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两三年前的电影《乔乔的异想世界》吗？与以往从犹太人出发的视角不同，这部电影的主角是生活在纳粹统治下的普通德国人——乔乔与他的母亲。
乔乔正处在天真烂漫的年纪，对世界充满好奇，在大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乔乔渴望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他脑内出现了一个颠覆版的希特勒，这个希特勒滑稽可爱，与他一起面对青少年时期的烦恼。这是一部喜剧片，但在电影结尾，纳粹毁灭前夕，因为反对纳粹，乔乔的母亲被绞死。
美籍德裔历史学家康拉德·H. 雅劳施（Konrad H. Jarausch，1941—）基于七十多部自传和回忆录的一手叙述，写成《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一书。
今天分享的文章中提到的青少年们，比乔乔略大，都是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魏玛一代”德国人，他们之中既有参与前线战争的士兵，也有在后方挨过萧条岁月的女性；有种族清洗的加害者，也有纳粹暴行的受害者。
纳粹的青少年
早在希特勒凭借纳粹运动的迅速发展而掌权之前，对德国年轻人的教条灌输就已经开始了。只要该党仍然被认为处于边缘地位，就只有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或种族主义者愿意加入，公务员被普遍禁止成为该党成员。真正掌权后，纳粹马上赶走魏玛精英，独占了胜利果实。通过坚持一系列共同的仪式，纳粹强制实现了全体支持第三帝国的表象。
在学校里，身为纳粹党员的老师（常常身着冲锋队制服）试图向他们的学生灌输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面对如此有偏向性的教育，大部分学生会情不自禁地吸收其中的一些意识形态偏见。
宣传的高潮是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举办，它对年轻人特别有吸引力。纳粹政权欢迎国际青年来到新的奥林匹克体育场，为此暂停了压迫和种族主义行为，以显示“新德国”友善的一面。
除此之外，德国青少年也参与了自己的纳粹化，协助占有了青年运动的遗产。20世纪初这场高中学生反抗运动最初是反对酒精和尼古丁的成人生活改革运动的一部分。1913年在迈斯讷高地（Hohe Meissner）举行的“自由德国青年日”集会上，与会者们表现出对威廉时代成年人堕落的憎恶，也伴随着强烈的民族主义。
通过接手郊游、歌唱和篝火晚会这些很有吸引力的活动，纳粹青年歪曲了运动的最初意义，将其变成年轻人对种族主义独裁的支持。
1922年，希特勒青年团作为成人党派的青年辅助团体成立，是未来党的领导人的来源。在1926年吞并了一些竞争团体后，它迅速发展，到1932年已经拥有超过10万支持者，在纳粹掌权后更是激增至几百万人。
青年团分为两个年龄组，“少年团”（Jungvolk）由10到14岁的男孩组成，“希特勒青年团”本身由14到18岁的青年组成。除了这个最初全为男孩的团体，还有一直严格与男孩分开的德国少女联盟。
随着精明练达的巴尔杜尔·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在1933年被任命为全国领导人，希特勒青年团变得更加引人注目，既进行准军事训练，也提供休闲活动。尽管这最终成为所有青少年的必修课，但希特勒青年团认为自己才是未来的精英。
通过吸收竞争对手和禁止一切独立协会，希特勒青年团逐渐垄断了全部青年活动。
01 对10到14岁的孩子而言希特勒青年团特别有吸引力
有各种理由可以说服青少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团。
阿格内斯·莫斯曼考虑的只是爱国朗诵、唱民歌和行军的“乐趣”。对埃娃·彼得斯来说，填写少女联盟的会员表给了她从家庭和学校独立的“振奋之情”，因为“她想要帮助建设将持续千年的崭新的第三帝国，并承担责任”。当卡尔·黑特尔看着在飘扬的旗帜和隆隆的鼓声中“望不到头的‘少年团’队列迈步前行”时，他觉得自己“被吸引了”，希望“也许能加入”这个充满活力的团体。
