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撰文丨祁佳妮
编辑丨金赫
31岁的陈直是一个农民工，今年8月，他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个Ambition，那就是翻译了理查德·波尔特的《海德格尔导论》。这件事情本身的成就没有什么值得一说，在大多数时代，哲学都被认为是无用之物，这本书没有出版，就连水花也不可能有。至于翻译者是一个工人，无非是增加了这个故事的一些传奇而已。
但在陈直身上，有一些真正耐人寻味的东西。他在庞大的工厂里，占有一席之地，经常从早上八点半干到晚上八点半，不停地干着。每个月赚四五千元，勉强够吃饭。有一段时间，他在一家摄像头工厂里负责维修机器，在岗上穿着蓝色的无尘服，整个人就露出两只眼睛。没有凳子，一站就是一整天。也没有窗户，时间只在电脑上显示。玩手机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可以带进去，只有人可以进去。如果说这种生活有什么特点，那就是重复和空洞。
车间里的生活严格、精确、一丝不苟，机器从不休息，人也无法休息。尽管这占据了他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但对他来说却只是一些插曲，因为“时间的长度不等于意义的长度”。
根据一份调查报告，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有2.85亿人。他们依附于工厂里的机器生存，构成了一个不同于我们的陌生世界。他们置身于城市，但却自成一体。至于这种生活能有什么意义，有什么Ambition，往往会被我们忽略或者无视。
直到陈直给我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关于他是如何寻找意义的，如何在狭窄的出租房里思考哲学。
2011年，他在北京打工，住在通州租的六七平米的地下室里。那里没有窗户，很潮湿，也很昏暗，他一个人住，全部家当就是一张床和一张桌。看书的时候，他拿床当椅子。屋里没厕所，他得去外头上公厕。环境太差了，但也没什么办法。他买了个液晶屏的平板，在地下室里读电子书，就是在那期间，他配合英译本，读了一次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
这些年，他一共去过五个地方打工，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还有北京，每去一个城市，就会去当地的图书馆看书。他常说，哲学是他的“激情”与“使命”。他去北京打工，因为国家图书馆是中国最大的图书馆。他去深圳富士康打工，下了班之后，要去富士康旁边的街道图书馆看书。
他显得与自己的社会身份格格不入，家里人觉得他不老实打工，妄想看什么哲学书。他开始变得焦虑，但是毫无办法，最后干脆就放任自流。朋友这个词，他不敢轻易使用。因为以前在村里，他是最会读书的人，现在却成为最落魄的人。他把自己评价为一个“无用场的人”。
他从未忘记自己还是一个农民工。他经常会因为身份受到歧视。早年去店里买衣服，店员不招待他，甚至去理发，店员也不会搭理他。
哲学能提供给他很多词汇来描述自己的人生，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判，他在打工刚开始的时候会想这些。但现在不太想了，因为都习惯了。他读叔本华的书，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但他不觉得无聊，相反，人生充满着需要去理解的深刻的意义。
以下是他的自述：
车间里
翻译完理查德·波尔特的《海德格尔导论》时，我正在厦门的工厂里打工。
我是个农民工，从2010年就开始打工。我只干短期工，长期的话，干不下去，做过最长的工作可能就半年左右。上一份工作做了三个多月就走了，和其他工作相比算是干得久的。我住在厦门集美区，这边有很多工厂和职业介绍所，一般都是中介介绍，进行劳务派遣。短期工的工资比正式工要高，时薪有20多块，但正式工的话底薪是很低的，厦门市最低工资那种。有人一个月可以挣六千，但需要一个月做300个工时，平均每天得做十一二个小时。
工厂是一家做手机摄像头的中国台湾公司，是苹果、小米这些手机厂的供应商。这里很多名称都用的中国台湾叫法，比如他们会把软件翻译成软体，这总让我想到软体动物，我还挺抗拒这些词的。
厂里有不同的生产线，有点胶机，还有组装摄像头的组立机。我就是维修组立机的。机器有一个小衣柜大，七八个工友都负责线上修机器，我一个人管十台机器。机器设置了各种防止受伤的机制，比如红外线那样的，好像叫做光栅。如果你的手阻碍了红外线，机器就会停止。
修机器和修车差不多，只是机器更小，立在地上，不需要升起来，所以我最多蹲下去。也不能移动，不然精度会受影响。机器也不是经常坏，坏了的话，有专门的人会叫我去修。每天站在那儿，待着的时间会比修的时间要多。车间里是恒温的，永远二十五六度。老板主要不是怕我们太热，而是为了机器和产品。
这里没有窗户，时间只在电脑上显示。公司电脑可以访问公司网站，电脑很烂的，我不会用它上网，屏幕会看瞎眼，我一秒钟都不愿意看那个显示屏。也没有凳子坐，就站一整天。玩手机是不可能，手机不可能带进去的。没有什么可以带进去，只有人可以进去。
我在岗上还要穿蓝色的无尘服，摄像头不能有灰尘或者颗粒，整个人就露出两只眼睛。工种不同，穿的衣服颜色也不同。我们是最底层的人，上面的经理、组长、科长这些人要进来的话，好像也会穿同样的无尘服，但是他们一般不进来。
每天在车间里也没有想什么，需要修机器的话就修机器，有人跟我说话，我就说话，没人说话就在那儿发呆，但是不可能想什么海德格尔，那里面噪音太大了，很乏味的。
其他修机器的工友全都是男的，他们一般聊女人和游戏，我就默默听着，不主动得罪他们，但是也不插话。但他们聊嫖娼的时候，我就会走开。
我经常感觉一切都无意义，好像没有任何意义。前几年，我会写点英文日记，天天都是upset、desperate 、dismayed这些词。今年开始，我对自己格外失望。可能就是一些无意义的时刻，让我开始思考自己的存在。我平时喜欢读哲学书，海德格尔说他一生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存在问题，“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在？”我觉得那可能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我希望能在思考的基础上写一点东西出来，实现自己的一些Ambition，所以开始尝试翻译。
其实翻译也没想象中那么难。大概十年前，我读一些中译版的哲学书感到很吃力，因为哲学术语，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往往会变得生硬，那时第一次意识到自己需要读原版的书，所以开始学英语。我用有道词典背单词，直接从最难的等级，GRE、托福开始背。学了两年，就能看英文原著了。翻译时，遇到不会的单词就查字典，也没什么难的，真正难的是没有时间。
比如在这个工厂，休息是要请假的，如果不请假，一个月没有一天休息。很多人为了赚更多加班费，选择一天都不休息。因为我要翻译《海德格尔导论》，一般都会每星期请一天假，也请不了更多假，一周请两天是批不下来的。请假意味着扣除双倍工资的加班费，一天扣两三百块。我们底薪只有1800块钱，也就是厦门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工资主要是靠加班费，那些一天都不请假的人一个月有6000多块钱，8小时外的时间都算加班。
我的请假理由就是有事或者生病，不会说我要做翻译。整个工厂没有人知道我读哲学，也在翻译哲学书这个事情。我都是自己一个人，不会说这些的，我从来不会跟别人说我在搞什么。
