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心蓉，台湾国立台北教育大学艺术与造形设计学系副教授
2022年初俄乌之战爆发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战争文物疏散计划数次成为立法院焦点，故宫在8月初举行实地避难演练，又刚巧与中国军演的时间重叠，一时之间颇受瞩目。
8月10日，中国发布《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重申“愿继续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有关故宫战时文物处置的话题热度，因此持续燃烧。
回顾历史，每一次有关故宫文物可能“出门”的传闻总能挑起两极观点，事实上，故宫文物虽已是累积可观哩程数的资深旅客，却从来没有一次是在朝野上下均有共识的情况中上路的。
918事件爆发，故宫文物1933年首南迁“为什么⋯⋯单搬古物呢？说一句老实话，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著，随时卖出铜钱来。”>
1924年溥仪出宫，为防溥仪回马复辟或野心人士占地为王，“清室善后委员会”迅速接管清点财产，并于翌年设置故宫博物院，由临时董事会“保管院产，监察全院进行事项”。首任董事中既有军阀大将（张学良、鹿钟麟、卢永祥），也有民国大儒（吴稚晖、蔡元培、于右任），表面上人才济济，本质上大抵是一种相互牵制的机制。直到1928年北伐成功，故宫才正式直隶于国民政府，由37人理事会“监督物品之保管与处分”。
1931年918事变后，日军兵临城下，情势日益险恶，于是由理事会呈报政府核准文物南迁，馆方还特地延聘古玩商人专职包装，馆员一方面偷师学习，一方面选件编号。但北平部份市民激愤抗议，咸认南迁影响士气，政府弃人保物，恐失民心。社会贤达如胡适等也明言反对，主张日本基于国际观感，必不会贸然毁损珍宝或据为己有，且文物性质脆弱，数量庞大，途中风险更高。鲁迅对于移往上海之议更是嗤之以鼻，数度撰文嘲讽国府有变卖文物或投靠外人之嫌，“为什么⋯⋯单搬古物呢？说一句老实话，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著，随时卖出铜钱来”；“现在，一批一批的古物，都集中到上海来了，可见最安全的地方，到底也还是上海的租界”。
考虑到馆员频频接获匿名恫吓及死亡威胁，为免多生事端，馆方只好摸黑夜间装车，由张学良派来的军警荷枪实弹护卫，一路将总计19,557箱故宫、颐和园及国子监的文物送出北京。先至上海，后到南京，随著战事吃紧，又转往贵州及四川的重庆、峨嵋、乐山等4处。在交通不甚便利的年代押运一万多口大箱辗转播迁，仅以“文化一亡，便永无复国之望”的信念支撑，此中辛酸实不足为外人道。
当然，后人无从证实国宝假如滞留前线是否一定遇劫，不过没有撤退到大后方的北京猿人头骨，原以为存放于美国资助的北京协和医院可受庇护，却仍在1941年兵荒马乱中离奇失踪，迄今下落不明。
国共内战，黄金与故宫文物运迁来台与国库运金同步进行的另一条线则是故宫文物迁台，此时故宫理事多为内阁高官或学术人士，其中杭立武、傅斯年等一致赞成，持留守意见的行政院院长翁文灏独木难支大局，勉予同意。
1948年年底，国民政府颓势已现，时任总统的蒋介石开始谋画中央银行库存黄金白银运台一事。因海关总署一直延续由外人主理的清末传统，中共渗透较少，当局判断以其船只运送财货较易保密，最为妥当，于是选定载货量大的“海星号”缉私舰执行任务。1949年1月，海关又两度受托搬运黄金，完成关键转移，之后因“海星号”船员拒绝再为国府出勤，零星运输才交由海军代理。
与国库运金同步进行的另一条线则是故宫文物迁台，此时故宫理事多为内阁高官或学术人士，其中杭立武、傅斯年等一致赞成，持留守意见的行政院院长翁文灏独木难支大局，勉予同意。由于理事中有数人兼理其他组织事宜，遂决议将中央图书馆善本书及筹备中的中央博物院文物等一并择优装箱迁运。不过故宫院长马衡不愿配合，下令关闭北京故宫对外通道，致使北京本院典藏无法及时运出，最终只有三批精品自南京起运。
首批于1948年12月抵达基隆，另外两批亦同样在1949年1月离开中国。但载运第三批文物的“昆仑”舰因舱位有限，必须退回藏经等数百箱物件，且开航后一度似有投共打算，所幸仍在2月22号抵台。3月，“黄安”舰叛变，成为中共人民解放军第一艘海军军舰，掀起海军舰艇大规模叛逃潮，台湾海峡局势丕变。国民政府能够将黄金和2,972箱故宫文物压线抢出，全因在短短几周内果断行动，期间只要稍有犹豫，两岸经济文化势必全面逆转。
