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说，不知道我有没有说过这样一句话，“一辈子很长，要跟有趣的人在一起。”，他没说一辈子很长，就找个胸大的人在一起，也没说一辈子很长，就找个欧式双眼皮和嘟嘟唇的人在一起，更没说一辈子很长，就找个持有48小时核酸检测报告的人在一起。可见，有趣比胸大重要，比欧式双眼皮和嘟嘟唇重要，比核酸检测报告重要，但这世上就是没有一个部门是对有趣这件事负责的，相反他们还通过“春晚”这种形式杀死有趣。这或许就是，世上好看的阴性肉体很多，有趣的阳性灵魂太少。
有趣，是一种审美意识，能满足审美渴望，是审美疲劳时爱人递上的汇仁肾宝和汇源果汁，而在眼下，它却成了李可灼送给明光宗的红丸，戚继光送给张居正的海狗鞭，有趣成了别有用心，成了图谋不轨，而此时有趣的尽头也不是无趣，是无耻。“以有趣对抗无趣”，这是《南方体育》当年的口号，这个报纸要是活到现在，恐怕口号得改成“以有趣对抗无耻”，因为他们面对的不再是冰冷的制度，而是活生生的人，制度无趣，人使它变得无耻，我想，此时，上海人民深有体会。
上面来的指令看上去都是面善的，到了底层一开始执行，你就会发现来者不善。比如说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6月6日发的这条无趣没有美感的规定，“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图书、报刊、电影、广播电视节目、舞台艺术作品、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或者网络信息，不得含有诱导未成年人文身的内容。”如此来看，岳母刺字的故事也要走下历史舞台了，这个故事以后恐怕要改写成“1126年，金兵大举入侵中原，岳飞投军，临行前，姚太夫人把岳飞叫到眼前说，现在国难当头，你要到前线杀敌，临行前，妈帮你做个核酸检测吧！”，这么一改，反倒有趣了。
水泊梁山景区忠义堂门口悬挂的大旗，也进行了有趣的修改，原先那面“替天行道”的大旗，内容被换成了“义薄云天”，要是李逵知道这事，估计又要嚷嚷“吃俺两板斧”了。虽然官方回复“替天行道”“义薄云天”都是水浒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意思相差甚远，不过“水泊梁山”这四个字后面加了“景区”二字，门前的大旗我们就当个景儿看看就得了。当然，我们还是能够理解官方的用心良苦，虽然宋江最终归顺了朝廷，但毕竟走了那么多弯路，所以，“替天行道”这四个字，太不安分太血腥太暴力了。其实换成“义薄云天”也不好，这也是江湖文化，绿林遗风，避免不了打打杀杀毁坏公共财物的意气用事，还是换成“遵纪守法”四个字，更符合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精神，此外，如果能在上梁山的入口，挂上“应检尽检”和“动态清零”两面大旗，再安排几个健康码、行程码核验人员把守，我相信一百单八将里有一百人上不了山，那也就天下太平了。
有些人很擅长做伤害未成年人的事，而且是打着保护未成年人的旗号去伤害的，就像有些人很擅长做破坏防疫大局的事，而且是打着维护防疫大局的旗号。他们反对的恐怕是文身所代表的特立独行的文化，他们担忧的恐怕是未成年人的独立思考和个人意志表达，倘若未成年人要文个“精忠报国”“遵纪守法”之类的，我想他们是不会反对的。在目前的环境下，我只能说他们做事的方式看起来不够美，不够有趣，但很可笑，而不美和可笑，一直是体制机器产物的特征，比如各类开幕式，比如建筑，比如人造景观，比如看上去恪尽职守的人执行着漏洞百出的防疫逻辑，比如看上去永无止境的核酸检测，以及那些真假难辨的检测结果。缺少美感的社会，所有的目的都不是人，都是利益，而人只是手段，康德要是生活在现在，他肯定会竖着中指在上海街头咆哮，“人在任何时候都要被看成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成是手段。”他也会因扰乱公共秩序、危害抗疫大局被行政拘留七天。