下班后，我回家做的事都有优先级排序。最重要的是读书，我最近在读John Richardson（一位美国海德格尔学者）的《海德格尔》原著。读不进去的话我就做翻译，比如《寻求本真性：从克尔凯郭尔到加缪》。如果翻译也不想干，什么都不想干了，我就看看豆瓣和知乎，微博我是不上的。前两年我注销删除了微博，那上面的信息太浅薄了。豆瓣的话，我感觉那边的人，可能稍微不那么平庸吧。
中间我还去过深圳富士康打工，从5月干到7月底，负责组装iPad的屏幕。首先需要测试一下，从检测机器上看屏幕的亮度均不均匀，有没有亮点，如果是不良品就会被处理掉。那儿的工作需要每天坐着，比做手机摄像头更累。机器会算好时间，最快速度大概一个人每天要装800个屏幕，30秒就得贴一个屏幕。那时候脑袋里什么都想不了，因为是流水线，你要干得很快，一旦分神的话，你就干不好。速度慢了被线长发现，就会挨骂。在那里，空虚倒是小事，就是太累了，特别是上夜班，更难。眼睛迷糊了，就去洗个冷水脸，或者站起来继续干。
在富士康打工的日子里，都是劳务派遣公司的中介为我们这些临时工租房，一个月三四百块钱，包水电，十个人住一间宿舍。屋子里紧凑放五张高低床，再加一个小独卫，此外连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都没有了。中介不让用大功率电器，所以连电水壶都用不了，在那里只能给手机充个电。深圳的夏天很热，幸好空调是24小时都开着的，因为舍友是随机分配，来自不同部门和车间，有人上夜班，有人上白班，作息全不一样。这样一来，屋子里很少有安静的时候。
下了班，我拿着kindle随便找个地方看书，路边花坛都行，反正不会在宿舍看，因为我对人群比较敏感。富士康北门一出来就是清湖劳务工图书室，一些附近打工的人会在那里看书，我也爱去那看。
翻译只有在周末的时候才有空。每周休一天，我就去龙华文化艺术中心翻译书。那会我翻译比较急迫，会从早上9点翻到晚上8点，直到闭馆，一天大概能翻译三千个单词。但既要翻译又要看书的时候，进度会慢点，只能翻一千个单词。所以两百页左右的《海德格尔导论》，断断续续花了四个月才翻译完。
我觉得底层社会好像感觉差不多都这样累。这种感受我无法描述，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或许别的人能够真切地描述这种感受，但是我缺乏这种真切描述的能力。一直都是这样，你也知道，哲学都是那些很晦涩的抽象概念的，所以我从小就不会写作文。
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判，我在打工刚开始的时候会想这些。但现在我就不太想这些了，因为都习惯了。想了，也没什么办法，是吧？
不合时宜的人
我也读过一点大学，但是没读完就退学了。
那是2008年，一个所谓的二本。专业是数学。但我当时想要寻找最本质的东西。比如从数学上来讲，我想知道自然数的本质是什么。还会想我们意识的本质是什么，还有视觉的本质，我很好奇这些。所以后来觉得上大学的课，比如数学分析，常微分、解析几何这样子，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我只能自己看书，自己去思考，那会主要看康德、黑格尔，能带给我很多对现象的理解，甚至是对本质的理解。特别是黑格尔的那个哲学，他所谓的绝对精神，是描述整个人类历史，整个世界，整个宇宙。
黑格尔说，理性是宇宙的法则，他就说这么一句话，我感觉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了。但这只是那个时候的看法，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觉得这个看法是错的。
到最后，我过于沉迷哲学，完全遗忘了我的专业。大二开始，所有的课我都不上。学分制什么的太复杂，我也不太懂，就每天泡在图书馆看书，考试也不参加了。学校方面叫我主动退学，我一下就同意了。
现实中，我可能会有社会交际的压力，去找辅导员签字的时候，才第一次和他说话。小时候，我受到比较多的家庭暴力，往往这样的人都比较懦弱、谨慎，一般不主动说话。所以大学时我很边缘，住四人宿舍，只有一个室友会和我说话，他们和其他人一样，爱聊女人。但我并不孤独，读哲学书，能让我暂时地忘掉现实的东西。也说不上是逃避，这个不是我读哲学的原因。我读哲学主要是问题导向，我有一些希望解决的问题。绝对不是要逃避什么，不是这样的。
那时候想法很简单，我觉得退学比上学好，学校压根没有哲学系，退学了反而可以回家自学。但没想到，家里人听说我退学，不让我回家。哲学是什么，跟他们解释不通。我在江西农村长大，父母都是农民，他们的概念里，不读书，就只能去打工。连他们都不懂什么是找工作，我就更没有职业规划了。
我从没想过未来和工作怎么办，对这些我是无所谓的，海德格尔说，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的。我也没想过重新考大学，家里比较困难，父亲不会让我重读。而且我当时以为，打工不需要和人打交道。后来发现我想错了，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
我妈那时常说，你三十多岁会后悔的。
现在想来，这句话部分得到了验证。我确实比较艰难，从退学到现在一直都是人生低谷期，就没有到达过高峰。假如我回到退学那个时刻，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但以我当时的环境和状态来看，也可能不会。我当时没有想这些。
我的第一份工，是在浙江一个乡镇服装厂踩缝纫机，当时被中介从杭州骗到了诸暨，干了一个月，工资都没多少，就500块钱。缝纫机对我来说很难，需要不停踩踏板，有一次做羽绒服，我没有搞好，把里面的羽绒都弄出来，就被骂了。我感觉干不来，和我一起去的，有些人好像可以很轻松的学会，但我学不会。
第二份工，我去了制作方便面桶的一个工厂，也是通过职业介绍中心的中介找到的，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就是人力资源吧。那份工作也是机器在做，我就用机器卷一下那种纸呗，卷一下就搞定了。很机械，但是也比较累。有一次，我在线上的时候，接了一个电话，就被辞退了，就是这样严格。那时厂里不缺人，随时都可以招到人，只要你不听他的话，他就叫你滚蛋。
我做过最累的一份活儿，是2018年在无锡搬货。干了两个多月，每天干12个小时，从上午11干到晚上11点，什么货都有，大瓶水、饮料、还有大米，因为超市订单比较多，有班长盯着我们，所以中间不准休息，一天下来真的很累很累，是说不出来的累。
打工这些年住宿舍，室友之间从来不会说话的，他们的名字我都不知道，因为工作太累，人来来去去，离职率很高。这十一年，可能就两个工友会关系近一点，但是我换了几次手机号，现在也没有联系方式了。
那两个人是我曾经的朋友。七八年前，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就向他一个人借了100块，我以为借不到，没想到他借给我了，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另外一个跟我说话比较多，一些琐碎的事情比较聊得来，我是从不和任何人聊哲学的。
我一共去过五个地方打工，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还有北京，每去一个城市我就会去当地的图书馆看书。2011年，我从南方大老远跑去北京打工，就是因为国家图书馆是中国最大的图书馆，我想去那里多读点书。我花四百块，在通州租了间六七平米的地下室。地下室没有窗户，很潮湿，也很昏暗，我一个人住，全部家当就是一张床和一张桌，看书的时候拿床当椅子。屋里没厕所，还得去外头上公厕。环境太差了，但也没什么办法。
从通州到国图比较远，坐地铁得一个半小时，所以我买了个液晶屏的平板，更多的时候就在地下室里读电子书，看多了，现在眼睛视力都不好。
哲学是我的passion
哲学是我的passion，是commitment。用汉语的话，就是“激情”与“使命感”。可能“使命感”过于强烈，那么commitment译为“承诺、许诺”也可以，但是“承诺、许诺”又太弱了。我在豆瓣小组上发过一个帖子——《使命作为人生的意义》。当我感到无意义的时候，就去找那些如玄奘、张益唐、陈景润这样的人来激励自己，因为就像北大数学天才张益唐，也有一段时间是不读数学的。这能帮助我走出无意义感。
