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网络诈骗：东南亚发展结构暴力的产物、国际性犯罪的诈骗未来 – 端传媒 –
高游，观察东南亚诈骗的自由撰稿人
今年以来，柬埔寨因为中国血奴案、马来西亚人被困诈骗园区、台湾香港大型跨境诈骗案、等新闻事件的发酵，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而“网络诈骗”、“强迫劳动”、“人口贩卖”等现象的层层曝光，使得这个“被诅咒的国度”再次成为“人间地狱”的代名词。
柬埔寨为何会成为网络诈骗的聚集地？网络诈骗如何在东南亚遍地开花？网络诈骗又如何转变成国际性的犯罪集团？本文将从柬埔寨的历史和国家发展的角度来探讨这些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以及那些被困网投诈骗园区的劳动者们的生存困境。
土地暴力、贪腐和家长式庇护网络“你知道西港为什么这么乱吗？因为西港是赌徒的最后一站。”
不久前，一位嘟嘟车（东南亚常见三轮摩托）司机跟我讲了一个柬埔寨人熟知的笑话：只有二星以上的将军才能够在西港拥有土地，且这些土地最终会以各种方式转手到中国投资者的手上，变成赌场、网络诈骗园区和酒店。
“他们声称那是属于军队的土地，把村民都赶到其他地方。几年后那里就盖满了高楼大厦。”纪录片《柬埔寨之春》就曾纪录过这种以国家名义来征收土地的事件——金边万谷湖案例。
柬埔寨是推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但其国内政治经历了几十年的动荡时期，产权的界定至今仍不明晰，大量的私人土地被通过暴力的方式集中在政治精英的手上，如将私人土地强制转换成国家土地，或因商业开发驱逐居民。2007年，政府以开发公共道路为由，将长期生活在西港Spean Ches村的渔民驱逐，105个家庭房屋被宪兵和警察烧毁。
根据柬埔寨人权中心2013年的报告（Cambodia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Cambodia: Land in Conflict：An Overview of the Land Situation,2013），自2000-2013年期间，超过70万柬埔寨人受到ELC的影响，超过300万公顷的土地（16.6%的国土面积）以ELC的名义卖给国内外公司和政治精英（ELC，经济特许使用地，即可以交易的国家私有土地，ELC主要以出租的形式租用给国内外公司进行商业经营，租期最高99年）。而其中，约有20%的特许使用地掌握在柬埔寨人民党的五位领导人手里。并且，在2008年到2013年间，有超过85万公顷的国家公有土地转换成国家私有土地。
看似无关的土地问题，事实上是柬埔寨网络诈骗园区赖以建立的制度基础。柬埔寨以建立经济特区的方式，将土地租给开发商，然后建立起诈骗园区。7月15日，半岛电视台发布的纪录片Forced to Scam中，便揭露了位于菩萨省的经济特区实则为网络诈骗园区。还有一些土地通过私人合作的方式开发成园区。
通常，这些园区是办公室的形态，被租赁给网络博彩公司的老板，收取租金和管理费。“管理费”由专门的物业收取，这些物业又被称为园区管理员。据知情人士透露，管理费是地主为这些公司提供政治庇护所收取的保护费。
作为后发展国家，东南亚国家并没有早期西方国家利用殖民优势来积累国家财富的基础。柬埔寨在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弱势处境，更使得政府采取“榨取式”的发展策略（注1），通过掠夺和开发本国的自然、土地资源的方式来快速积累国家发展的资本，但这些策略制造了不平等的苦难根源。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资料，自2011年开始，柬埔寨的经济增长速度均维持在7%以上，因其成衣制造业和房地产行业而迅速发展。但在这些发展成果的背后，承载著诸多显而易见的灾难：森林破坏、土地暴力、网络诈骗和毒品枪支泛滥等。柬埔寨不仅连续四年被评为东南亚清廉指数最低的国家，还是近二十年来森林退化率最严重的国家，大量的原始森林因为伐木而遭到破坏。在美国国务院最新发布的《2022人口贩运报告》中，更将柬埔寨从原本的二级降到了第三级，矛头直指柬埔寨大量存在的网络诈骗园区和强迫劳动的现象。
与此同时，从1863年法国殖民开始，柬埔寨多次的政权交替和国家体制的变化也造就了这里复杂的政经结构。1953年柬埔寨正式独立为“柬埔寨王国”，在1970年被龙诺武装推翻，成为“高棉共和国”。这一政权维持了五年后被共产党波布推翻，成为“民主柬埔寨”，并在1975-1979年间实行共产主义政权，又称“红色高棉”。后来洪森到越南搬救兵，越南政府在苏联的支持下于1978年进军柬埔寨，波布政权结束。在此之后，越南占领柬埔寨长达十年，直到1989年才从柬埔寨撤军。撤军之后，因柬埔寨内部政党纷争多，在国际势力的监督下，于1991年签订《巴黎和平协定》，并进入联合国接管的主权让渡时期。1991-1993年，联合国积极推动柬埔寨的民主政权建设，并于1993年开始第一次的民主选举，柬埔寨改国名为“柬埔寨王国”。一直到1998年洪森赢得大选后，柬埔寨的政局才逐渐趋于稳定。
