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一个二等公民。”」
特约撰稿人 Michelle Zhang 发自北京
朋友邀请翁圣杰去参加party，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atricia Pelosi，台译“裴洛西”）的专机抵达台湾松山机场当晚。这次party的主题和以往都不一样，朋友命名为“欢迎台湾回归，庆祝祖国统一”。
“哈哈哈哈，万一回归不了呢，岂不是打脸？”翁圣杰以玩笑回应。他37岁，来自金门，在中国大陆生活16年。此前更是应前女友父母的要求，在成都买了房，定居下来。
当晚，和佩洛西的专机一同落地的，是中国大陆互联网的硝烟：“佩洛西抵台之际，便是祖国统一之时”、“武统台湾”、“留岛不留人”、“祖国统一之势不可挡”⋯⋯网民们群情激昂。新浪微博top10热搜话题都和佩洛西访台相关，“#台湾媒体报道佩洛西22点降落#”一晚上获得近13亿的浏览量。
那一晚，当中国发布将在台湾岛周边开展一系列联合军事行动后，王晟睿收到来自大陆朋友的大量微信消息，都表达了关心：“你还好吗？你在台湾的家人还好吗？”陈俊楠也收到了很多大陆朋友的讯息，建议他将家人接到大陆，等风头过了再回台湾。陈俊楠安慰对方：“没事的，别想太多，不会打起来的，我和家人都很好。”
作为经历过1996年台海危机、在大陆生活26年的人，王晟睿判断两岸现在不可能开战，但面对这些询问，他还是很感激，觉得这是自己融入大陆的表征之一。尽管他的工作助理在朋友圈发布要武力统一台湾的言论，他也没有觉得不适或被冒犯。“去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要学会适应和融入当地的环境。适应能力强的人，才会得到更多机会、活得更好。”他说。
对面汹涌的网络舆情，林韦瑜觉得非常奇怪，“怎么可能打仗嘛，他们（大陆网民）怎么想的？”她离开家乡新竹来上海工作6年了。提到大陆网友对台湾的攻击，她庆幸自己交到的都是很文明的朋友，因为没有在朋友圈看到过激言论，又自嘲道：“也有可能是他们把我屏蔽了”。
8月2日那晚，对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台湾人来说，或许并没有那么特殊。多位受访者均表示，过去的两三年里，他们或多或少经历了逐渐冷却的社会氛围，愈加严厉的舆论及管治环境，以及，不再掩饰分歧的交流。
在蔡英文连任后、在covid-19疫情爆发后、在佩洛西访台后、在持续的锁岛军演发生后、在网络舆论围攻台湾后，王晟睿的台湾朋友中有三分之一离开了大陆，亦有不少原本打算来中国发展的朋友改变了主意。据台湾主计总处发布的数据，2020年赴中国大陆工作人数24.2万，较上一年减少15.3万，已是连续七年减少。
两岸关系的持续恶化，令生活在裂缝中的台湾人，越来越多地感受到这一身份带来的摩擦、区隔与不信任，也促使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选择。
“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一个二等公民”
陈伟奇4岁的女儿在幼儿园遇到了烦恼。
她被班里同年龄的小朋友指着说：“我们要消灭台湾人。”这一幕发生在2022年3月上海的一家私立幼儿园，让陈伟奇倍感荒谬。
陈伟奇今年38岁，2014年到上海工作，目前在一家外企的管理岗位任职。“来之前，在上海工作的学长姐就提醒过我，独立的思想、批评政府在这边都是红线，很多话不能随便说。我在这边已经生活8年了，很多事情心理上其实是有准备的，也在接受。”他说，但女儿在幼儿园的境况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
在林韦瑜印象中，大陆公众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对她展示了非常友好的一面，那是一种对来自他们认为发展程度更高地区的人的好奇、以及想要从对方身上学到些什么的友好。
林韦瑜是一名舞台剧演员，迫于家乡没有中国大陆所能提供的工作机会，加上接受了父母鼓励她去国际化大都市体验一下的建议，2016年只身一人来到上海。很多同事会主动找她聊天，友好地询问她在两岸感受到的差异。
在那个友好氛围中，她发现周围有台湾人甚至会利用大陆人的友好，获得与自身能力不匹配的岗位以及额外的帮助。“有些人只要用台湾腔嗲嗲的讲些话，很多这边的朋友就会乐意提供生活和工作上的帮助。”
但是近两年形势发生了变化。
