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知道背景，你可能会以为这是哪个年月的逃荒，但这其实就是这两天，30万富士康工人逃离郑州，步行回乡的场景。
就在几天前，除了一些私下流传的小道消息，外界对郑州疫情仍所知极少，至于富士康工厂里发生了什么，就更不得而知了。
郑州这一波疫情起初只有零星爆出，10月13日起，富士康厂区开始封锁，虽然每天都有人感染，但不得旷工。
富士康对郑州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此前两年多，哪怕疫情最吃紧的时候，据说这家工厂都没有停工过。但这次，可能也正因为了不想停产，阳性就转运，剩下的继续干活，又没做好封闭式管理，终于爆了。
据《飞越梦工厂》记述，在恐慌蔓延之后，工友们开始口口相传，厂子围墙边有一处无人看管的“狗洞”可以钻出去。就这样，在得不到基本生存保障的情况下，人们为了活命而逃离。很多人说，再也不来郑州了。
这些本来就在郑州没有家的年轻人，唯一的退路就是回乡，此时，还是父母那句老话：“儿啊，钱没有挣到没有关系，先回来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0月底的中原大地，已进入初冬，他们依靠着求生本能，朝着家的方向一直走。那是他们支撑他们活下去的希望。
考虑到他们原本每天要在一个狭小的地方遵守严格的生产纪律，这其实是一次骤然降临的瓦解，就好像原本支撑你生活的拱顶突然消失，每个人被迫以最原始的手段自谋生路——他们之所以要徒步回乡，是因为郑州通过各地的所有公共交通均已停运。
工资不要，行李不要，人们只带着最简单的生存装备，靠自己的两条腿离开。有人总结了“默认的逃亡规则”：“走高速、不进村、不进城，不见人，不连累任何人，到所属地界主动联系120报备。”
有个女孩子写道：“走了九个小时，第一次佩服自己的勇气，凌晨踏过河流，走过坟岗，穿过树林。”这恐怕是她出生以来都没有过的经历。只是靠着“老百姓帮老百姓”的底层互助，他们才得以走完了这段漫长的返乡路。
看到这些，很难不动容。这种旅途流利的苦楚，对现代人而言其实是相当陌生的，也因此很自然地唤起人们对1942年逃荒的记忆。尽管如此，这两者之间仍然有着本质差别：那时的逃荒是离弃家园，而这次是重返，当然，那时的饥民还不至于被视为一种外来的威胁，沿途受到各种码的监控。
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情他们。微博上“沙漠里的经纬线”说：
年初吉林一大学的学生怕感染，哭天喊地，犹如惊恐的小鸡仔；现在富士康的人，害怕感染没人管，不惜徒步走几十上百公里回家，很多评论说累死也比在里面感染强。
两个群体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谈病毒色变，无论知识的多寡，对病毒的认知出奇一致。
年轻人已经废了。
我想，在同一个行为背后，完全可能存在着相去甚远的各种动机。也许是有年轻人“谈病毒色变”，但更多的人怕的未必是病毒本身，而是出于对身处险境的本能感知。
代入他们的处境想一想，在里面不知道会不会被感染，就算不感染，一天天的连吃喝都不能得到保障，更不清楚接下来情况是否还会恶化，那么在还能走的时候赶紧走，是再正常不过的求生欲。就算你不害怕病毒本身，但一个明摆着的现实是：你留下来，很可能陷入更不利的处境。
批评者忽略了一点：当人们无法免于匮乏和恐惧时，仅仅要求个体“理性坚强”，还鞭挞做不到的人“废了”，这不仅冷酷，而且残忍，因为这根本无视了个体真实、具体的困境。
按理来说，“真实的生活”似乎是最直白无隐的，但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它却是经常被无视的。也是这几天，在谈到郑州疫情时，有人这样提醒：“抖音是记录美好生活的，不是记录真实生活的。”
正如T.S.艾略特所言：“人类无法承受太多真实。”真实的事物有时令人不快，因为它往往和我们既有的认知不符；但在看到他人的苦难时，重要的可能不是抨击他们，而是先去理解他们为何身陷其中，并设身处地想想他们是否还有更好的选择。
虽然远隔千里，但我很能体会那种滋味，因为河南当下发生的，很像是上海封城时各种场景的重演。郑州人也说，这是郑州最接近上海封城的一次。
我也清楚地知道，现实中人与人之间地域、经历、观念等种种差异，会将我们分离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今年春的封城，上海高校在河南滑档，录取分数线降了很多，我甚至还听说了这样的故事：有男生考了590分，本可进上海不错的大学，但被姐姐坚决阻止了，因为她厌恶上海在防疫中表现出来的“买办城市”底色。最终他去了郑州大学。
现实表明，上海人经历的，河南人也可能经历；反过来河南人正在经历的，我们也都有可能会经历。这是需要我们共同面对的时代。
张丰在《就这样沉默地走在中原大地上》中说得对，“几乎中国人要受的苦，河南人都要受一遍，而且河南人往往又是最苦的”，他说：“在这样的逃难场景中，我看到了父母和祖辈的命运，也看到了自己，我没有办法不身临其境。”
常有人说，没办法，等全国都轮一遍就知道了。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说，疫情是一次“无知之幕”的全民体验：无论贫富，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自己即便暂得安宁，但不要心存侥幸，同样的境况完全有可能轮到自己。
不过，说实话，就算这样，我也并不乐观——并不是体会过了，人们就能醒悟过来，产生同样的反思了，毕竟人的观念、性情、经历和处境千差万别，更有甚者，不少人即便在看到他人的苦难之后，也无所触动，只是庆幸没有落到自己头上。
要产生对他人处境的共情，首先要能“看见”：长久以来，我们都习惯了宏大叙事，那势必会遮蔽微弱的个体。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说过：“我们只看到聚光灯下，却看不到黑暗中人。”很多人的生活，正是在得不到曝光机会的黑暗之中。
中国人很能忍，即便承受了这些，在时过境迁之后，往往也不愿提起，仿佛那是搅扰自己当下生活的幽灵——“都过去了，说这些还有什么用？”这是人们挂在嘴边的常用语。
但我想说，这些是有意义的。我们要活下来，保存这些记忆，直到我们亲口将它讲述。就像琼·迪迪翁那句名言，“我们为了活着而给自己讲故事”，这些记忆不仅会塑造每个人自己，也会借由这些共同的经历，塑造一群不一样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