐陷入困境的身份政治和斗争问题，即当以阶级、种族、性别等划分形成的身份差异的特殊性作为斗争的目的，实际上无法实现从特殊性向普遍性的转化，也无法让无产阶级从一个有限的阶级，变成代表全人类的阶级。在这个方面，拉克劳和墨菲的策略是成功的，因为一旦打破透明的固定的身份政治的限定，那将为激进左派和后马克思主义开启新的可能性。普遍性和虚空能指的功能仅仅在于解构，即解构了阶级和身份政治作为先天规定性概念的合法地位，从而让左翼的斗争找到更灵活的道路，然而，普遍性和虚空能指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在面对资本主义仍然是一种压迫性和统治性的体制时，当人民和大众仍然需要面对斗争时，如果身份政治不能为他们的抵抗和抗争找到合法性的基础，那么他们依赖什么东西进行抵抗。
拉克劳和墨菲给出的答案是领导权(hegemony)。对于熟悉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人来说，领导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意大利革命政治家和思想家葛兰西常用的词汇。在《狱中杂记》中，葛兰西对领导权的描述更多是政治性的，例如，“在下层集团内部，人们会或以往会通过一个政党的斡旋来行驶某种领导权，这也必须通过研究所有其他政党的发展加以确定，只要它们包含着领导权集团或接受这种领导权的其他下层集团”［7］( P55) 。可见，葛兰西对于领导权的认识是认为在整个下层集团中存在着诸多不同的政治力量，而这些力量之间的斡旋和协商，达成了某个集团的领导权，所以这种领导权并不是先天给定，而是在具体的政治斗争中形成的。拉克劳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葛兰西的领导权的概念，拉克劳谈道: “因此，领导权主体只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才是阶级主体，在阶级立场的基础上，某种领导权是在实践上被连接的。”［4］(P70)
不过，拉克劳对领导权的关心，更多是在话语上，即在面对某个虚空能指时，或者面对一个从未存在的普遍性时，如何用具体的内容来填充这个虚空能指? 对于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在一场斗争中，什么的区别才是本质性的区别。例如在一次集会中，有男性、有女性、有黑人、有白人、有亚裔、有拉丁裔等等，这些区别当然是具体的区别，但是这些不构成根本性的区别，因为在斗争中，“真正的界限不可能是中立的界限，而是预设了一个排斥……真正的界限是斗争性的界限”［2］( P37) 。比如说，在反抗资本家的剥削和资产主义政府的压迫的斗争时，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便是一种内部的差别，它是一种中立的差别，不构成斗争中的主要差别。而在这场斗争中，统治者的压迫与剥削才是最致命的威胁，而反抗这种压迫和剥削自然会形成一个最高的斗争界限，在界限的这边，无论男女老幼，无论来自什么族群，他们都悬置了彼此之间的差异，而共同面对统治集团的剥削和压迫，在这个意义上，反统治集团的剥削和压迫，便成了领导权。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什么是领导权，拉克劳引入了等价链条( the chain of equivalence) 。比如，人们之间的差异是多方面的，是什么让某种差异成为根本性的差异，如某个伊斯兰国家强制不分阶级，不分民族，要求所有的女性出门必须穿布卡罩袍遮住全身，在这种情况下，性别问题很快上升为一个领导权问题，而其他的问题，如阶层、民族、肤色等都成为等价链条上的差异。领导权的不断扩大，也让参与斗争的主体的具体身份变得越来越次要，在面对更为强大的领导权时，他们的各自的特殊性越来越多地变成了等价链条。所以“一方面，等价链条越是延伸，具体斗争越是不局限于过于微分化的自我，即某种身份不会通过仅仅自己独有的差异，将自己与其他各种差异的身份分离开来。另一方面，恰恰相反，这些等价关系说明了这些微分化的身份仅仅是一些差别不大的实体，它们体现了所有的实体都同样出现的东西，等价链条越长，‘同样出现的东西’就越不具体。在极端情况下，它将是不依赖于所有具体表现形式的纯粹共同体的存在”［2］( P42) 。等价链条和领导权的用法，很类似于巴迪欧在《世界的逻辑》和《第二哲学宣言》中提出的阶点理论，巴迪欧认为“所谓的阶点就是可以将两个点视为同一的点”［8］( P70) 。