康德不仅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同时他也是古典美学的奠基人。审美自由问题是德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为了捍卫“审美自由”，一方面不断批评教会对人性的压抑，一方面又极力主张人性的张扬。只有守住这一点，才能把人性里的自由释放出来。自由，是美的本质和审美的最基本特征，可以说，审美的过程是一个争取自由的过程，而审美疲劳，往往是自由被禁锢住了。人的自由一旦被禁锢住，那么他就成了工具，而不是目的了，不仅人成了工具，就连他身上的病毒也成了敛财的工具，比如前阵子国家医保局的飞行检查就加入了核酸和抗原检测，据专家说，“核酸检测乱象也在被查的范围内，有些地方核酸检测已经形成利益集团了。”新冠病毒听了估计都懵了，病毒们尚且各自为战没有形成团团伙伙，检测病毒的却已经率先形成利益集团了，这是审美出现了问题，这是人成了敛财的工具。
在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自由出入需求和官方日益增长的核酸检测频次之间的矛盾，天上还有不测的风云呢，地下连个可以不做核酸检测的人都没有，动不动几十天的核酸检测，已经让大家很疲劳了，身体疲劳，审美也疲劳了。在我百度搜索“审美疲劳”准备深入研究一番时，词条解释下面紧跟着一条链接“为什么阴茎不勃起了，千年皇廷配方”这就是百度的审美，康德要是看到了，肯定又要疾呼，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可这社会，就是把人当成工具，达到敛财的目的，当他们的财富积聚到一定程度，他们将跻身于上层社会，在社会源头制造污染。就像这几天宣称要用五十辆宾利挡住劳斯莱斯汽车的“国企领导女朋友”，当她和另外一个当事人熟练的躺在地上共同耍起无赖时，你就知道这个社会有多丑了，当她说只是和国企领导男朋友举办了结婚仪式而没有领证时，你就知道这个社会源头丑的多深刻了。当然，你也能知道自己为什么生活在社会底层了，当劳斯莱斯车主和宾利车主为了一个车位而躺在地上撒泼时，你却常常为了一点可怜的自尊和所谓的原则而把唯一一辆共享单车让给晚来的女士。
社会的审美教育往往是自上而下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悖”，这就是上行下效。“上”是一个时代审美水准的源头，也就是说审美这个事，如果被“上”独裁了，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会导致整个时代审美的堕落和崩塌。“上”有时候是一个人，更多的时候是一个阶层，“上”的审美水准关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建筑，比如影视作品，比如美食，比如服装，比如美女……。现在很多漂亮姑娘的长相都不随父母，都随韩国的主刀医生了，但主刀医生也只是负责技术层面的东西，背后操控审美标准的还是“上”，比如说各地经常光顾夜总会的有钱有权群体，他们是审美消费的主体，姑娘们走进包房一字排开，喊声“晚上好”，剩下的就是等待他们“审美”、“选美”，选择权在有权有钱人手里，他们也就定义了这个层面的审美标准，而他们的文化层次，往往也决定了他们的审美层次。
于是，夜场的姑娘们为了提高收入，就要揣摩这些人的审美标准，去整一下自己身体的各个部位迎合市场需要。国产暴发户们的发家之路大多不清不楚不明不白，跟各级权力都有千丝万缕的关联，这也注定了他们的审美标准在初级阶段是简单粗暴的，主要集中在身体部位上。后来他们升级了，他们开始重视文化愿意花个几十万去读个EMBA了，不是他们喜欢文化，而是权力喜欢文化了，他们可以在那里相遇。于是，夜总会的姑娘们开始注重精神审美了，比如说包里放一本知名学者谭伯牛的《近代史的明媚与深沉》，或者玉面文人宋石男的《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比如说花上个两百多块钱买个本地高校的学生证等等。
范濂在《云间据目抄》之卷二《纪风俗》中说，“风俗自淳而趋于薄，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风俗即审美标准。当一个社会的权贵阶层荒淫无度，整个社会伦理纲常荡然无存时，社会的审美水准就急转直下了，它反映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人们喜欢的服饰的颜色、款式等等，出现了“奴隶争尚华丽，则难为贵矣；女装皆钟娼妓，则难为良矣”，这种现象跟现如今整容界的风潮极为类似，古今对照，如出一辙。
