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按：
有关本文中卡尔纳普的观点，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看他的《世界的逻辑构造》（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和《科学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相信会对其逻辑分析方法以及维也纳学派有更加深刻的认知。
20世纪20、30和4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者对“无意义”（meaningless）这个术语的使用总是令我摸不着头脑。即便我理解了逻辑实证主义的（部分）精神，这些疑惑也仍旧困扰着我。（到现在也仍然如此。）
在我看来，把某些陈述归为“无意义”是有问题的举动，而且多少有些夸大。甚至，等到我逐渐意识到“无意义”这个词的含义具有高度技术性时，我也仍旧觉得这个说法有些问题。
虽然如此，但只要把细节都弄清楚了，我们就能看到“无意义”这个词的使用也并没有它最初听上去的那样有问题。
鲁道夫·卡尔纳普的立场
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在他1932年发表的论文“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消除形而上学”中写下了下面这段话：
“形而上学者告诉我们，实证真值条件（比如像‘绝对’这样的形而上学术语）是无法确定的；如果某人断言，无论怎样，他都‘意有所指’，那么我们可以证明，这只不过是相关语句和感受带来的一种暗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含义。”
上面这段话肯定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
首先，英语（其他语言也一样）中有无数符合语言规则的陈述都显然没有所谓的“真值条件”。也就是说，逻辑实证主义者的思维里只有特定的某些陈述。
具体说来，他们不会使用那些带有强烈情绪的陈述方式，比如“给我关上那扇门！”，甚至不会使用与价值评判相关的陈述方式，比如“莫扎特第四十交响曲是一部伟大的音乐作品”。他们只会使用部分哲学家所称的断定式陈述——也即那些（看上去）能够断定是真还是假的陈述。
由此，实证主义者辩称，那些有疑问的陈述“什么也没有断定”。也即，这些陈述可以既非真也非假。然而，这类陈述仍然给了我们（似乎）可以接受的印象。
卡尔纳普本人强调他所称“实证真值条件”的重要性。仅凭这类条件自身并不能赋予陈述或语句意义。首先，词句作为个体本身就不会有真值条件。另外，如果构成陈述的部分词句没有真值条件（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指称对象或外延），那么整个句子也不可能有真值条件。（这一点还有争论。）
无论如何，卡尔纳普的观点都是：如果一个句子没有实证真值条件（或者说实证真值条件“无法确定”），那么它就不可能有什么含义。因此，在他眼中，实证真值条件是与含义联系在一起的。
另外，这里还要特别指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在人生中的某个时段实际上也秉持了与卡尔纳普相同的观点。他在1929年（也就是卡尔纳普表达立场前3年左右）写下了下面这段话：
“另一个我想要支持的概念是这样的：‘不，如果永远无法彻底验证某个命题的意义，那么也就不能通过这个命题表达任何意义。于是，这个命题就变得毫无意义。’要想确定命题的意义，就必须掌握一种非常明确的流程，用以确定命题是否已被验证。”
解读维特根斯坦的圈子一直热衷于将他（至少是某个特定阶段的维特根斯坦）同逻辑实证主义者区分开来。在这样的背景下，维特根斯坦本人的这番话着实有些奇怪。此外，这些维特根斯坦解读者们还热衷于强调，逻辑实证主义者并没有（真正）理解维特根斯坦的工作。然而，如果我们把上面这段维特根斯坦的话单独拿出来（或者就像现在这样），那么就会发现它表达的观点与卡尔纳普的立场几乎完全一致。
我们再回到卡尔纳普本人。
卡尔纳普还在那段话中提到了“相关语句和感受”。
是不是因为陈述还附带相关语句和感受（至少看起来是这样），所以它也不可能有实证真值条件？如果给定的某个陈述只附带相关语句和感受的话，那么或许确实如此。不过，为什么那些相关语句就不能间接（至少看起来）提供实证真值条件呢？