2022年6月，翁圣杰被迫与交往了近三年的女友分手。女友及其父母均为中国大陆西南某省的公务员，女方家认为翁圣杰台湾人的身份会影响自家人的官运仕途。女友再三挣扎后，选择站在父母一方。两人分开后，女生父母甚至给翁圣杰发信息，感谢他放过了自己的女儿。
“活久见”（活的时间久什么事都可能见到）——翁圣杰引用了一句中国大陆互联网流行用语来形容这种失落和无可奈何。
翁圣杰2006年自辅仁大学毕业，被中国大陆庞大的消费市场和高速的经济增长吸引，到江苏昆山的台资企业从事代工行业的项目管理。此后十几年，他辗转上海、成都、北京、东莞等城市，在台资、中资、外资企业均工作过，现在正在成都和北京两地创业。
他表示，友善、说话直接是他对大陆人的普遍印象，而且大陆的生活确实非常便利。但是近两年两岸关系的“剑拔弩张”，让他似乎成为了行走的“人形靶子”。
“在外企还好，但是在民营企业，我经常被逼问到底是支持‘统’还是‘独’。”他说。甚至在佩洛西访台当晚，四川某都市媒体的记者直接发信息问他如果两岸开战，他会支持哪一方。翁圣杰没有直接回复，而是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则动态，表示希望两岸和平相处，不要打仗。随后，他看到那位记者在自己的朋友圈表示：“支持国家武力收复台湾”。
今年7月，陈俊楠辞去了在中国大陆东南沿海某县级市一所私立高中国际部任政治老师的教职，回到台湾。
他今年27岁，这份教职是他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份工作，此前，他曾在大学和研究生时期多次来大陆的大学交换。对于这次辞职，他坦承他和校方之间达成了一种匪夷所思的默契。
6月学期结束后，学校领导找他谈话，委婉表示可以安排他去其他岗位或者去教其他课程。“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辞退，正好我也不想继续留下去了，就索性辞职。”此时，距他2021年8月入职这所高中还不足一年。“学校肯定也有压力，这不能怪他们。”陈俊楠补充道。
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被学生和学校同事们多次问过“台湾的省委书记是谁”。相比于感到被冒犯或者不舒服，他更多的感觉是大家对台湾了解得太少了。所以他会尝试抛开课本的内容去给学生举例，将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类比为清朝初期南明与清政府的关系，并将两岸定位为一国两府的状态，“两个政府不一样，但毫无疑问属于同一个国家”，他说。
这种科普并不总是被允许，更多时候他必须按照教材按部就班地讲课。对此，他倍感压抑，“就是觉得自己学过的很多知识、知识架构根本无法派上用场，尤其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部分，老师们根本就没有自由发挥的空间。”
“我一直坚信马克思是对的，但是课本中提到的中国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不清楚这到底是要讲什么，在台湾我们不会这么绕来绕去地讲话。”
不可否认，这种苦恼正是他难以被接纳的原因之一。
陈俊楠的父母均认为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他这种不同于父母的认知成型及成熟均发生在大学时期。陈俊楠大学毕业于中原大学的法学专业，对于自己的立场，他解释道：“我持有的是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和护照，中华民国的宪法规定，台湾与中国大陆同属一个国家，这是一个事实”。
2016年，陈俊楠在读大学期间去深圳的大学做交换生，那也是他第一次到中国大陆，第一次使用了微信和支付宝，体会到在线支付的便捷、快递服务的周到与高效率以及周围人群的善意。此后，他几乎每隔半年便到大陆一次。2017年大学毕业后，陈俊楠选择去台湾中山大学进修大陆问题研究的硕士，2019年年末，更是因为突发的疫情无法回到台湾，在浙江大学学习了9个月。
在浙江大学交换期间，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陈俊楠的妻子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西北省份陕西，从复旦大学毕业后便去上述东南沿海的高中担任语文老师，后来陈俊楠为陪伴妻子选择入职了同一家学校。
但在大陆长待的一年，带给陈俊楠的感受反而糟糕了，“之前不这样的”，他说，“很明显的一个分水岭是2019年年末。”
