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先讨论宏观层面的问题，那就是：灾难发生之后，媒体是否应当跟进报道？媒体做灾难报道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灾难发生后，人们的信息需求是比平时更加强烈的，不仅是被灾难影响的人，也包括并没有直接被卷入灾难的人，因为我们会关心同类的命运，我们也担心自己今后会遇到同样的厄运。而这时为我们提供信息的，媒体是一支最主要的力量。我们不能仅仅“等官方通报”，因为信息量不够，且可能隐藏甚至扭曲部分信息。

如果你认为媒体就应该乖乖等着转发官方发布的信息，如果你认为媒体去现场采访就是添乱、采访遇难者家属就是伤害、发出追问就是不安好心、记录悲伤就是赚取流量，那么也就不必再读下去了，因为我们对媒体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有着根本不同的看法。

接下来的讨论需要建立于一组基本的共识，那就是： 媒体做灾难报道是必要的；现场采访和家属采访要非常小心注意，但都是可以做的；我们应该探讨的是怎样做更好的报道，而不是该不该做报道。

国际记者中心（ICFJ）出品的《灾难和危机报道手册》中提出，在灾难和危机中，新闻媒体扮演了四种关键的角色：

• 第一，提供关键的信息，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谁受到了影响、事情在如何发展，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灾难。
• 第二，提供一条沟通的生命线，传递关键信息，把受影响的相关方的信息传出来，也把关键信息传递给他们；
• 第三，成为一座警告的灯塔，为避免下一次的灾难传递及时、可靠的信息；
• 第四，成为一个社区的论坛，让公民们可以走到一起来，分享自己共同的担忧，在困难的时刻彼此提供支持。

第一，提供关键的信息，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谁受到了影响、事情在如何发展，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灾难。

第二，提供一条沟通的生命线，传递关键信息，把受影响的相关方的信息传出来，也把关键信息传递给他们；

第三，成为一座警告的灯塔，为避免下一次的灾难传递及时、可靠的信息；

第四，成为一个社区的论坛，让公民们可以走到一起来，分享自己共同的担忧，在困难的时刻彼此提供支持。

这四种角色，显然不是一篇报道能够同时承担的，甚至不是一家媒体能够同时承担的。所以，我们需要更多媒体的参与，需要更多样的声音和多元的角度， 有的记者去前线采访救灾现场，有的记者挖掘调查背后的深层原因，有的媒体传递共情、抚慰心灵，让人们可以更紧密、更坚强地站在一起。在理想状态下，我们应该看到这些场面同时上演。

这里顺便再说一句媒体的“流量诉求”。

大多数媒体都是按照商业规则运行的，追求注意力，不管是发行量、收视率还是点击率，都是正常的市场逻辑。纸媒年代，如果一张报纸能做到一纸风行、洛阳纸贵，那是很骄傲的事情。哪怕是非商业的公共媒体（比如BBC），也很强调报道内容是否覆盖到了更广泛的受众。

所以，“追求流量”并不是原罪，关键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追求，能否做到流量和公共价值的更好平衡，乃至双赢。 一些人在媒体做了什么报道之后就骂“人血馒头”，下一次媒体没报道的时候又喊“媒体已死”，那是自相矛盾的。

02.还原失联/遇难者人生的报道有何意义？

上面提到，灾难报道有几种不同的意义。可以理解的是，在灾难刚刚发生的时候，人们最关心的还是信息层面的意义，尤其是灾难发生的原因。

但是，很多时候，这样的原因不是马上能够调查出来的。更何况是空难这样高度专业和复杂的领域，对“为什么会发生这起空难”这个问题，注定不可能在短期内提供回答。而在中国的具体语境下，提供这方面的信息就更为困难了。

一些对《人物》的报道不满的人，提出的批评是：有这个时间精力，怎么不去调查一下空难发生的原因？这样的批评有些求全责备了，因为那需要时间，还不一定被允许发表，而且，还原失联/遇难者的人生，这样的报道本身就是有其意义的。

其实，这个角度的报道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灾难报道中的常见操作。它将抽象的数字还原为具体的人，让悲伤更为可知可感，由此也将灾难的记忆更深地刻进我们的社会，让人们更难遗忘这样的经历，也间接地促使人们不断去追问和反思灾难发生的原因。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从玉华曾经说，“再广大的悲伤，也比不上一个小人物具体的悲伤。” 还原他们的故事，可以激发人们的共情。这符合上文所说的灾难报道意义第四点，那就是将人们联结起来。这次不少人提起的《回家》和《永不抵达的列车》都有这样的效果。

