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张仪
西安这一波的疫情管理制度，可以说是对地方政府和党组织执政能力的极好观察样本。我希望做一个抛砖引玉的工作，期待有更加专业或者更加有一手信息和全面观察的朋友们继续这方面的探讨。匆忙写就，难免错漏，敬请指正。
“他以高明的权术和超常的政治恐怖把官员们牢牢控制在自己的股掌之间，以确保君主的意志在任何时候、任何领域都畅通无阻。……对于敢于反抗的”刁民”，他的态度是一味镇压。…老百姓无论被贪官污吏如何压榨剥削，走投无路，也只能听天由命，不得’越级上访’。对于群众聚众抗议，维护自己的权利，他总是视如大敌，一再强调要’严加处置’，甚至’不分首从，即行正法’。
对于知识分子，他更如临大敌。他以超级恐怖的手段，扫除一切可危及统治的思想萌芽。”
如果我让读者猜一下上面这段话出自何处，讲的是什么年代，不知道大家会给出什么答案？
这讲的是乾隆皇帝，出自张宏杰的《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我把原文的”大臣”两个字替换成了”官员”)。
“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比喻，对秦始皇来说似乎不够公平。对于曾亲去读史书的人来讲，更加贴切的描述是：马克思加乾隆。如果论毁书量，秦始皇不如项羽，可能更不如乾隆。如果论对国民精神状态和思想意识主动的塑造，秦始皇无疑是个失败者；而乾隆则成功了。不仅如此，秦始皇身后留下的是一个乱局，乾隆则在生前培育出了一整套的盛世叙事，而且在这套盛世叙事中得养天年。从这个角度看，讲马克斯加秦始皇，对中共也似乎很不公平，无论是马克思还是秦始皇，他们都不曾统治亿万斯民并经历”盛世”，这在人类历史上能与中共勉强算棋逢对手的只有乾隆了。
回到我们眼前的西安。
西安防疫乱象何以产生？
西安的这波疫情，每一个步骤都充满了十分魔幻的操作，使得整个西安市政工作在墙外人的思维看来，似乎是一个智障的AI所为，而绝非一个有常识的人类能够做出的。西安的乱局似乎始于全市”一码通”的系统崩溃。如果首先我们来问，为何在腾讯、阿里每天处理数以亿计二维码操作的今天，一个西安市的”一码通”从12月20日崩溃以来，到今天还在崩溃中？
西安”一码通”的供应商身份之谜
2020年4月，西安市大数据管理局对”一码通”技术保障组颁发五四奖章，新闻稿中提到中国电信西安分公司总经理田超、副总经理张伟。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电信西安分公司是西安”一码通”的供应商？如果不是，为什么这两个人要出席表彰会？魔幻的是，今年根据新浪的报道，记者咨询过美林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承认自己提供算法和后台，但是不负责运维；另一家据说负责运维的西安东软系统集成有限公司接到记者电话后，表示”不清楚”。我们是否可以合理怀疑，西安市政府将”一码通”工程交给中国电信西安分公司去做，而后这个项目经过分拆和转包，由西安东软做运维，西安东软再外包给美林数据做算法和后台？另一种可能是，由西安东软做运维，由美林数据做后台，由西安电信做技术保障？——由于当事人现在都在西安，外界几乎没有掌握确切证词和证据的可能。直到现在，外界也似乎完全不知道西安一码通究竟是哪个公司、哪个团队负责，花费了西安市纳税人多少经费，这些经费是怎样花掉的。
西安市大数据管理局局长刘军在这半个月以来，只给了一个标准官方说法：流量过大导致崩溃，建议市民非必要不展码、不亮码。
对于似乎是自己负责的市政工程的失败，将原因归咎于市民用码流量大，半个月过去了不做任何深入的检讨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措施，再次崩溃时就再次把这句话重复一遍。如果去搜索刘军的履历，会发现他没有任何科技学术背景，也完全不曾在国内科技大厂任职，纯属走行政路线晋升到大数据局长这个职位。一个合理怀疑是：如果西安一码通项目存在利益输送和腐败问题，刘军可能只是跟在领导后面喝汤的。也许真正应该负责的是把他这个完全不懂大数据技术和专业的人放在这个位置上的幕后领导。