事实上，1998年洪森刚上台的时候，并没有牢牢掌握政治权力，其所主导的人民党（CCP）也一直受到奉辛比克党（FUNCINPEC，保王党）和沈良西党（SRP，反对党）的左右与挑战。随著2013年洪森在大选中胜利，铲除反对党沈良西党后，CCP一党独大，洪森的政权才得以稳固。萧文轩等（2019）在《柬埔寨的政治经济变迁》一书中指出，洪森以民主制为外壳，逐渐形成家父长式的政治庇护网络。如今，柬埔寨正一步步走向发展型权威权主义国家，人民党一党独大和洪森的家族式庇护网络，为贪腐提供了保护伞。
随著中国一带一路的发展和持续的对柬投资，柬埔寨对西方国家的依赖度逐渐降低，这为洪森的威权统治提供了后盾。尽管黄赌毒等下水道产业不是一带一路的计划发展项目，却引来无数的中国投资者和投机商趁此机会朝向海外发展。
在国际关系上，从2003年起，中国便成为了柬埔寨最大的外援国，中柬亲密也逐渐成为柬埔寨在面对国际民主力量时的挡箭牌。在联合国接管期间，西方国家希望通过外援来推动柬埔寨的经济成长，从而达到社会稳定的作用，并借此推动柬埔寨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但随著中国一带一路的发展和持续的对柬投资，柬埔寨对西方国家的依赖度逐渐降低，这为洪森的威权统治提供了后盾。
一带一路不仅给柬埔寨带来了中国资本，还带来了黄赌毒等下水道产业。尽管这些产业不是一带一路的计划发展项目，却引来无数的中国投资者和投机商趁此机会朝向海外发展。在中国近十年严厉的扫黄打黑政策下，黄赌毒产业不断从中国向东南亚转移，比如菲律宾马尼拉，柬埔寨西港，缅甸的妙瓦底等。2019年，西港持合法牌照的赌场高达91家，这些赌场多数为中国人所开设。此外，西港的KTV、会所都有借助柬埔寨官员的庇护提供色情和毒品服务。柬埔寨官员以占干股的形式为这些场所提供庇护，这些场所亦雇佣柬埔寨合法持枪的宪兵作为安保人员。
“你知道西港为什么这么乱吗？因为西港是赌徒的最后一站。”长期从事博彩行业的谷明曾这样跟笔者介绍。
因此前在澳门、缅甸小勐拉和泰国等地从事赌博行业，谷明非常了解博彩产业生态。由于澳门的正规赌场对出码/签码——即从赌场借筹码——的征信审核较为严格，因此西港赌场的公关和叠码仔往往从澳门和中国大陆寻找失利的赌客，并为他们提供借贷服务。“只要是个人他们都给你出码”。这样的宽松环境滋养了许多以此为生的人，并成了西港日后绑架勒索现象趋于严重的导火索。
由于出码的条件宽松，叠码仔们通常由持枪的保镖或有黑社会背景的人组成，以此保证赌客输了钱之后会偿还赌债。来到西港的赌客，也抱著殊死一搏的心态借筹码。一旦他们输光了手上的筹码，叠码仔便会将他们软禁在赌场的酒店里，然后打电话给赌客的家人，逼迫他们还钱。如果不还钱，可能就会被杀害，因此西港被称作“赌徒的最后一站”，生命的最后一站。
东南亚网络博彩及诈骗产业变迁
2016年，在菲律宾的政策暧昧之际，菲律宾的网络博彩行业也开始向外转移，他们瞄准了同样推行博彩合法化政策的柬埔寨。但由于金界赌场垄断了金边方圆200公里内的合法经营许可，柬埔寨边境地区成为为数不多的可选方案
2016年，在菲律宾的政策暧昧之际，菲律宾的网络博彩行业也开始向外转移，他们瞄准了同样推行博彩合法化政策的柬埔寨。但由于金界赌场垄断了金边方圆200公里内的合法经营许可，柬埔寨边境地区成为为数不多的可选方案
越来越为公众所熟知的网络诈骗，起源于电信诈骗，由台湾转移到中国大陆。据中国新闻社的报道，电信诈骗最早起源于台湾金光党，在中国大陆设立机房，以打电话的方式行骗。2009年，两岸签订《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后，电诈行业开始出走东南亚，慢慢转型成虚拟货币、杀猪盘等网络诈骗模式。
其中，菲律宾因其合法发放网络赌博牌照而成为该行业的重要推手。
早在2003年，亚洲最早的网络博彩业牌照机构——第一卡加延（First Cagayan）就开始为网络博彩公司提供服务，替菲律宾政府保障并监督博彩公司的合法运营，一共发放了114张牌照。
在2016年大选时，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曾承诺要打击毒品和网络赌博。实际上，杜特尔特的确开始大力打击毒品买卖，但在博彩行业上，他只是以政府直接运营的PAGCOR机构取代第一卡加延，成为菲律宾唯一可以合法发放网络博彩牌照的机构，并将发放牌照变成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
PAGCOR公司作为菲律宾的国有企业，成为了杜特尔特当局的赚钱利器。到2018年底为止，PAGCOR公司一共发放了56张牌照，未拿到牌照的博彩公司统统被视为非法公司，不受菲律宾政府保护。这一举措使得菲律宾博彩业的税收在短短的3年内增长3倍，到2018年达到356.2亿比索（约200亿台币，500亿港币，436亿人民币）。
2016年，在菲律宾的政策暧昧之际，菲律宾的网络博彩行业也开始向外转移，他们瞄准了同样推行博彩合法化政策的柬埔寨。但由于金界赌场垄断了金边方圆200公里内的合法经营许可，柬埔寨边境地区成为为数不多的可选方案，如最南端的西港、柬泰边境的波贝，以及柬越边境的木牌等。