国库运金数字谣传至今仍有糊涂帐，但故宫箱物自南迁始即造册反复抽查，即使在来台物件因防空袭暂存偏远的台中雾峰北沟时，仍每年进行点查。显然还在为漫长归途做说走就走规划的馆员，又审慎订制300多个加固木箱，汰换不堪旅途劳顿的旧箱。1961年，国民政府终于择定台北外双溪为故宫新馆位置，正馆依山而建，馆舍背后所开凿的山洞，据资深馆员那志良所言，即是贮存文物地点。“为避免潮湿，建于山腹位置较高之处⋯⋯洞内空气，也有适当调节⋯⋯洞门与正馆第三层同高，两者之间，有廊桥相连”。
因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所藏，如象征古代王权的毛公鼎，已交予故宫使用，加上政府来台后历年搜购及接受捐赠，故宫现有典藏约近70万件，以善本书籍和档案文献为最大宗，前者包括“天禄琳瑯”善本及殿本书，后者包括军机处档及宫中档，两类合计超过60万件。文物虽然相对较少，但历代铜器、晋唐以来的法书、唐宋以来的名画精华大成，以及清宫所拥全部汝窑，尽在台湾。
至于称病推辞来台、“护宝有功”的马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续任北京故宫院长，新的业务则是“利用文物为教育人民之工具，以启发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并协助国家建设事业”。台湾媒体时常强调故宫文物倘若不随国府来台，恐怕早于文化大革命中灰飞烟灭。不过比起被砸碑砍树、摘匾刨坟的曲阜孔庙，北京故宫在“破四旧”中几乎可说是全身而退。因为中共总理周恩来的特别照顾，故宫获得额外军事保护，深锁大门长达5年，可见故宫场址的特殊性，纵使是马列主义亦多所看重。
武装冲突下，海牙公约难防小人
就像一切所有文明客气的法律规章，海牙公约多少也有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的无奈。
中国因抗日及国共内战，导致故宫文物颠沛流离十余年，同时间其它国家的文物，也备受二次大战战火荼毒，各种系统性和非系统性的轰炸抢夺，让交战双方文化资产伤痕累累，如德军强拆苏联圣彼得堡由黄金和琥珀装置而成的琥珀宫（Amber Room）回德，但大战末期琥珀宫竟神秘的人间蒸发，不知所踪，成为世纪悬案。
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因而在战后发起的《关于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1954年公约》（1954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以下简称海牙公约），要求缔约国在承平时期应保护本国文化财，并且为可预期的冲突预作准备（第3条）。如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国发生战争或缔约国领土内有武装冲突时，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可能措施保护本国及他国的文化财（第18、19及第4条）。为免砲火误伤无辜，缔约国还可依公约第16条的蓝盾标章（emblem）标记文化财；“特殊保护”(special protection）标的或载运“特殊保护”标的的运输设备则允许以三枚蓝盾标章标记，以求周全。
因公约中的文化财指涉广泛，涵盖对每一民族文化遗产具有极大重要性的动产及不动产，如纪念碑、考古遗址、建筑群、艺术品、手稿、历史物件、科学及书籍等；也涵盖主要目的为保存或陈列上述财产的博物馆、大型图书馆、文献库，以及在危急时提供上述财产避难所之处（第1条），若能真切实施，绝对可以撑起一把巨大且有效的保护伞。
然而，就像一切所有文明客气的法律规章，海牙公约多少也有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的无奈。如前南斯拉夫在90年代初解体成数个国家，无论分裂独立是否获得完全承认，按公约第19条“缔约国内非国际性武装冲突”（an armed conflict not of an international character occurring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one of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亦适用保护文化财的约束，都不应该重蹈二战覆辙，但还是阻止不了攻击世界遗产杜夫罗夫尼克（Dubrovnik）小城及塞拉耶佛（Sarajevo）国家图书馆等前所未见的浩劫发生。
除此，截至1999年，公约中的“特殊保护”以及第28条“违者将被起诉或施以制裁”等都没有发挥任何实质作用。1999年的海牙公约第二议定书（Second Protocol）因此试图以“强化保护”（enhanced protection）设计取代“特殊保护”，并具体化刑事制裁措施。不过美、俄、中军事三强皆尚未批准或加入第二议定书，所以尽管俄罗斯、乌克兰两造都是海牙公约及第一议定书的缔约国，公约在俄乌之战中的实际护航效益为何，世界仍在焦灼观望中。
