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就业部门诚实的话，到七月上旬所有学校都毕业的时候，还没有工作的毕业生应该超过400万，这个估计已经很保守了。”」
端传媒记者 卓琳 实习记者 赵杰、陆眉间 发自新加坡
“你有Offer了吗？”“我没有，你呢？”“我也没有。”
从去年秋招（秋季校园招聘）开始，这样的对话伴随着焦虑，蔓延在余凯和身边同学的日常中。余凯投了很多头部游戏大厂，985大学硕士生的身份让他在最初的简历筛查关畅通无阻。但十几份简历发出去，得到的面试机会仅一两家，一轮面试后便杳无音讯。
十月底，余凯才终于通过一家规模中上的游戏公司的四轮面试，拿到了游戏策划岗位的Offer，就业协议的手续陆续在今年一月底完成。但他没想到，这份Offer会在四个月后被匆匆收回。
在中国大陆某985高校研究大学生就业的学者黄天华告诉端传媒，今年应届生就业形势“史无前例的紧张”。“如果就业部门诚实的话，到七月上旬所有学校都毕业的时候，还没有工作的毕业生应该超过400万，这个估计已经很保守了。”黄天华说。
去年12月28日，中国教育部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这是中国大陆高校毕业生数量首次超过千万人。
与高校合作负责调查毕业生就业情况的新锦成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可解释，今年高校毕业生急剧增长的主要来源是2019年高等职业院校（下称“高职”）100万人的大扩招。2019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曾提出高职大规模扩招100万人，以“加快培养国家发展急需的各类技术技能人才”，2020年继续提出今明两年扩招200万人。实际上，2019年和2020年的高职扩招分别达到116万人和157.44万人。
此外，2020年为应对Covid-19疫情爆发导致的多重就业压力，硕士研究生和专升本分别扩招18.9万人和32.2万人。同年5月，教育部指出继续开展第二学士学位教育，而此前201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文件，提出逐步停止第二学士学位招生，设置三年过渡期，2022年起所有单位不再招收此类学生。这几项因素叠加导致今年高校毕业生规模和增幅为史上最高。
在毕业生总量激增的同时，大量企业裁员、延缓甚至停止招聘，教培、互联网、房地产等多个行业面临寒冬，Omicron的爆发和防疫政策继而扰乱了春季招聘，且推迟了原本应在三四月举行的地方级公务员考试和事业单位考试。
在如此严峻复杂的就业形势下，中国高校毕业生的出路在何处？端传媒就此采访了在毕业季被临时毁约、响应政府“西部计划”、考研失败、等待考公考编的数名应届生，管理学生日常事务的高校辅导员，研究大学生失业问题的学者，以及第三方就业率调查机构工作人员，尝试厘清这一议题。
毁约：“公司撑不住了”
5月底，余凯刚结束毕业答辩。辅导员通知他们，已落实就业单位的同学尽快联系企业，办理报到证等相关手续。余凯打电话给一月初就已签约的游戏公司HR。对方的答复让他始料未及，“对不起，同学。今年形势不好，公司不景气，你的Offer被回收了。”
余凯大脑一片空白，已签订三方协议的Offer被企业“回收”毁约，这是他从未听过、也未想过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他甚至没想到追问解约的细节和补偿，简单回应了两句就匆匆挂断了电话。“当时挺恐惧挺茫然的，这一根救命稻草突然没了，我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余凯本科和硕士都就读于一所985大学的戏剧专业。游戏一直是他的兴趣，本科毕业后，他就想着从事游戏策划工作。设计游戏情节，撰写剧情脚本，和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还算相关。况且，余凯觉得游戏行业前景广阔，对应届生来说，成长和晋升空间有时候比工资更重要。
疫情初期，受到“宅经济”刺激，游戏行业迈入一轮高速增长期。2020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2786.87亿元，比疫情前的2019年增长20.71%。即使“996模式”和“内卷”长期被诟病，余凯还是在去年秋招中投身互联网大厂的游戏部门，“毕竟还年轻，还能拼一拼。”
在五月的那通电话里，“未提前参与实习”成了余凯被解约的理由之一。一月初，HR曾询问余凯是否想提前到公司实习，因为要准备毕业论文和答辩，余凯拒绝了。