举个例子，“上帝真好”这句陈述就可能没有实证真值条件。然而，这句陈述附带的语句（以及论断）很可能就有实证真值条件。这种情况下，问题就变成了原来的那句陈述没有以它本来的方式为我们所接受。也即，我们需要破译它附带的其他语句（以及论断），而非它本身。话虽如此，但自然语言中的几乎所有陈述都有这个情况吧？换句话说，真正独立的陈述是否真的存在？
另外，为什么“感受”就不能给陈述“赋予意义”呢？
我想表达的其实是这个意思。
如果那些感受是通过语言（或者语气）形式表达出来的，那情况又怎么样呢？换句话说，感受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表达那些感受的语句可以有意义。实际上，即便感受本身没有真值条件，它们至少也是实证（也即行为和物理层面上的）现象。
这就是说，如果有人说“上帝真好”，那么与这句陈述相关的感受是可以用语句表达出来的，而那些语句就可以拥有意义。另外，语句还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这些感受能让那个人发出“上帝真好”的感慨。这些解释性的语句也同样可以有意义。和前面的情况一样，这里的问题再一次变成了，我们的讨论离“上帝真好”这句陈述本身越来越远了——哪怕我们应该考虑的是这句陈述的实证真值条件（而非“相关”语句或陈述）。
首先说明一点（也许是显而易见的一点）：逻辑实证主义者所说的“无意义”并不是指该陈述不符合语法规则。相反，他们脑海中设想的无意义陈述完美符合语法规则。此外，这类陈述的完美语法形式恰恰是它们出问题的首要原因（至少部分如此）。还有一点，逻辑实证主义者关注的通常只是哲学（或者“形而上学”）陈述。
因此，如果某人写道（或者说道）：“猫，坏了，上色”，那么这肯定毫无意义，因为它在语法上就不通。然而，“上帝好到完美”这句陈述在语法上完全没有问题，可这（又一次）正是实证逻辑主义者认为这句陈述问题严重的原因。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许多人被这类陈述的“语法给误导了”（这句话出自维特根斯坦）。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很快就找到了逻辑实证主义者的立场问题。
例如，波兰逻辑学家切斯瓦夫·列耶夫斯基（Czeslaw Lejewski）在1953年写下了下面这段有关“无意义”一词的文字：
“有人或许不赞同‘飞马存在’这个命题的真值，但如果他心服口服地认为这个表达没有意义，那他的立场一定已经具有了极高程度的复杂性。”
列耶夫斯基接着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蒯因并不认为空名词表达只是因为没有指向任何事物就没有意义。他允许使用像‘飞马’、‘地狱犬’、‘半人马’这样的词……”
正如你所看到的那样，上面这段话其实讲述的是W.V.O.蒯因（W.V.O. Quine）对“空名词表达”（没有正确指向的专名）地位的哲学立场。也就是说，在蒯因等人看来，空名词表达仍旧完美适用于这个讨论。然而，蒯因本人从来不是实证逻辑主义者——即便在他年轻的时候也不是。不过，他确实受到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甚至还参加了维也纳学圈的讨论会。
在这个特别的例子中，列耶夫斯基（在最浅程度上）把真实从意义中剥离了出来。（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否认真实与意义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
从最为基础的角度上说：逻辑实证主义者——以及其他很多人——在使用“无意义”一词时，似乎只是意味着“假”（错误）。因此，由于他们认为像“上帝无所不能”这样的句子为假，他们当然也就认为这种陈述无意义。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因为那个陈述为假，所以它没有意义。
可这明显混淆了概念。换句话说，声称某个假陈述必然无意义，这本身就为假。实际上，即便是像“霍比特人有6英里高”这样的句子都并不是无意义。
逻辑实证主义者等人视给定陈述p为无意义，并不仅仅是因为p为假，还因为光是他们的哲学（或者语义学）立场就把p判定为无意义。这就意味着，“上帝无所不能”（或“飞马存在”）这句陈述只对这样一些人来说无意义：他们的哲学（或者语义学）立场展现出了（用列耶夫斯基的话说）“极高程度的复杂性”。