蒋介石政府原是1954年海牙公约的签署者，联合国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基于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所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在2000年加入（accession）公约。因中国称台湾为“叛乱省份”，“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一旦台海开战，中国按理应援引公约第19条有关缔约国内非国际性武装冲突，采取一切可能措施保护对民族文化遗产具有极大重要性的动产及不动产，所以博物馆、图书馆、文献库，特别是故宫或标记蓝盾标章的馆舍，应该都是挂保证的非战区域，更不用提对岸民众受访时纷纷指路台南延平郡王祠和台北故宫为战时最佳藏身之处。毕竟郑成功是中国官方认可的民族英雄，在认同塑造上举足轻重，岂能轻易以战机或导弹打扰。
故宫文物撤离台湾非院方终极策略
故宫或其他文化资产要在资讯封锁的前提下低调转移他国，且不引发骚动或突袭，可行性实在太低，估计并不会是政府或馆方的选项。
不过枪砲无眼，台湾的博物馆大概也无法率性地凭借一纸海牙公约就高枕无忧。一般而言，博物馆会就水灾、火灾、地震、战争或其它突发状况，拟定以员工、观众、典藏及建物安全至上的紧急应变计划，虽然战争在许多馆舍的风险评估中机率最低，馆员的演练也最不熟悉，但制定抢救顺序、分配工作任务、妥善包装纪录、以及小心移入存放地点等，都是紧急应变计划中的共通程序。
根据《紧急程序手册》（Handbook on Emergency Procedures）中有关战争一节建议，凡面临爆炸或震波威胁的展品都须事先从展柜中取下，另寻安置之处。如现有库房不符保全条件，临时避难处必须尽量满足展品维护时的温湿度条件，必要时还得请求军警协防，以免有心人士趁火打劫。单单故宫展间尽空、展品入库，就不是区区数小时的工程。如果馆方在衡量后选择往其他县市僻静处疏散，如何撤、撤到哪的细节，也必须早作筹划。
当然，在无法顾及全数藏品时，抢救顺序很有可能就决定了最后抢救对象。故宫两次大规模移动，鉴于现实资源、载运能力，两次都有不同考量的藏品排序筛选，博物馆通常也会做几种基础沙盘推演再适时调整。
例如，英国许多文化资产管理单位手上最短的抢救清单只有10件或20件作品，举世闻名的西班牙普拉多美术馆（Prado Museum）在2019年时所提出的优先清单上也只有250件作品，其实都是为火灾或恐攻等应变黄金时间极其有限的场景预作人力配置，但不到非常时期，博物馆普世性所服膺的终极目标还是“一个都不能少”，台北故宫亦如是。报载台北故宫院长吴密察在8月接受CNN专访时，曾提及抢救9万件“精品”的说法，应是单指70万件藏品中的9万件书画工艺文物，善本书籍和档案文献另有安排。档案文献是清宫朝政的一手纪录，因运台箱数已不及南迁箱数的6%，故宫当会竭力照护。
在种种不确定性中，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迁台时政府独厚故宫的作法将不复见。或许高度集中在清代、中原、帝室的故宫典藏，在国共相争时是不可挑战的国族正统符号，然而此次立委质询及部会关切对象都及于故宫之外的其他博物馆，其他博物馆虽不若故宫动见观瞻，也陆续提出自身应对方案，全面反映了当代政策在文化资产守护上力求时间、空间及社会层面的多元性思考。
所以网路上绘声绘影的故宫文物撤离台湾终极策略，究竟有几分真实性？文物迁运有其内含危险，只有在能超前部署且具一定把握时才会成行，如抗日时的重庆虽然频受空袭，却因日军陆军无法大规模推进西南地区，得以偏安；而打游击出身的中共，初期对空军、海军掌握很慢，一水之隔的台湾有其天然优势，两次迁运也都不涉及他国。但中国早非吴下阿蒙，其号称全球覆盖的自制东风飞弹更以“东风快递，使命必达”为宣传语，故宫或其他文化资产要在资讯封锁的前提下低调转移他国，且不引发骚动或突袭，可行性实在太低，估计并不会是政府或馆方的选项。
“文物运美日保护”乃至延伸的“拱手让人”、“羊如虎口”等谣言的谬误，一在台北故宫从无移置意愿，二在美、日或所谓第三国实务上也难有并吞的可能，何来念想可言？半个世界外的波兰在半个世纪前，的确曾经历将黄金及国宝外运，之后因为诡谲时事而有曲折展开的故事，但亦未曾出现寄存国从中得利的意外。当时如此，现在的国际氛围更加不会容许它国据物己有。
国宝作为外交关系筹码的讨论，虽然有助谈兴，但毫不写实，与今日博物馆界力图尊重“物”与“人”脉络连结的作法南辕北辙，只能视为是“故宫学”中浪漫刺激的二次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