大多数时候，我对哲学的痴迷会让我对外界的恶意置之度外，但生活还是时刻提醒我认清自己作为“农民工”的社会身份。
可以说，童年对我的性格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我是在家庭暴力中长大的人，有拳脚交加的暴力，也有无缘无故的冷暴力。父亲总是这样对我，只要他心情不好，洗个澡，看个电视，他都会骂你。他个子并不高大，但只要阴沉着脸，我就对他本能感到害怕。直到二十多岁，他骂我，我才敢回骂。我对他的感情并不复杂，那就是没有感情，我们基本上已经断绝了关系。
我常想，假如我没有受到那么多家庭暴力的话，现在肯定不一样。来自家庭的压抑大概到20岁左右结束，但不是说20岁以后就不压抑了。说实在的，我现在也很压抑，比如赚不到钱，读不懂哲学，交不到朋友。我越来越内向，甚至在说话时开始有点结巴。
前几年，我尝试过改变自己所谓内向的性格，也想成为那种很会和人打交道的人。但很难，我从来不和人聊哲学，这在农民工里太另类了，别人可能会嘲笑我，所以我更愿意把它隐藏起来。后来还是觉得就继续维持现状吧，改不了的。
但我不孤独，我从来都不感觉孤独。压抑是生活的常态，但这不代表孤独对我来说是无法忍受的。
我之前会读叔本华的书，他说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他的这种“悲观主义”可能在哲学上意义不大。我不觉得无聊——至少在大部分时候，相反，人生充满着需要去理解的深刻的意义，在车间的生活只是一些插曲，这些东西不值一提。时间的长度不等于意义的长度。
十多年打工生涯的间隙，萨特、克尔凯郭尔、胡塞尔、德勒兹，还有人类学的列维·施特劳斯，这些我都会读。直到2017年，我在哲学上体会到了最深最无力的绝望。当时，我很想写几篇哲学论文发表，标题都拟好了，但是写不出来。
写论文需要查很多资料和二手文献，我感觉我没有这种能力。第一，我没这么多书，第二，这些东西也不大好找。而且那时候我哲学水平比较低，还在打工，没那么多时间搞这些。
最多的一篇写了几百字，看着空空的电脑屏幕，我根本写不下去。自学这么多年后才发现，我可能搞不了哲学，太有挫败感了。那会我在汕头的五金厂打工，2017年4月1日，我在日记里写：我彻底不干了。我是干不过其他人的，以后如果有机会，我就去翻译一些外文书。哲学本身我干不了，必须放弃！
那段时间我非常焦虑，因为听我妈说，有一个我认识的女人挣了好几百万，而我甚至连几千元都没攒到。我妈看我不老实打工，还妄想看什么哲学书，就会用这种例子来刺激我。因为我不会赚钱，她也连带着被邻居看不起、嘲笑，甚至侮辱。
在社会上，我因为农民工的身份，受过不少歧视。早年去店里买衣服，店员不招待我，甚至去理发，店员也不会搭理我。
我的所有微信好友都是18岁以前认识的人，这些年我几乎没有认识过新的人。朋友这个词，我不敢轻易使用。像我这样子，第一赚不到钱，没房没车。第二老大不小才结婚，他们一直以为我是娶不到老婆的。
2021年5月，我在网上写了一篇自述，“从最会读书的人变为最落魄的人……”小学与初中，我一般都是年级第一名或前几名，还被老师派去参加县城数学竞赛，中考的时候，我考了全校第一名，在农村算是“最会读书的人”。但现在，小时候认识的人都在做各种生意，搞建筑啊、盖房子啊，或者开个店铺，我在所有人之中是最不会赚钱的。
去年下半年，一个过去的朋友突然来广东找我，他在外面开店，我们就聊了会天。当时我随口开了一句玩笑，大概我是“混”的最差的，大家都瞧不起我。
说完这句话，我等待着他的回应，但他什么也没说。他默认了。
我想大多数“凡人”是很乐意看到我这样的。这也是人之常情，看到别人落魄，过的不好，自己也就获得了满足。《陆犯焉识》里，陆焉识被他姨娘说是“无用场的人”，我也觉得自己是无用场的人，就像废物一样。
我被哲学伤透了心，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碰它了。
人生道路的三阶段
我学哲学没有任何所谓的现实目的，绝对没有，如果有的话，那是一种悲哀。但我不觉得哲学是无用的。哲学能够改变人的存在，至少可以改变自己对世界的理解。不是一般的改变，而是根本的改变。
我最早进车间的时候，常会想到克尔凯郭尔说的人生道路的三阶段。第一阶段是那审美的，就是依靠感官来生活，赚钱是为了吃喝玩乐，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目的。克尔凯郭尔说这种人本质上是最绝望的，虽然他们自己不认为他们很绝望。我身边的很多工友都是这样。他们谈女人，嫖娼，生活无非是围绕这些生物本能展开的。
第二阶段是那伦理的，就是遵守社会道德规范的人，可能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第三阶段是那宗教的，只有超越社会道德观念或伦理观念，超越普遍性的人，才能过这样的生活。我一度希望自己能超越世俗社会，成为所谓的single individual （孤独个体），但尽管不情愿，我依旧接受了结婚、生子，成为一个处于第二阶段的普通人。
妻子来自同一个县城，小我3岁，我们2020年初相亲认识，很快就结婚了。2月领证时疫情很严重，直到去年年底才补办婚礼。农村婚礼很朴素，没有请伴郎伴娘，也没有闹洞房，在院子里摆了一二十桌酒席，杀只鸡，去祠堂拜祖宗，婚就结完了。
婚礼的具体日期我已经忘了，好像是12月的某一天吧。毕竟不是我自己操办的，日子不记得也正常。没过多久儿子出生，妻子是剖腹产，我和我妈一直陪着她。看到孩子出生，我其实没有太大的感觉，这样说也许很无情，但他具体哪天出生的，我确实记不太清了。
妻子上的中专。她的工资比我高，因为她加班比较多。周末都不请假的，一个月一天都不休息，我叫她休息，她都不愿意。就为了多挣两三百块钱加班费。她在工厂穿红色的无尘服，检查那个镜头啊，摄像机有没有污点什么的。我们工作的时候一起去，在不同的车间上班，然后晚上在一起回来。她现在上夜班，从晚上八点半开始，白天的时候她在睡觉，早上回到这里可能九点了。
平时我会和妻子说一些自己真实的想法，在她面前我能更坦率、更真实地表达自己。只不过我也不清楚我们之间有没有真正的感情，我都不清楚感情到底是什么意思。平时除了日常琐碎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共同话题。
我妻子其实也理解不了我的想法，她绝对理解不了哲学，理解不了海德格尔。刚结婚不久的时候我尝试讲过，但她不感兴趣，就叫我不要说。她下了班就喜欢玩手机，戴耳机看抖音，我看书，彼此互不打扰。
今年以来，由失望而滋生的无意义感，指引我再次拾起了海德格尔。我翻译完了理查德·波尔特的《海德格尔导论》，想要找个出版社出版。我在豆瓣上私信了一些出版社，问编辑能不能出版，他们都没有回复我。是我想的太简单了，这样的学术性书是很难出版的，因为卖不出去啊。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感到很无力。
我向往着能够再进入大学读书。虽然以前退过学，但那时候，我没想到在这个社会上，尤其在底层社会是这样的。无论是学数学还是学哲学，最后还是得面临一些最基本的生存问题。现在通过打工，一个月赚四五千，只能维持我吃饭。
最近我从那个工厂离职了，一时也找不到工作，就去厦门图书馆读书，从开馆待到晚上八点闭馆。但是最终我还是得去打工。在流水线上，一个一个地干。从早上八点半干到晚上八点半，12个小时，中午吃饭一小时。每隔一个月就是夜班。不停地干，是不会让那个机器休息的，人也永远不会休息。
是什么制造了农民工与知识阶层间难以跨越的壁垒？
—— by 蒋霄
对于“思考海德格尔的农民工”或是“自学微积分的保安”这些事例来说，简单地由文化资本差序格局中的上位者俯身与工人建立联系恐怕仅能解燃眉之急，真正能够破除知识壁垒屏障，为社会中每一位求学者提供学习与研究机会的，还是教育与学术领域之外更加广泛深刻的社会变化。
