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五四，为谁所拥有？在某个时间点，历史已经加速走向歧路。我们所追忆的五四，乃被另一段集体记忆所复写的五四。」
特约撰稿人 杨智杰 发自台北
在台湾成长的六七年级一代，与五四最初的连结，大概就是诗人徐志摩。然而不是徐志摩的诗，也不是戴著圆框眼镜的才子诗人形象，而是由台湾民歌时期作曲家李达涛谱曲，歌手范广慧演唱的，1977年的《再别康桥》。
“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我仍能回想那些昏沉下午，音乐课的阶梯教室，吊扇无力地旋转，全班跟著琴声摇头晃脑，合唱《再别康桥》的光景。沉郁的小调、回环的编曲⋯⋯小学生难以理解其中告别的意含，只从唇齿间咀嚼出一种奇妙的清凉感──来自榆荫、菁荇、长篙，也来自不知究竟在哪一条河上的“康桥”。
民初情调的浪漫投射台湾大众对五四投射的想像与情怀，和香港及中国大陆的不同──去政治的五四，摇身一变成为口袋里只有十五元的穷学生，体验“小清新”的消费选择。
1999年升上国中，黄磊、周迅、伊能静、刘若英主演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在台湾播出，旋即创下当时公视（台湾公共电视台）八点档收视率的最高纪录。夹藏灵魂、爱情、自由的名言，成为学校男女朋友互传纸条援引的金句，这是岛国新一波的徐志摩旋风。
《人间四月天》引爆了台湾的五四热，然而“五四”这个符码对于台湾大众，与其说关乎政治与启蒙，毋宁更多是对民初情调的浪漫投射──青衫、旗袍、傍晚的石板路。台湾知名饮料品牌，统一企业的“饮冰室茶集”，取用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以“以诗歌和春光佐茶”为名，在饮料包装上印刷诗句，连续多年举办名为“五四为爱发声”的文学奖征文，将优选诗作印刷于饮料杯上。
“饮冰室茶集”对五四的再包装，是台湾在使用者生成内容（UGC）的行销运用上，最成功的一波文艺操作。“饮冰室茶集”在脸书上获得三十多万粉丝，年度的征文动辄有上万作品参赛，稳居台湾投稿者数量最多的征文奖。
单就内容看，“饮冰室茶集”因面向大众，印刷版面亦有限，选入的作品皆较为轻短、浅白、有时亦不免出现鸡汤式的小语。即使如此，仍足见台湾大众对五四投射的想像与情怀，和香港及中国大陆的不同──去政治的五四，摇身一变成为口袋里只有十五元的穷学生（包括高中时的我），体验“小清新”的消费选择。
五四入门：冯至十四行
“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我们都让它化作尘埃”
少年时代对五四的记忆，就这样停止在荧光幕和饮料包上。直到上了大学，在一年级的第一堂新诗课，读到现代诗人冯至的《十四行集》。
那大概是“新诗”这种文体给我的最初震撼──
我们准备著深深地领受
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
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
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
——〈我们准备著深深地领受〉冯至
有别于徐志摩呼告式的浪漫主义，冯至的诗，更像一个孤独者对自己生命的低语，恰恰击中一个刚离家上大学的十七岁少年，对未知生活的体验──
身边感到冷，眼前忽然辽阔，像刚刚降生的两个婴儿。
——〈别离〉冯至
我所就读的台湾清华大学位于新竹，气温虽不低，但11月的“九降风”异常磨人，开设现代诗课的文学院又位于山坡高处，视野中常是一片大雨大雾，说我大学一年级的整个心灵状态被《十四行集》所浸透，亦不为过。
