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还曾扛起过民族品牌旗帜的联想，为何在今天成了“买办”的代表？」
“贱卖”国有资产的联想2018年中国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74岁的企业家柳传志被评为“改革先锋”100人之一，获奖原因是“科技产业化的先行者”。官方的表彰不足以让柳传志安然趟过最新一波舆论的急流，今年下半年，柳传志在舆论场上被打为“买办”，只是和显然惹恼了当局的马云不同，目前对柳传志的定性和攻击全部来自民间。
先是7月份滴滴在美国上市引发《国安法》调查，流言一面传滴滴“把数据打包交给美国”，一面将滴滴总裁柳青和其父柳传志捆绑，翻出“联想5G标准投票时不投给华为”的已被官媒和华为辟谣的旧案，以及把香港维他奶事件和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嫁接，痛斥“三代都是卖国贼”。11月6日开始，司马南接连发布文章和视频指控联想“贱卖国有资产”后，倡导“在商言商”的柳传志已经深陷他不愿卷入的“政治”风波中。
司马南对联想“贱卖国有资产”的指控显然经不起推敲，他指出2009年中科院以27.55亿元转让联想控股（司马南根据2008年末的数据计算，净资产139.49亿）29%股份给泰山会会员卢志强的泛海控股，比实际价值少了近13亿。但中科院只是联想控股的大股东，还有其他股东，2008年末联想控股的“归母净资产”（即属于中科院的股份）为77.18亿元，29%即为22.38亿元。中科院不仅不是贱卖国有资产，还卖高了。联想控股也在12月10日公开回应，确认了77.2亿元的数据，称转让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不过，澄清事实无助于柳传志摆脱风波，反而为“网络巨魔”（troll）提供了继续发酵话题的养料。司马无视77.2亿元的关键信息，转而就“联想真的发声明了吗”、“中科院和国资委知道联想发声明了吗”等无意义的问题做文章，并每天继续发布不具备信息增量的视频，只以无赖式的语言（如打脸、打屁股）继续进行政治指控。
曾经扬言要把马云“挂在路灯最顶端”的公众号写手赵皓阳接力司马南，称柳传志是“买办路线和私有化路线的标杆”，将柳传志参与创办的企业家俱乐部泰山会形容为“秘密结社”的“顶级资本家朋党团体”。
赵皓阳在文章中概括中国企业家的“原罪”：“每个人发家都或多或少涉及那一段国有资产私有化的历史，要么就是给国际资本当儿子、跪着挣钱。”司马南更是直接占邓小平的便宜，说“改革开放的路线既定，但是具体的路线，小平同志不可能想那么细”。他说，以柳传志为代表的第一批企业家走出来的“这条道路”到了“总结一下的时候”，大有清算改革开放之势。
去历史脉络的批判这类缺乏历史脉络的批判大受年轻网民欢迎，体现的是关于改革开放所做贡献的社会共识已经异常松动，不同力量都在召唤一个新的答案来回答“中国如何达成今天的经济成就”。
有意思的是，司马南“起底”联想，不过是把联想的企业史以讳莫如深的口吻讲了一遍，这段市场化的历史事实本身就让B站的年轻观众感到“大逆不道”。比如司马南提到联想是“从全民所有制改成的有限责任公司”、“中科院的股权从100%降到了65%”，弹幕和评论便觉得其中“盘根错节”，是令人震惊的“巧取豪夺”，有人问“还能收回来吗”，还有人直接向纪委监委举报。进行政治构陷的司马南，则被B站观众评为“当代鲁迅”、“真正的勇士”，并为他的人身安全感到担忧。历史错位感严重，无怪白岩松为柳传志辩护时，斥责年轻网民“没有历史的判断力”。
对柳传志的批判逻辑，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联想的成功主要依赖身后的中科院，而柳传志主导的几次股份改革侵吞了国有资产；二是柳传志让联想走上了远离“核心技术”的错误道路，带头遏制了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这类缺乏历史脉络的批判大受年轻网民欢迎，体现的是关于改革开放所做贡献的社会共识已经异常松动，不同力量都在召唤一个新的答案来回答“中国如何达成今天的经济成就”。