“万般人事要朦胧， 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这首《一剪梅》据传出自嘉庆年间。什么是”弥缝”？”流量过大导致崩溃”，将矛盾和问题的根源轻轻地从”体制内”转移向”人民群众”，似乎是一些不在”体制内”控制范围内的外界客观因素导致的，这就是一种弥缝的话术。似乎回答了社会各界最关切的问题，但实际上又什么都没说。
西安这波疫情传入源头和传播链之谜
如果搜索这波西安疫情源头，会发现没有任何一篇报道能讲清楚。今天的搜索结果，最新的报道在12月18日，标题有”陕西：此次疫情初步判定由境外输入引起”，”陕西近期确诊病例基因测序与巴基斯坦境外输入病例高度同源”等充满明确的暗示，但没有任何真凭实据的说法，甚至连巴基斯坦境外输入的Covid病毒是Delta还是Omicron都没有明确。回顾7月南京疫情的传入源头追索和新闻报道，会发现境外输入病例首先造成了南京禄口机场工作人员的检测阳性，但中国网的记者在12月27日提到”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区域员工已完成16轮全员核酸检测，累计检测25.47万人次，结果全部为阴性”；这位记者也提到了界面新闻对参与西安机场空调系统设计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刘晓华的采访，刘教授表示西安咸阳机场的空调设计并不会导致病毒传播。也就是说，”这波疫情是从巴基斯坦境外输入的”，是一种新闻话术的暗示，如果去深究是哪个报道、哪个信息源发布这样的定论，会发现没有。
所以显示境外输入的证据和显示传播链的证据何在？——好像也是没有。
１.西安疫苗有效性之谜
根据新浪新闻去年7月的报道，西安市18岁以上人群接种率超过95%，新冠疫苗接种突破1000万人，并在7月底集中安排为全市15-17岁学生接种疫苗。那么在这波西安疫情中，这个病毒究竟是什么类型，是Delta还是Omicron, 甚至是新变种？2020年初，不知道各位是否还记得疫情刚刚在武汉爆发时大陆学界论文频发的那种蓬勃的气象，直到当局在2020年2月底出台规定要求任何新冠论文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之前必须经过当局审查。于是今年我们看到在这波西安疫情当中，似乎到现在还没有基于当地样本的对于中国疫苗有效性、或者引起这波的病毒变体和传播特性的学术文章。
自12月20日到今日，国药控股在香港的股价上涨超过9%。所以接种中国疫苗对于西安市民的防疫抗议究竟起了什么样的效用？
——不清楚，不知道。
西安的”羊圈式封城”是否将形成新的局部爆发、甚至造成新变体？
12月27日西安管控升级，所有人不能进出小区，似乎还有不少人家门上被贴封条，完全不允许出门。有公众号文章显示，那天起，在小区栅栏旁边拿取买卖蔬菜也不被允许；民间曾经有专门为流浪者或残障者送食物的志愿者，也有民间能够征集到数以千计志愿者的组织，完全无法发挥作用，因为他们都不被允许出门。全市基于市场经济的食品供求结是构完全被破坏，市政府的工作方式是把市民当成完全没有自主组织、自主防疫能力的动物，把他们关进一个个羊圈，由政府组织投喂。(不在此发公众号文章链接了，免得给作者找更多麻烦。）
显然这种羊圈式封城、封区、封家本身已经导致了疫情的进一步爆发。首先是家庭内部互相传染，例如已经被大家看到的孙辉，知道自己染疫，希望集中隔离而不被政府任何部门接纳处理，在居家隔离中全家6口都染疫了。全西安有多少人是因为家庭成员先染疫，在居家封闭式隔离中被染疫？无法统计，但有理由相信不止孙辉一个人。其次是小区内部因集中检测、集中被迫转移隔离所造成的互相传染(有网友指出这些操作中人与人之间没有保持足够距离，有很多人没有戴口罩，大家在一起等待时间很长)。当然，我找不出数据和证据支持这个论点，相信有能力去调查研究的人，现在也很有可能因为恐惧或者其他原因无法讲出来。