由于几乎所有同班同学都加入了，霍斯特·约翰森也“想要成为‘少年团’的一部分”，试图推翻父母的否决。对保罗·弗伦策尔来说，这个决定则是为了显示最低程度的顺从，表明他的家庭并不反对新政权，即便“我的热情非常有限”不过，只要能够向其成员灌输思想，希特勒青年团就很少关心动机。
在反纳粹家庭中，孩子们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欲望造成了很多代际间的紧张关系。
当本诺·舍夫斯基喜欢的一位阿姨送给他一套包括棕色衬衫、肩带和黑色领巾的青年团制服时，“我妈妈对此非常愤怒，把这些东西藏进了箱子”。即使在1937年当他被迫成为其中一员时，他的父母也只允许他最低限度地参与，禁止他参加任何旅行。同样，当汉斯·席尔默看到儿子穿上制服时，他变得怒不可遏，“他禁止我去希特勒青年团。我不能成为成员，因为他作为父亲不会允许。虽然他感觉到他的共产主义父亲认为“希特勒是个罪犯”，但这个年轻人却不能理解这种冒犯的严重性。他所想要的只是像他的同龄人一样。
在比他们大不了多少的“领导”的率领下，希特勒青年团提供了一批诱人的活动，对10到14岁的孩子特别有吸引力，把“少年团”变成了“特别重要的理念灌输工具”。
一个固定活动是每周的俱乐部晚会（Heimabend），“晚会上有综艺节目，还有丰富多彩的战争和胜利宣传”。团体领导通常会展开关于“纳粹运动英雄”“国外的日耳曼人”或“族群边界上的民族斗争”的意识形态讨论。但更有意思的是形形色色的游戏，比如警察和强盗，常常会引发打闹。男孩特别喜欢两组游戏者试图夺取对方旗帜的野战游戏（Geländespiele），因为这让他们可以在户外四下奔跑，相互打闹。晚会的最后是激动人心地演唱宣传歌曲。
甚至更加有趣的是穿越乡村的徒步旅行，或者规模更大的有组织野营，这是由青年运动开创的。在周末或假期，团队成员会穿着制服集合，背着装满食物、衣服、毯子和餐具包的沉重背包，徒步前往美丽的湖泊、山间或森林。在那里，他们会搭起帐篷，聚在一起听恐怖故事，唱民歌，或者偷偷跑去竞争对手那里偷旗子。乡间漫步给了他们一种摆脱成年人控制的自由感。在有组织的野营中，许多小队会聚在一起，展开体育竞赛，吹着号角、打着鼓、挥舞着旗帜行军，或者聆听党的领导人讲话，颂扬纳粹的功绩。
纳粹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通过希特勒青年团或纳粹党辅助组织的成员身份来控制休闲活动。
尽管因为身为新教徒而感到不情愿，但格哈德·克拉普夫对纳粹骑兵团的马术障碍赛印象深刻，因为他喜欢马。虽然对政治感到厌倦，但海因茨·舒尔泰斯却被“希特勒青年团空军”所吸引，“因为在这里，我成功地实现了驾驶”真的飞机的梦想。对青春期的男孩来说，这是激动人心的挑战，即便“飞行”只持续了两三分钟。无独有偶，霍斯特·格罗图斯也非常热衷于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空军”，因为他想要设计飞机。通过对骑马、飞行和划船等活动的垄断，希特勒青年团甚至吸引了本来反对他们的年轻人。
不太受欢迎的是“为德国人民和祖国”服务的任务，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必须履行这些任务，以显示他们对民族共同体的参与。总的来说，年轻人认同纳粹意识形态的平等主义诉求，要求平等对待所有“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成员，即“有拳头和头脑的工人”。但是，大多数青少年并不真的想要身着制服站在街角上摇晃他们的锡罐按照“任何人都不能挨饿受冻”的纳粹口号，为给贫困家庭的“冬季援助”（Winter Aid）筹款。
02 他们为未来的战争画好了蓝图
由于希特勒青年团是党的仪式上或有要人来访时特别受欢迎的观众，成员们总是被迫参加和表现他们的热情。
在这种活动开始前几小时，团员将会集合，他们列队游行，在街上站成排，举起右臂，呼喊“胜利万岁！”此类展示的高潮是希特勒的讲话，由电台直播，通过扩音器播放。格哈德·克拉普夫回忆说，元首一开始“字斟句酌，用较低的音调”简述了纳粹运动的历史；然后，他逐渐提高音调和力度，“诉说凡尔赛的不公，情绪渐渐达到最高，令听众疯狂”。随着声音变得嘶哑，他的讲话达到了高潮，誓言将让德国恢复荣光，使年轻人陷入了“无尽的欢腾”。虽然有人讨厌被强迫参加，但许多人“离开时眼睛湿润，仿佛听了一场假日布道”。