我们之所以需要审美，是因为有很多人和事需要我们去取舍和辨别，“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这就是审美。审美的能力是一个人在经年累月的生活中积累和沉淀而成的，一个人的审美标准是有时代烙印的，听着小虎队的《爱》长大的，“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和听着TFBOYS的《宠爱》长大的，“给你买最大的房子，最酷的汽车，走遍世界每个角落……”，二者之间的审美水准往往会有本质区别。以前流行长裙单车花房姑娘，至少这是一类审美情趣，现在流行短裤跑车海景大床房，更多的还是陷在物欲里无法自拔。以前的文艺作品里夸个人至少也是“娴静犹如花照水，行动好比风扶柳”、“眉梢眼角藏秀气，声音笑貌露温柔”，现在就直接给概括成嫩模、小鲜肉了。审美无力，生活无趣。
人们的审美标准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前提是操控这个时代的人允许你变化，允许你自由审美。比如说安史之乱之前，唐朝以壮硕、高大为美，安史之乱之后，又以纤细、瘦弱为美，白居易老师喜欢的女子是“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杜牧老师喜欢的类型是“楚腰纤细掌中轻”。再比如说20世纪90年代，人民可以欣赏气质硬朗的女性，比如晓庆、青霞；人民可以欣赏五官精致甜蜜柔美的女性，比如说丽君、雅芝，人民还可以欣赏大眼睛瓜子脸的玉女，比如说慧敏、祖贤，人民还可以欣赏高冷酷瘦的音乐天后，比如说王菲、慧琳……，这些审美是自由的，是流动的，是不断生长的。审美的标准可以不同，不同不可怕，可怕的是只允许你有一种审美标准，或者说这个审美标准是不可抗拒的，“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这样的审美标准很可怕，审美应该是在自由的状态下进行的。
高压时代的审美往往是跟政治相关的，而且必须相关，这种审美是低劣和扭曲的，比如说“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比如说林立密集毫无美感和设计感的钢筋水泥之城，比如说四处可见的领袖雕像和狂热标语。审美成了政治任务，审美标准必须为政治服务，在这样的审美环境中，艺术家创作的作品风格只有“红、光、亮”：人物红光满面，双眼发亮精神焕发，内心充满着坚定的信仰………，就像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期的作品，主角都是壮硕的工人小伙子以及强壮的女拖拉机手，人们的审美标准也是以此为参照，不论是找工作还是找对象，就像朱新建以前说过的那样，“来世我愿意做一台手扶拖拉机，插队的时候村里有一个健壮、快乐的女孩儿，让她来开我，我一定不亦快哉！”
在十几年前，很多人都从审美的角度用审丑的话语评论过芙蓉姐姐和凤姐，并称之为全民审丑时代的到来，甚至有人担心这种“审丑”会由变态转化为常态，现在看来这种担心是多余的，那时不仅没有转化为常态，反而比现在这些丑陋的行为美丽的多，因为这两位姐姐的背后没有权力意志主导，那时候的网民有点自视甚高，现在回头来看，竟有点可笑，当年担心两位姐姐那样的审丑行为会成为常态的人，现在应该都像个小丑一样常态化的做着核酸检测吧？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网络环境都是相对宽松的，那时候即便是丑的，也丑不到哪里去，更何况所谓的丑也是有成长空间的，那时的社会文化土壤给了她们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机会，苏东坡在《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中写道：“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虽然谈的是书法，但也适用于一切审美判断。