曾经担任《焦点访谈》主编，现在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任教的庄永志曾经回忆，美国“911”事件一周年的时候，他看了将近十部美国各大电视台播出的非虚构节目，其中印象很深的是ABC的著名记者戴安娜·索耶讲述了几十个不幸失去父亲的宝宝的故事。

“几十位妈妈（有的还是未婚妈妈）痛失亲人的绝望、苦苦寻亲的痴情、茫然无助的惶恐和为爱而生的勇气以及宝宝们懵懂无忧的笑脸，在镜头前毫无遮掩。反复观看，每次都热泪盈眶，既慨叹命运无常，更感动于生命的坚强。”

我在这里再举一个国外的例子。埃博拉病毒一度在多个国家肆虐，西方媒体的关注焦点是感染遇难的美国人，它们呈现了不少死者的故事。

但是，实际上无论从死者数量还是从疫情本身的重要性来看，非洲才是埃博拉病毒的中心。这时，如果有更多对非洲埃博拉死者的人情味报道，将能够有效激发受众对非洲的关注和同情，也能更好地影响资源的调配和投入。

采取这种较为软性的方式做报道，在中国的语境下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它是狭小空间中一个尚且能做出报道的领域。

资深传媒人朱学东就总结说 ：“灾难中遇难者的报道，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对消逝的生命的追怀，也已经成为媒体人突破阻力，尽可能向读者呈现灾难局部真相、铭刻记忆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颇有些‘曲线救国’式的苍凉。”

当然，肯定了这类报道的意义，并不意味着就不可以对这类报道提出具体的批评意见了。

有一种常见的批评意见是，这样的报道过于“煽情”，笔法过于文学化，读起来让人不太舒服。我觉得，对风格的偏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有人读了很感动、很喜欢，有人读了不舒服、不喜欢，这都很正常。

而且，“情绪”并不一定就是坏东西。在新闻学界，这两年讨论很多的一个概念叫做“the emotional turn of journalism”，也就是新闻学中的“情感转向”。大家越来越意识到，其实新闻从来不是冰冷的、纯理性的，即便是所谓的硬新闻，在它的采访、写作、阅读、传播的过程中，也一直伴随着情感的因素。

优秀的新闻作品，往往是既能传递重要信息，又能调动受众情感。所以，你可以说一篇报道在情感方面把握得不好，可能过度了，或者走偏了，但不要因为一篇报道有情感在其中就认为它是不好的。

我在和朋友的交流过程中，还听到了另一种批评意见，我觉得是更值得参考的。

这位朋友说：这类报道“是否也陷入同质化问题，千篇一律，满篇都是‘人’，但又让我感觉不到‘人’的真实复杂的存在。这一视角不限于对这一篇的观感。”

我觉得这个批评意见相当一针见血。我们需要看到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我们期待呈现充沛而复杂的情感，但是《人物》杂志的这篇文章因为操作时间有限，其实呈现出来的整体面貌是比较单一和浅层的，或者说是高度可预测的，有经验的读者还没点开就能猜出里面大概会写什么。

所以，还原人生是重要的，但如何更好地还原，可以思考和改进。

03.能不能采访亲属和朋友？

接下来谈谈能不能采访失联/遇难者亲属和朋友的事情。

这依然是一个“怎样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而不是一个绝对的禁区。家属的心情当然是焦虑、伤心乃至绝望的，但是采访他们并不一定就是伤害他们。

相反，正如不少有过灾难报道经验的记者指出的，很多时候家属是希望对媒体说话的，他们中的一些人需要倾诉，一些人希望自己亲友的故事被记录下来，他们也需要通过媒体的关注来更好地表达诉求，获得更好的解决方案。

正如资深媒体人李思磐说的，“在市场化报纸兴盛的年代（距离今天也不过十年），很多媒体都有讣闻栏目。许多逝者的亲属打电话给报社，希望写一写自己天人永隔的亲人，即便她们并不是公众人物。

这是新闻的社会服务，也是媒体与社区连结的方式。”她还举例说，可以了解一下天津爆炸案当中，“记者们如何迅速推动问责，如何帮助编外消防员家属得到同样的抚恤，如何让殃及的住宅业主得以维权”。