相对于本体论上的差别，巴迪欧认为即便两个点有表象上的区别，也不影响我们将这两个点视为同一，因为它们面对同一个本体论差别。正是因为如此，巴迪欧认为这种阶点理论构成了他所谓的“世界的逻辑”。我们面对世界的逻辑结构并不是穷尽实体的一切差别，而是在相对于一个本体论差别的基础上，构成不同的阶点。在拉克劳那里，领导权就是巴迪欧意义上的本体论差别，那么各个点之间的表象上的差别实际上构成了等价链条。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拉克劳意义上的解放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他的《论民粹主义理性》中，他再次提出了作为普遍性的虚空能指在建立等价链条和激进民主上的特殊价值，拉克劳指出: “一旦虚空能指标识出一个等价链条，即唯有当虚空能指构成了一个‘人民’，它就可以具有重要地位。换句话说，民主建立在民主主体存在的基础上，民主主体的出现依赖于等价链条需求的水平连接。而虚空能指连接出现了等价链条的需求的集合，而这个集合代表着‘人民’。”［9］( P171) 在这段话中，拉克劳十分明确地指出，构成政治解放的前提条件是形成民主主体，即“人民”，而是“人民”并不是在一个社会中先天给定的集合，而是在虚空能指的领导权斗争中，形成了一系列的等价链条的需求，这些需求构成的集合就是“人民”，而解放的意义正是在领导权斗争下的“人民”的解放。这样，激进左翼的斗争变成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即在各种不平衡的竞争因素中，不断让不同的因素占据虚空能指上的领导权地位的斗争，用墨菲的话来说，这不再是斗争( antagonism) ，而是争胜( agonistics) ，而墨菲对争胜的描述是: “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质疑‘无产阶级’类别下的‘人民’逐渐同质化的理论，同时肯定了‘诸众’(multitude) 的多样性。但承认激进的否定性意味着不仅要承认人民是多元的，而且还要承认它是分裂的。这种分裂是无法克服的; 它只能以不同的方式被制度化，有些方式比其他方式更平等。根据这种方法，激进的政治包括在多种体制地形中的多种举动，以便构建一个不同的领导权。这是一场‘立场之争’，其目标不是建立一个超越领导权的社会，而是一个激进的民主化过程——建设更民主、更平等的制度。”［10］( PPxiii － xiv) 那么，拉克劳和墨菲的解放就是一种在领导权之下动态的，处于争胜的连接关系下的“人民”的解放，而这种“人民”所面对的理性，就是左翼的民粹主义理性，他们解放始终面对不断融合、不断连接、不断形成性的领导权和等价链条的人民，让这种处于争胜状态下的人民变成始终向着即将到来的共同体开放的制度。
不过，拉克劳和墨菲基于虚空能指的领导权的斗争和解放也在现实的政治中带来了两个问题，而这些问题正在今天的政治格局中造成巨大的后果:
(1) 首先，拉克劳和墨菲的领导权斗争，在本质上是一种话语斗争，即谁在具体情势中占据了虚空能指的位置，就能掌握领导权，就能依据领导权形成等价链条的集合，并组成所谓的“人民”概念。因此，他们彻底摒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然而，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核心的问题再次回到了政治经济学上的贫富分化问题，尽管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生态主义、LGBT 运动仍然是左翼斗争的主要阵地的，但在今天，赤贫的流众阶层不仅出现在第三世界国家，也出现在纽约、洛杉矶、伦敦、巴黎这些国际最现代化大都市的街头。正如南希·弗雷泽逐渐意识到，性别斗争实际上掩盖不了真实存在的政治经济学的不平等问题，1% 和99% 对立也发生在女性群体内部之中，这样“为了99% 的女性主义拒绝资本主义强加给我们的零和博弈框架，其目标是将现有的运动与未来的运动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基础广泛的全球抗争”［11］( P78) 。南希·弗雷泽重新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置于首位，认为不平等的阶级结构成为其他不平等的根源，如果要实现99%的女性解放，就势必要进行政治经济学上的革命，而不是通过选举的方式让希拉里或贺锦丽作为女性代表当上美国总统，从而争夺一个虚假的女性领导权。这样，今天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告诉我们，在所谓的没有任何绝对预先给定的领导权的争胜斗争，实际上消弭了造成真实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即生产、金融、数据等重要的生产资源被资本主义占有，并形成了以大数据智能算法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新控制手段，在这样的统治技术面前，无论怎样争夺领导权，都是徒劳的。
