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警队形象工程:警匪片配合了半世纪,但欠一个李家超般的剧本? – 端传媒 –

「李家超的警察之路,不但前无案例,连电影剧本都未出现过,可能是狮子山奋斗精神的最励志代表。」

特约撰稿人 红眼 发自香港

受过去几年严峻的政治气氛影响,据闻香港警察投考人数屡创新低,有见及此,近期香港警队便发起连串“补习班”式宣传攻势,铺天盖地挂出招聘广告,以薪优粮准福利好为重点,呼吁年轻人报名入伍,重建有为实干的纪律部队形象。到底警队内部会有多少改革?外人未必清楚,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早在新学年教科书进一步淡化殖民历史之前,香港警队已作出最佳示范,先行抹去了过去最具殖民特色的传统积习。于警队最新的宣传片上可以听到,沿用数十年的纪律部队统一敬语“Yes Sir!”,原来已改为“是的!长官!”,而“长官”的传统口令“Atten——tion!”,亦同样改为“听口令,齐步——走”。或许是要配合警队出身的新一届特首李家超即将履新,警队内部习俗改变实在不少,从回归 25 周年当日开始,广为人知的“手心向前”英式敬礼姿势,将会改为手心向下的中式敬礼,并一律转行中式步操。

警队新规的涵盖范围当然不只警队全体,还包括往后警匪片里扮演香港警察的演员,步操、敬礼要改用中式的,敬语则要字正腔圆叫“长官”,相信很难再听到那个“Sir”字。若然熟悉港产片,应该记得回归初期,于千禧年间有一部《新扎师妹》。杨千嬅饰演的菜鸟女警方丽娟,在卧底行动期间因许绍雄饰演的上司钟Sir说漏了嘴,差点被目标识穿身份,最后情急之下硬拼了个(Sir)字蒙混过关。电影虽拍得俗烂,唯独这一个烂梗却深入民心,流传了廿年。毕竟“Sir”确实没有中文正字写法,却是每个香港人都习以为常挂在嘴边的警察代名词。不过,这已成为历史,殖民时代“乡音”不再,警队风气的改变、去不复返的警民关系,也自然不用多感慨。

这可能是继 1970 年代廉政公署成立、打贪倡廉重建纪律部队威信以来,香港警队又一次如此露骨而迫切进行形象宣传,实际成效不敢妄下定论,但很有可能预示了往后香港电影警匪片的趋势。

香港警队半世纪形象工程:警匪片配合了什么如今从港铁站到政府大楼,到处可见巨型的警队招募海报,这可能是继 1970 年代廉政公署成立、打贪倡廉重建纪律部队威信以来,香港警队又一次如此露骨而迫切进行形象宣传,实际成效不敢妄下定论,但很有可能预示了往后香港电影警匪片的趋势。事实上,警匪片过去的蓬勃发展,本身就跟香港警队的形象工程息息相关。

早在 1970 年代之前,殖民时期的黑警文化非常普遍,贪污舞弊欺压市民,而为老百姓出头的往往不是良心警察,是一些家传户晓的现代侠盗、义贼。譬如 60 年代楚原执导的《黑玫瑰》,便由南红与陈宝珠饰演劫富济贫的怪盗姊妹花,还有陈宝珠模仿特务占士邦的《无敌女杀手》。当时,电影中的警察都是与民为敌、恃权谋私,欺善怕恶的洋鬼子走狗,也印证了所谓“好仔唔当差”(好儿不做警察)的民间哲学。

到 70 年代,继承李小龙的武打电影,成龙迅速以杂耍功夫小子闯出名堂,及后 80 年代转型到现代动作片,最为经典的《警察故事》便获得当时的皇家香港警察全力护航,包括提供各种技术支援及警队装备。为改善长期交恶的警民关系,警队本身非常需要一个像故事主人公陈家驹这样草根出身,见义勇为,而且功夫好、心肠热的侠义警察,由他来扮演抗衡警队腐败制度的异类。

陈家驹虽然性格火爆冲动,但同时是深得人心的民间英雄,电影作为警民关系的软性宣传,既树立了新警察典范,也为“香港警察”塑造了亲平民而远商贾权贵的良好形象。

陈家驹虽然性格火爆冲动,是警队里的头号灾星,但同时是深得人心的民间英雄,路见不平仗义而行,为民请命警恶惩奸,更不惜违反警队规例,不服从上司指令(还有破坏公物,影响公共秩序等⋯⋯)。电影作为警民关系的软性宣传,既树立了新警察典范,也为“香港警察”塑造了亲平民而远商贾权贵的良好形象。