这段时间老一辈歌手崔健、罗大佑、王心凌又重新活跃在舞台上了，而且受欢迎的程度大有超越当下流量明星的势头，很多人认为这是青春回忆在起作用，当然有这层原因，但如果只把它定义为怀旧，则是矮化了这些人这些歌在社会层面的积极作用，人们不仅仅是在怀念过去的青春，过去的生活，更是在怀念过去的时代，过去的风过去的雨以及过去的文化土壤和审美滋养。这就跟疫情之下被封闭已久的人们，突然流行起露营一样了，这是长久以来饱受丑陋行为摧残的人群，内心渴望大自然、渴望自由自在、渴望无拘无束生活的美好向往和具体体现。或者说，这是一种对抗，就像是“以有趣对抗无趣”，是对层层加码的防疫措施的反抗，是对无休无止的核酸检测的无声抗议，是对没有盼望的生活竖起中指。
这些年互联网的发展是以流量为导向的，并不是以内容为导向，这就导致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大量粗制滥造但流量极大的内容以及众多流量明星，审美发育成熟的我们尚且避之不及，甚至有些招架无力，更何况那些还处在美育成长中的孩子。从审美的角度来看，这些流量明星把粉丝当做敛财的工具，但他们本身也逃脱不了成为他人敛财工具的命运，所以，他们是很丑的，什么偶像经济，饭圈文化，既不是经济也没有文化，他们只是加剧了本已被掏空的社会崩塌的速度。这些流量明星本应成为撑起社会责任的其中一条支柱，但他们却只是成了社会支柱中的一条蛀虫。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写道，“娱乐至死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娱乐本身，而在于人们日渐失去对社会事物进行严肃思考和理智判断的能力，在于人们被轻佻的文化环境培养成无知无畏又不自知的社会群体。”娱乐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不论是粗浅的还是高雅的，人们有自己的审美自由和标准去选择去防御，可当娱乐成为社会统治的工具而不是服务大众的目的时，娱乐至死就开始了，有人沉迷于娱乐中致死，有人被现实恐吓后躲进娱乐中至死。
人心百态，遍地都是丑的种子，这不可怕，因为还有很多充满人性光辉的美好种子，可怕的是土壤病了，只能为丑的种子提供养分，无法为美的种子提供养分。2008年有一部动画电影《机器人总动员》，这部电影的主线故事是，随着人类社会的高度发展，地球上的垃圾也越来越多，生态恶化到已不适合人类生存，于是人们离开地球，只留下一些机器人在清理和打包地球上的垃圾。最后只剩下一个名叫瓦力的机器人，有一天它在荒废的大地上发现了一株绿色植物，这预示着地球开始具备适合人类生存的条件了，最后人类回到故土。这有点像当下，在无休止的疫情里，在渐渐沉入深渊的人群里，总有那么几个人闪烁着光芒一跃而起，虽然最后还是不免要坠入黑暗的深渊，但那一丝跃起的光亮，还是点燃了更多的人心，就像上海做着免费“摆渡人”的骑手们，就像那个对无来由封闭不满竖起中指的年轻人，他们就是这个时代的绿色植物，他们在告诉我们地球还值得抢救一下。
《机器人总动员》是一部既有警醒作用最终又给你希望的电影，但中间缺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人类的忏悔，没有忏悔的重返地球，很有可能又是一次对地球灾难性的毁灭。而我们为什么要回忆，回忆里有适合植物生长的土壤，回忆里有我们现在需要汲取的养分，回忆里还应该有对过往的忏悔、对未来的盼望以及对当下的审美，就像我们总是回忆1997年那一刀未剪就上映的《泰坦尼克号》，最初我们回忆凯特.温斯莱特的胸脯，最后我们回忆“一刀未剪”，这是一种审美性回忆。
我们应该进行审美活动，特别是遍地都是丑陋的时候，指出丑陋，是审美自由，是我们最后的体面，为了这体面，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都需要学习，就像约翰·亚当斯说的，“我必须学习政治和战争，这样我的孩子就可以自由地学习数学和哲学。我的孩子应该学习数学、哲学、地理、自然史、船舶制造、航海术、商业和农业，这样他们的孩子就有权学习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装饰和陶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