“基本上，我确定了我不可能通过‘同等学力’来入读大学。另外，关于出版方面，我也认识到出版的不可能性，因此我彻底完全放弃了我之前简单与幼稚的看法与‘谨慎的期望’。从而，这个帖子的意义已经完成。”[1]
这是因《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一文得到广泛关注的哲学爱好者“陈直”（化名），在豆瓣“海德格尔小组”中最后发出的帖子。上揭文章于近日由某自媒体发布，以第一人称叙述，内容基于对“陈直”的电话采访，记录了他中途放弃了大学学业，辗转多地一边打工一边业余进行哲学资料翻译的经历。[2]对于这个文本，被访者本人也出现在了其评论区中，他指出，“并不是我所期待的行文方式，我以为会是第三人称叙述，但是没想到作者以第一人称来叙述”——敏锐地觉察到此种转换带来的微妙差异。
就新闻报道的一般写作技巧而言，使用第一人称自述而不是第三人称陈述往往意在拉近读者与叙事主人公之间的距离感，使读者产生感同身受的同理心。但如果仔细阅读《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这篇报道全文，却发现这篇报道并非在任何段落中都试图拉近读者与主人公“陈直”间的距离。在进入陈直的自述之前，报道首先切入了一段简短的引语作为铺垫，在概括了类似陈直这样的全国2.85亿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后出现的是如下一句话：“他们依附于工厂里的机器生存，构成了一个不同于我们的陌生世界。他们置身于城市，但却自成一体。至于这种生活能有什么意义，有什么Ambition，往往会被我们忽略或者无视。”[3]
这之中的奇特之处就在于，这段话开宗明义地将报道的读者设置到了与身为“他们”的陈直相对立的“我们”这一位置之上。结合报道的发布平台与“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这样“反常识”的标题，这篇报道显然假设自己的目标受众应当对海德格尔是何许人有着一定的了解，同时也将“农民工don’t（无暇？不能？）思考海德格尔”视作常识——换言之，正是那些接受过系统高等教育的知识群体（为避免对相关概念的复杂讨论，我们先不使用“知识分子”这个提法）。只是在预先构建了作为知识群体的“我们”与作为农民工的“他们”之间清晰可辨的身份与知识壁垒之后，报道才得以通过“以下是他的自述”这样的转换装置，尝试俯下身去，尽可能地用贴近这位“非常态的”农民工的手法，来写作他的个人传记。换言之，必须先由“我们”意识到“他”是“他们”中如此特殊，以至于可能和“我们”一样。
正如已故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所言，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通过个人传记进行自我创造很大程度上是精英阶层的专利。但在最近的两百年，无产者却越来越多地不得不进行所谓“强迫性自述”以满足管理者对其的考察与规范。[4]而就是在前文所述人称转换之中，知识阶层审查与无产者强迫自述的关系构造得以成型。而对于在这种构造中受到审查的受访者而言，他既不可能对引言中毫不留意农民工生活的“我们”产生共鸣，又必然难以忍受被贬低为猎奇对象的“他们”所承受的压力，因此可以想见他自然难以在这篇报道之中寻找到自身合适的位置，因此才要（委婉地）提出对此种“自述”的抗议：“如果是我自己来独立‘自述’的话，内容与风格应该会有不同。”[5]
怀着善意，我们应该相信，《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本无意将陈直的人生置于知识阶层猎奇目光的审查之下，而是意在承认知识阶层与农民工间现实的知识与身份壁垒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增进前者对后者的理解。但问题是，这篇报道能够达成如是的目的吗？这一问题的答案正可由与陈直一同出现在文章评论区中的另一位网友的留言揭示：“都奔着更加功利目标去”的“双一流大学”之中，“像他一样如饥似渴读书的人，我没有亲眼见过”。这就是说，无论报道如何细致地勾勒陈直这位“思考海德格尔的农民工”的经验与情感，大学校园中的知识阶层成员也很难在周身生活中寻找类似的对应物；甚至，不仅仅是现在无法经由陈直的类似经验而达成理解，未来恐怕也难以仅仅受到陈直故事的感召而完成类似的非功利的哲学工作。也就是说，无论知识阶层的“我们”如何俯身放低姿态，贴近农民工的“他们”，两者间的身份与知识壁垒仍然是无法弥合的。这一点也正从自认为完全可以与作为“知识者”的陈直的自我认知保持一致的报道文本，与陈直本人在评论区对此种“一致”的否定中被识别出来。承认陈直这一个体可能成为知识群体的一员，是以对陈直身处的阶层整体上无法加入知识群体为前提的；而此种关于知识群体的想象，也完全不是在大学等场所从事知识生产工作者的真实工作状态（如上引“双一流大学”中人留言所说）。
无独有偶，几乎就在以“陈直”为主角的网文被热议的同时，复旦大学的校园媒体也报道了一位在岗位上坚持自学微积分的保安的事迹。不同于陈直，这位名为董胜利的保安顺利完成了高等教育。在先后经历了企业就职与创业失败后，董胜利选择成为一名保安，在复旦大学执行安保工作的同时自学一些他设想可能在下一次创业中应用得到的数学与经济学知识。与对报道陈直的文本中，试图塑造“陈直”与包括叙述者在内的“我们”即知识群体间对陈直行动理解的“一致”不同，报道董胜利的文本清楚地表明了复旦学生与董胜利本人对“保安自学微积分”这一行动的不同理解。与起先复旦学生猜测的“对知识的纯粹渴求”不同，董胜利自述的学习动机是想要解决之前工作与创业中遇到的一系列实际的生产与经营问题。[6]据此似乎可以得出高校内的学生与学者学习研究内容过于抽象，以至脱离实际的批评。但如果同时举出对抽象哲学问题抱有兴趣的陈直作为对照，我们就不难得出相反的结论，即对抽象理论与知识的兴趣绝不是某种专业人士的趣味，而是各社会阶层中都可能出现的普遍现象。也就是说，由报道陈直文本作者所掩饰，而由报道董胜利文本作者所正确地阐明了的、校园知识群体与主动学习或研究深入知识的劳动者之间，对“知识”的理解差异确实存在，但这种差异与知识对象的“抽象”或“具体”并无关联。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报道文本中，陈直对自己在电子厂打工经历的描述，我们或许能够为上述差异的内涵找到一个更加合理的解释。陈直在电子元件工厂中负责流水线设备维修工作，尽管机器并不总是需要修理，但厂内严格的环境洁净要求、工作纪律与巨大噪声使得他就算在手头没有工作时也难以开展其他有意义的活动，只能空耗时间。而正是这种乏味空虚的工作，使远离“常人”生活与“意义世界”的抽象存在问题成为了可以被思考的直接生命体验。对于陈直这样在流水线上忍耐漫长重复工作的劳动者而言，缺少实质内容的空洞抽象存在成为了他们所处的真实具体的历史情境。
因此正如前文所推断的那样，生产了陈直、董胜利这样的工人与高校内的专业知识阶层对知识不同理解的，当然不是知识的抽象性或具体性，而是知识与个人生活发生关系的模式。无论知识有多么“抽象”，工人与其的关系都更多地具有直接性，这些知识或是反应了直接的切身经验，或是能够处理有待解决的直接问题，而身处于当代教育与学术体制内的知识阶层，则更多地将知识与体制所实行的量化指标评价联系起来。对于后一种群体而言，知识与生活间的直接关系完全被指标评价体系所中介，无论面对的是各类考试还是绩效考核，知识阶层只能通过满足指标要求才能够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或收入，甚至在指标评价体系所分割的差序格局中进行爬升。这也同时意味着，对于教育与学术体制而言，“同等学力”远远不足以得到承认。想要获得教育与学术体制的承认，除了对知识的掌握与理解，以及进行创新性知识生产的能力之外，还需要掌握通过指标考核所需的特定技巧与各类资质。而这种技巧对于工人而言，是比与个人生活直接相关的知识更加难以获得的。对陈直的哲学学术水平究竟如何，尚有讨论的余地，但阻碍他通过“同等学力”获得进入大学学习机会的，首先是这种通过指标考核能力的欠缺。这种在知识与生活间建立联系模式的差异，制造了工人与知识阶层间难以跨越的第一道壁垒。