事实上，更主要的原因是“大环境不好”。2021年8月起，国内游戏版号停止发放。版号相当于一款游戏的“营业执照”，根据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规定，没有游戏版号，新游戏最多只能进入公测阶段，无法商业变现。版号停发意味着开发中的游戏项目无法及时上线，导致不少大厂裁员和小工作室倒闭。
2021年8月30日，中国新闻出版署又发布通知，严格限制未成年人网络游戏在线时长，游戏监管逐步加码。“宅经济”短暂繁荣后也逐步衰弱，2021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增幅较2020年同比缩减近15%。
余凯对去年下半年游戏行业遭遇的动荡也有所耳闻。不过，他仍对即将入职的游戏公司保持乐观，毕竟那是一家小有名气的公司，在游戏行业内营收排在前二十。2022年4月，游戏行业重新开放一批版号，“当时我看到HR朋友圈发了新项目招人的信息，”余凯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他们四月还在招人，五月又解约我。”
余凯就解约的后续问题咨询了学校就业指导中心的老师，得到了三条建议：自己和公司协商解约，走劳动仲裁或者走法律途径。对工作还没着落的余凯来说，需要投入更多时间金钱成本的后两者太奢侈了，他最终选择签署HR发来的解约协议，赔偿金5000元。
和余凯一样在毕业季被毁约的，还有一所211院校的硕士毕业生陈雨萌。秋招时, 陈雨萌签约了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担任证券软件部门的HR。
“上周二（5月24日）公司还问我什么时候入职，周五那边又跟我提出，公司客户主要集中在上海，因为疫情原因业务支撑不住，所以做了组织架构调整，我这个岗位没了。”通知她的HR在电话中解释，”公司有考虑过想再撑一撑，但是现在撑不住了。”在HR通知陈雨萌解约的当天，她看到证券软件部的校招群直接被解散了。
陈雨萌向HR反映，她觉得公司在五月底解约“不太人道”，“还不如早点说‘撑不住’，越往后面机会越少啊。”HR表示会向公司反馈，让她耐心等待答复。然而，等待的结果却是，她被踢出200多人的集团校招总群。
自2021年下半年开始，互联网大厂频频传出裁员风声。直到被解约，余凯始终心存侥幸。看到京东“毕业”和大厂裁员潮的各种新闻，他觉得“被优化”的应该只是业务表现不佳的那批年纪比较大的人。像自己这种“白菜价”应届生，不正是会被大厂的优化体系吸收进去的“高性价比”员工吗？
然而，互联网大厂和毕业生之间心照不宣的“应届生保护”原则被彻底打破。
五月中旬，“小鹏汽车被曝毁约20余名应届生”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受上海疫情影响，供应链承压，新能源汽车行业被广泛波及。据界面新闻报道，今年4月汽车行业产销为近十年来同期月度最低，分别为120万辆和118万辆，同比下滑46%和47%。
“解约应届生”相关词条话题在微博、脉脉（职场社交平台）上不断出现，快手、京东、理想汽车、腾讯等头部企业均传出大规模毁约校招生的消息。
直到六月中旬，余凯还在脉脉首页上看到不少和他有着相同遭遇的人。有被毁约的应届生发帖控诉：“公司毁约校招生，赔偿5000块钱。但校招生被耽误的时间成本，接下来面临的就业困难，承受的精神压力，只配这5000块钱？”评论区众说纷纭，有网友指点道，“高端制造业是当下最好的择业方向，不要把互联网当成主战方向了，已经是一片红海了。”
“很多就业方向消失了”
“我们班还没有一个人找到工作。”六月初，曾思然在电话里告诉端传媒记者。
曾思然是北京一所211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的本科应届毕业生。她们班30人的就业意向表上，5人保研，8人出国，剩下17人全待就业，或准备考研，或等待考公。
对曾思然这样的城市规划专业本科毕业生来说，地产公司是历年就业主流去向。然而，曾思然大四（其专业为五年制）那年，包括碧桂园在内的大地产公司先后裁员，紧接着恒大爆雷。她曾在豆瓣同专业小组看到一篇帖子称：“现在律师事务所里面，一半的案子都是地产纠纷。”曾思然在那时决定考研。
为配合“房住不炒”（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自2021年起“三条红线”政策（指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大于70%、净负债率大于100%、现金短债比小于1倍）和“集中供地”政策正式实施，旨在遏制地产商加杠杆和稳定地价。一系列调控政策的密集出台，限制了房企的借贷能力，给长期依赖贷款、债台高筑的房地产行业带来剧烈震荡。下半年恒大巨额债务危机，成为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的转折点。