简单来说：如果某人对逻辑实证主义者极为复杂的哲学（语义学）立场一无所知，那么他就根本没有理由认为像“飞马存在”（或“上帝存在”）这样的陈述无意义。这种陈述也许为假，但绝不是无意义！
下面再特别讨论一下蒯因的那个例子。（就是切斯瓦夫·列耶夫斯基评论的那个）。
陈述中出现空名词表达，并不必然意味着该陈述无意义。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出现空名词表达的陈述为假。不过，当陈述涉及虚拟角色和情形时，即便是这个论断也有问题。就像列耶夫斯基本人暗示的那样，即便是涉及虚拟角色和情形的陈述也有可能被视为真——只要它们不违反之前预设的假想就可以了。（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了！）这两者之间的相关之处是，涉及飞马（或者上帝）的陈述，并不会只是因为，在神话传说（或者宗教）之外，从来没有过像飞马（或上帝）这样的事物，而自动归为无意义。
我们再往前追溯一点，看看20世纪30年代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观点。我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你可以看到，逻辑实证主义者部分观点（至少是部分观点的变体形式）的源头至晚在1918年就已经出现了，而且其历史很有可能更为悠久。
下面就介绍一下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名称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在1918年的论文“存在与描述”中，罗素提出，名称要想变成（真正的）名称，它们就必须指称真正存在的事物。因此，罗素的理论其实是在尝试解决空名词表达这个问题。他辩称，如果有名称的x不存在（或不存有），那么这个x的名称必定是一种“伪装的描述”。（就“飞马”这个例子来说，这种伪装描述可以是“拥有这种和那种特征的虚构的马”。）
现在，我们来看看前述罗素论文中这样一段值得注意的话：
“你可以讨论命题‘上帝存在’，这个事实就证明了，‘上帝’，就像这个命题中的用法一样，是一种描述，而非名称。如果‘上帝’是名称，那么就没有这个存不存在的问题了。”
从我个人的角度上说，我还没有花很多时间思考罗素的这个论断。它似乎具有哲学规定的特征——就像逻辑实证主义者对“无意义”一词的使用一样！罗素提出这个论断的主要目的，是从逻辑和哲学角度出发的。当时，他正在回应奥地利哲学家亚力克修斯·迈农（Alexius Meinong，1853年—1920年）提出的“本体论贫民窟”（这个术语是蒯因后来提出的）。然而，这种语义哲学（如前所述这种）似乎就只是一种旨在解决各种长期存在的哲学问题的规定（或者说一种标准立场）。
就蒯因来说，他根本就没有非存有物或非存在物名称方面的问题（虽然非存有物和非存在物并不一样）。他在1948年的论文“论何物存在”中反驳了伯特兰·罗素的观点。不过，蒯因在论文中是借“某哲学家McX”之口说出了罗素的观点，并且使用了“飞马”这个名称，而非“上帝”。蒯因这样写道：
“他混淆了拥有所谓飞马这个名称的物体与‘飞马’这个词的含义，因此才会得到结论，认为使用飞马这个词，就是为了让它获得含义。”
因此，我们来总结一下蒯因的观点：名称——和陈述一样——无需指称某些确实存在之物（甚至无需指称某些确实存有之物），也可以拥有“含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意义”）。于是，蒯因就把意义从指称中剥离了出来，而罗素只是以指称的角度思考意义问题（或者说，他至少将意义与指称绑定在了一起）。
没错……逻辑实证主义者自我指认的自我毁灭
逻辑实证主义者（至少卡尔纳普是这样）用“实证真值条件”表示我们用感官体验（或者可以用感官体验）的事物。
这里的问题是经常被提及的逻辑实证主义自我指认的自我毁灭（有点拗口）现象之一。美国哲学家彼得·凡·因瓦根（Peter van Inwagen）很妥帖地指出了这点。他首先介绍了逻辑实证主义者的一般立场：
“陈述的意义完全在于它对可能体验所作的预测。”
接着，凡·因瓦根得意地指出了其中自我指认的缺陷：
“这个陈述本身是否对可能体验做了什么预测？有没有什么观测结果能够证明这个陈述为真？……似乎答案全是否定的……因此，如果这个陈述为真，那它就无意义；另一方面也是一样，如果这个陈述有意义，那它必为假。”