而在指标考核制造的知识壁垒背后，教育与学术资源在不同层级以及同一层级的不同机构间的不平衡分配，则进一步支持了知识壁垒的形成。陈直在自述中提到，他曾经就读的高校并未开设他感兴趣的哲学专业。而至2020年为止，在全国范围内有73所本科高校开设了哲学专业，而其中仅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与中山大学5所高校的哲学系在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之列。也就是说，全国最优秀的哲学教育研究人力与物质资源都集中在了这5所大学之中，而有机会进入这些高校进行深造的求学者注定是凤毛麟角。
在中国，“开门办学”曾是高等教育系统中长期流传的口号，意在打破教育机构对其他社会部门的隔离，彻底重新分配文化资本的激进教育改革也曾得到过广泛的实施。1976年之后，在恢复教学秩序与加强教育专业化目标的推动下，大学中“开门办学”的措施很快就遭到取消，实质上导致了高等教育本科院校，尤其是少数一流大学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垄断。至1990年代末，以“建设世界水平一流大学”为目标的985与211工程得以实施，标志着向少数院校集中的教育资源分配格局得到了官方的肯定与支持。
而自从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高等教育院校出于防控疫情的需要实施了尽可能严格的封闭式管理，本校教职员工外的“社会人员”通常都会被高校被拒之门外，这进一步增强了这些院校的封闭性，事实上进一步抬高了“象牙塔”内外之间的知识壁垒。尽管利用线上教学兴盛的契机，相当多的高校也在互联网上公开了部分课程资源，但必须要看到的是，不同的社会阶层或群体获取互联网资源的能力也是有差异的。本就缺少文化与经济资本的劳工阶层通常也缺少获取互联网资源所需的知识或缺少租赁充足通讯带宽，购买适用电子设备所需的资金。这种“技术鸿沟”不仅没有推进互联网共享资源对知识壁垒的抵消，反而与封闭的校园管理一通增加了劳工阶层接触高校所占有教育与学术资源的难度，扩大了劳工阶层面对的知识壁垒。回到陈直的经历上，当他完成了海德格尔哲学研究专著的翻译时，也曾对进入高校打破知识壁垒抱有过一丝期待，但是对申请同等学力研究生的难度有所了解后，这一点期待也化作了失望。或许可以说，没有任何人是生来就习惯于一而再再而三失望的，只是陈直这位思考海德格尔的农民工在跨越知识壁垒的一次次失败的尝试中，他才“彻底完全放弃了我之前简单与幼稚的看法与‘谨慎的期望’”，这不止是一种对上述事实的了解，也是一种（至少在当下）对体制化的“学术”活动的拒绝，与对自己的哲学活动仅仅与自身关联的、“不足为外人道”的“意义”的确认。更进一步地，这种当下的、模糊的，对这个作为体制化知识群体的“我们”的拒绝，是否还可能暗示着，对于“陈直”来说，存在着找到另外一种“我们”的可能性呢？对于陈直的案例来说，最重要的是否并非是他借以思考的资源“海德格尔”，而是他在进入流水线后意识到的那种可能超越他身处的实际情形的一般“哲学”的必要性呢？这是需要包括陈直在内的我们大家去思考的。
那么有幸进入了复旦大学院墙内的保安董胜利又如何呢？为了自己搞不懂的数学问题向学生搭话的他当场就得到了学生的帮助。而随着他的事迹在校园间流传，也肯定有更多热情的学友愿意帮助他自学数学或是经济学知识。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种热情协助的背后，仍然存在着高校学生与校工间身份的差异；而更重要的是，围绕安保工作需要的劳动管理让董胜利很难获得在校学生所拥有的学习环境。
作为负责安保工作的校工，董胜利与保安队的其他工友一样会被要求在白班与夜班间选择一个班次进行工作，这两个班次分别在早晚7:00换班，理论上每个班次都需要工作12个小时。而实际上，每天换班前当班保安还需要提前集合由队长训话。如果偶尔需要进行训练，那进行这些活动的时间仍然是从休息时间而非工作时间中挤出来的。也就是说，每天留给保安们自行安排的时间总共不会超过12小时。在这段时间中，保安们首先需要进行休息、整理卫生、处理杂事等等，剩下的时间中才有可能进行业余活动。即便在工作的百忙之中能够抽出一点时间自主学习，相比学生而言更加简陋的住宿环境与并非对校工全部敞开的校内公共资源也使得他们更难以寻找到合适的自学空间。尽管还是难以习惯作息节奏，但董胜利还是选择值夜班，因为夜深人静，工作不多时他还可以在岗位上花些许时间进行自学。复旦大学保安岗位薪酬尚可，门槛较低，相比制造业上的流水线工作还可以抽出更多进行业余活动的时间，加之有利用“一流高校”教育资源的机会，像董胜利一样被吸引来寻求打破知识壁垒曲线方案的年轻人注定还有更多。尽管如此，保安仍然属于校工中流动性较大的岗位，究其原因，可能与这一岗位本身难以提供人力资本成长有关，也从侧面说明在这一岗位上校工跨越知识壁垒的艰难。而之所以存在着这种难以跨越的壁垒，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校工所受到的劳动管理使他们不可能与脱产学生一般将时间与精力主要投入知识学习。对于身处相对轻松岗位，同时亦身处校园内部的董胜利自是如此，更遑论身处更大压力与更严格控制之下的陈直。根据后者自述，他为了留出更多时间进行哲学研究放弃了赚取更高加班时薪的机会，因而承受了更大的经济压力。而这种根本的鸿沟无论是开放更多的公共资源还是更多来自学生的热情协助都不可能弥补的，因此也不是通过教育与学术机构的某种调整改良能够解决的。
《一切在消逝前皆为永恒》（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一书记载了苏联80年代的一种奇特现象。当时苏联的最后一代叛逆青年开始广泛青睐于锅炉工这样的薪水相对较低，需要长时间值班但又很少有实际操作的岗位，以便糊口的同时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摇滚等亚文化创造活动或是业余研究之中[7]。就连苏联晚期传奇的摇滚歌手维克多·崔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事实上，苏联晚期较为平等的工资收入，宽容的劳动管理，稳定的基本消费品物价与官方支持的公共文化空间一道，在城市中支撑起了庞杂的亚文化与业余研究圈子。尽管这一昙花一现的历史经验虽然随着苏联的解体而落幕，但却引导我们将围绕跨越知识壁垒进行的思考超越对教育与学术体制的片面关注，从而将其与劳动阶层在生产领域内所应具有的权力的缺失联系起来。而从反面来看，当此种权力缺失时，增强资方与管理权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就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将一套基于量化指标的规则推销到高等院校之中，在重组了学生与教工与知识间关系的同时，产生了进一步增强教育机构封闭性，加强精英院校资源垄断的效果。
近年来在欧美国家，随着经济增长乏力与劳动不稳定化趋势的同时增强，比以往更热烈的声音也汇聚到了减轻劳动阶层生存压力，增强劳动阶层面对资本剥削与管理规训的抵抗力，甚至动用公共资源支持其在就业外的业余时间中实现个人发展的构想之中。越来越多围绕全民基本收入或是“懒惰权”概念所进行讨论都反应了此类呼声的高涨[8]。而对于“思考海德格尔的农民工”或是“自学微积分的保安”这些事例来说，简单地由文化资本差序格局中的上位者俯身与工人建立联系恐怕仅能解燃眉之急，真正能够破除知识壁垒屏障，为社会中每一位求学者提供学习与研究机会的，还是教育与学术领域之外更加广泛深刻的社会变化。
注释
[1] “此帖意义已经完成”,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252177590/.