随着针对地产行业的监管和调控政策不断收紧，地产公司因资金流动性不足，开始大量缩减用人规模。据虎嗅网报道，碧桂园去年年底将区域公司由106个缩减至65个，缩减近4成。智联招聘在《2022房地产行业人才市场分析报告》中指出，2022年初房地产行业整体招聘职位数同比下降29%。
曾思然说：“如果进不了地产公司，基本只能去设计院或者政府部门。要么就是跨行，而如果不重新学个其他专业，教培曾经是一条最好走也最多人走的路。”然而，2021年双减政策出台后，教培这张底牌也丢了。“去年很多就业方向一下子就消失了，选择变少了很多。”
核心业务为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的新锦成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可告诉端传媒，以房地产、互联网、教培、旅游、酒店为代表的过去比较热门的几大行业，近两年的就业占比都急速下降，“这几个行业受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研究院过往统计数据中，教育、互联网行业是通常排在前两名的就业趋向行业。“从去年开始，教培行业（就业）人数断崖式下跌……整个行业是覆灭的。”前程无忧发布的《2022届毕业生秋招行情》显示，房地产和教培曾是2021届毕业生招聘量前五的行业，均在2022届跌出前十，秋招量分别收缩至去年的57%和61%。
“我们的就业市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是葫芦形的，没有中间。”黄天华认为，过去教培为就业市场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梯式的连接作用。比如顶端是少部分能拿到月薪一万、一万五以上的职业，例如公务员、科企人员，底端则是占据绝大部分就业市场的四到六千元月薪的岗位，但中间收入区间的七千到九千的很少，而教培提供了这样一个中间段，“这就是为什么教培在一本二本很多学生那里很火。”
黄天华指出，打击教培行业的结果就是就业市场没有了“中间这条可上可下的路”，大家变成“要么考到编，要么跌下去拿四五千”。
去西部，下基层
对于正经历着“最难就业季”的2022届大学生来说，“西部计划”“三支一扶”（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等基层志愿服务项目成为找工作的“跳板”。
“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这是“西部计划”的一条宣传语。自2003年起，中国政府每年招募一定数量的高校应届生或在读研究生到中国西部基层开展志愿服务工作，包括教育、三农、医疗卫生、基层青年工作、基层社会管理、服务新疆、服务西藏等七个专项，为期1至3年。
截至2021年，“西部计划”累计招募派遣了41万余名高校毕业生及在读研究生。今年的“西部计划”拟招募志愿者2万名，自2003年以来“西部计划”一直呈现扩招趋势，并在2019年稳定在2万人。
在中国西南地区一所师范院校就读大四的陈慧媛5月报名参加了西部计划。公务员考试失利后，她决定试试西部计划，作为正式工作前的“过渡”。6月初，她已顺利通过笔试及面试，等待选填志愿。
西部计划最吸引陈慧媛的是它的政策奖励：服务期满2年以上且考核合格的，服务期满后3年内报考硕士研究生的，初试总分加10分。此外，这类基层服务项目在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招聘考试中也有明确的优惠政策，包括竞争大幅降低的定向招聘和加分政策。
每年“西部计划”和“三支一扶”都吸引了许多考公、考编失败的大学生，他们将这一条路视为“曲线入编”。
陈慧媛所在的学校今年报名西部计划的人数大幅增长，有126人参加笔试，最终选录了69人，而去年报名人数仅70人。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搜索关键词，可以发现不少网帖提及今年西部计划报名人数显著上升。陈慧媛还注意到，今年她所在省份的西部计划笔试由省项目组负责，而往年是由各高校自行组织考试。
由于准备过公务员考试，陈慧媛没有花费太多时间备考西部计划。她了解到，西部计划笔试部分题型与考公类似，于是只在考前一天买了一份复习资料，看了一天便上考场。她坦言，笔试考得一般，但面试主要看中候选人去西部意愿的强烈程度，“只要你表现出足够想去，本校的老师不会太为难你。”