这两天也出现了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而导致孕妇大出血胎死腹中、老人突发心脏病去世等次生危机。今天西安的累计死亡病例是3人，大概率这两个个案是没有算在疫情导致的死亡病例里的。但这一个未出世的孩子，和那个老人，他们如果不是因为羊圈式封城，很可能他们还不会死，这又怎么计算呢？
记得Delta是在印度放开防疫措施，允许人们进行传统的宗教节日聚会导致全面爆发而产生的新变体。当时莫迪的决策是基于印度大学的一项调查，发现接近60%的人口已经有了抗体。西安的羊圈式封城，至今也没有科学依据来分析，这种往死里封城的措施对于控制疫情爆发是有效的。
2.政治挂帅造成的地方政府”晚清化”
我所说的”晚清化”，是指西安地方官僚集团在这次防疫当中集中展现出来的麻痹、作秀、欺上瞒下、互相推诿卸责等整体性的执政失效；它的另一面，是西安市民表现出来的整体性的谨小慎微和逆来顺受。今天出现了类似方方日记的西安封城日记(在一个公众号上)，显然是来自一位勇敢的西安知识分子。在各个网络平台上，确实也充满了邻里互助的人间温暖。但所有的批评和建议，尽管十分温和，还是难免收到小粉红的防卫式评论。推特上已经出现截图，说那位发布了带着哭腔视频向工作人员要求得到食物和卫生巾的女性，在得到了实物和卫生巾后已经发微博道歉自己不该发那段视频导致给外网”递刀子”。那位发布了自己父亲心脏病去世的博主，也已经删除了小红书上的帖子。我估计那位写了西安封城日记的人，也难逃方方类似的下场——被”人民群众”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 我不知道到他们知不知道，可能正是由于墙外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他们的声音才被重视，诉求才会得到一些回应，从而改善了他们的在墙内的生存环境。也许他们的利益环境不允许他们有这样的立场，如果他们的思维停留在见好就收——自己收到实惠之后马上和墙外及公知划清界限，以期在墙内免受网暴和国家施压——的模式中，则会对他们在墙内继续生活的心态和利益冲击是最小的。也许不能苛责他们，生活在墙内，也只有调整自己的心态和思维适应墙的要求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才能不被视为精神病。姑且称之为”羊圈心理”。
对于”递刀子”这个词，什么是刀子？难道真相是刀子? “境外势力”如果掌握了中国防疫抗疫当中的真相，难道就是有了”刀子”？为什么这真相在境外势力手中就是刀子，而在中国的”人民群众”手里就不是刀子？难道真相，还有两幅面孔吗？
乾隆朝曾有一位交吴英的落第秀才，年近六十时以布衣之身拦住乾隆朝广西布政使出行的轿子跪地上书，提出五条执政建议，有数据、有分析、有办法，其中最切中历史时弊的莫过于痛陈广西种烟之害，建议禁止种烟。此案经由广西巡抚审理后，建议处”大逆”罪，凌迟处死，说他”生逢圣世，不知安分，妄递策书”；吴英的两个儿子、弟弟、两个侄子判斩立决，妻妾儿媳幼子幼侄，发配功臣之家为奴。乾隆御批之后，同意判处吴英凌迟，家眷发配为奴；改判吴英儿子、弟弟、侄子斩监侯。这只是文字狱大潮当中的一个案例，凡是越级上访、为民请命、在民间发起自由学术讨论的学者乡绅，一律团灭。最终乾隆成功地造就了一个毫无道德操守可言、唯利是图的官僚阶层，也造就了晚清士大夫道德与精神的迅速堕落。当儒生历代相传的兴灭继绝之志向、守护世道良心之使命被强行剥夺，他们只有一心一意为稻粱谋才能生存。于是乾隆身后的晚清官僚集团，在皇帝精明强干时谨小慎微、兢兢业业；在皇帝放松警惕时，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侵吞国资民财，逐步将有能力有操守的官员边缘化，造成集团化、体系化的腐败和上下级人身依附关系网为基础结构的官场。”