[2] 祁佳妮, 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https://mp.weixin.qq.com/s/5bjMfqgqEZNGr8ZHaRzGuA.
[3] 同上
[4] 大卫·格雷伯著, 文彦译, 大学死了吗？人类学与职业管理阶层的兴起, https://mp.weixin.qq.com/s/bi8jXF5EJSquzySd3KCsnw.
[5] 同2
[6] 郁淳言, 当一个复旦保安自学微积分, https://mp.weixin.qq.com/s/-TBf_C-AXk7-6NeOFcTJyw?.
[7] Alexei Yurchak, 2005, 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The Last Soviet Gener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8] 盖伊·斯坦丁著, 陈仪译, 2020, 基本收入: 上海文艺出版社.
—— by douban 宗城
农民工读海德格尔、复旦保安自学微积分，其实共享的是一套叙事，那就是“有文化的上等人”和“没文化的下等人”，而“下等人”要获得“上等人”的认可、怜悯、感动、反思，就必须依靠“上等人”认可的“文化资本”，比如海德格尔、微积分、写诗、搞数学，总而言之，一切在大众固有印象中，“下等人”本不会做的事，只要有“下等人”做了，就成了“上等人”怜悯他、感动他的资格，而这背后，其实是“上等人”对自己认可那套文化秩序的体认，依然在用自己的目光来区分，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价值的。
于是农民工读海德格尔、看微积分会被人报道，会被认为是有选题价值、有令人感动的资格，可是农民工的本职工作，甚至整个劳工群体，务工这件事情，被认为是没有报道价值的，缺少知识储备的，不具有浮出地表、获得话语权的资格的。这意味着，在大众的固有印象中，读海德格尔比做工更高贵，写诗比养猪更困难。这就像一个学者、官员觉得做家务没有价值，可他懒得做家务，于是家务推给老婆做，然后他好感动啊，说老婆你做家务不容易。
好感动，可他不做。他下意识觉得家务是下等人该做的，寒窗十年苦读，治国兼济天下，才是他上等人的使命。于是劳动也被分化出阶级属性，市场定价和社会眼光也随之浮现，占据话语权的人定义什么是高贵的劳动，什么是低贱的劳动，而他们对“下等人”廉价的感动就是，啊，你做了我们上等人做的事！真不容易。
可为什么读海德格尔就比工地做工更高贵，更有了报道价值？为什么工人的本职工作、技术含量就被认为不值一提，阅读海德格尔、写文艺青年的诗歌，就成了感动的通行券？
厘清这一点，就会明白问题的所在。在这感动的背后，仍是阶级的凝视。当人们说，农民工读海德格尔不值一提，当媒介源源不断泡制着农民工学哲学、保安自学上名校、大学生养猪时，感动、点赞，都是朴素的善意，但在感动之后，当社会秩序不变，劳动的定价分化不变，社会中“上等人”对“下等人”的凝视依然在，恐怕身为工人群体的自己不妨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这样的行为（阅读海德格尔）会被认为具有选题价值，而工人的本职工作，却淹没在无声之中？
当人们共享了“上等人”对高贵的定义、对劳动尊卑的界定，我们中有多少人，又真的是所谓统治阶层，而不是被统治者，和被报道者一样的工人群体？
以及，在二本学生、数学系学生、农民工等身份符号背后，为什么总是农民工会出现在标题，当人们注视农民工，人们在观看什么。这种猎奇的目光背后，共享的是怎样的身份认知。
这层叙事的讽刺是，如果一个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他既养过猪，也干过农民工，我们的媒介就可以生产两种叙事——
北大学生养猪没什么稀奇的。
一个农民工决定去读海德格尔。
—— by douban 叉
破除叙事不意味着无视物质现实。持续稳定的阅读和文字工作对于时间被繁重的体力劳动占满的人群来说就是更难，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也就更值得被尊敬。把个人强有力的意志与行动在公众舆论的涌现反馈仅仅归结为知识阶层和媒体共同参与的“凝视”的结果，未免夸大了媒体的作用，而贬损了人，贬损了体力工作者自我学习和自我完善的努力。
感动没有什么不对，不感动才是错的。感动的地方还在于他遥相呼应着霍加特他们乐意讨论的阅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古典学的英国工人，或者像朗西埃《劳工之夜》里下班后坚持思考创作的法国工人，眼下可能正在形成中的阶级意识，本身构成了对既有的知识占有权和经济秩序的挑战。
因此批评这种故事背后关于阶层跃升的陈旧想象太简单了，太毫不费力了，也太容易政治正确了。但批评之前，是不是应该先问问自己，自己倾听了多少无声者的声音？是不是早已内化了所谓上等和下等看似坚固无比的区分？
如果不能回答，那么这些表达，除了把自我显示为能识破幻觉，比上等人更聪明的上等人之外，还有什么意义？对特权的反思本身不也是一种特权？说刻薄些，此时此刻到底是谁又在积累“文化资本”？
这个事情最残酷的部分根本没有被讨论：这位“农民工译者”之所以被看到，不在于他读了什么，而是由于他最初在豆瓣发帖求助，希望想凭借译作来通过同等学力考试来获取大学文凭，以此摆脱高负荷体力劳动，拥有更多读书研究的时间，却被网友告知高校的规则并非如此，大学可能才是那个最不学术的地方。诸种错位、误解和反讽，完全消失在了报道中，也轻飘飘地消失在了所有讨论之外。
他努力在现行体制中试图穿透而无法穿透的东西，比那些对故事背后想象的阶级区隔更残酷也更真实。那才是他被“抛入”的日常生活。生活的外部，一群人背负着自己巨大的ego对着空气挥拳。
“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的叙事，难道不是似曾相识吗？
—— 重木
一篇以“非虚构”之名推出的《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报道引发多轮讨论与关注。但我们难道不会觉得它似曾相识吗？
最近同时引起关注的，还有一位叫董胜利的复旦大学保安，因自学微积分而走红网络；一年多前，我们也被东莞农民工的留言“最好的地方是图书馆”而感动，被流浪大师沈巍的博学而惊叹；早在2017年，“正午故事”也推出过一篇名为《我是范雨素》的文章，作者范雨素是一位44岁的育儿嫂，住在北京皮村；余秀华在七年前爆红时，也经历了这样的目光凝视与索取……
这些引起网络热议和关注的文章与新闻往往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如它们常常以“非虚构”之名推出精挑细选的个体故事；甚至还会直接以电话采访内容为模板而采取第一人称自述；有意为拉近读者与叙事主人公的共情而做了许多精妙安排。
但在本文作者看来，这样的写作与发布形式，展现着特定阶层或是从事特定劳动个体的生活与人生经验的同时，是否能避免这些话语对其所进行的潜移默化的限制，则始终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当我们一次次地将“底层”身份与文化资本对立之时，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对于一个具有意识的存在者来说，最真实且自发的需求从来并非只有吃喝拉撒。
撰文 | 重木
01 非虚构报道中的吊诡之处
无论陈直的经历还是范雨素的故事，他们都被一种名为“非虚构”的文学形式所表现。这一概念本身企图达到的，往往是对于现实与真相某种客观且中立的再现效果。然而吊诡恰恰在这里，因为任何文本都是虚构的。利用语言所建构起的现实永远不可能是对客观的再现，而总是经过各种语法、修辞与叙事模式的合理安排而形成一个崭新的“现实”。