其中，西港拥有柬埔寨唯一的深水港，也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点发展对象。在柬埔寨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政策以及中国投资的带领下，西港从一个海边港口的小渔村，逐渐成为了仅次于金边、暹粒的第三大城市。从2017年底到2019年中旬短短的一年半时间里，西港便发展成传闻有“30万网络博彩人员”的赌城，而网络博彩行业也仰赖当地保护势力逐渐遍布柬埔寨。
许多人认为，柬埔寨的网络诈骗行业是从合法的赌博行业转型而来。事实上，风靡一时的房地产投资、赌场、网络诈骗等行业一直是并行发展的，但在2019年的“818禁赌令”之后走向极端。
许多人认为，柬埔寨的网络诈骗行业是从合法的赌博行业转型而来。事实上，风靡一时的房地产投资、赌场、网络诈骗等行业一直是并行发展的，但在2019年的“818禁赌令”之后走向极端——2019年8月18日，柬埔寨政府颁布《禁止发放网络赌博牌照》的禁令，并要求网络博彩公司在2020年1月1日前撤离柬埔寨。这便是改变许多人命运的禁赌令和818事件。
除了令大家谈虎色变的“杀猪盘”，网络博彩公司也有不同的分类，并非像网络上所流传的“所有从事网络博彩行业的人员都是诈骗人员”，不同的博彩公司也渐渐形成行业的鄙视链。第一类是“比较正规”的线上博彩网站，如太阳城，这一类的博彩公司将一些线下赌场的业务搬到网络上，也被称为现金网。第二类是介于模糊地带的公司，区别在于他们会评估赌客的存款来限制他们可以提现的金额。如果赌客赢取的金额太大，他们便会以各种理由来限制或冻结他们的账户。第三类则是以投资、淘宝刷单和情感诈骗为主的诈骗公司。
禁赌令之后，大量的网络博彩公司开始往缅甸妙瓦底、迪拜和格鲁吉亚等地转移。而在业务上，由于中国持续进行断卡行动、反诈宣传等政策，使得网络博彩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利润受限，通过银行卡转移诈骗所得收益也变得愈发困难。
他们开始将目光转向国际，如印度、美国、欧洲等地，也因此产生了国内盘、国际盘的分类。
2020年，随著Covid疫情的爆发，中国政府收紧出入境政策，不仅限制中国公民申办新护照，还在部分网诈重灾区进行“剪护照”的行动，如福建安溪。在机场里面，更是有当地警方提前审核出境人员签证并劝阻他们“非必要不出境”。从事网络博彩和诈骗行业的人主要以华人群体为主，如马来西亚华人、台湾、中国大陆等地，其中中国对于限制公民出入境的措施使得他们失去了大部分的劳动力来源。加上国际盘的兴起，待疫情趋缓后，他们便开始寻找其他国家的劳动力，并以同样的高薪诱骗方式吸引海外劳工。
同时，网络诈骗行业也从“中国人骗中国人”逐渐转变成全球性的诈骗活动。
整体而言，中国采取的断卡行动和劝返活动，只是试图将网络诈骗阻隔在国门之外，减少对中国社会的危害；并通过取消户籍威慑海外公民，将“有害”的公民排除在国家之外。
但在打击国际犯罪上，中国却没有主动的作为。中国与柬埔寨当局合作的中柬联合执法，也多以遣返及抓捕在中国境内有犯罪记录的人员为主。中国警方会事先敲定一份抓捕的名单，然后由柬埔寨警方提供入境记录和过海关时的照片，实行定向抓捕。但吊诡的是，这份名单会以一定的标价从柬埔寨警方流传到中国罪犯手上，然后通缉名单上的部分人员会事先躲藏起来。
818禁赌后，政策变化如何加剧诈骗趋势
818禁赌令不仅使得网络博彩公司集体出走，也带来了另一个严重的恶果：围绕这一产业而发展起来的房地产投资、赌场、会所、超市和餐厅等均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818禁赌令不仅使得网络博彩公司集体出走，也带来了另一个严重的恶果：围绕这一产业而发展起来的房地产投资、赌场、会所、超市和餐厅等均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让无数投资者血本无归，许多在西港工作的人亦因此丢失了生计。
2021年1月18日，柬埔寨华人报纸《柬华日报》发布了一则新闻：2017年至2020年，西哈努克省共批准了1514个投资项目……2020年，该省发生多起土地纠纷案，目前仍处于调查、解决、协调的案件有886起，这些土地纠纷案包括：城市土地纠纷案、非法侵占林地和国有土地…
此外，根据《今日柬闻》2022年7月3日的报道，西港目前有1155个未建成的烂尾楼项目，约占西港所有建筑的70%至80%。
从2017年底开始，许多投资者在房产中介的鼓励下租地盖楼，他们声称自己认识网络博彩公司的老板，大楼盖好后可以出租给这些公司作为办公地点，不到两年的时间便可以回本。但传说的“30万网络博彩从业人员”实际上有多少，并没有人知道，这些房产投资也在网络博彩公司大出逃之后变得无用武之地，并因为拖欠租金而大量遭到地主的驱逐。
根据柬埔寨土地规划和建设部2020年发布的数据，西港的平均地价在过去三年内翻了10倍，在818之后均价仍维持在1500美元左右。据一位在当地租地盖楼的投资者说，西港的地价和硬卡产权（即永久产权）的房屋，高峰时曾炒到了15000-20000美元/平方米。