相较其他现代派诗人，冯至的诗受佩脱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意大利诗人）十四行诗体的分节与用韵约束，而更显得节约、自制。内容歌咏的不是情爱对象，多是大自然、小事物、生命与死亡，形式及声音上的可预期感（十四行的 a-b-b-a／a-b-b-a／c-d-e／c-d-e 韵式），都予人一种平心静神的作用。
是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冯至的诗非常“疗愈”，又极易上口，好些句子我仍能默念出来，譬如“你一丛白茸茸的小草／不曾辜负了一个名称”、“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我们都让它化作尘埃”。
记得当时和几个诗社同学，将冯至的诗句制成书签，在大学的社团联展摊位供人抽取，在夜里披上风衣，假扮先知为人释义解谜。《十四行集》那些神秘、幽微的句子，深深吸引著十七岁的我们。
而当时我所不知的是，留学德国的冯至，也深受德语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影响。冯至翻译的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信》和台湾诗人杨牧的《一首诗的完成》，仍被台湾许多教授现代诗的老师，列为诗歌写作的入门建议书。
以冯至为阅读起点，一路追索到《现代》杂志及现代派作品，五四后诗人的璀璨星图才真正向我涌来。
《现代》杂志之璀璨星图
《现代》杂志于1932年5月创刊于上海，其时，国民党与日军刚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上海战事告一段落，上海现代书局希望办一个“无政治风险”的文艺刊物，于是找来了既非国民党，也无左翼背景的施蛰存，主编新的文艺杂志《现代》。施蛰存本人也是作家，创作多为小说，却写过一首令人骇然的短诗，名叫〈银鱼〉：
横陈在菜市里的银鱼，
土耳其风的女浴场。
银鱼，堆成了柔白的床巾，
魅人的小眼睛从四面八方投过来。
银鱼，初恋的少女，
连心都要袒露出来了。
〈银鱼〉在仅仅三节、六行的小诗中，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叙事场景，把死亡（银鱼的命运）与情欲（浴场、床巾、小眼睛）结合进诗里。诗的三段中各出现一次“银鱼”，使其构成一组袖珍的三连画（Triptych），诗的外形如一把匕首弹出，冥合著“银鱼”的闪光。这首诗结尾收在“连心都要袒露出来了”的“即将完成”的时态，比起“心已经袒露出来”更加强了感官上的期待与悬念。
除了施蛰存，将诗作发表于《现代》杂志的诗人，还包括〈雨巷〉的戴望舒、〈弃妇〉的李金发等人。施蛰存将《现代》作家的特征归纳为以下几点：（1）不用韵；（2）句子、段落的形式不整齐；（3）混入一些古字或外语；（4）诗意不能一读即了解。这四点与当时文坛正流行，重视格律音韵的“新月派”（以徐志摩为首）的诗歌路线完全不同。举诗人李金发的组诗〈时之表现〉其中一节为例：
在爱情之故宫，
我们之Noces倒病了，
取残弃之短烛来，
黄昏太弥漫田野。
这样朦胧、晦涩、扭曲句式的写法刊登出来，自然会有读者向《现代》杂志提出挑战：（1）看不懂（2）无韵的诗和散文有何不同？记得当时看到上述问题，心中一震，因为在九十年后的台湾，这仍是现代诗创作者常被读者要求回答，关于诗歌内容与形式的问题。
这些仅仅存在于过去的世界，藉文字抵达我们，我们或摹仿，或批判，或颠覆，或遗忘，或在某个时刻蓦然想起。《现代》的存在，是我们作为中文写作者的诸种幸运之一。 而在大海另一边，日治下的台湾作家，也并未缺席《现代》这场短暂却豪华的盛宴。
对此，施蛰存作出了以下申复：“没有脚韵的诗，只要作者写得好，在形似分行的散文中，同样可以表现出一种文字的或诗情的节奏。”，另一位京派诗人废名，则认为“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其诗的价值正因为它是散文的。 新诗的内容则要是诗的，若同旧诗一样是散文的内容，徒徒用白话来写，名之曰新诗，反不成其为诗”