或许也正因此，我们才会在许多非虚构文章中感到一种阅读的不适，因为在其有意编排的第一人称自述中存在着强烈的第三人称视角和想象。而最终这两个不同视角背后所泄露的无论是社会阶层、文化还是意识形态上的等级差异与碰撞，必然导致受访者经过制造的第一人称自述被真正拥有书写和言说特权的第三人称所覆盖与统治。
这样一种经过调整的叙事手段难道仅仅存在于这篇报道中吗？如果我们稍微注意便会发现，这一典型的叙事和讲述方式几乎是普遍地存在于这一类相似的新闻报道和各种所谓的非虚构文章中。除此之外，这样的叙事结构也不仅仅存在于文本之中，而同时共生于我们的话语、谈论的方式以及对其进行思考时所使用的视角中。这也是为什么《我是范雨素》让被访者自己发声，但最终在我们对其的热议和讨论中，依旧未能逃脱这一典型套路的原因。
在这一叙事模式中最核心的是存在着两个在“常识”中有着明显差异或是冲突的元素，且这两项元素往往在其自身的传统文化符号系统中具有鲜明的特征。比如，作为农民工的陈直，哲学家海德格尔及其哲学，在范雨素的报道中则是“育儿嫂+喜爱文学”，而对董胜利的热议则集中在其保安身份与其所学的微积分上。
无论是农民工，还是育儿嫂和保安，他们都因其特定的劳动而被赋予特定的社会位置与身份，他们所关注的——如哲学、文学与微积分——则在传统的文化想象中被想象为上层建筑。正是这一充满差异和冲突的元素结合，成为他们引起关注和讨论的最直接原因。而许多媒体对此都心知肚明，因而也往往积极地参与其中。
就如一些评论所指出的，一些报道名字本身就是有意地在利用这一对比，来达到吸引人或是惊异的效果。“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这句话预设了“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不正常的”的前提，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则属于主流文化中一个不言自明的想象。通过陈直的个体经验与故事，文本叙述者企图实现对这一观念批评的目的。但最终的效果或许并不尽如人意，且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一批评不仅未能达到其预期的效果，反而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再次巩固与再生产了这一传统刻板印象。或者说，恰恰是这一企图批判的目的，暴露了这一文本所建立其上的基础预设本身已经成为其内部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我们开始关注“底层人士”思考哲学或是在工作间隙翻译哲学研究，对其到底利弊如何的时候，许多未经反思的预设便会浮出水面。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作为劳动者和哲学的关系。在一个文化场域中往往存在着等级与分层，而哲学往往被放置在较高等级，非一般人所能从事的文化生产。在这里，哲学是一门有着专业界限的学科，因此其研究者往往都是那些经过严密学院训练之人。对于像陈直这样无“同等学力”而无法进入专业学院接受教育之人，必然就会被排除在这一领域之外。正是在这里，许多人关注的并非陈直的学历，而是更能引起神经敏感的身份，即其农民工角色，因而使得一种阶级/文化矛盾得以显现。
作为专业的哲学所排斥的不仅仅是陈直，还有如他一样未能完成学业进入专业学院的所有人。这是专业化导致的必然结果，并且是现代教育的基本规则，同时也是用于区别的形式。这里“不正常”的是，报道中以“农民工”这一阶层身份来模糊原因，并企图通过展现自学和对海德格尔哲学的专注来掩盖教育制度及其区分模式的问题。因为正是通过教育的运作，传统的社会结构与等级秩序才能被进一步地延续。未能进入专业学院接受专业训练的陈直，其所研究的哲学与翻译的著作，最终只能被置于边缘，很难进入这一学科领域。陈直在豆瓣上发布的“此帖意义已经完成”一文中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作为专业的哲学本身所形成的文化区隔，与社会、地位和阶级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共鸣与联系。因此在报道的陈直故事里隐藏着一个不易察觉的问题，陈直看似在自己工作的空闲时间钻研着哲学，但这一研究本身不仅无法进入专业的学科领域，而且其价值也往往不被承认。看似都在研究哲学，但陈直在起跑线上就已经被排除出去。这便是朗西埃在其《哲学家和他的穷人们》一书中对布尔迪厄的批判，陈直看似获得了研究哲学的机会，但这一机会本身就是个问题。
02 “底层”与穷人创造的文化，如何被专业化的现代社会剥夺
无论是在陈直还是范雨素的故事里，叙事、讨论与争议的那些观点中，我们会发现其中许多都想象了这样一个情景：当他们开始关注哲学或是进行文学创作后，其社会身份或是阶级就会出现新的变化。这即是典型的“知识改变命运”的意识形态，似乎只要通过努力获得了这些有着鲜明阶级和社会地位特征的知识，个体便能够进入创造这些知识的阶层与场域之中。
但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反而正是通过这一承诺或是通过对某些个体成功经验的普遍化，来掩盖专业化的封闭以及界限的严格。那些成功改变命运的个体往往成为这一承诺的典型代表人物，但即使在这里，我们也需要再次质疑那些所谓的“成功”所指何意。
在大卫·格雷伯的演讲《文化不是你的朋友》中，他提到文化本身就是一个战场，“就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政治斗争所留下来的痕迹，包括我们很难重新还原的政治斗争”。因此，在那些作为专业化、制度化且主流的文化之中，我们也不能忽略那些存在于间隙或边缘的文化，而即使是专业的文化本身也往往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坚固如山。就如格雷伯在演讲中认为的，二十世纪的许多重大文化都是穷人在不工作时创造出来的，之后资产阶级利用各种手段对其侵吞和改造，并通过对其体系化成知识而形成文化特权。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职业哲学研究始终只是关于哲学思考的一种形式，并且专业哲学本身的“自为”与合法性也无法阻止哲学思考的普遍化。陈直并非职业哲学家，但他依旧可以思考哲学，并且在报道中我们也能看到他对哲学研究的投入与喜爱。
与之相似的是人们对范雨素自述的诧异，发现一个未曾经过高校教育或是文学培训的育儿嫂，却能够写出这样清晰、准确且感人的文字，以及其中对于自我生活和人生反思所能达到的深度。恰恰当他们开始思考哲学或是写作的时候，这些原本具有特定阶层或教育属性的文化形式才开始被赋予新的意义，为其所用而达到自身的目的。
就如复旦大学保安学习微积分正是考虑到它可能对自己以后工作有利一样，陈直的哲学研究和范雨素的文学创作也都是因为对自身“有用”而不再仅仅是承受者，反而成为创造的新主体。尤其是哲学思考与文学创作与个体的关系往往不会仅仅受制于社会身份、阶级或从事的劳动，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原本体制化的文化才会在他们这里获得新的活力。
当我们思考哲学和文学的专业化与制度化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它们在本质上与人类个体心灵与存在的息息相关。当我们惊讶于一个农村妇女写诗、一个育儿嫂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生活与情感，以及农民工思考哲学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在传统的刻板印象里事先剥夺了他们对于自我言说的能力？甚至可能遗忘了在他们各种社会身份和职业的表层下，他们和中产阶级或是受过专业学院教育的个体一样，具有意识、情感和心灵的深度。