2019年年末，已持续半年的香港反修例运动延烧到台湾总统选举的擂台，蔡英文多次声援香港，民进党亦打出“今日香港就是明日台湾”的口号。最后，蔡英文取得总统直选以来破纪录的817万选票，成功连任。
大选结果宣布当天，《环球时报》发布社评《莫张狂应是蔡英文和民进党的座右铭》。社评表示，无论台海局势中有多少不确定性，一个最大的确定性是，“陆强台弱”的趋势将持续下去，大陆综合实力变得越来越强不可阻挡，台湾实力与大陆的差距只会一天天继续拉大。
多位在中国大陆生活的台湾人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即2019年末、2020年初是一个转折点。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一个二等公民。”陈俊楠说。“在浙江大学交换期间，我发现大家的态度普遍变得不如之前友好。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台胞证在搭乘火车时无法直接扫码，只能走人工通道，但是工作人员有时会直接瞪着我说，‘太麻烦了’、‘遇到你真倒霉’。类似的行政壁垒很普遍。”他强调。这类经历也是驱使他回到台湾的动力之一。
陈伟奇同样感觉到这种割裂在2020年年初陡升，“那个时候，很多文章开始公然使用‘武统台湾’、‘消灭台湾’这种情绪化的字眼，我微信朋友圈中之前不会关注台湾问题的朋友、同事近一两年也开始讨论这个话题，并且比例在不断增高，使用的词汇情绪色彩也越来越强烈。”他感觉很难过，“我一直在上海工作，上海是个非常文明和现代的城市，如果上海人都这样想，那其他地方的人态度估计会更加激烈”。
佩洛西访台前夕，陈俊楠持台胞证去街头核酸亭做核酸检测，被工作人员拒绝：“你这个证件没法扫（扫描），我们这儿不给台湾人做”。
翁圣杰去三四线城市见客户时，会被对方要求自我介绍时，必须在“我来自台湾”的“台湾”之前加上“中国”二字。
这让他感觉好笑又困惑，“我们是同胞啊，他们对我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事实上已经将我排除中国人的行列了，这让我感到自己没有被认可。否则，北京人为什么不说自己是中国北京人，四川人会说自己来自中国四川吗？那台湾为什么要例外？”
“这个问题一点都不好玩，我不跟你玩了”
为了彻底融入中国大陆，翁圣杰申请了入籍，但石沉大海。
他不甘心，从2019年开始，向多个部门询问、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均被以他是外籍人士为由拒绝了。不仅如此，致公党、民盟中央、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也拒绝了他的申请。
“我只是想被认可，我想让他们（大陆人）承认我是他们的族类。我已经在这边（中国大陆）工作十六年了，即使要政审，也应该早就查清楚了吧？”
翁圣杰曾应聘过一家互联网巨头的职位，但朋友从企业内部打听到，企业内部招聘的潜规则是优先录取本土人，而他不是。为此，他在创业期间申请了清华大学的博士，“清华的牌子足够亮眼，以后我就可以直接说我毕业于清华，到那时估计就没有人再纠结我是台湾人的问题了。”
而在还没有拿到清华的博士学位时，为了消除隔阂、获得认可，在见投资人和客户的时候，他会率先表示：“我支持祖国统一”。
他坦承，这是一种迎合。
不过这种迎合并不总是奏效。“有次我去见一个投资人，我开门见山说我认为两岸应该统一，对方却摇摇头说他不那么认为。于是我赶紧改口表示那是我的希望，最终会怎样发展我也决定不了”。
对于这种身处夹缝中、需要不断摸索对方立场，然后给出针对性回应的生活，他觉得特别累。“能不能给我发个良民证？然后就别再总盯着我身上的台湾标签了。”
相比于翁圣杰的“决绝”，王晟睿对两岸的态度更为游离。
王晟睿祖籍山东，父亲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曾参加过抗日战争。但作为内战战败后进入台湾的“外省人”，王晟睿觉得自己这一辈一直被排除在台湾主流社会之外。在他印象中，“到了高雄，我们必须要讲闽南语，否则人家会歧视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
1996年，台湾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实现经济大爆发，很多台湾人拒绝被外派到大陆的时候，王晟睿欣然接受一家知名外企的offer，前往上海拓展中国大陆的市场。