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朝鲜李朝实录》)”即有稍知自爱及实能为民计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为迂，以为拙，以为不善自为谋，而大吏之视一二人者亦觉其不合时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过，则去之亦惟虑不速，是一二人之势不至归于七八人之所为不止。”
到了乾隆晚年，他不喜再兴大狱，不仅对百姓宽和，对贪官污吏也很是宽容，喜欢安静无事的朝局。于是官僚体系百务废弛，陷入半瘫痪状态。造就这样的一个为上是从的官僚阶层，套路我们已经很熟悉了，首先是打断知识分子的脊梁和骨气，不允许民间公知有尊严，要批倒批臭，这个步骤已经接近完成；再继续下去，挖出来的都是有些良知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其次是完全阻断社会真相的调查和传播，完全杜绝与皇帝个人观点不一致的社会观察和科学分析。在乾隆朝这是文字狱，在今朝这是抓捕社会调查新闻记者和维权律师，这个步骤也基本接近完成。这两步完成以后，晚清化的社会土壤就基本准备好，整个社会呈现出万马齐喑的局面。如果在2020年，这时候张文宏应该已经表达了一些科学防疫的观点了，如今张文宏沉默了，他是党员，本身也是体制内的领导。他的沉默体现出在防疫这个问题上最后一道理性科学防线的崩塌。
集权的领导、政治挂帅的选官逻辑，加上万马齐喑的社会，官僚集团的晚清化就开始了。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个政府，能够不借助整个社会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就光靠一个官场就能管理国家。西安就是一个样本，是对新一届西安政府的压力测试，他们全方位地体现出了晚清化后的官僚集团的智障和无能。并不是西安地方官员都无能，可能他们每一个人都很有能力、很有手段，但是当他们身处这样一个官场中时就表现出一种集体智障，这就是晚清化的危害。这种官场规则，把这些官员从一个个有常识有自主意识的人类，变成了一个个机械化的、无应变能力的螺丝。
晚清化接下来的一系列步骤，是闭关锁国，塑造历史，改变记忆，完成圣主明君的个人崇拜和十全盛世的宏大叙事。
最近这两年，以防疫之名，不再签发外国人商务签证、和中国居民因私护照，到期的护照也几乎不给续期。当局正在有意识地、逐步地将中国人与外国人分隔开，使墙内的人们不能获得墙外的信息和观点，从而杜绝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心态受到影响；也避免一些外国人将国内正在发生的历史真相带出国。这种”闭关锁国”当然不是经济贸易上的，而是国民精神上的。每当有大事发生，墙内和墙外就产生了两条叙事线。不要说对过去100年来历史记忆的重塑，就是发生在眼前的历史和记忆，也在每天被重塑。
3.还没到晚期
“晚清化”，是一个有些过激的词语。我特意要把它写出来，为的是警醒国人，而不是真的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到晚清的那种程度。只要地方官僚的这种晚清化，局限于一两个城市而没有体制性地蔓延到全国，就很容易治疗。历史不能加速，也不能倒退，历史自有它的节奏和发展逻辑，它不会因任何人的激愤之词就翻云覆雨，当然也不会因为任何人的盛世空谈就永葆太平。
历史也是由时代洪流下的一个个具体的人的人生选择构成的。如果真的有”蝴蝶”效应，那么我今天就在此扇动一下翅膀。毕竟没有办法为墙内的人们做点什么了，只希望所有人都少受点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