格雷伯在强调资产阶级是如何剥夺穷人创造的文化时便发现，否定后者具有创造文化的能力也就是否定他们作为复杂且具有内在维度的个体。而在这一点上形成的压制和剥削，或许正是物质性压迫的基础。如同朱迪斯·巴特勒在其《脆弱不安的生命》中所指出的，当不被看作是一个“人”的时候，对你的忽视、伤害和剥削便不会再产生任何政治与伦理上的困扰。
这或许正是为什么许多此类报道让人读着不舒服的原因。它通过强调作为“底层人”的主人公在单调无聊工作间隙的哲学思考／深度阅读／自学微积分来展现其特殊性时，其实在一开始就已经把劳动阶层放在了一个有问题的位置上。预设他们本不该或是没能力去理解这些被看作是属于知识精英阶层的文化与知识。
03 创造是最真实且自发的需求，也是一场斗争开始的时候
除此之外，我们也会看到在对余秀华、陈直与范雨素这些个体经历的讨论中，经常反复强调他们的某些外部社会角色或阶级。一方面，这是为了展现其中存在的冲突，而凸显个体经历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往往是这样的反复强调，使得他们硬生生地被固定在特定的社会与阶级刻板印象中，为否定他们在其他方面的需求、努力和欲望找到了理由。这也导致我们不仅未能真正地理解或是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反而把他们再次禁锢在特定的框架中。我们在自我的想象和意淫中完成对他者关照的责任，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自身的道德与阶级的自豪感。
这一点不仅出现在诸如非虚构报道这样的叙述文本中，也出现在许多评论之中。他们过分强调哲学和文学的制度化与作为区分的权力，把它只看作是特定阶层的文化符号，而遗忘了文化本身永远处于纷争与斗争之中。对不同阶层文化过分的僵化想象与预设，也往往会导致特定阶层的个体被剥夺了学习或是获得所谓“上层文化”的机会——且按照格雷伯的观点，这些“上层文化”很多时候恰恰是更普遍阶层的创造——最终不仅落入了其所反对的意识形态模式中，且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剥削呢？
在那些所谓的“打工诗人”、“农民工诗歌”或是“女工诗歌”的标签下，它在展现着特定阶层或是从事特定劳动个体的生活与人生经验的同时，是否能避免这些话语对其所进行的潜移默化的限制，则始终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
在范雨素因其自述文章而引起关注后，她所居住的皮村以及皮村文学小组也进入人们的视野。2002年，皮村成立了“工友之家”公益组织，不仅为皮村居住者带来了诸如“打工春晚”、“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和“同心实验学校”，还组织了文学小组，为那些在务工间隙的文学爱好者提供一个诉说自己、讲述故事的机会与空间。对于这些居住在皮村的务工人员来说，这一切不过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但当他们进入媒体、进入大众的视线后，他们便不得不遭遇着各种目光的审视与索取。
太多的目光停留在他们的“特殊爱好”上。正是对这一被想象的冲突的反复言说，人们获得了一个验证自身阶级与社会地位的机会。恰恰是这些非虚构叙述模式或是我们对其讨论中使用的各种习以为常的分析法，使得我们在揭露一些真相的同时，始终未能脱离促使这一问题出现的整体意识形态背景。
这似乎就是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困境，如齐泽克所说的，当我们反对某些意识形态时，使用的话语及分析模式不仅未能达到原本诉求的目的，反而是“小闹大帮忙”，成为这一意识形态和主流模式得以继续运作的必要动力。当我们把目光只停留在陈直的农民工身份、范雨素的育儿嫂所处的阶级时，我们其实已经内化了产生这些现象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分类模式，且往往并不自知。
正因这一“丸在盘内”的吊诡状况，使得许多讨论充满了陈词滥调的同时也再次对其进行了悄无声息的巩固。当媒体利用“农民工+哲学”、“保安+微积分”与“育儿嫂+文学”作为噱头撩拨人们的神经时，许多对其的批评本身就分享着媒体所使用的意识形态，而最终无法真正地说出什么新的东西。在这样模式化的分析中，被重复的除了我们都已经知道的东西之外，也再次忽视了在这个非虚构故事里的主人公的真实处境。
我们通过对其形象的反复利用和表征，与许多媒体一道把他们再次束缚在了其原本或许希望改变的、来自外部的各种规定与想象。某种意义上来说，研究哲学或是进行文学创作，从来就与他们的社会身份或所从事的劳动类型无关。因为对于作为一个具有意识的存在者，这就是最真实且自发的需求，也是一场斗争开始的时候。
—— by douban 红朝杜少卿
我始终不能理解，何以“农民工读海德格尔”，会成为会再度成为石破天惊的新闻。
我是1980年代后期生人，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在那个广东东北部小乡村里，这几乎是一个常识：工厂打工人几乎都爱阅读，几乎都是“文学青年”。《故事会》《读者》《知音》《人之初》《婚姻与家庭》《今古传奇》自然是最热销的，诸如《青年文摘》《江门文艺》《佛山文艺》等等比较“文艺”的，“农民工”群体也是最大受众之一。甚至包括《十月》《收获》《芙蓉》《花城》《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小说界》《杂文选刊》这些被“白领”视为“高级读物”的，几乎在每一间工厂、工地床头都能找到。
我为什么敢这么武断，因为那些时日，我所有的“精神读物”都是返乡“农民工”看后丢下，我捡起来成为己有的。我家附近很多工厂，我时常会溜进去瞧一瞧；而我的父亲则就是俗称的“包工头”，整整10多年暑假，我都是随着四处迁徙，也不断迎来送往着各省各地“农民工”。他们看什么，我也很了解，什么王朔张贤亮红楼梦鲁迅飘红日家春秋儿女英雄传，应有尽有。任何工厂外，也总会有一两件租书铺，有金庸古龙梁羽生卧龙生，也会有杂七杂八的余秋雨席慕蓉汪国真朦胧诗。
所以，至少据我了解，“农民工”的精神生活并没有尔等“非农民工”想得那么贫瘠。是智能手机普及后，才让很多群体慢慢告别了阅读。
在我的记忆中，“海德格尔”确实没见人读过。但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我就知道有一位十分热爱，也是到了痴迷的地步，也是在自学英文。他大我几岁，和我一度是很好的朋友。他上高中时，母亲病逝，家境又太差，不得已退学，从此流落汕头东莞各大电子厂。我则以不同的方式走入“大城市”，交集越来越少，近乎失联。6年前，我再度见到他时，他孩子都12岁了，自言做着小生意，志足意满之状。他是否还熬夜看周作人散文，是否还会为了康德一句话热烈流涕，我没有问。读什么不再重要了。我也没资格问。我也是“农民工”，也早就不怎么阅读了。
记忆较深的，还有那个2005年的夏天：那时，我还在上中学，快要暑假了，班上两个同学拉我去汕头礐石玩。当晚，是在一家电子厂借宿的。宿舍里头有一个男生，来自四川，约莫十五六岁，听说我也爱阅读，喜不自禁的样子，连连拉着我到他床头，翻箱倒柜欣赏他藏书。他特别喜欢张爱玲，张爱玲作品和研究著作见一本买一本，足足有半个人高，谈起阅读体会神采飞扬。次日告别，他颇不舍，还送了我一本。应该还在我老家阁楼那个书架上。
倏忽17年过去了，我经常怀念他。不知道他是否过得好，是否还在读张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