“我们这一辈人的身份非常尴尬，台湾人不认为我们是台湾人，大陆人也不承认我们是大陆人。所以我觉得到任何环境，我们都需要根据环境改变自己扮演的角色，只有这样，才能走得更远。”他说。
结婚后，王晟睿也坦然接受了自己是大陆的女婿这一角色，“因此，我非常理解我太太坚持的要武统台湾的观点，因为这就是他们（大陆人）从小到大被灌输的信息，相对于与她发生争执，我更倾向于去理解她。”
在陈伟奇看来，学会察言观色是台湾人来大陆的第一课。2014年，陈伟奇30岁，感觉自己在台湾的职场发展受限，“台湾的市场就那么大，很多领域已经饱和了，但是我觉得自己的能力根本还没完全发挥出来，所以就想去更广阔的的天地挑战一下自我。”他通过在上海工作的学姐介绍来到了上海一家外企。
初到上海，他和所有在大陆的台湾人一样被问到了一个问题——你支持统还是独？
与翁圣杰、王晟睿不同，陈伟奇觉得自己被冒犯了。“这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直接的压力，我不知道我回答完这个问题的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我都是用很诙谐的方式说我们都是龙的传人或者说我们都是地球人，然后就把这个问题划过去。上海的文明程度非常高，听到我这么说后，大家也就知道我不想聊这个问题，然后也就没人追问了”。
为了捍卫自己台湾人的身份认知，林韦瑜曾毅然拒绝在抗日剧中扮演中共地下党，但她很清楚，这种立场在中国大陆不能张扬、需要刻意回避。在上海，她与大陆朋友、同事达成的默契就是大家平时可以嘻嘻哈哈坐在一起喝酒，开心就好，但坚决不谈政治。如果有人很“讨厌的”提出相关问题，她会板起脸故作严肃状回答：“这个问题一点都不好玩，我不跟你玩了。”
此岸，对岸
在上海工作6年后，林韦瑜决定离开，回到台湾，虽然她非常喜欢骑行在道路两岸种满法国梧桐的上海街道。
对于这个选择，她说，在上海的生活太过安逸、舒适，她不想让自己迷失在这个舒适圈内。另外，在她看来，与中国大陆从事同行业的女孩儿相比，自己竞争力有限。“我是长大后才想从事舞台剧表演的，但是我发现很多上海姑娘从小就开始进行相关的音乐、舞蹈培训。再加上我长得也没有她们漂亮、身材也没有她们好，和她们相比，我在这个行业没有什么优势。”
朋友曾经发给她的一篇文章指出，台湾一流的人才到中国大陆后仍然是一流人才，二流的人过来后则会变成三流。对此，她深以为然。“这里（中国大陆）优秀的人太多了，台湾人现在并不具备优势。”
陈伟奇对此也表示同意，“除了高科技技术人才，现在台湾人在大陆普遍不是很有竞争力。能挣到钱的，都是来这里已经很久的台湾人，换句话说，大陆高速发展时同步给台湾人的窗口期已经过去了。现在，大陆本土的人才已经培育成熟”。
陈伟奇的太太是他在上海工作期间认识的台湾姑娘，现在夫妻俩与两个小孩租住在上海徐汇区。即便看上去他们已经与所有“沪漂”一样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当面对两岸更显性的制度上的不同，他还是感受到了惊恐。
五年前，陈伟奇的朋友在10月10日台湾国庆节期间，在朋友圈发布了庆祝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的言论，随后被相关部门请去“喝茶”。虽然此番“喝茶”，朋友只是被“友好”地询问，但陈伟奇还是被吓到了。“原来学长姐提醒过我的事情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就发生在我身边。”
但是相比于“喝茶”事件，从2022年4月开始，上海长达两个月的封城及在此期间政治权力对个体权利肆无忌惮的打压更令他惊恐百倍。
“最绝望的时候，我家的食物储备只剩下两天的量，小区还出现了阳性病例，以致找不到任何人、任何渠道采购和运输食物。当时真的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蚂蚁，可以随时被踩死。加上网络上出现的小孩被单独隔离，无人看管的视频，让我特别心惊。当时我想，如果有人也这样对我的小孩，但我却被困在牢笼中，毫无反击之力，我会崩溃的。”
除去疫情封控导致的对现代化大都市的滤镜破碎，小朋友在幼儿园的处境也对陈伟奇是否要继续留在中国大陆的问题提出了挑战。
“那件事发生后，小朋友问我‘他们为什么要打台湾，台湾不是我们的家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灵魂拷问。大人已经具备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但是小朋友在这个年龄阶段是没有分辨能力的，他会同时吸收不同的信息。我不想让他们有红色思想，也不想让他们在被攻击的环境下长大。”