当时，柬埔寨的利鑫集团和薛蛮子、欧成效等人通过分割国有的经济特许用地卖给中国的散户来炒高地价。炒地天王薛蛮子更是对外声称在西港投资了上万亩土地，并以其公知的流量吸引国内的投资客来炒地炒房，但818之后便不见踪影。
网络博彩人员出逃、投资者失利、商家倒闭、赌场裁员……西港的经济在一夜之间陷入停滞。这也是西港开始走向疯狂和失控的开端。
如前文所述，西港有许多依靠赌客为生的叠码仔，他们有著专业的绑架技术和作案工具。818之后，西港大部分的赌场开始裁员、减薪，甚至是倒闭。于是叠码仔中逐渐形成了一些专业的绑架团伙，他们从帮赌场追债的保安变成了无差别绑架的罪犯。2020年，西港还曾经出现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河南帮绑架团伙，他们不仅绑架勒索，甚至在家属支付赎金之后，仍然不放人直接撕票。最后是在中柬联合执法的合作下，这个团伙才最终覆灭。
叠码仔中逐渐形成了一些专业的绑架团伙，他们从帮赌场追债的保安变成了无差别绑架的罪犯。
在疫情大封锁、各国严控边境的背景下，网络博彩公司越来越难通过偷渡的方式把员工带到柬埔寨，偷渡的成本也变高，一个人的偷渡费用可能便高达一两万美金。据一位认识蛇头并帮忙联系偷渡的中国人讲述，如果偷渡失败被遣返，蛇头也不提供退费。于是，相比起从海外招揽员工，一些绑架团伙也开始在柬埔寨境内绑架华人，然后卖到网络诈骗公司。卖人的费用也随著偷渡费用上升而水涨船高，近期已增长到2.5万美金左右。甚至出现了柬埔寨嘟嘟车司机直接把乘客运到中国城园区的乱象。
部分在房地产投资热中血本无归的投资者，亦开始做起了网络诈骗行业。笔者认识的一位中国投资者，在其资金被房地产市场套牢之后，便开始做起了网络诈骗公司的代理线。这些代理人由成熟的公司提供所谓的“技术支持”和公司管理、自己雇人运作的方式来进行合作，但这些雇员也相当于变相被卖给了网络诈骗公司，他们依然需要按照公司的霸王条款进行赔付，才能够获得人身自由。
从事诈骗的人：“自愿劳动”的生存困境
在自愿与强迫之间，存有许多的模糊空间，这样的空间里容易滋生出随波逐流的平庸之恶。
除了近期备受大家关注的“人口贩运”、“强迫劳动”的热点事件，更多的网络博彩公司员工介于自愿/强迫劳动的状态，但这些“自愿劳动”的人亦同样身陷囹圄。如上述代理线的员工，代理人原本答应他们可以随时离职，但却以压工资、人情绑架等方式劝说他们，使得他们无法离开公司。
一位在园区工作的女生告诉笔者，因代理线老板拖欠她工资，她只好假装配合工作。考虑到自己只有小学文凭，在中国工作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四千人民币，但在园区工作还能领到一万人民币的工资，所以她也希望攒点钱回家买房过普通生活。
在“自愿劳动”者身上，我同时看到了无知、无奈、恐惧与个人欲望的交替存在，这些因素共同组成了西港大部分人的生活状态。在自愿与强迫之间，存有许多的模糊空间，这样的空间里容易滋生出随波逐流的平庸之恶。
因为在中国亏空公款而欠下债务的小刘告诉笔者，在疫情期间，他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所以转念把自己卖给了网络诈骗公司，试图渡过失业的日子。进去之前，他以为自己浑水摸鱼地做半年，过了赔付期之后便可以离开公司。但当他被主管电击、并告知他赔付金额高达三万美金的那一刻，他才彻底绝望。
“我在这里要么做出好的业绩，要么就是死路一条了。”
西港作为“赌徒的最后一站”，意味著这里聚集了大量的赌徒，不少人都因为赌博而身无分文，转头便把自己卖进网络诈骗公司。笔者认识几位因网络赌博而陷入债务危机的人，他们在无力偿还高利贷的情况下进入了网络诈骗公司工作。
我经常会问“自愿劳动者”一个问题，为什么明知道是诈骗还会愿意在里面工作。虽然他们是在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以及高额赔付的压力下从事这份工作，但笔者仍听到各种责任转移的叙述。
其中一种常见的论述是将个人的道德责任模糊处理，如：“他们不被我骗，也会被其他人骗；我不做，也会有其他人做。”另一种论述则是直接将责任转移到受害者身上，“被骗的人真的是猪，那么简单的骗局都会相信”、“说到底都是因为贪心”。
对于一些原本受到过网络博彩伤害而倾家荡产的人而言，骗人的逻辑更为简单，因为自己被别人骗过损失了钱财，所以要用这样的方式把属于自己的东西拿回来。
部分自愿劳动者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了他们想要的财富自由，摆脱债务回到家乡，在西港的一切就好像没发生过。但他们早已无法寻回在这个过程中所失去的同理心和伦理界线。
网络诈骗为何生生不息
随著疫情对柬埔寨旅游业的打击和禁赌令带来的连锁反应，导致大量的柬籍员工失业，如金界赌场裁员引发的抗议从年初持续到现在仍未解决。柬埔寨当局亦开始默许网络博彩园区招募柬籍员工。