为国有资产心疼的年轻网民大概不了解，从计划经济走出来的中国曾经虚弱无比，私有化拯救了不少国有企业，也扭转了中国经济的颓势。“经济国师”郑永年在近几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国企，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处于亏损状态……没有（民营化）这个过程，很难想象那么庞大的国企能够走出亏损的困境……要搞好国企就必须培养一大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者。”联想的成功只是中科院的无心插柳，80年代中科院创办了不少公司，大部分都以破产告终，唯独投资联想的20万元，迄今获得超过200亿的回报。其中真正起作用的不是中科院的科研能力，也没有国家政策的倾斜，而是柳传志作为经营者的手腕。经济学家周其仁评价联想集团的贡献，就指出其“国有民营”、“国有民有合股”体制是重要创造，这也是为什么柳传志被官方嘉奖为“科技产业化的先行者”。
但“国有资产流失”是一项政治指控而不是法律指控，因此任何关于企业家贡献的定论总是暂时的，随时有推翻的可能性。1994年，柳传志和倪光南因为“贸工技”和“技工贸”分歧而关系恶化时，倪光南就向上级控告他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后来又在《北京晚报》揭发柳传志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状告和调查持续了几年，中科院、中央纪委、国家监察部、国家审计署、中国证监会先后对柳传志进行调查，结论都是没有发现个人违法违纪问题。2004年，“中国思维论坛”一篇文章再次从倪光南的视角出发，指控柳传志造成国有资产流失。2009年中科院转让股份时，“贱卖国有资产”的说法也再次出现在网络上。
司马南对柳传志的指控完全照搬自当年的网络帖文，并无新材料，翻旧案一则在于将年轻网民对“资本”的深恶痛绝转化为流量，二则押注在政治氛围的紧缩上——召唤“铁拳”是投机者的利器。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政治风险始终是存在的，营商环境随时可能变化。2017年接受吴晓波采访时，柳传志便提到自己看官方纪录片《将改革进行到底》时，格外留意片中提到了“有恒产者有恒心”和“个人私有财产立法”，他为此踏实了很多。
“国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今天的年轻网民，作为改革开放之后对中国体制最自信的的一代人，天然认同国家，对他们来说需要警惕和反思的是资本主义。
柳传志，白岩松，甚至为柳传志辩护的胡锡进，共享的集体记忆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入市场经济，清楚经济改革的珍贵和脆弱。而年轻一代接受的是另一套历史叙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创造了中国的经济成就。今天的年轻网民，作为改革开放之后对中国体制最自信的的一代人，天然认同国家，对他们来说需要警惕和反思的是资本主义。
对柳传志的舆论批判反射出的不只是历史感的缺失，更重要的是“国有”意识形态的还魂。哪怕是国师郑永年，也认为国有企业应该撤出更多领域，把空间让渡给民营企业。而年轻一代坚信社会主义创造了日常生活中的福祉，比如国有资本牢牢掌握电力和铁路，目的是不计成本地把电网和铁路通到所有偏远的地区，这是讲究利润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会去做的事情。
在知乎这样的讨论平台上，一边倒的声音支持国有资本越过边界，接管医疗、教育等已经部分市场化的领域。现实也的确如此，以改革开放的标本城市深圳为例，深圳国资委在近几年不断入股、控股包括万科、荣耀、苏宁、中国平安等民营企业，国资规模快速膨胀，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则接连陷入危机之中。