凡·因瓦根这番分析的问题在于，虽然许多逻辑实证主义者都接受“陈述的意义完全在于它对可能体验所作的预测”这个说法，但凡·因瓦根对于这个陈述的分析可能仍然没有抓住重点。逻辑实证主义者可以把这个陈述看作一种次级陈述（或者说元陈述）——实际上，有些逻辑实证主义者这么干的！或者把它当做一种原理（或者标准）。换句话说：
“陈述的意义完全在于它对可能体验所作的预测。”
这个陈述是关于陈述的陈述，而非形而上陈述。也就是说，这并不是关于世界本质的陈述，而是关于世界陈述的陈述。换一种说法就是，它是对关于世界陈述的认识论陈述。
科学记者约翰·霍根（John Horgan）在回忆对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采访时总结了凡·因瓦根等人没能做出此类区分的原因。霍根首先援引了波普尔的话。他写道：
“哲学讨论会上，有人提出他的想法之后，有些听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称这个想法不满足它自身的标准。这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最为愚蠢的评论方式之一！”
接着，霍根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
“证伪本身‘无疑是非实证的’，它不属于科学的范畴，而是哲学，或者说‘元科学’的范畴。此外，证伪也并不适用于所有科学。波普尔其实是在承认……他的批评者们是对的：证伪只是一种指导方针，一种经验法则，有时有用，有时无用。”
介绍了所有这些之后，我们现在可以回到卡尔纳普本人的观点上来，并且把刚才介绍的这些应用到上面。
具体来说，什么样的感官体验（看起来）属于下面这个陈述？
“形而上学者的陈述只不过是相关语句和感受带来的一种暗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含义。”
逻辑实证主义者在陈述某些事情的时候，是否（用他们的感官）体验到了形而上学者用“相关语句和感受”表达的暗示？如果后者被用语言表达了——或者用文字写下了——他们自己的话语与其他各种语句和感受相关这个事实，那么逻辑实证主义者很可能能够体验到。
不过，如果形而上学者们没有这么做，情况又怎么样？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做，那么逻辑实证主义者就不会仅凭自己的感官体验（或者实证真值条件）陈述他们的陈述。实际上，他们甚至都不会产生任何（实证方面的）想法，认为该形而上学者正在做他们（似乎）指责他做的事。
另外，逻辑实证主义者是否会体验到给陈述“赋予意义”？赋予意义这个行为（如果这确实是某种行为的话）本身是否有实证真值条件？实际上，当逻辑实证主义者陈述意义与实证真值条件相联系时，即便他们是对的，那这种联系本身是实证的吗？逻辑实证主义者能体验到与他们的感官联系在一起的事物吗？说得更学术一点，“意义”这个词有没有指称对象或外延内容？
我们也可以接受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的语境原则，也即认为词汇只有放在句子中时才有（语义）地位。不过，即便是那样，我们也仍旧可以问：站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角度来看，“意义”这个词的合理程度究竟如何？
换一个角度。
如果某个词汇、概念或陈述“没有表达任何内容”，那么它是否自动成“伪”？这当然有循环论证之嫌。因为，如果某个词汇、概念或陈述不遵守逻辑实证主义的规则，那么，从定义上讲，逻辑实证主义者就会把它视为“伪”词汇、“伪”概念或“伪”陈述。然而，从来没有规定要求我们必须接受逻辑实证主义的规则。此外，即便有这样的要求，“伪”这个词——和“无意义”一样——的修辞意味是不是也有点儿太浓了？
文//Paul Austin Murphy
译/乔琦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medium.com/the-philosophers-stone/the-logical-positivists-use-of-the-word-meaningless-a-retrospective-1de1e6b9ec3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