网络博彩公司聚集的国家和地区，如菲律宾、柬埔寨等，都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也都因其腐败、权力滥用等政治生态而吸引铤而走险的投机者。作为后发展国家，他们迫切地想要发展经济，解决贫困问题，因此以榨取国内资源的方式积累国家财富。杜特尔特便曾以人民需要吃饭的问题拒绝中国政府对于取消网络博彩牌照的要求。柬埔寨虽然在2019年颁布了禁赌令来换取中国的无偿援助，并一直对外宣称柬埔寨没有网络博彩公司，但这些公司只是以更为隐蔽的方式运作，仍然遍布于柬埔寨全境。
随著疫情对柬埔寨旅游业的打击和禁赌令带来的连锁反应，导致大量的柬籍员工失业，如金界赌场裁员引发的抗议从年初持续到现在仍未解决。柬埔寨当局亦开始默许网络博彩园区招募柬籍员工，笔者认识的一位做中英柬教育机构的校长在微信上公开做起了人力资源中介，介绍柬籍员工去园区上班，每一条招聘信息都会特别备注：愿意/不愿意到园区工作。
由于柬埔寨官方否认柬埔寨境内有网络博彩园区的存在，这些诈骗公司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人口贩运和虐待公司员工。自从中国血奴案被柬埔寨认定为造谣，并将中柬义工队队长陈宝荣抓捕入狱后，西港的部分官员开始与网络诈骗园区达成秘密协议，当他们接到有园区的员工报警寻求救援时，会将求助的消息转卖给当事人的公司，然后他们又将受害者快速地转卖给下一家公司，使得救援变得更加困难。
网络诈骗公司为何生生不息？除了滥用权力的发展中国家为其提供保护，其产业本身也如同一个怪物，吸纳各色人群和产业为其服务。跨国的洗钱组织为他们转移资金；倒卖信息的人不断为他们提供世界各地的个人信息和隐私；世界各地的蛇头组织亦秘密地为他们输送不同国籍的员工；旅游中介公司为他们提供签证和订票服务…甚至是一个普通的超市和餐厅都可能成为其中的一个环节。
网络诈骗公司为何生生不息？除了滥用权力的发展中国家为其提供保护，其产业本身也如同一个怪物，吸纳各色人群和产业为其服务。
他们善于利用人性的脆弱和贪婪，每个身处在这道网络里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其中的一员，在一念之间变成犯罪网络的一个节点。
曾是一名建筑包工头的阿金，在西港建筑业蓬勃发展的时期承包了不少工程，在禁赌令之后，由于建筑商撤资而陷入困境。2020年时，他自掏腰包为手下的建筑工人提供食宿，不到半年的时间，便因财务困境而遣散了这些员工。“我就是太善良了”，阿金跟我说他只要动点歪念，就可以把这些人卖了。
尽管他跟我抱怨自己的遭遇，但我并不觉得他后悔没有卖掉自己的员工来换取回国享受生活的机会，而是庆幸在这样的环境中仍然能坚持自己内心的善意和底线。
但一年多后，我看到他因为绑架杀人而被柬埔寨警方逮捕的新闻。
经过询问知情的朋友，笔者得知在2020年底，他因在某赌场欠下30多万美金的赌债，跟几位朋友一起进入了网络诈骗公司上班。但因为业绩平平，便跟几个有过绑架经验的人一起绑架西港的会所小姐，希望通过勒索赎金来偿还自己的债务。
这件事一直令我心有余悸，人类的善意和恶意在生存环境改变的情况下竟可以撕裂地如此极端。也许人性的复杂如同黑洞一般无法窥视，当你凝望深渊时，可能就成为深渊的一部分。
但在网络诈骗不断扩大范围的过程中，不是贫穷、落后和追求发展应该受到谴责，也不是道德不完美的个体应该受到谴责，而是发展的结构暴力、普遍的权力滥用和犯罪不受制约应该受到谴责。他们利用这些践踏人类尊严、不断挑战人权底线的产业变得腰缠万贯，越来越多的人因此失去家园、失去生活的尊严，甚至是生命。
近期，又有传闻说网络诈骗公司正在向非洲转移，更多贫穷、贪腐严重、法制不完善的地方成为了他们转移的目的地，并招募非洲员工为他们发展国际诈骗业务。网络诈骗公司正肆无忌惮地将产业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逐渐变成一个不分族群、不分国别的国际犯罪集团……
网络诈骗会走到它的最后一站吗？
注1：Acemoglu与Robinson等人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提出广纳式制度与榨取式制度的不同的国家发展类型，他们认为这是区分富裕和贫穷国家的制度差别。富裕国家如英国采取广纳政治制度和广纳经济制度，因此能在政治和经济关系上实现良性循环，并使得利益和福利能够广泛分配到各个社会群体之间。但是亚、非、拉等国家多采取“榨取政治制度”与“榨取/广纳经济制度”的组合，使得权力和经济利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上。
【端传媒】你我都可能是下一个：升级中的诈骗产业是我们的“时代精神”
布犁，自由撰稿人，目前在东南亚做社会观察
这几天来，东南亚从人们心心念念的疫后旅行目的地，变成了可怕的、甚至地狱般的人口贩卖故事中心。在一系列媒体文章报道下，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的产业链被一层层剥出：故事中包括了从各地骗人去“工作”的蛇头、跨国黑帮、人身禁锢、绑架……在港台网络上，各种关于柬埔寨的meme、漫画和笑话也被二次、三次创作出来。只不过，在台湾官方公布的上千人“消失于东南亚”和越来越高的港人求助个案数目面前，调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恐怕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解读了。