今年五月，西部计划开始报名前后，小红书、知乎等社交媒体出现了不少针对西部计划的咨询帖：“去西部计划会后悔吗？”“西部计划值得去吗？”“西部计划女生建议去吗？”其中有不少“劝退”回复，有志愿者抱怨经常加班，工作琐碎，领导难相处，“西部很缺人，但不缺你”。
陈慧媛选择“西部计划”后，周围也多是反对的声音。父母担心西部不安全，希望她回河北考公务员。父母的反应在意料之中，报名之初陈慧媛并未与父母沟通，笔试通过后才正式向父母提起。
面临同样困境的还有在广东一所二本院校就读的林琪。她报名了“广东大学生志愿服务山区计划”（简称“山区计划”）。广东省“山区计划”属于省级“西部计划”，享受相同的优惠政策，志愿者主要被派遣至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及肇庆市、惠州市龙门县的乡村，服务期为两至三年。
“稳定”“体制内”“离家近”三个词可以概括林琪的职业规划。她自幼生活在珠三角，除了“山区计划”，她还报考了事业单位和家附近的社工岗，但暂时都没下文。在“山区计划”众多岗位中，她报名了不限专业的“驻镇帮扶工作队服务岗”，地点是粤东山区一座城市，那里恰好是她父亲的家乡。
起初，林琪的父母都比较支持她，那座城市也是他们的老家。但一个同乡阿姨得知她报名“山区计划”后极力反对，担心她服务期满后就留在了山区。
“她跟我妈说，她知道一个女孩子在‘山区计划’期间结婚了，最后留在了当地。”林琪的母亲听后也改变了对女儿报名“山区计划”的态度，林琪很无奈，“她觉得他们一代好不容易才从山里出来，不理解我为什么又要回去。”
考公，进体制
选择“西部计划”之前，陈慧媛去年6月一直在在河北家中准备考公务员。除了去年11月的国家公务员考试（下称“国考”）和12月的北京市公务员考试，她的复习重心还有今年3月底的河北省考（地方级公务员招录）。为了专心复习，她从家里搬了出去一个人住，每天七点半起床，一直学习到晚上十点。
去年11月28日，2022年度国考如期举行。其计划招录仅3.12万人，而报名过审人数多达212.3万人，2021和2020年国考的报考人数分别为151万和143万人。国考结束后，省考陆续展开。除了江苏、上海、北京、山东、广东在去年12月和今年年初已举行笔试，受疫情防控影响，其余23个省份原定于今年3月的笔试均被推迟，至今仍未开考。
今年年初，陈慧媛国考落榜，无缘面试。虽然进入了北京市公务员考试的面试，但陈慧媛对那个岗位并不满意，放弃了面试。而原本应于3月26日、27日举行的河北省考，因疫情防控推迟至今。
进入体制，是大多数应届毕业生的选择。张可表示，目前国内毕业生的大趋势是更倾向于找更稳定的体制内工作，包括考公务员和进入国企。
黄天华指出，目前许多临近毕业仍未就业的高学历学生并非找不到工作，而是正在等待因疫情推迟了的体制内单位招聘。除了公务员考试，很多事业单位也推迟了三四月的编制考试。
一名参加河北省2022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面试的应届生告诉端传媒记者，根据地方疫情防控政策，考生考前14天旅居史中，只要出现有阳性感染者的县，无论本人是否持有核酸检测阴性报告，都只能选择延期考试或是退费。而其他未出现疫情的地区“是专车接送去考试”。
在北京一所211高校就读新闻专业的刘铭正在等待国考和江苏省考的面试，去年年底他在这两场考试的笔试中都取得了第一名，面试按照“招一排三”的原则，安排笔试前3名进入面试，招聘1人。但原定于3月的面试被一直推延。
去年六月，为考研准备了三个月的刘铭决定放弃，转向考公。“（新闻）专业考研后的就业比较受限，去央媒或地方媒体的待遇和公务员差不多，甚至比不上公务员。”刘铭不想待在生活成本太高、压力太大的北京，他琢磨着如果去其他小城市，文科专业也不太好找工作，只有公务员的待遇会好一些。
截至5月30日，刘铭所在新闻学院本科毕业生去向统计表上，仅近一半学生确定了去向，其中大部分为国内读研和出国留学，实际就业的只有2人。剩下未确定去向的33人中，有一半在为继续升学做准备，“拟就业”学生中，有9人正在等待因疫情推迟了的公务员或事业编考试。
刘铭并非江苏人，他选择去无锡参加江苏省考是看中了苏南地区公务员的待遇，“在全国属于第一档的那种”。据他了解，苏南地区公务员一年的薪资待遇在20至25万元人民币左右。“在北京找一个（互联网）大厂，前几年也差不多这待遇了。”
“青岛、无锡这种准一线城市，生活幸福感可能会高一点。”刘铭来自山东，他正在等待的另一场面试在青岛。他说，青岛、济南是山东省内公务员待遇最好的，年薪大概在15至18万元左右。
“以公务员为代表的整个体制内的工资，跟市场工资相比，是非常离谱的一个程度。”黄天华表示，长三角与珠三角体制内外薪酬待遇的差别，是近三四年出现“考公热”的重要原因。再加上近年来外贸与疫情的双重打击，企业经营预期越来越差，在招聘上缩手缩脚，“大部分毕业生都扎堆争夺体制工作，于是就出现了学历碾压的情况，博士生当中小学老师，副教授当街道主任。”
