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注: 作者方然，于8月26日被南宁国安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带走。
如果世界能在不远的将来走上一条更公平、更可持续也更加和平的发展道路，中国工人正在进行的争取尊严和正义的斗争，无疑将在其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劳工运动的前景究竟如何？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主要有两种分析的视角。
一种视角从国家制度出发，强调劳工运动所承受的制度性限制。比如，李静君教授在她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只要支配工人阶级的政治制度基础没有重大的变化，劳工行动就将仍然是 “蜂窝式” 的——碎片化的、小范围的，并且也仍会是自我限制、不超出法律界限、缺乏政治诉求的。
而另一视角强调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工人阶级的能动实践。比如，潘毅等学者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具有更强的权利意识、阶级意识。与此同时，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体现出内在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也在不断促使中国工人突破种种限制、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劳工抗争正在激增，它具有上升至国家层面的潜力，中国劳工将有能力自觉地干预历史的进程。
这两种视角本质上是相互补充的，它们各自强调了十分重要的侧面：国家制度与社会转型。不过，要评估劳工运动的前景，是否仅仅运用这两种视角便足够了呢？
至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教授贝弗利·西尔弗（Beverly Silver）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她在 2016 年的一次访谈中指出：“对地缘政治学的讨论——考察军国主义、国内斗争与劳工运动的联系——是我们必须始终严肃对待的。” 换句话说，地缘政治——国家间的博弈、战争以及世界体系的整体局势——将对劳工运动的未来产生重大的影响。
战争与劳工抗争：一个恶性循环
如果我们要透过地缘政治分析劳工运动，西尔弗的两部经典著作——《劳工的力量》与《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或许能给我们以启示。
在《劳工的力量》中，西尔弗利用世界劳工小组的数据，描绘了 1870 年到 1996 年的世界劳工抗争趋势。她根据这些数据指出：“世界大战在塑造 20 世纪世界劳工抗争的整体发展轨迹方面扮演了中心角色”。
具体来说，在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劳工抗争迅速发展并迎来区域性的高潮；在战争刚开始的阶段，公开的劳工抗争则大规模地减少；战争结束的前后，又会掀起一场重大的劳工抗争浪潮。这种 “先起、又伏、再起” 的趋势，说明了劳工运动和战争之间存在复杂但根深蒂固的联系：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使得各国政府更有动力参加战争；在一个国家参战伊始，社会凝聚力和爱国主义情绪大大提升，明显缓和了国内的社会矛盾；但是随着战争深入，劳工的负担和反战情绪越来越重，阶级矛盾和劳工抗争再次激化、甚至增加了革命的可能性。
西尔弗指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使得各国经济都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为了壮大经济和军事实力，各国的统治阶级只能加紧剥削，这促使了国内劳工抗争的增长。而反过来，劳工抗争带来的国内局势不稳，促使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更具侵略性的扩张主义政策，来缓和、转移国内的社会矛盾。这便形成了 20 世纪上半叶战争与抗争互相促进的 “恶性循环”。
到了 20 世纪下半叶，随着新世界霸权的建立，列强间的武力冲突终止，核心国家的劳工抗争通过福利国家等各种社会契约得到了缓和，具有政治革命色彩的劳工运动宣告终结。
20 世纪 80 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带来一系列福利制度和劳工权益保护的瓦解，但劳工抗争也并未持续增加，这与资本应对劳工运动的调整手段是分不开的：灵活用工的技术调整、产业转移的空间调整、以及将经济活动重心向非实体的金融产业转移——资本的这些调整手段严重打击了发达国家劳工的力量。不过，资本的调整手段对劳工运动的影响，在战争年代更容易被战争本身的影响所覆盖。
世界体系 “混沌时期” 的劳工运动
西尔弗上述分析的基础，是她与阿瑞吉等人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中运用世界体系理论对世界霸权转移的分析。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正是英国霸权陷入危机、而美国霸权尚未确立的阶段。与 18 世纪荷兰霸权向英国霸权转移的时期一样，英国霸权向美国霸权转移的时期也伴随着各国激烈的国内社会冲突与国际冲突。
在英国确立全球霸权的初期，会出现一段稳定、安宁的 “良性循环”：贸易与生产扩张中产生的财富，使得精英内部团结一心，劳工阶级的上层也得以分享霸权的成果，精英集团的和平与扩大又促使经济继续扩张。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一 “良性循环” 导致了各国资本间竞争的激化、金融化，进而使精英内部的团结和跨阶级的结盟破裂，旧霸权秩序的基石终究被侵蚀。国内阶级矛盾和各国之间的矛盾互相刺激，劳工抗争和战争之间形成恶性循环，由此一来，世界体系便再次进入 “混沌时期”，直到新的霸权在美国确立。