不畏强权、不受制度支配的良心警察故事,便从成龙延续到李修贤的《公仆》和《霹雳先锋》等作品,同时亦摆脱武打功夫片格局,走向更为写实的社会题材。不过,李修贤幕前演出不多,很快便转为幕后制片人。但因为李修贤而跳进电影圈的周星驰,则可谓成龙之后最能见证香港警察形象转变的演员。

红遍全亚洲的《逃学威龙》系列,成为 90 年代的警匪片代表,尽管是一系列商业挂帅的速食笑片,然而,戏中的警察形象,正好跟当时的社会氛围相映成趣。故事里周星驰饰演的警队卧底周星星,一反过去强悍勇敢的警察本色,却尽见无厘头、无赖和缩骨的小屁孩个性,潜入学校当卧底,完成任务只属其次,实际上只想抱得美人归。

警察形象跌落谷底,甚至成为逗得普罗大众捧腹大笑的角色,但某程度上,这很符合回归前夕风雨欲来,却又风平浪静的香港。电影对回归大限的恐惧只是轻轻带过,但不是完全无视,像周星星的上司黄局长不是总带著一把“善良的枪”吗?其实他最能代表那一代中产公务员的想法,做警察是不用跟贼人驳火的,距离回归尚有几年,经济稳步上扬,大家生活富裕,对政治都没太多主见,都只想安然听候发落,或者准备退休、移民海外。

这反映了警队在脱离殖民时期前两种心态,同样对新香港没太多想法,一种只求平稳过渡,另一种却仍然仗义执法。而香港警察的故事,无论是严厉正经还是无厘头屎屁屁,都似乎一直无法摆脱这个弹丸之城的身份危机。

但这当然不是 90 年代警匪片的唯一面向,同期还有陈木胜的《冲锋队:怒火街头》,以及同样都是刘青云主演,由林岭东赶在 97 回归前交出的《高度戒备》。刘青云於戏中严阵以待、冲锋陷阵的热血前线警察形象,跟那赖皮无用的“善良的枪”放在一起,便反映了警队在脱离殖民时期前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同样是对新香港没太多想法,一种只求平稳过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另一种却仍然有著仗义执法,维持社会秩序的崇高抱负。而香港警察的故事,无论是严厉正经还是无厘头屎屁屁,都似乎一直无法摆脱这个弹丸之城的身份危机。

警队认同危机:留下来,但用什么身份?

回归之后,警队形象随著港人身份认同的游移而一度变得模糊,譬如陈木胜在 90 年代末执导、由成龙主演的《我是谁》,便讲述身怀六本不同国家护照的香港特警,失忆后如何寻找自己的真正归宿和身份,其政治隐喻相当明显。

而千禧年后的香港电影,最明确的转变是经济泡沫刚爆破,美好日子远去,殖民时期人人祟尚的高等精英生活开始没落,香港电影追随著香港人的意识形态,也呈现了反精英、反使命感的新风气,各种消极主义、享乐主义、物质主义,导致许多低成本的轻松喜剧顺势而生,而上一个十年《逃学威龙》那种无厘头搞怪演出,进一步延伸成 Hea 做(懒散)、咬粮(白赚工资),没有实质贡献,却捧著铁饭碗行行企企(假装忙活实际游手好闲)的颓废警察新面貌。于 2002 年上映、由杨千嬅主演的《新扎师妹》就是我看过的最佳例子。

警察这一行逐渐沦为“打工仔”,再无法成为市民依靠的对象,方丽娟亦最终成为了回归之后形象最鲜明的菜鸟警察。而《无间道》系列则以黑社会和警队之间、横跨于政权移交这大时代洪流的三部曲,同时对照了回归后香港人对警察——管治者核心价值有所动摇的忧虑。

《新扎师妹》片名明显是来自 80 年代的经典电视剧《新扎师兄》,原本励志正面,以除暴安良为己任的标准警察故事,来到“山寨版”的《新扎师妹》则完全相反,更可能是港产片有史以来第一个来自“失物认领组”的警察主角,无能懒惰,得过且过无心向上,某程度上只是普通一名“打工仔”的写照。诚然,电影能作为千禧年后香港警匪片的代表,背后便印证了一些时代脉络。投考警队及其他纪律部队,曾一度在金融风暴过后成为热门职业,现实中不少人都是抱著方丽娟精神以警察为志业。

警察这一行逐渐沦为“打工仔”,再无法成为市民依靠的对象,方丽娟亦最终成为了回归之后形象最鲜明的菜鸟警察。与之相对,打从杜琪峰回归后的代表作《暗战》系列开始,“盗亦有道”的天才罪犯、智勇兼备的反派,转而成为警匪片的上风。

要说警与匪的身份对调,正邪善恶摇摆不定,最为重要的划时代之作,必定要数刘伟强和麦兆辉执导的《无间道》系列。《无间道》不仅影响了回归后十多年的警匪片卧底热潮,而且,卧底行动背后往往是另一重身份危机。这一场黑社会和警队之间,横跨于政权移交这大时代洪流的三部曲,同时对照了回归后香港人对警察——管治者核心价值有所动摇的忧虑。

在续作暨前传的《无间道 2》,时间点便回溯到 97 回归当晚,城市主权移交,执法者警帽上的徽章换了一次,但在两名卧底陈永仁和刘健明心目中,他们的“主人”并没有改变,他们一个仍是黑社会的“针”,另一个仍是身世神秘的警察“线人”,还是他们也可以随著香港回归而“洗牌”,由自己作主,找到自己想要的真正身份?