(2) 拉克劳的领导权和激进民主的方案面对的另一个巨大问题是，由于拒绝了左翼政治具有任何预先给定的前提，认为在领导权斗争中没有真正的外部，形成的“人民”的等价链条是无限制的敞开的，那么，必然带来的结果是，民粹主义并没有保障领导权斗争会想着拉克劳和墨菲希望的左翼斗争的方向前进，因为在民粹主义理性中，实际上为潜在的法西斯主义的、种族主义的甚至特朗普主义的民粹主义留下了空间。在《民粹主义理性》中，尽管拉克劳已经批判了法国勒庞的右翼民粹主义现象，但他似乎对这种带有白人种族优越论的民粹主义并不太担心，因为勒庞代表的是一种“病态的传播形式”［9］(P28) ( a form of pathological transmission) 。然而，就在拉克劳过世两年之后，这种“病态的传播形式”就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获得了胜利。尽管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墨菲曾经为拉克劳的左翼民粹主义立场给出辩护: “左翼民粹主义的目标在于开创深得民心的多数派，使它得以上台，并建立进步的统一认识。”［12］( PP61-62) 然而，这种辩护在特朗普的民粹主义面前显得是如此苍白，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义何尝不是“深得民心的多数派”? 关键在于，由于对虚空能指和领导权斗争的绝对信心，拉克劳和墨菲都没有为这种民粹主义的争胜设置了一个防护墙，防止极端的、原教旨主义的、种族主义的思潮也能在领导权斗争中获得胜利。
在日益走向数字化技术和智能算法的今天，重读拉克劳似乎有着一种挽歌的味道。拉克劳和墨菲的领导权斗争的核心问题在于，在他们取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要素之后，让领导权斗争彻底走向了一个没有任何约束的竞技场，与此同时，他们对于领导权斗争的大众过于自信，认为他们天生地会走向左翼这一边。然而，他们错了。因为在数字平台成为资本主义统治的主要工具的时候，数据和算法已经可以开始控制人们的思维和选择，大多数并不是人们通过理性抉择做出的，他们或许仅仅只是在Facebook、Twitter、Youtube 等平台上接触到某些带有偏见，甚至虚假的信息做出了情绪性的判断，在这种情形下，被拉克劳批驳为“病态的传播模式”的民粹主义已经在今天成为主流，即便特朗普不再是美国总统，但是这种民粹主义已经成为一个无法羁绊的力量。因为这种民粹主义并非基于人们的理智的内在心灵的思考和判断，而是在算法控制下的提线木偶，这种算法控制正在世界范围内制造着越来越多的“深得民心的多数派”。换句话说，那种基于理性判断的领导权斗争，甚至基于身份的协商对话，在今天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因为，如果不能揭露隐藏在民粹主义背后的技术资本主义的控制器，我们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在今天，解放首先是政治经济学的和技术政治学的解放，领导权、激进民主、普遍性的解放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20世纪的残留的遗产，留下了一丝绯色，然而在淹没在算法治理和控制的洪流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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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美］南希·弗雷泽. 女性主义宣言[J]. 国外理论动态，201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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