所以，采访家属不仅是可以的，在一些情况下还是必要的。当然，如果有家属明确拒绝采访，那记者应该尊重他们的意见。

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人物」报道笔下的侵扰悲痛问题 》当中声称，记者不能做“死亡敲门（death knock）”。作者说，《人物》杂志采访了一位乘客的老师和学弟，而他们本来还不知道这位乘客就在飞机上的事情，作者认为这是违反伦理的做法。

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死亡敲门”确实需要谨慎，但是，正如英国行业媒体Press Gazette的文章所说：“死亡敲门”是记者工作当中艰难但是必要的部分。它很难，因为确实可能给家人带来情绪上的巨大冲击； 但另一方面，让报道中呈现家人的声音，这其实也是一种尊重。

而且，“死亡敲门”的对象一般指的是直系亲属，老师和学弟显然不包括在内。这里我们应该想一想，为什么在西方的一些伦理规范里面会对“死亡敲门”特别谨慎？因为那确实对于父母、家人来说是晴天霹雳般的消息，但我不认为这对老师和学弟来说是什么晴天霹雳的消息。因此，把“死亡敲门”的概念用在这里，纯粹是一种生搬硬套。

那篇文章还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侵扰悲痛“。这个概念听起来很玄乎，其实可以落实到一些具体的细节。我在开头提到的国际记者中心（ICFJ）出品的《灾难和危机报道手册》中给出了采访灾难幸存者和家属的一些注意事项，可以作为一种参考（以下是我的翻译）：

• 在开口问问题或拍摄之前，平静、清晰地介绍你自己。被访者需要知道你是谁，需要知道采访材料可能会被发表或播出。
• 带着尊严和尊重对待他们。记者们需要保持平衡：既要敏感，又不能胆怯。
• 永远不要问“你感觉如何？”永远不要说“我理解你的感受。”最好是告诉他们，“我对你的损失/你经历的这一切感到非常抱歉/难过。”
• 用开放式的问题开始采访，小心地引导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你目前已经和谁聊过了？”如果一个母亲在一场空难中失去了儿子，那么你可以这样问：“可以跟我说一说他的一生吗？”问他们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这些问题不带任何判断，并且给他们一个机会可以讲述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 人们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有不同的反应——有人会回避，但有人会从倾诉中找到安慰。
• 如果有人拒绝受访，或者对于采访表现出情绪化的反应，那么就不去打扰他们，友善地感谢他们，然后走开。有的记者会给他们留下一张名片，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之后想聊的话，可以找我。”
• 给他们一种掌控感。问他们是站着还是坐着更舒服，问他们想不想去其他地方聊，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聊。一种友善的姿态是问他们：“你想不想有谁陪着你一起？”

在开口问问题或拍摄之前，平静、清晰地介绍你自己。被访者需要知道你是谁，需要知道采访材料可能会被发表或播出。

带着尊严和尊重对待他们。记者们需要保持平衡：既要敏感，又不能胆怯。

永远不要问“你感觉如何？”永远不要说“我理解你的感受。”最好是告诉他们，“我对你的损失/你经历的这一切感到非常抱歉/难过。”

用开放式的问题开始采访，小心地引导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你目前已经和谁聊过了？”如果一个母亲在一场空难中失去了儿子，那么你可以这样问：“可以跟我说一说他的一生吗？”问他们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这些问题不带任何判断，并且给他们一个机会可以讲述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人们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有不同的反应——有人会回避，但有人会从倾诉中找到安慰。

如果有人拒绝受访，或者对于采访表现出情绪化的反应，那么就不去打扰他们，友善地感谢他们，然后走开。有的记者会给他们留下一张名片，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之后想聊的话，可以找我。”

可以看出来，这里的关键词是： 尊重，倾听，理解。记者当然要对家属的情绪保持高度的敏感，但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采访都是打扰和伤害。

04.能不能使用社交媒体上的内容？

在和一些记者的交流中，我们形成的一个共识是：《人物》的报道里面如果说有什么比较明显的问题，那就是对机上乘客的社交媒体内容的使用。

这个问题在几年前就曾引发过一轮讨论。

那是在2014年跨年夜上海外滩发生的踩踏事件当中，一名遇难的复旦学生吸引了相当多的关注。一些媒体在报道中引用了遇难者生前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信息和照片，引发了不少质疑。复旦大学的官方微博呼吁“媒体尊重她、保护她，不要再挖掘她的隐私，不要再刊登她的照片，让逝者安宁”。

觉得媒体可以使用社交媒体内容的人，给出的理由是：如果说朋友圈里的内容不能随便使用的话，那么发布在微博和微信公号上的内容，本来就是公开可见的，所以媒体使用也就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著名的互联网研究者danah boyd曾经论述，公开可见（publicly available）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公开推介（publicized）。