王晟睿也有同样的顾虑，他选择将孩子送入国际学校，并计划以后将他们直接送到国外。“我并不是教育孩子不爱国，我肯定要让他们爱这片土地，但是他们需要有独立的思想，我不想他们的头脑中被植入任何芯片。包括我现在说话，都要小心翼翼的，事实上，很多台湾人在大陆生活得很压抑。”
他又同时强调，中国大陆改革开放40年实现的高速发展、取得的成就是非常值得钦佩的，而这种快速、集中调配资源的能力，也正是得益于其能够“集权”。“不过这是优势也是劣势”，他补充到。
王晟睿在一家中资企业担任高管，与很多台资、外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是关系很好的朋友。闲暇时，他会和朋友们相约打高尔夫球，并在自家别墅的花园里聚餐，享受片刻的避世时光。
他透露现在在中国大陆的企业家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不安全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被政府频繁干扰，例如来自税务、工商等部门的频频施压，而大家还都不敢说什么”。在他看来，造成这种现象是因为中国大陆过去发展太快，这种高速发展是建立在地基还没打好的基础上，以致现在企业家们都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所以我觉得台湾对大陆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试验田，大家一直说一国两制，有没有可能台湾的制度是更好的？”他说。
退休后，王晟睿打算带太太一块儿回台北生活。他表示台北的舒适和上海是不一样的，是充满烟火气的，“我家位于台北市中心，邻居素质也非常高，加上台湾的医疗服务相对更好，所以我以后还是要回去的。”
回到台湾后，陈俊楠正着手在台湾申请中国大陆问题研究的博士。关于为什么不在中国大陆进行相关研究，他表示他非常清楚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天安门事件、计划生育等话题在大陆是绝对的禁忌，而这些恰恰又是研究无法绕过的核心议题。
接下来，他准备将妻子也接来台湾，但因为两岸在学历教育方面互不认可，妻子计划在台湾申请一个硕士学位，方便日后找工作。
翁圣杰则想彻底扎根大陆，“有民主、有自由又能怎样，能当饭吃吗？能用Facebook、Twitter又能怎样，大家不还是一样在过日子。再说，在这里（中国大陆）也可以用FB呀。”谈到通过连接VPN登录外网，他立即纠正到：“那叫科学上网”。
对于两岸逐渐升级的紧张关系，他都持无所谓的态度：“别打仗，要和平相处，不要影响我赚钱”。
尽管如此，当他乘坐火车飞机、入住酒店、做核酸检测需要不断出示台胞证，以及有些人咄咄逼人让他一定要说“中国台湾”时，翁圣杰还是会恍惚产生一种“我是谁，我在哪”的不确定感。
接下来，他希望能找到全家都不介意他是台湾人的女朋友。“我已经和你们（大陆人）一样了，长得一样、语言也一样，不要再纠结我的身份了”。
陈伟奇原本打算在上海工作到退休再回台湾，但上海封城期间的经历，以及日益高涨的对台湾人“不友好”的舆论氛围，促使他将离开的日期提前到了今年，现在他正在接洽台湾公司的职位，为举家搬离上海做准备。
但对于回台湾，他心里也有一道坎。知道他在大陆工作的台湾人，有时会故意问他在大陆的工作情况，他通常会用“就还好”来做简短回应，但他还是不可避免地被指责背叛了台湾。
“民族意识上涨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很多人已经变得不理性了，认为世界只有A和B，而没有C。再加上媒体带节奏，很多民众会认为我们这种在大陆工作过的人就是不爱台湾、就是台湾的叛徒，这种想法与红色思想没有任何不同。唯一的区别是，多了一点自由度。”他说。
翁圣杰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他在台湾的朋友曾公开警告他，如果不在两岸选边站，他以后会非常惨。甚至他在Facebook发布了他在大陆的创业公司面向台湾人的招聘帖后，朋友私信他让他撤掉，理由是他会被台湾网民网暴。
“在台湾，脑子不清楚的人也很多”，陈伟奇说。相较于彻底扎根台湾，他更想成为一个世界公民，“如果新加坡、美国、欧洲有机会，我肯定会选择这些地方”。
应受访者要求，翁圣杰、陈伟奇、陈俊楠、王晟睿、林韦瑜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