“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是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很多企业可能都没办法生存下去，更不可能再招人，薪资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下降，学生从心理上会更倾向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张可说。
黄天华指出，985高校文科本科生在珠三角普通企业担任文职，税前收入最多七八千元人民币，到手只有五六千元。如果毕业于普通一本院校，到手仅四千元左右。相比之下，疫情前深圳公务员年薪能到30万元，广州公务员在23万元左右。虽然疫情后公务员有降薪，但仍然高于普通企业文职的薪资水平。
“高校老师都没有30万。一个学术界的朋友跟我说，他的本科生在上海当了公务员之后，收入比他多。”黄天华说。
刘铭的同班同学邱敏今年3月报名了老家云南的省考和一家事业单位的考试。但考试推迟至今仍未确定具体时间。年初考研落榜后，爸妈和在体制内工作的表姐们都告诉她，像他们一样找个体制内的工作，“对自己以后好一些”。
在她的理解中，“对自己好”指的是工作稳定、相对轻松，符合父母的期待。“疫情下各方面形势不太稳定，体制内的工作可能相对稳定一些。”
等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邱敏决定做两手准备，在北京也找找工作。前两周，她刚去一家媒体面试记者岗位，公司对她很满意，但邱敏有些犹豫。对方给出的年薪在7万左右，“在北京生活的话，还是有点难度。”
邱敏发现，同一学院的研究生学姐们也纷纷选择进体制。“不是缺少拼劲，就业形势摆在那，大家都是为了工作和生活。如果（体制外）不能解决我的生存或生活需要，体制内可能会成为首选。”
“过去两年半的疫情，让生活在中国社会的人，包括大学生在内都看得非常清楚，进体制才能保生存。”黄天华坦言，“这对整个群体的心理造成非常大的打击，或者说无形中给他们制造了一种恐慌，未来如果还出现这种情况，我不能去找一个把自己陷入危险状态的工作。”
灵活就业“注水”
为工作“犯难”的同时，毕业生还面临高校为保就业率要求他们签署各式“就业承诺”的压力。数名受访者向端传媒表示，学校以各种方式施压，要求待业的他们提供工作证明，或签署《灵活就业协议》《自由职业说明》等文件。
曾思然研究生考试落榜后，错过找工作和考公考编的黄金时间，目前仍“未落实去向”，成为学院重点关注的那类毕业生。她告诉端传媒，班主任从五月起就因“灵活就业协议”的事情多次给她打电话。
“每次说辞都一样，说把这个东西签了，不会对你以后的工作或者考研考公有任何影响，签了依然是应届生。”班主任第一次“和颜悦色”，第二次“急匆匆的催促”，第三次已经是“命令的口气”。曾思然每一次都打太极回应。
然而，班主任发给曾思然的协议甚至都不是正式的《灵活就业协议》，而是一份《单位接收函模板》，寥寥数行，接收单位的信息空缺着。班主任希望她能先在上面签名，再由学院去联系合作的小公司，把她的档案迁至其中一个。曾思然心想，“这不是逼我签卖身契吗？”
至于为什么一定要签“灵活就业协议”，电话那头的班主任从未解释。曾思然觉得就是为了让学院的就业落实率好看，“一个为了挽救就业率的习俗。”
曾思然的舍友也都处于待业状态，接到班主任电话时，几人都在宿舍。“老师午休时给我们所有人打电话。这边一个人拿起电话说‘我再想想’，过会儿那边一个人也拿起电话说‘我再想想’。大家越说越有底气，所有人都拒绝（签协议）了。”
也有受访者在多次催促下被迫签署了协议。一名22届的应届生告诉端传媒，她最后签署的《灵活就业协议》只需填写工作性质、具体内容和收入。一名20届的毕业生两年前待就业时，学院辅导员也曾要求他填写灵活就业协议，并建议填写自由职业，“千万不要选需要提供工作证明的其他灵活就业”，由此他勾选了“自由撰稿人”。2020年9月，正在准备考研的他又接到辅导员通知，提醒他如果有人电话询问他的工作状态，就说仍在做自由撰稿人，并在同时准备考研。
填报高考志愿时，就业率是曾思然颇为看重的指标。她原本奔着“高就业率”进入了材料学院，后来才跟随兴趣转到现在的城市规划专业。经历“灵活就业协议”一事后，她不仅觉得当初在乎就业率的自己“年少无知”，也感到愤慨，所谓就业率都是假的，“感觉他们都是骗子。”
多名受访者都表达了对学院就业率的怀疑。一名22届的大学生告诉记者，她印象中学院的就业落实率高达90%，而现实是她所在的随机分配的就业信息收集小组群里，大部分人都填了“待就业”。