一个普通人在微博和公号上写东西的时候，心里的预期是，可能就几百个人看见，大多数还是自己的亲朋好友。现在，媒体突然让百万千万人发现了这些账号，这其实是他们在发布内容的时候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因此，不能假定他们默认了媒体可以使用这些内容。

在英国一项关于《星期日泰晤士报》是否可以引用一名自杀身亡的学生在Myspace发布的言论和照片的裁决中，新闻投诉委员会指出：“报纸在报道遇难者时，有权使用来自社交媒体的公开信息。

不过，在将这些信息从原来的语境中抽离，用于报道个人悲剧时，编辑需要考虑它们对遇难者亲属的影响。”

在《人物》的文章中，写到了一位机上乘客记录自己爱情故事的微信公号，这个公号很快就被大家找出来了。虽然很多人看了之后是觉得感动和惋惜，但严格来说，披露这样的信息，最好应该征得他妻子的同意。

使用社交媒体内容做报道的另一个问题是：它呈现出的人物形象可能是片面的，甚至是失真的。

在读到《人物》杂志的报道（以及此前灾难中类似的一些报道）之后，一些人心里不免会犯嘀咕：如果自己不幸遭遇了这样的灾难，记者会根据我的社交媒体账号拼凑出一个怎样的我？那样的我是真实的我吗？是我希望留给世界的印象吗？甚至有人在想到这些之后，吓得把自己的微博和朋友圈都删光了。

但我们同样很难说：社交媒体上的内容一概不能使用。原因很简单：它们的确呈现了人物的一个侧面，提供了一些宝贵的信息。

所以，我们能做的，可能只是尽量保持一种平衡：不要过度使用社交媒体内容，不要故意拼凑和引发联想，要清晰地向读者说明这些内容的局限性，要征求其他相关方的意见，要通过其他渠道的采访来验证或补充社交媒体上的信息。

当然，这些都是比较理想化的原则，在实际操作中肯定会有各种各样更加具体的问题需要考虑。

总结：理解报道的艰难，鼓励媒体做到更好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新闻伦理”的讨论绝不是挥舞道德大棒，拿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帽子往媒体和记者身上扣。

实际上，伦理问题是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的，它所回应的具体实践问题更是找不到标准答案。我们当然可以有一些原则性的指引，但是要认识到，即便有原则指引，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依然是充满了张力、矛盾，充满了困难的抉择，绝对不是1+1=2那么简单。

所以， 新闻伦理问题是最容易离地高谈阔论，但又最应该贴地具体分析的。

在新闻业的空间日益逼仄的当下，对新闻伦理的讨论更应该怀着同情的理解，出发点应该是怎样鼓励和鞭策媒体做到更好，而不是捂住媒体的嘴巴。

最近几年，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在一些大V和机构账号的引导下，骂媒体成了一种政治正确，成了一种本能反应，“媒体是坏人”成了一些人脑中的基本预设。

此次针对《人物》杂志报道的批评当中，我们同样能看到这种声音的大量存在。他们打着关怀家属的旗号，其实心里毫不关心具体的人（他们可以对不同的声音随意地攻击、挂人），他们实际上想要推动的是反媒体的、倡导舆论一元的叙事。

说到最后，如果要我总结一下对《人物》杂志报道的看法，那就是：它当然算不上佳作，操作上也有瑕疵，但这样的报道有其意义，绝不是什么“吃人血馒头”。如果能有更多的时间操作，质量应该会更好，但也可能失去发表的机会。

虽然这次的相关讨论当中有很多噪音，但如果大家能从这篇报道引发的讨论当中，更多思考灾难报道的意义、思考媒体的角色，乃至思考如何鞭策和支持媒体做更好的报道，那也是一件好事。因为今天重重挑战之下的新闻媒体，真的非常需要公众的支持。

参考文献

[1] 林天宏，回家，中国青年报，2008.05.28

[2] 赵涵漠，永不抵达的列车，中国青年报，2011.07.27

[3] 灾难和危机报道手册，国际记者中心（ICFJ）

[4] Wahl-Jorgensen, K., An Emotional Turn in Journalism Studies?, 2019.12.12

[5] Ponsford, D., Why ‘death knocks’ are a difficult but essential part of the job for journalists, Press Gazette,2017.05.24

[6] Boyd, D., Making Sense of Privacy and Publicity, SXSW. Austin, Texas, 2010.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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