希特勒青年团的吸引力还源于它能提供走上领导岗位的机会，让青少年有了不同寻常的行动机会。
1938年，770万成员需要数以万计的领导者来组织他们的活动。因此，组织任命了外貌俊美、意识形态可靠或者受欢迎的青少年来领导由十几个只比他们年轻几岁的成员组成的小队。致力于年轻人的自我领导常常造就了牢固的情感纽带，因为这些小领袖就是青少年的模范榜样。
一旦被选中，这些未来的领导将接受特别课程的训练，学习如何组织每周的集会和准备旅行。埃娃·彼得斯仍然对“当时十四五岁或十五六岁的人组织、负责和完成的一切”啧啧称奇。威廉·科列斯尼克记得，这种领导角色坚定了他的决心：“只有在成为德国少年团的领袖后，我才变得忠于民族社会主义。”
给予年轻人这种自由的理由是把“年轻人神化为”德国未来的保证者。
埃娃·彼得斯认为，积极的方面包括在民族共同体中“克服了阶级障碍”，以及通过“血与土”的神话“实现了对朴素、真实和自然的渴望”。对于消极的方面，她罗列了数量多得多的希特勒青年团意识形态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反自由和反民主的‘领袖和追随者崇拜’”贬低了对人权的尊重。“生存空间观念和种族主义的历史观”否定了理性和科学的世界观。此外，“与启蒙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决裂”助长了对强者权利的野蛮浪漫化。最后，“民族主义者夸大了对人民和祖国的感情”，导致了对所谓少数民族和种族的凶残蔑视。
希特勒青年团的手册解释了成员在宣传讨论中应该内化的意识形态信仰。它首先强调了“人的不同”，这使北欧民族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加优越，让血统的稀释变得危险：“因此，民族社会主义者首先的反对措施必然是旨在把犹太人从我们人民的文化和经济生活中驱逐。”第二点是扭转人口的下降，恢复与土地的健康接触。第三是重新征服日耳曼部落曾经居住过、受到日耳曼文化影响的领土。
“这个事实证明日耳曼民族对这些地区的主张是合理的。”为了应对人口过剩，实现农业和工业的自给自足，帝国的领土必须扩张。尽管在语言上仍然表达得含蓄，但这已经为未来的战争画好了蓝图。
03 “从现在开始，你属于元首！”
这种模糊的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关于元首的浪漫化观念”，希特勒青年团发誓永远效忠元首。
在一幅宣传画上，他“骑着骏马，身着骑士盔甲，包着铁甲的拳头握着一面纳粹旗帜”。根据格哈德·克拉普夫的说法，这幅广为流传的图像标示了“一个超自然的英雄，作为忠实的臣属追随他……是每个德国人的‘神圣职责’”。
对领袖的这种构想出自希特勒的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它试图满足大众对强人的渴望，这是基于对俾斯麦用“包着铁甲的拳头”推行强权政策的误解。
虽然有个德国少女联盟的迷妹激动地表示，“德国的年轻人，希特勒是你们最伟大的导师”，但当霍斯特·格罗图斯亲眼看到元首时，他“有点失望”，因为这位领袖看上去不像是北欧英雄。尽管如此，这种崇拜似乎是马克斯·韦伯的卡里斯玛（charisma）概念的实际应用，该概念强调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非理性情感纽带，要求盲目的服从。
希特勒青年团试图塑造的德国年轻人理想类型，男性是雅利安战士，女性是雅利安种族的母亲。
加入青年团时要说这样一句话：“从现在开始，你属于元首！”像汉斯·克维萨这样的领导者明白，“领袖原则”的“一方面是命令和责任，另一方面是服从”。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不加质疑地执行上级的命令。