到底要为谁办事?为警队?为黑社会?回归前大家总是觉得身不由己、听候发落,但回归之后,想法多了,也变得更为复杂。如果不走,就要留下来,问题是要用哪一个身份留下来?这正是两名卧底片中思考的问题,也是香港人/电影人所面对的问题。到最后一集《无间道 3》,便有中国内地的演员加入,卡司更华丽,角色关系更眼花撩乱,但从电影到现实,我们的身份危机已呼之欲出。

改朝换代:幕后黑手还是撑腰后台?

《寒战》的出现,反映了回归廿年后一般人对警察体制都有了共识,实际掌控著香港警队的已不再是接受港英时代训练、过渡到新政权的前朝高层,而是另有其人。电影之所以那么明目张胆暗示中央政府是幕后主谋,毕竟它的意识形态有著一些明确的维稳意味。

《无间道》过后,香港警匪片市场几乎完全被卧底、捉鬼的故事套路所主导,陈腔滥调的“类无间道”作品枚举不尽,直至 2012 年梁乐民和陆剑青执导的处女作《寒战》,虽同样围绕警队内鬼疑阵,却摆脱了千篇一律的旧戏码。从《无间道》到《寒战》的最大差别在于,《无间道》是警队与黑社会的暗中角力,但在回归后十年,黑社会就像杜琪峰执导的一系列《黑社会》电影,社团活动已时移世易逐渐式微,跟现实社会脱节,《寒战》则选择跳进一个只有警察的警匪片格局,聚焦于警队内部权斗,两边分别是警队精英、出身正统的旧势力,以及一股有后台撑腰,渗透警队每个部门的新势力。

来到 2016 年的续集《寒战 2》甚至将警队的内斗延伸到整个政府架构(保安局、律政司、廉政公署、立法会)的权斗,亦暗示了警队以至政府内部的换血风气已是人所共知的大趋势。《寒战》中彭于晏饰演的警队内鬼,便表明了为新势力撑腰的后台是一个比整个警队和保安局更有权势的组织,尽管电影里的角色都在捕风捉影,但欲盖弥彰,所谓的幕后黑手、后台就是中央政府。与《寒战》同期,梁乐民和陆剑青还另有一部警匪片姊妹作《赤道》,故事主题相近,而电影原名就叫《赤盗》,当然就是因为说得太白需要易名避讳。

《寒战》的出现,反映了回归廿年后一般人对警察体制都有了共识,实际掌控著香港警队的已不再是接受港英时代训练、过渡到新政权的前朝高层,而是另有其人。电影之所以那么明目张胆暗示中央政府是幕后主谋,毕竟它的意识形态有著一些明确的维稳意味。警队内斗从来不是正邪与善恶的交锋,只是过程,而改朝换代却是最后结论。彭于晏叫父亲梁家辉弃暗投明,便强调他们这群人才是真正替“阿公”做事的,他们就是来收拾权斗残局,接管香港这个未被收编的乱摊子。就像“是的,长官!”与“Yes Sir!”的世代交替,不可能是一下子就能改变的习惯,只能说,那并不是换血的开始,而是完结的证明。

置身这场更巨大的身份危机中,谁还会记得“为市民办事”呢?没有,这个曾经在警队形象工程被视为赢得民望最关键的核心价值,因而彻底失语。而《寒战》就是这样一部苍白得只有警察的警匪片,城里没有匪,连市民都没有。

尽管《寒战》的电影成就不及《无间道》系列,但电影提出一些更贴近新香港核心价值的问题,你到底为谁办事?谁是你的“主人”?不是问警队还是黑社会,而是香港特区,还是中国政府?但置身这场更巨大的身份危机中,谁还会记得“为市民办事”呢?没有,这个曾经在警队形象工程被视为赢得民望最关键的核心价值,因而彻底失语。而《寒战》就是这样一部苍白得只有警察的警匪片,城里没有匪,连市民都没有。

银幕上只剩反贪与权斗?