笔者近期在东南亚短暂旅行。一路上也听一些学者乃至普通人提到诈骗和人身禁锢相关的故事。但较为令人意外的，并不是这些产业仍在运作乃至扩展到更多区域，而是信息之间的时间落差。
比如，如果没有近期的媒体曝光之前，在港台可能不会有太多人意识到，有那么多人在这些年牵涉进了如此庞大的地下产业。或者，人们会仅仅认为那是中国大陆才会卷入的东西；而在大陆，交谈中我发现，许多人（甚至不少资深记者）都已经以为：在近年来的各种反诈骗政策——如安装手机APP、大幅度提高银行卡门槛、通过“连坐”法“劝返”诈骗从业人员，以及因为防疫政策一直严管国门之后，东南亚的诈骗产业，就算没有彻底偃旗息鼓，应该也是元气大伤了。
然而，东南亚现实让诈骗的话题一下子重新进入视野。相比前些年的报导，新的变化在于，这两年的诈骗故事中出现了更多人口拐卖和暴力人身控制的传说。可以确定的是，暴力将人拉入诈骗领域的传言变多了。比如，在泰国时，一位路上碰到的商人提醒笔者：“同时会英文和中文的人去泰缅边境要小心，他们正好在找这种人，抓去园区关起来搞诈骗。”还有人跟笔者诉说了做生意的朋友因疫情失去大量收入，转去东南亚参与诈骗行业并最终人间蒸发、生死不明的故事。
笔者很难分辨这些故事是否完全可靠。但在一些网络平台，比如小红书和一些东南亚华人资讯站上搜索“诈骗”，能看到不少这两年间发布的东南亚信息——“诈骗园区实景”、“人间地狱妙瓦底”、“拯救女儿”、“西港特大绑架案内幕”……可见，这两年间，尽管因为瘟疫，两岸三地媒体对东南亚的诈骗故事报导不多，但这整个产业却仍然活着，并且有变得更为暴力之趋势。
目前的许多分析，比如《端传媒》先前刊出的评论，都已经指出，如柬埔寨之类的国家举债发展、吸引中国和外国热钱的模式，加上北京对外汇的严格管制等政策转向，合在一起使得诈骗产业在东南亚坐大。不过，如果仅仅只有这样，那么这一黑色产业仍然是有机会加以遏制的。但以笔者的了解，东南亚的诈骗及其所带来的现代奴隶制、人口贩卖和其他问题，完全可能进一步恶化下去。
在这篇文章中，笔者想要大致勾勒出这个更灰暗未来的某些轮廓。一方面，诈骗产业的基本土壤正在扩大；另一方面，其运营模式、人力来源和渠道，正在出现新的变化，这些变化，让我们足以对未来预期得更为悲观。不过，需要说明的是，面对这样的一门产业，笔者没有足够的一手资料，一些判断也仍然是猜测和预估，且希望它们并不会真的变成未来的常态。
数据泄露锚定受害者：诈骗产业的“供应链”
数据泄露中甚至已经存在着“淘洗”的过程——对海量个人数据加以筛选，寻找到那些能够加以利用、更有机会堕入骗术陷阱的信息，再打包卖给诈骗公司。
在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诈骗产业的运营方式几乎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不同商人、学者都对其知晓三五分。在很多人印象中，“诈骗”常常和“电信”结合在一起，但实际上，现在的这条产业链，已经远远超出了“电信”的范围。
诈骗产业链之所以能大规模存在，离不开大量的数据供给。多年来，随着全球各地的电子商务、电子支付乃至网络购物平台不断发达，个人信息的泄露几乎已经变成了常态。根据笔者听到的描述，数据泄露中甚至已经存在着“淘洗”的过程——对海量个人数据加以筛选，寻找到那些能够加以利用、更有机会堕入骗术陷阱的信息，再打包卖给诈骗公司。
这样的数据加工和筛选，则和几个常见的诈骗模式深度结合——这些模式其实已经沿用了数十年乃至更久，并且屡试不爽。比如，早在“杀猪盘”这一词汇流行之前，基本结构类似的“网恋诈骗”就已经风行多年了。如今，诈骗一方仍然会打造年轻、光彩靓丽的人设——美国亚裔青年、青年金融才俊、甚至LGBT金融家等等，然后以外貌吸引，在社交平台上联系到潜在的受骗对象。但外貌并不作为直接卖点。骗术一方往往包装成自己是有现实业务的——比如金融投资品——这样一来，被骗一方的理解就变成了“和俊男/美女一起赚钱”。于是，在“就算被骗了也不是大钱”的心态下，骗术一方会象征性让他/她赚一笔小钱，从而放下警惕，最终，在一大笔金钱投入之后，诈骗方收网捞鱼，完成业务。
大数据时代为这样的骗术提供了更精确的信息——通过高价购买被筛选过和处理过的数据，诈骗集团可以更容易定位到那些容易上钩的人。比如，扮成女方，会选择那些有财务能力又年纪较大的男性；扮成男方的则选择那些在家中不参与工作，但丈夫经商、有钱的“富婆”。在高企的诈骗成功率面前，处理和贩售“精酿”过的个人数据，也成为了暗网上的可观业务。
多层的、分工明确的系统，多少也代表着整个诈骗产业的体系化、公司化和常态化。
社交平台如今也被各种诈骗公司玩得极为灵活，类似电报（Telegram）这样可以避免政府监管的平台只是基础。而其他平台，如WhatsApp，乃至约会交友软件Tinder等地方，诈骗也可以娴熟地“开展业务”。比如，一位在泰缅边境做研究的学者告诉笔者，在当地打开这些交友平台，会发现有大量不断更换头像和个人信息的账号，这些账号大多数都是诈骗号，不断等待有人上钩。