“国有”意识形态是高度道德化的，国家意志被描绘为力量和善的化身。12月5日登上微博热搜的“灵魂砍价”即是一例，国家医保局官员和医药代表谈判，把一款5万多元的罕见病用药砍价至3万多元后纳入医保，砍价视频在网络上热传。这一场面极具象征意义，从网民的留言看，医保局代表善的一端：“为民请命”、“为老百姓争取最大的利益”，而医药代表是虚伪和自私的：“商人不是做慈善的”、“商人永远不会赔钱的”。尽管也有网民乏质疑医保基金过多用于中成药采购，以及有人自述药品纳入医保后买不到药的经历，但对具体事项的讨论已经无法议题化。医疗问题由于切中每个人，相关公共讨论一向最富有细节和深度，如今连现实感也已经所剩无几，变成了道德脸谱的填图游戏。
信赖“国有”意味着把自己托付给国家，把思考和决策的权力一并交由国家代理。公共生活被国家垄断是肉眼可见的结果，个人生活也越来越变成国家政策的脚注，缺乏起码的现实感。国家相信“规划”无所不能，个人则相信国家规划是“重大利好”。所以不着边际的雄安新区被民间吹捧为伟大的工程，已经是经济特区的深圳几年内有了许多新的名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二次回归后的香港也学着推出了北部都会区。
在逻辑推演的末端，所有的财产都是“国有”的，都将服务于国家的战略。9月份中国多座城市拉闸限电，许多生意受影响的小企业主也信以为真，在朋友圈积极转发“限电是国家在下一盘大棋”的说法，以致央视都不得不发评论指出大棋论是“低级红高级黑”。
民族企业的新定义
对民族企业的认证，从能不能占领更多国际市场，变成能不能维护国家安全，换言之是政治忠诚问题。
对联想和柳传志的核心指控是“买办”，即帮助西方国家在中国进行贸易、把利润输送给帝国主义的中国人。如果“国有资产流失”还更多接近经济罪名，“买办”则是完全站在国家立场的阶级划分。
“恶名”的积累更早于滴滴事件。2017年，关于联想在5G标准投票中帮助高通、出卖华为的说法开始流传。2018年，联想总裁杨元庆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讲“联想是一家全球企业，我们不是一家中国公司”，引发国内网民声讨。杨元庆后来发声明称是记者误读。2019年，联想回应了“美帝良心”（联想笔记本电脑在美国卖得比中国便宜）、“纽约总部”的问题，称前者是因为中国的税收更高，后者则是谣传，不过收效甚微。
事实上，联想也曾扛起过民族品牌的旗帜。1994年，西方对中国出口计算机的禁令解除后，国际电脑品牌进入中国市场，严重冲击了联想等国产电脑的市场占有率，柳传志开始顺应民间高涨的爱国情绪进行反击。当时《中华工商时报》以《联想与“八国联军”拼市场》作为报道的标题，《北京青年报》一个记者号召公众“保卫联想”。联想在报纸上登广告，询问用户联想的第10万台电脑应该送给谁，收到了2万多封来信，情绪都是集合在联想“民族品牌大旗”之下，最后这台电脑送给了数学家陈景润。
直到2017年，《中国青年报》的一篇评论仍然在谈论联想国际化的成功给中国企业带来的启示，但一直小心翼翼、“不做改革的牺牲品”的柳传志遇到的问题是，联想在国际化的道路上已经顺利走了十几年，而中国近两三年急遽从国际化上往回撤，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对民族企业的认证，从能不能占领更多国际市场，变成能不能维护国家安全，换言之是政治忠诚问题。
所以柳传志在90年代放弃研发“中国芯”，走“贸工技”路线的旧事才又被重提，以证明他的别有用心。与之相对，华为对研发的高投入，比亚迪、宁德时代对中国产业链的贡献，则被看作是真正的民族企业应该做的事情。税收、就业已经不成为企业的自保法宝，能不能对国家的“大棋”有贡献才是评判标准所在。换言之，能不能成为真正让国家放心、让国家觉得有用的企业才是关键。和柳传志鲜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专注于实体经济、乐于做慈善但坚决拒绝工会的福耀玻璃老板曹德旺，他已经稳坐民族企业家头把交椅。
回看柳传志2013年时因“在商言商”言论而引发的风波。那时他在一次小范围谈话中讲，“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遭到许多企业家的公开批评。他后来接受吴晓波采访时称自己“不想惹事”，但风云诡谲之中，无论是雇佣太多外籍高管、高管天价薪酬，还是泰山会“秘密结社”、危及国家安全的指控，都已不是“在商言商”可以化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