去年，中国高校就业统计指标发生变化，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与核查工作的通知》，2021届起将“就业率”改为“毕业去向落实率”，由协议和合同就业率、创业率、灵活就业率和升学率共同组成。张可表示，“就业率”和“毕业去向落实率”虽然名称不同，但内涵一样，只是前者一直被人诟病，“过去教育部提的就业率是一个广义的就业率，并不是全职工作人数的占比，还包括了升学、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等。”
张可告诉端传媒，教育部要求“管、办、评”分离——政府管高校，高校自己办，“评”则需要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教育部要求高校每年必须公开本校毕业生就业情况和就业质量，同时学校不能自评，需依托第三方机构。新锦成研究院就是这样的一家第三方机构，每年与国内700所高校合作，高校向他们提供毕业生的联系方式、专业、毕业年份等基础信息，他们再向学生发送问卷收集就业情况，整理并出版大学生就业质量研究报告。
张可透露，研究院的调查就业率与学校上报的就业率有本质区别。每年12月至次年8月，高校需通过“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向教育部定期报送学生就业进展，截止日期为8月31日，被称为“客观就业率”。第三方机构调查的就业率则被称为“调查就业率”。张可说，由于学校可能将毕业证、学位证发放与就业协议挂钩，学生出于各种情况被迫签订相关协议，所以学校上报的“客观就业率”会有注水成分，比“调查就业率”高一些。
张可表示，教育部也会组织第三方机构抽查部分学校，验证就业率是否真实，“所以这两年开始，高校的注水情况比以前少一些。”
针对就业率造假，教育部多次强调“四不准”：不准以任何方式强迫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不准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优秀毕业生证书发放与毕业生签约挂钩，不准以户档托管为由劝说毕业生签订虚假就业协议，不准将毕业生顶岗实习、见习证明材料作为就业证明材料。尽管如此，面临就业率考核压力的高校仍使出“浑身解数”。
“虽然政府一直说不能（强制）要求学生签就业协议，但通过其他方式还是要这东西。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用灵活就业，总比没就业好。”一所某公立二本院校的辅导员告诉端传媒，现在就业和学科发展挂钩，学校领导都非常重视，但就业工作压力都落在辅导员身上，“面临两头压力，对上面是领导的加码，对下要和学生周旋。”
“学生觉得你就是个打杂的，领导觉得有关学生的都得辅导员做。”学院领导常常在群里“扔个通知”，再由辅导员自己想办法去做。她用“卑微”来形容这个群体，不止是就业去向，学生的日常事务均由辅导员负责。虽然学生就业情况和她的绩效指标没有挂钩，但“领导天天找辅导员谈话，教育你，你受得了？今天这个领导，明天那个领导。”
端传媒记者浏览公开文件发现，不少省份对“毕业去向落实率”都有明确指标，如广东省、安徽省、山东省、重庆市政府在《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中制定了90%以上的高校学生毕业去向落实率目标。辽宁省政府还试行《辽宁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奖励考核指标》，其中“毕业去向落实率落实情况”分值为40分，按照落实率排名赋分，占比40%。
这名辅导员坦言，感受到这几届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压力后，从大一入学她就告诫自己的学生“要考研，提升学历”。虽然带的不是毕业班，但她目睹了毕业班同事的巨大压力。对他们而言，“灵活就业协议”是没办法的办法，“日常压力全部都往下压，科层制嘛。”
出路：宇宙的尽头是？
从2020年“拓宽毕业生就业和升学渠道”，到2021年“好就业，就好业”，再到今年“千方百计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最难毕业季”的论调年复一年，就业形势却愈发严峻，看不到转机。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显示，2022年第一季度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景气指数（CIER）为0.71，降至Covid-19爆发以来最低点。张可解释，该指数为市场释放出来的岗位除以市场求职人数，指数小于1则表示劳动力总量供过于求。