什么是“内容是诗意的，但型式可如散文”呢？另举一首诗人卞之琳登在《现代》杂志的著名诗作〈距离的组织〉为例：
想独上高楼读一遍《罗马衰亡史》，
忽有罗马灭亡星出现在报上。
报纸落。地图开，因想起远人的嘱咐。
寄来的风景也暮色苍茫了。
（醒来天欲暮，无聊，一访友人吧。）
灰色的天。灰色的海。灰色的路。
哪儿了？我又不会向灯下验一把土。
忽听得一千重门外有自己的名字。
好累呵！我的盆舟没有人戏弄吗？
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
若不经作者解释，这大概也是首不可解的“谜诗”吧。它充满了逻辑的断裂、视角的转换、不押韵的口语句。但这种理解的落差正是“距离的组织”──罗马衰亡和当日（1934年12月26日，作者注）报纸刊载星体发现的新闻，差了1400年，上海和罗马则相隔9000公里。两者共时地出现于诗的连续两行，就是因为人的在场，重新“组织”了地理的距离。
诗人接著以短句“报纸落。地图开”倏然抽换长句，省略主语，加速节奏，碎念般地重复“灰色的天。灰色的海。灰色的路。”则呼应苍茫的风景（明信片）与无聊感。先不看过度用典的验土与盆舟两句，诗人在最后一行写“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而非“五点钟下雪，友人来访”，则是重新组织了人与不可改变的外部世界（时序与天气）间的逻辑，为读者带来视角的更新。
可以说《现代》诗人给我们的遗产，不在意识形态或文艺主张，而更多在于阅读及创作技巧。在每星期一次的课堂间，我们的精神从〈雨巷〉到〈弃妇〉，从〈银鱼〉到〈女神〉，这些仅仅存在于过去的世界，藉文字抵达我们，我们或摹仿，或批判，或颠覆，或遗忘，或在某个时刻蓦然想起。
《现代》的存在，是我们作为中文写作者的诸种幸运之一。
而在大海另一边，日治下的台湾作家，也并未缺席《现代》这场短暂却豪华的盛宴。1905年出生于台湾盐水港厅（今台南）的作家刘呐鸥，大学前往上海就读，随后与施蛰存等人结识，并将作品发表于《现代》杂志中。被认为将日本“新感觉派”技法引入上海的刘呐鸥，作品虽无涉政治，最终却在上海遭人枪杀，原因至今成谜。
浪流至异地，得年三十五的刘呐鸥，比起活到九十九岁的施蛰存，似乎更像《现代》杂志流星一瞬的命运。
谁的五四，为谁所拥有？在某个时间点，历史已经加速走向歧路。无论在时空或心理上，台湾和五四的距离已有些遥远，现在我们所追忆的五四，乃被另一段集体记忆所复写的五四。
冷感：五四在台湾
五四至今已过103年，在三年前的“五四百周年”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民族复兴与爱国主义的动员宣讲，台湾民众反应冷淡，除了零星关于“台湾是否该纪念五四”或“台湾该如何纪念五四”的网路讨论，并未激起太多声浪。而总统蔡英文和前总统马英九的社群帐号，在当日都没有针对五四的纪念发文。五四在台湾，似乎逐渐被封闭于学术研究的领域中。
台湾民众对于五四的冷感，也许来自近年台湾主体性的确立，让五四成为“另一边”、“另一个时空”的叙事。台湾学者简明海的《五四意识在台湾》一书，则试图以将“五四意识在台湾”转变为“台湾的五四意识”的论述，赋予台湾人对五四的诠释权。谁的五四，为谁所拥有？在某个时间点，历史已经加速走向歧路。
法国哲学家 Maurice Halbwachs 认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是一种文化建构。无论在时空或心理上，台湾和五四的距离已有些遥远，现在我们所追忆的五四，乃被另一段集体记忆所复写的五四。真也好，假也罢，五十岁的刘若英仍是那么有气质，三十岁的我们，偶尔仍会买一杯“饮冰室”绿奶茶，一解十七岁的乡愁。
而《现代》给我的诗歌启蒙，就是我五四的全部了。至于其他──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我们都让它化作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