社交平台声称自己有各种监管办法。但诈骗集团早已轻车熟路。诈骗公司会开设好几个层级的社交平台账户，以不同的操作手册指导——一些账户是“自杀式”的，不需要能存活很久，作为招徕受骗对象的初级入口。如果小号这边有人“上钩”，那么接下来一步就是将上钩的“客人”分流到下一层级的社交账号（“换个地方沟通”）。这种多层的、分工明确的系统，多少也代表着整个诈骗产业的体系化、公司化和常态化。如今在种种报导中，我们都看到，许多卷入诈骗产业的受害者都表示“公司”给他们发放手册，照着手册做就可以开展骗局。
像这样的供应链，已经愈来愈成熟，这意味着，在未来，随着更多人进入数字经济，通过大数据淘洗对接传统诈骗模式的这一全球黑色产业，事实上在获得越来越深厚的土壤，营收能力还会更强。
诈骗业务的“国际化”与加密货币化
传统的诈骗模式不光是华人专利，也可以扩展到其他社会。可以想见，就算未来两岸三地出身的人能够避免踏足这一火坑，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华人乃至非华人作为劳动力卷入链条。
随着中国大陆对诈骗渠道的日益限制，“传统”的诈骗业务也在寻找新的模式。这使得“国际化”的业务成为了未来的一大趋势。
所谓国际化，首先体现在诈骗对象不再只是局限于中国大陆，而是扩展到海外华人，乃至欧美人中间。比如，澳大利亚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月至五月，澳大利亚人在互联网诈骗中共损失了2亿500万澳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66%。这证明，传统的诈骗模式不光是华人专利，也可以扩展到其他社会。
“现在都直接用Google翻译操作就可以了”，在东南亚时，有人聊到如今诈骗的趋势，这样告诉我。可以想见，人工智能翻译日益成熟后，国际诈骗就像国际交流一样，门槛降得越来越低。这意味着，在压力和动力的共同作用下，东南亚诈骗产业的“国际化”水平在未来几年很可能会快速提高。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社交媒体上搜索泰缅边境诈骗园区扎堆的妙瓦底或其他“特区”。然后你就会发现，最近几个月，随着各国国境的开放，“招工”启示又格外活跃了。诸如“色粉”、“刷单”、“快杀”，“客服”和“开发”等岗位正在大量开放招募，甚至还注明“不禁足”、“不骗”。而在这些地方的各种社交网络招聘群里，越来越多的“招聘”已经注明招募“英文客服”，“中英双语”。“电脑打字会英文”乃至“英文特流利”成为了新的需求。这多少证明，整个诈骗产业也随着许多行业一样，在“产业升级”，在“走向国际”。
和这一“国际化”路线相配合的，是诈骗业招工/奴工模式的全球化。既然曾经以中国大陆人为主的产业在北京的打击下遭遇了“用工荒”，那么港台人、东南亚华人，就成为了新的“韭菜”。如今，许多在线招聘启事，都开始急求“缅甸华人”。
可以想见，就算未来两岸三地出身的人能够避免踏足这一火坑，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华人乃至非华人作为劳动力卷入链条。所以，仅仅打击那些出国参与诈骗的基层中国大陆人士，乃至再扩大到打击港台蛇头，对打击整个产业来说，最多不过是促成“产业升级”罢了。试想，2021年中国官方宣布有多少诈骗犯回国？这个数据阻止了今年的奴工事件吗？
整个诈骗产业还有另一大走向，那就是快速转向加密货币和更新的互联网金融领域。
在此同时，整个诈骗产业还有另一大走向，那就是快速转向加密货币和更新的互联网金融领域。比如，上文提到的澳大利亚数据中，占比最大的就是加密货币诈骗。这些诈骗可以是投资产品的形式，也可以是虚假交易平台等形式。
加密货币在当前的火爆刺激了这一领域的诈骗增长，而其性质本身，也使得在这一领域打击并不容易。近年来，中国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多投资加密货币。一些分析甚至认为多达十分之一的中产阶级有接触“币圈”投资。虽然这些数据未必可信。但可以想见，许多担忧产业增值空间和“财富自由”的中产阶级——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其他地方，在国际经济形势愈发不稳定，政治对经济介入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都尝试通过投资加密货币绕开政府监管。而这个过程中一旦产生数据泄露，就会变成诈骗公司的“商机”——哪些人接触过，或者可能对加密货币感兴趣，哪些人有大量的此方面业务。精准定位之后，利用他们惧怕政府或贪图利益的心态，加密货币诈骗就能够大行其道。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尤其是东南亚，越来越多人都在参与加密货币交易，甚至包括许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比如，据报导，缅甸的民主派武装就在使用加密货币交易，以避开军政府对他们组织施加的经济封锁。而也有人猜测，类似缅甸军政府和俄罗斯政府，也会试图用加密货币绕开国际制裁。这意味着，在东南亚尤其是缅甸这样的地方，未来会有更多的加密货币使用，这意味着这一领域的门路更多，脱离全球监管的趋势更强，也给诈骗提供了更多更丰富的可能性。