希特勒本人要求男青年应该“像灰狗一样迅捷，像制鞋皮革一样坚韧，像克虏伯钢铁一样坚硬”。这种意象宣扬，性格和体魄的力量比智力和想象更重要。因此，男孩们自豪地佩带的青年团猎刀上刻有“血与荣誉”的口号。女孩们被这种男性纽带排斥在外，被要求发展出一种“信仰与美”的不同概念。
虽然现实常与这一理想有差距，但此类口号的不断重复为青年人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服役做好了准备。
一些乐于加入的年轻人完全被希特勒青年团的宣传和活动所征服。即便是强制募捐和周日炖菜也无法让霍斯特·格罗图斯泄气，因为“他们带着自豪更好地谈论我们德国”。希特勒的成功——诸如通过1938年的“合并”征服了奥地利——向他证明，“纳粹的政策是正确的，失业正在快速缓解，‘民族共同体’比阶级战争更好”。
与持怀疑态度的母亲不同，年轻的霍斯特觉得“纳粹掌权是好事。他们帮助德国恢复了其应有的伟大。他们是我的国家的领导者”。甚至当听说一位朋友和他的父亲被关进了集中营时，霍斯特也认为那是正确的，评论说：“他们是帝国的敌人，必须使其变得无害。”尽管他对反犹主义暴力的态度有些矛盾，但即使在战争期间，他仍然保持着“无条件的热情”。这是希特勒青年团想要的那种成员。
与对青年团“幸福时光”的怀旧不同，大部分回忆录对反犹主义保持着奇怪的沉默，暗示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根据埃娃·彼得斯的说法，明显的“反犹主义在少女联盟中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也许只是因为它似乎不言自明”。汉斯·克维萨也声称，作为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他很少收到恐犹材料。许多青少年已经将对犹太人的宗教或社会偏见内化为其民族主义教育的一部分。即使一些犹太青年想要加入，他们也会被禁止成为青年团的成员，因为他们是“非德意志人”。
希特勒青年团一次又一次地开展反犹行动，例如抵制商店、焚烧左翼书籍或破坏犹太教会堂，尽管有些成员为这种暴力感到难堪。英格丽德·博克回忆说：“在学校和在少女团（Jungmädelbund）的第一年，我已经受到宣传影响，认为犹太人被驱逐出德国是完全正确的。”
归根结底，希特勒青年团非常巧妙地利用了青少年对归属感的需要。身为在布拉格的无国籍乌克兰人，威廉·科列斯尼克决定成为德国人，因为他不想做捷克人或犹太人。他加入了青年体操团体，被希特勒青年团所吸纳，“作为少年团成员（Pimpf），我非常喜欢那里”。不过，“驱使我投入纳粹怀抱的是近乎病态的野心，那是由一个可憎的同班同学获得晋升引起的”，因为他想要成为比对手更好的青年团领袖。
露特·布尔文在回忆她的少女团小队时仍然充满了感情，认为那是“一个友善的团体”。与许多前成员一样，她还记得“热情青年们始终微笑和快乐的脸庞，她们身体健美，守纪而迷人，完全相信自己的理想，对未来和元首毫无异议，充满了自信”。这些积极的回忆显示，总体而言，大部分年轻人乐于成为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
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魏玛一代”德国人，经历了20世纪几乎所有重要事件：第三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屠杀、战后重建、冷战分裂，以及柏林墙倒塌后的统一与复苏。私人生活与历史进程罕见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当他们回顾一生的经历时，曾经的热情因看清独裁政权的真相而幻灭，有人忏悔，有人以无知和被蒙蔽作为开脱的借口，也有人声称德国人同样是受害者以博取同情。
基于七十多部自传和回忆录的一手叙述，《破碎的生活》描述了普通人视角下的20世纪德国。其中既有参与前线战争的士兵，也有在后方挨过萧条岁月的女性；有种族清洗的加害者，也有纳粹暴行的受害者。透过对德国民族身份的重新审视，本书试图回答：为何如此多人支持了希特勒的战争与纳粹的残暴，他们最终又如何与种族主义和独裁政权切割并重新拥抱人权，从军事侵略者变为欧洲的民主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