毕业生求职难的现象早已存在。1999年中国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扩招第十年的2008年，招生总量超过600万人。“扩得最快的是前十年（1999年至2008年左右），后十年被骂得厉害。”黄天华说，大部分高校毕业生都期望进入第三产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然而，由于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能提供这一类型岗位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三大经济区域。
黄天华研究发现，多年来超过70%的大学毕业生多前往北京、珠三角和长三角求职，导致这三个地方的劳动力往往供过于求，“这三大区域根本给不了那么多岗位。”黄天华说，当深圳、广州有博士当中小学老师，上海有博士当街道工作人员时，中西部很多小学却没有一个师范毕业的人来当老师。“这种经济发展的差异是非常要命的。”
新锦成研究院2021年10月至12月的抽样调查显示，2021届本科生毕业去向落实率为80.95%，低于2020届的82.44%和2019届的85.62%，同时远低于2021届硕士生的90.72%及专科生的89.18%。
去年下半年以来，多个政府部门陆续出台多项政策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今年3月，教育部推出升级后的“国家24365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为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提供求职和招聘服务。同月，人社部等10部门启动100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为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失业青年提供见习岗位。此外，教育部在刚刚过去的5月举办了“就业促进周”，以及“百日冲刺”等活动。
不过，在黄天华看来，解局的关键在于两点，“一是教育部门是否愿意缩招。从缩招开始算起三到四年之后，大学生就业难就可以缓解。二是经济好转才可以创造就业，吸纳毕业生。”
张可认为，未来三年之内大学生就业形势都会比较难。“23届、24届毕业生人数一定还是千万以上，24届之后才会下降。”
考研失败后，曾思然正在搜罗北京市各个高校第二学士学位招生信息，而今年下半年等待她的，还有考研二战、国考省考大大小小的各种考试。
再读一个学士学位是曾思然目前最理想的毕业去向，“读一个计算机、金融这样的热门专业，将来考公可选择的岗位也更多。中途一旦找到工作，或者考上研究生，也可以随时退学。”第二学士学位被当作一种缓冲，成为像曾思然这样“未落实去向”的毕业生延续应届生身份的庇护。
六月，春招已近尾声。余凯又重新回到“海投的状态”，大厂招聘停滞后，只剩下一些中小型民企私企还在零星地招聘管培生。“这周投了几十个（岗位），但都没有下文了。”
余凯从前给自己规划了一个看得见的未来：先在内卷比较严重的互联网大厂里“996”一段时间，等攒足资本后再考虑公务员、事业编这种安稳的体制内工作。“想吃几年青春饭，先拼搏几年，把一些早期的资本，比如车、房在35岁之前实现。”这也曾是许多投身互联网大厂的应届生所共享的职业规划，而今，关于未来的想象被近身的不确定性笼罩和改变。
以前，余凯对体制内“千篇一律的工作”不感兴趣，但是被毁约之后，他开始考虑考公，把“稳定”放在比过去更高的价值排序上，他觉得或许真如网络段子说的那样，“宇宙的尽头是公务员”。
由于家人的坚决反对，再加上最想去的新疆岗位竞争较大、被选上的可能性小，陈慧媛最终决定放弃西部计划。“我退出西部计划了，”陈慧媛不无遗憾地告诉端传媒，家人认为她一个人去落后的西部不太安全，可能存在未知的危险和可预知的孤单。陈慧媛不想让他们担心，原本坚定的“西部梦”逐渐动摇。6月12日，从3月份被推迟至今的河北省考终于确定于7月9日笔试。陈慧媛决定妥协，回家考公。
上周，刘铭也收到了国考和江苏省考的面试通知，分别在6月27日和7月9日。邱敏也将在7月9日参加云南省的省考。
六月中旬，曾思然已从北京的学校回到内蒙古老家，在集中隔离的酒店里，她接到班主任打来的第四通电话，敦促她签下“灵活就业协议”。面对电话那头的陈腔，曾思然再一次拒绝了。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黄天华、陈雨萌、余凯、曾思然、陈慧媛、林琪、刘铭、邱敏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