缅甸，会比柬埔寨更差吗？
今天发生在东南亚诈骗产业中的各种故事，是另一种版本的“现代奴隶制”。只不过，很少有人会觉得香港人、台湾人，也有一天会变成被暴力逼着从事灰色产业的“奴隶工人”。
在这一切背后无法规避的现实是，东南亚的部分地区正在陷入越来越严重的失序状态。柬埔寨也许是一个国家腐败和裙带关系的典型例子。但在缅甸，情况要更为严重。有统计显示，在2021年政变后，缅甸的工作机会减少了超过三成，意味着超过150万人失去就业机会。这些劳动力可以向何处去？
在当代人权领域有一个概念，叫做“现代奴隶制度”（modern slavary）。其核心概念是，在现代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灰色产业，这些产业中，对人身自由的控制和禁锢，把一些人变成了活生生的奴工状态。过去数年，已经有无数报导讨论过缅甸这样的国家在全球“现代奴隶制”中的关键位置——多年的内战使得许多缅甸人成为移民工，卷入“现代奴隶制”盛行的海上渔业或其他行业。
今天发生在东南亚诈骗产业中的各种故事，是另一种版本的“现代奴隶制”。只不过，以前讨论到这一问题时，记者和人权活动家们脑中浮现的，多数时候是在怒海上漂浮的缅甸渔工、在森林里烧炭的债务奴隶，或者被贩卖的性工作者。很少有人会觉得香港人、台湾人，也有一天会变成被暴力逼着从事灰色产业的“奴隶工人”。
更不用说，在内战边缘的缅甸，根本不可能拥有稳定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军政府到地方武装，最关心的莫不是在严峻的形式下拥有最快的财政来源。像妙瓦底这样的地方之所以屹立不倒，和当地的克伦武装不可能没有千丝万缕的瓜葛。实际上，我们未来完全可以想象，一个仍然由军政府控制、经济崩坏、人民失业、货币贬值的缅甸，很可能会以丰富的人力资源和政府匮乏的管控能力而成为全球诈骗产业的心脏。而任何监管的努力都可能止步于缅甸边境。这显然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社会或经济问题了。
一个仍然由军政府控制、经济崩坏、人民失业、货币贬值的缅甸，很可能会以丰富的人力资源和政府匮乏的管控能力而成为全球诈骗产业的心脏。而任何监管的努力都可能止步于缅甸边境。
笔者还和一些学者朋友讨论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今年，尤其是这几个月，诈骗故事和新闻铺天盖地？大家大概的判断是这样的：首先，正好是在这几个月，泰国和不少东南亚国家真正放开了入境条件，诈骗产业嗅到了“复苏”的味道。其次，经过数年的全球瘟疫，许多人，比如“失业”两年的旅游业者，比如一些航空业从业者或以前做外贸的商人，已经濒临山穷水尽。许多人先前欠下的债务或贷款，都无法偿还。而当前的复苏局面又面临全球通膨、战争和政治不稳定的风险。对一些人来说，凡是还能抓住的稻草，凡是看起来还能够赚钱的机会，都值得试一试。相信这是很多人就算意识到可能卷入骗局，也不惜一试的重要原因。何况，很多人确实会在诈骗行业中赚到一些钱——就算为此要丧失人身自由。
也许有人会说，就算东南亚打击了诈骗产业，这些产业还是有机会转移到其他国家，比如非洲和海湾国家呀？然而，据笔者的了解，这些从业人员已经多次试图向这些方向“拓展”，但是效果不佳。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东南亚所拥有的丰富人力资源是许多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而东南亚许多地区在政治不稳定的同时，依旧拥有现代的通信、水电等基础设施，从而“营商环境格外优越”。我们依旧很难想象整个诈骗产业离开东南亚生存——尽管他们的“客户”已经开始遍布全球。
也许还有一个趋势将在未来助长诈骗产业——全球的零工经济工作越来越多。
也许还有一个趋势将在未来助长诈骗产业——全球的零工经济工作越来越多。根据预测，2023年全球将有超过7800万人从事零工经济——几乎是2018年4300人的翻倍。疫情之后，这一数据很可能比之前的预测更高。对于习惯零工的人们来说，分包、短工、日结、月结都变成了常态。也许对很多人来说，电信诈骗，只不过是诸多短工或零工中的一种，它看起来甚至比很多零工经济更有吸引力。债务、零工、政治崩坏，数据泄露……这些加在一起，不就是诈骗产业的乐土吗？
诈骗在历史上从来都是常态。但我们不能天真地认为互联网诈骗只是因为一些人或一些地方的败坏，才在今天成为了这样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条。我们当然可以制作无数的meme或短片开开心心地揶揄东南亚和那些“蠢蛋”们。但也许我们恰恰应该反过来理解这件事情：互联网诈骗，为什么不是如今世界上无数趋势和变迁的必然产物呢？我们的社会不断生产着互联网诈骗所赖以生存的土壤和肥料。诈骗业者完全可以吹嘘说：我们就是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