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按：历史学者史景迁去世，对他的历史书写，仁者见仁，但他有一句话，值得中国人记取：”造成中国这一局面的长久悲剧之一，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忠诚反对派’这一概念的缺席。“（One of the tragic continuities of this situation was the absence of any concept of ‘loyal oppossition’ in Chinese political life.）去年我也写过一篇讨论这个问题，重发一次，以为纪念。
在群里讨论，不时会看到两种不同的逻辑：
一种是“不偏不倚”的逻辑，例如会反驳质问者：“你不能光骂中国，也要骂骂美国。鲁迅骂中国，也骂外国侵略者，这才是爱国者。”
另一种是“敌我斗争”的逻辑，很简单，只要不站在我们这边，就是站在敌人一边，所以，任何骂中国的，都是在给敌对势力递刀。
显然，这两种逻辑是扞格不入的，因为前者意味着“你可以骂中国，但不能只骂中国”，而后者却是“你不可以骂中国”，然而这两者却常常会出自同一人之口。因为这是论战中维护中国立场的两种不同战术，有时与其说是不同逻辑的切换，倒不如说是说话者情绪的波动：前者出于揶揄（“你倒是也骂骂美国呀”），后者出于愤激（“骂中国就是帮美国”）。
当然，还有另一种声音：“我们应该提倡的态度是：骂自己的国家，别人的国家有别人负责骂呢，不用我们操这淡心。”这反转了对批评的责难，因为在此，批评不仅是本国人才具有的一项权利，而且正是负责任的姿态：如果不关心，才犯不着去批评。所谓“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Dissent is the highest form of patriotism，Howard Zinn语）。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中国可以有“忠诚反对派”（loyalty opposition）吗？
这个术语，最初是英国近代党派政治的产物，两派也许意见激烈交锋，但都自视为爱国者，也都忠于英王，也就是说，彼此都承认，反对派的主张也是为了国家利益的实现。
这乍看似乎是“你上我下”的两党政治的寻常产物，但其实需要一种现代意识作为基底：必须把国家、统治者和政策分离，只有这样，才可以说反对某一政治观点，同时无碍于爱国忠君。
在中国的传统政治中，乍看也有不少“忠诚反对派”，毕竟历代都不乏冒死进谏者的忠臣，但细辨来看，则颇有不同。因为这些人与其说反对的是“事”（政策），不如说反对的是“人”，因而往往是在“忠奸之辨”的二元道德框架之下看待的，以绝对的道德为标榜，而将政治博弈看作是“君子”与“小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
不仅如此，这也意味着只有当国君遭受“坏人”蒙蔽时，这种“忠诚反对”才可以成立，因而往往为了将自己的反对正当化，就必须假定国君已遭蒙蔽。
如果国君并未受蒙蔽，那么“忠诚反对派”就成了矛盾修辞：如果你忠诚，就不会反对；如果你反对，那就不忠诚。这样，双方争夺的焦点并非“谁的政策能将国家利益最大化”，而是“谁才真正忠于国君”。
直到近代，这种将“国家”人格化、国与君不分化的状态才出现转机。杨奎松在《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中曾提出一个问题：孙中山反清、甚至反民国的种种举动，算“爱国”吗？
他的回答是：“孙中山确实不爱国，因为这个国在他眼里并不是自己的国，而是满族统治下的大清国和袁世凯统治下的假民国。”也就是说，这里的“国”，其实并不是实际存在的中国，而是一个按照其政治理念所建构的政治实体。
杨奎松强调：“在历史著作中以‘爱国’或‘不爱国’作为一种道德尺度，来评判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政治斗争各方的是非优劣，是一种极不科学的做法。”
当然，这在我们的日常现实中也是如此，很多人也至今在这些概念上有着相当大的混淆，然而这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爱国”的认定，与其说是为了让国家利益最大化，不如说是各方争夺谁才有权“爱国”，从而更能“真正代表最大多数人民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忠诚反对派”的处境是逼仄的。因为这一主张不仅需要人与事的分离、国家与政策的分离这些现代意识，还需要不同利益集团公开博弈的政治框架。它唯一可被接受的地方，是其并不谋求打破现有体制，而仅仅要求不断改良——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框架，那么“反对”本身就难以正当化。
新加坡在这方面也可以值得参照。Constance Turnbull在《新加坡史》中谈到这个城市国家的政治发展时说，一些反对派也根据威斯敏斯特模式中对“忠诚反对派”的界定来为自己正名，但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并不接受这种定义，因为它认为，这种“对抗性党派政治再怎么往好里说，至少也是低效率的，何况它还往往具有破坏性”。这话也许会引起很多中国人的共鸣。
如果连新加坡这样高度发达的城市国家，都仍未摆脱这件紧身衣，可见这一原有的政治框架可能远比一些乐观的现代化主义者所设想的更具有弹性。问题在于：如果摒弃异质多元，“通过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来解决问题”，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损害了这种弹性，每一次这样的“净化”，都看似巩固了自身，实质上却损害了自身。
这也是“建设性批评”的逻辑：即便是处于自利的目的，权威也需要容忍有益的批评。虽然它界定了何谓“建设性”，也并不把“批评”作为一种基本权利，但它至少明智地知道，自己需要。对批评者而言，这种“建设性批评”意味着无法以自身利益来公开诉求，而总要以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为标榜。
现在真正的问题是：很多人已经变得不再有兴趣献上什么“建设性批评”，甚至也无意去当什么“忠诚反对派”，而是采取疏离的态度，以一种“成熟的冷漠”来应对。因为他们意识到，舆论的力量不足以带来改变，遑论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更多人实际上从这种对公共利益的关切中撤出，转向对个人利益的重视，前些年钱理群抨击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社会背景之一，恐怕就在于此。
如果说以前令权威担忧的是人们的积极性，那么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两面人”的抨击，担忧的却是其消极性。尽管这种消极和冷漠其实有利于保守现成秩序，但却同样构成潜在的威胁。
问题是，这种消极性正是抑制积极性的必然结果，你不可能既不要人积极，也不要消极，而只要“正向的积极性”，因为说到底，那其实是一个儒家政治中从未实现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