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有人讲了件小事：他去附近的公园散步，门口的保安大姐一直低头看手机，问她要不要看码，她只说现在不强制看了。那啥时候能把围栏也都拆了？她倒是有些幽怨地说：“这不都是为你们好吗？”
这像我们社会生活的隐喻：那些自主自立的个体不想要的障碍，都曾是一种强加的保护，因而中国父母在为自己的干预辩护时，最常见的说辞就是“我都是为你好”。
虽然现在很多自我意识已萌生的年轻人相当反感这个说法，但它的吸引力绝对不可低估，无数人都对那种受保护的安全感恋恋不舍。近期各地逐渐放开后，有一句话到处刷屏：“国家保护了你三年，接下来要靠你自己了！”——不管你如何看待，这种社会心态是真实的，并且有着深厚的土壤。
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独立自主，因为那不仅意味着要独自承担风险，还需要脱离原有的亲密关系。菅志翔在对保安族的研究中发现，1950年代推行民族自治时，人们普遍都不理解“自治”是怎么回事，甚至理解为“公家不管我们了”，而即便是那些积极支持实行自治的人，也多半是出于响应上面社会动员，因而“自治不是出自主体的内在需要”。
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听到“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负责人”时，第一反应不是高兴，而是幽怨自己没人管了。在隐喻的意义上，这是第二次分娩：个体不情愿地脱离母体，摇摇晃晃地艰难独立，从此就得自己面对那个陌生的外部世界了，对他们来说，那是一次失乐园的精神创伤。
我这么说，无意嘲讽，实际上，正如米尔恰·伊利亚德早就指出的，几乎所有文明的神话无不都在述说一种对原乡的思念之情，那是“对最初一体性的怀念”，就像婴儿仍处在母胎温暖、安全的子宫里。
精神分析学家卡尔·荣格也说过，现代人其实也时常受到一种退行的诱惑，也就是“把意识层面的自我人格交托给无意识的控制作用”，沉浸在无意识的混沌之中，折射出一种隐秘的愿望，那就是“世界和幸福可以作为一种礼物（从母亲那里）获得”：
正如无意识通常会把它变成戏剧一样，如果把这种情境变成戏剧，那么，在你面前的心理学舞台上就会出现一个过着退行生活的人，他在寻找他的童年和他的母亲，从一个使他无法理解的残酷冰冷的世界中逃离。
通常会有一位母亲出现在他的旁边，她显然丝毫也不关心其幼小的儿子应该长大成人，但她却怀着不知疲倦的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努力，对于任何有可能阻碍他长大成人和结婚的事情都一一过问。
不必对人们的软弱予以苛责，毕竟对任何人来说，要从自己的洞穴中爬出来，都绝非易事。试想想，就算是冬天从温暖的被窝里挣扎着起来，都很考验人的意志，那自我意识的锤炼就更别提了。
以往很多社会学家都注意到，注重自主、自立、自治的个人主义正在中国社会兴起，但很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是：这些年来的社会变迁在拆散原基性纽带的同时，外部风险变得更不可测，此时，退行的诱惑实际上是增加了，因为如果没有健全的制度保障个体的自立，那么自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情不自禁想要回头去寻求得到庇护。
在这一背景之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可能会不期然带来深远的意义，因为不论你喜欢与否，都会发现退回去的道路已经断裂了，不得不向前走去。
转变到来得如此之快、力度如此之大，但人们看来相当平静地就接受了，很顺利地就完成了从“买菜等待封控”到“买药等待确诊”的迅速切换。微信群里聊起，有位群友对此不无震惊：
我那些亲戚们刚发完了某阳性密接的行程轨迹，就开始转发解释“新十条”，乐观地说自己备了点退烧药要锻炼身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他们想了什么吗？
为什么他们能这么快切换？我想恐怕是因为，对很多人来说，这同样是一种对待不确定风险的小心谨慎。这就像是物种的生存进化能力：他们不是去追问那些天灾是怎么发生的，而是调整自己的行为来适应，那是在无意识层面进行的。
有人揶揄说，国内社会已经进入“都已经解封了还提过去的事干嘛”这个阶段了。胡锡进都说了，不要纠缠过去的是非了，过好当下，放眼未来，俨然形势一变，他又继续正确，而那些曾经正确预感的人，如今反倒成了落伍的怨恨者。这种反应意味着，像他这样的人拒绝让问题进入意识层面。
要让人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现代个体，那就不仅需要这种近乎本能的适应能力，还得在意识层面清楚地重新认识一系列概念，重建自我意识。在这方面，疫情三年是对无数人的一次触及灵魂的历练，胜过任何知识分子的启蒙宣讲。
豆瓣用户“肖浑”日前说了一件事：他父亲一向是顺民，“让他怎样就怎样，绝不反抗”，前一天忽然因混检有阳被隔离了五天，回来后他就说，这回“算是明白了，人什么都可以失去，就是不能失去自由。‘自由’这个概念，第一次听到从他嘴里郑重其事说出来。”
这次不少人感叹，人都是利益有损之后才开始醒悟，这当然意在讽刺人们空谈容易，只有“私利”才是真的，所谓“我真的有一头牛”。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便私利受损，也未必就能触动一些人。
一年多前，我有朋友去苏州出差，当时防疫严格，他直到凌晨3点才找到一家宾馆愿意收留。老板娘说，生意很惨淡，连付水电煤气都不够，即便如此，她仍然深信中国的防疫是最好的，“你看看国外都死多少人了”。
这里的问题在于，人们所说的“好”，究竟是依据什么标准判定的？生意不好，老板娘肯定知道；但她为什么仍然说好？因为她判定的标准是死于新冠的人少。也就是说，在她的观念里，自己的利益损失，相比起那个更大的东西，根本不重要。
和朋友聊起，他说：“用哲学的话语来说，他们觉得最重要的那种好，应该是先于个体而存在的、客观的、本质主义的秩序。所以这样我们多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对那种个体自由的叙事深恶痛绝：这削弱甚至瓦解了这种本质主义的深化，在他们看来，将本质归于个体之上可能就是一种秩序的崩塌了吧。”
确实，在中国人的价值观里，个人利益排序非常靠后，导致人们对此认知极为模糊，又或觉得无法公开声诉，必须让位于更大的价值存在。他们恐惧私利带来严重的纷争，乃至物欲横流、弱肉强食，而自身也无法托庇于一个公正、强大的权威。
从这一意义上说，因自身利益受损而有所触动，至少也是值得肯定的一步，因为在原先那种未分离的混沌状态中，是没有“私利”可言的，即便有也是遭到压抑的——“无私”和“无我”正是一体两面。
也许多年后来看，这在中国社会的个人权利意识方面是一个关键转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确意识到自身利益，作为一个自主的个体，尽可能地为自己负责。就像数亿年前离开海洋登陆的第一批鱼类，他们肯定面临着许多未知的挑战，但毕竟发现了一片辽阔的新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