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y weixin
和十年前相比，塔利班在中国舆论场上的公开形象正在变化，在作为国际恐怖组织的叙事之外，踉踉跄跄，多了一个作为国家建构者的胜利者形象。有迹象表明，自媒体正在做更大胆的舆论试探，用一种中国化的宣传语言，重新书写塔利班的故事，试图抵消其血腥历史。
对于国内舆论场的现状而言，这是一个相当突兀的动作。长期以来，舆论场上不存在严肃的国际新闻的流传与讨论。就事实层面，国人对国际时事的议论是肤浅的；就意识来说，国际形势的讨论服从于国内情势，正常的国际视野是舆论场的基本缺陷。
面对这样的舆论处境，你会发现有关塔利班的正面叙事，正在集结起来，试图重置国人对该组织的认知，就很容易察觉这不是一件“很自然”的动态。你会怀疑这些论者的动机，不接受其论据，对其舆论引导的目标深感不安，但不妨碍受众聚集在此一话术周围。
相较于重置塔利班形象的话语，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也许是：为什么如此显著服务于塔利班外宣口径的叙事，能在中国舆论场顺利地收获听众？分析起来看，这不是塔利班政权的中国支持者一次突如其来的舆论进展，而是许多潜行的意识获得了公开的展示。
对塔利班形象做一百八十度的乾坤大转移，并且获得掌声与喝彩，首先得益于国内舆论场中稳定的反美情绪。尽管塔利班的胜利与美国撤退阿富汗是相关非因果关系，但许多人将其理解为美国的失败，一些人借此分享了塔利班的胜利成果。
这一幕，其实不是孤立存在的。20年前爆发911事件时，两架飞机先后撞击双子塔的电视直播传遍全球，不少中国观众对这一正在进行的恐怖袭击事件抱以热烈的欢迎。附和塔利班的正面形象，是当年那些尖锐的喝彩声穿越时空抵达了现在。
与20年前相比，国人对阿富汗的了解并没有明显进步，但对美国的仇恨却在扩大。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用“反美斗士”来吸食舆论场流量，在有意无意的纵容下，有些人接受了重置塔利班形象的公关任务，而更多人因为沉浸于反美无暇甄别，或无力抗拒。
在国内舆论场美化塔利班，还有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普适价值的缺失，无法建立起基于人类基本道德的思想防线，所以很难抵挡那种甚至是彻底美化本拉登的洗脑攻势。人们信服那种利益交换的国际原则，不相信存在超越国际利益的东西，比如人权。
最近十年，伴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在微博等平台上，反美情绪凝结成一条根本的意识主线，全面地改造舆论生态，并在许多流变不居的日常分支上取得积累对公众的影响力。重置塔利班形象，与其说是舆论新动向，不如说是此间舆论合乎逻辑的旧套路。
但是，在国内舆论场塑造塔利班的正面形象，充当塔利班大外宣的国内落脚点，落子之后扩大局面，进而为其正在巩固中的政权制造铺垫，有便利条件，却也面临许多现实挑战。如果无视这些挑战，坚持激进的美化手段，或自取其辱，或引发意料之外的混乱。
用反美叙事，将塔利班、本拉登套进反帝反殖的历史观与民族观，看似新奇，别出心裁，却禁不起最起码的横向比较。因为在我们的教科书里，主流史观已经固定了民族与历史仇敌，如果塔利班与本拉登值得赞美，将动摇国民史观的逻辑基础。
例如，有人盛赞本拉登的民族理想，那么，在日本侵华导致民族危亡的历史警钟下，又要如何批判东条英机的侵华野心？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挑动舆论神经，倘若有人将本拉登竖为阿富汗民族英雄，日本乃至国际舆论又要如何评价国人的反日情绪呢？
在现有历史观框架下，这是一种冒险的妄想，即：单独“赦免”塔利班，为它辟出一个专门章节，容纳其解放者形象，却奢望不与总框架发生矛盾冲突。历史也许由胜利者书写，但由中国粉丝替塔利班书写历史，还认为能兼容中国史观，这实在是过于荒谬。
更不要说，在一些相当敏感且重要的边疆问题上，仍未结束的阿富汗内战使然，过早地公开肯定塔利班面临不确定的风险。像历史的剪径者那样，在投机心态的驱动下，早早地改写塔利班的故事梗概，篡改邻国历史，势必埋下损人不利己的隐患。
国内舆论美化阿塔的倾向，无所忌惮地展示粗鄙的“三观”，体现出对历史观、民族观的无知僭越。这种粗鄙和僭越的程度，哪怕预先亮明了所谓爱国立场，也属于无法公开赞同的反文明、反人类的冲动——指望它们为后续的任何可能性铺垫，都是为自我削弱制造污点。
尽管反美叙事具有很强的凝聚力，但它与实质性地支持塔利班的建国大业分属两种不同操作。将两者混为一谈，甚至希望用前者作为后者的舆论准备，都体现出不甚可靠的路径依赖。真正能扭转形象的在于塔利班本班，而不是可疑的舆论领袖。
塔利班的形象建设经常被枪声粉碎，国内舆论场的某些作业方式，其实给更多不甘沉沦的人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如何摆脱成功学毒害，从胜利者崇拜走向对人的尊重？兜兜转转20年，我们以为我们就是世界，可真正的现实世界仍在等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