尽管警匪片中的警察形象历来几经变迁,但印象中,过去始终没有一个有角色能像新任特首李家超一样,于警队“红裤子”出身,最终升迁至一地之首。李家超的警察之路,不但前无案例,连电影剧本都未出现过,走得比《寒战》还要《寒战》,比《警察故事》还要《警察故事》,可能是狮子山奋斗精神的最励志代表。

在中港融合的新时代与政治审查趋严的氛围下,警民关系已从疏远、敌对,变成忌讳,为民请命不惜违反制度的警察故事已很难旧调重弹,以近年的警匪片来看,便真的只剩下两个主题:不是回溯反贪年代,就是围绕警队内斗。

翻拍反贪年代的旧警察故事,由于既不牵涉当下的香港社会问题,同时又影射英殖时期香港贪腐问题严重,无疑最为符合主旋律论述,因而近年大行其道,先有黄百鸣旗下的《反贪风暴》字母系列,单是从 2014 到 2021 便拍了五部,王晶亦不嫌闷,几年之间便将《五亿探长雷洛传》重拍成《追龙》和《金钱帝国:追虎擒龙》。此外,拍过《无间道》与《窃听风云》系列的麦兆辉亦专心于内地发展,交出《廉政风云(烟幕、黑幕、内幕)》三部曲。最熟悉商业市场操作的几位香港电影人,如今都似乎肩负重任,要为奉公清廉的香港故事主旋律护航。

至于入围今年金像奖的陈木胜遗作《怒火》和邱礼涛执导的《拆弹专家 2》,便算是延续《寒战》的警队内斗戏码。识时务者巴结上司,耿直有尊严的警察则被打压,包庇同袍犯错,责怪手足大义灭亲,被革职后走火入魔成为罪犯。不过,审查门槛拾级而上的今日,这些电影处理得比前几年的《寒战》更谨慎,譬如总是夹杂了两种相反的价值观,其一是批判纪律部队腐化,沦为权斗世界,其二则是贯彻不跟规矩走,误上歪路自取灭亡的维稳论调。这种“对冲”的安排无疑让电影容易过关一些,但到头来牺牲了故事及角色的整体性。

翻拍反贪年代的旧警察故事,由于既不牵涉当下的香港社会问题,同时又影射英殖时期香港贪腐问题严重,无疑最为符合主旋律论述,因而近年大行其道。黄百鸣、王晶、麦兆辉,最熟悉商业市场操作的几位香港电影人,如今都似乎肩负重任,要为奉公清廉的香港故事主旋律护航。

除了以上两个主题,并非没有电影走险路。以今年为例,个人便特别欣赏郑保瑞的《智齿》以及因合拍片背景而乏人谈论、由刘浩良执导的《除暴》。北上发展多年,回流香港的郑保瑞,以《智齿》重拾过去的血腥暴力风格,但同时涉及警察滥暴、公报私仇、插赃嫁祸等描述,不过,电影以一个潮湿多雨的南方都市模糊了“香港”这个地名,两位主角从头到尾都没穿过警察制服,连办公室都不像警署,或许也是暗渡陈仓的一种尝试。

《除暴》则继承了《暗战》那种警匪斗智游戏,讲述行事鲁莽的笨警察一再被智商高强、运筹帷幄的大盗玩弄于股掌之间,但这场强弱悬殊,看得大呼过瘾的警匪追逐战,结果用了某些手段于最后关头“补飞”,避过了政治红线的越界忧虑。不计最后十分钟,《除暴》是一部近乎完美的警匪片,但是嘛,今日要拍警匪片,就是不能将故事说得太完美。

但要怎样才算是在最后关头“补飞”呢?这种做法从《少年的你》开始广为流传,如今已是很多香港电影人/创作人都懂得的“洗白”招数,笔者尝试以这篇文章作一示范。尽管警匪片中的警察形象历来几经变迁,但印象中,过去始终没有一个有角色能像新任特首李家超一样,于警队“红裤子”出身,最终升迁至一地之首。唯一接近的可能是《寒战》里刘德华饰演竞逐特首的保安局局长(只是背景提及)。事实上,过去的香港特首都是英殖时期政务官出身,或有商人从政背景。李家超的警察之路,不但前无案例,连电影剧本都未出现过,走得比《寒战》还要《寒战》,比《警察故事》还要《警察故事》,可能是狮子山奋斗精神的最励志代表。

过去几年,心里难免都有疑虑,当一切都成为禁忌,当 Sir 都已经成为往事,香港警察的故事还可以怎样说?今后还会不会有警匪片?但李家超的上任,或者为此带来一线曙光。要打破近年警匪片不是怀旧恋殖就是内循环权斗的沉闷旧调,或者我们今后正需要一个超越成龙、超越刘德华,像特首李家超这样的新警察故事 —— 我想,李家超心里大抵都有这样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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