而今天的我们，也正处于阶级分化加剧、各国社会冲突增加、美国霸权衰落、而世界体系的新秩序尚未确立的 “混沌时期”，全球霸权正在经历新一轮的转移。不过，西尔弗和阿瑞吉等人认为，与此前从英国到美国的霸权转移相比，当下的霸权转移有着重要的不同。在此前的霸权转移中，金融强国与军事强国往往合二为一，而当下的军事强国——美国——则存在着财政困难，因为金融资源已经分散到了各个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东亚各国。因此，需要巨额资金支持的世界性战争出现的可能性有所降低，但是当前危机导致世界体系长期混沌的几率并未减少，地缘冲突仍可能大量出现。
西尔弗在《劳工的力量》中还指出：帝国主义国家的掌权者们已经认识到，当一场战争的发动和实施高度依赖本国的工人阶级——需要大量工人阶级参军打仗或从事高强度的工业生产以提供物资支持——时，工人阶级在不堪重负的情况下会爆发大规模抗争、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并危及统治阶级的统治。十月革命的教训依然历历在目。因此，当代的战争模式开始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换，越来越依赖科技、越来越不依赖人力。 这类战争模式，与 20 世纪上半叶那种导致工人激进化的战争十分不同，发动战争的统治阶级不再需要向本国工人给予更多权利和补偿来换取工人阶级的支持和配合。
中国劳工运动的未来取决于什么
那么，西尔弗的这些分析，对当下的中国劳工运动有何意义呢？
如果中国经济实现了平稳增长，那么工人阶级的改良诉求将获得更多被满足的空间。然而，中国经济是否能继续平稳增长，取决于中国资本是否能强大到足以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取得一定的规则制定权。对于中国来说，若想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谋求更高的经济地位，必须同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谋求更大的政治权力、参与地区秩序乃至世界秩序的规则制定。但问题在于，由于全球资本主义在最近二三十年发生了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并考虑到中国的庞大人口基数和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中国几乎不可能完全效仿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战后曾经建立的福利资本主义体制。
换句话说，即使中国经济能长期平稳增长、即使中国能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诉求也只能获得非常有限的满足。
而如果中国进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核心的过程受到阻碍、中国资本的积累速度进一步放缓，工人阶级可能由于生活状况的不断恶化而被激发起更强的斗争意识。然而，这种激进化的斗争将会走向何方，则取决于各个阶级在斗争中的实力对比。
在一战结束后，德国、意大利、日本都爆发了十分激烈的劳工抗争。然而，因为统治阶级并没有因为经济危机及对外冲突而元气大伤，因此成功挫败了劳工抗争。而伴随着反劳工运动的胜利，更加敌视劳工、更富侵略性的政策则可能出台，以进一步扑灭劳工抗争的空间。
在另外一些国家我们则看到，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实力虽然被不断削弱、但还没到无能为力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虽然不能正面回击劳工运动的挑战、阻止劳工运动的壮大，却能利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宣传来破坏劳工运动的动员。
当一个国家一方面在进入世界经济体系核心的过程中受阻、另一方面试图通过民族主义动员来削弱劳工运动时，这种特殊的国际和国内局势就有可能加深国际冲突、甚至引向战争。也许如西尔弗所言，在战争爆发的初期，劳工抗争将进入一个低谷；而随着战争不断深入，经济条件恶化、国家控制力减弱、工人结构性力量增强，劳工运动可能迎来新的高潮。但是，这类劳工运动将带来怎样的政治结果，则是不确定的。
因此我们看到，中国劳工运动的未来，既取决于中国在这个目前处于混沌状态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能达到怎么的位置，也取决于国内的阶级力量对比。而国际、国内因素的互动，也存在着导向战争的风险。而战争一旦出现，对劳工运动的影响也将是十分重大的。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认为中国劳工运动的命运是完全被客观条件决定的。资本与劳工的力量对比，终究是相对的、变动的。即便阻碍的力量极其强大，工人阶级的主动抗争依然具有战胜这一力量的潜力。秉承葛兰西的格言——在理智上，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在意志上，我们要相信前途是光明的，并为之努力。正如西尔弗所说的那样：“瓜分石油、抢夺资源、针对领土和领海的争斗——这些争端潜藏着对于人类整体而言极其骇人的后果。为了避免这一结局，一个崭新的、升级的劳工国际主义必须产生，以对抗当前劳工民族主义复兴的明显趋势。” “如果世界能在不远的将来走上一条更公平、更可持续也更加和平的发展道路，中国工人正在进行的争取尊严和正义的斗争，无疑将在其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