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昱瑄／南华大学应用社会学系
陈旺德／中华育幼机构儿童关怀协会
陈伯伟／高雄师范大学性别教育研究所
您是否曾造访育幼院抑或看过新闻媒体上对育幼院的报导？当您看见这些有安置保护需求的孩子，可以住在几净窗明、舒适整洁的机构，过着吃穿用度不虞匮乏的日子时，心中是否曾浮现这样的念头：「这些孩子真的很幸福！」、「真的很幸运，还能碰到这么有爱心的人！」、「用了这么多的社会资源，真的应该感恩惜福！」
有位安置机构社工跟我们分享，每次她听到有人这样说，当下总是觉得很不舒服，如鲠在喉，想开口反驳，又不知如何回应这种看似没有恶意又政治正确的话语。矛盾的是，她本身既是社工也是一位母亲，平日同样会将「感恩惜福」的价值观灌注在亲子教养和生活当中，那么，为什么当人们对院生说要「感恩惜福」时，她却觉得很不安、不对劲呢？
本篇文章改写自2020年12月刊登于《台大社会工作学刊》的〈培力还是局限？：儿少安置机构、惯习形塑与阶级效应〉，田野数据来自于15名过去曾在育幼院住3年以上，目前已离院自立生活的青年。我们采深度访谈的方式，试图了解过去在育幼院的安置经验和教养文化，如何形塑他们特定的惯习与阶级情感，并深刻影响青年离院后的阶级处境。同时，我们也说明过往的阶级伤疤，如何成为他们生命的滋养。
因为篇幅有限，本文只聚焦在「感恩惜福」这种华人社会常见的道德价值，被育幼院拿来教化受安置儿少时，产生的非预期反效果──形塑院生的阶级耻感，让他们容易觉得自己「不值得」、「不够格」，不配追求美好的生活。
阶级化的教养从层层物资管控开始
台湾的儿少安置机构在现代化过程中，已从过去团体模式转为家庭模式，希冀服务能够贴近一般家庭的生活形态。因此，院生大多分家而居，每个小家有专属工作人员（保育员或生辅员），扮演类爸妈的角色。走进每户小家，各式家电设备一应俱全，每位院生皆有独立的床铺、书桌和衣橱。此外，机构也会链接外界资源，让孩童学习各种才艺，或由大学社团入院为孩子课后辅导，接受各式物资餽赠等。因此，正如一般社会大众所见，育幼院的确提供这些脆弱儿少一个不愁吃穿、稳定度日的地方。
然而，外界不知的是：这些看似丰富的设备资源、文化货品，大部分都需经院方同意才能有条件地使用，院生实际上无法自行选择，如同小宁所言：
「育幼院的资源都是别人捐赠，由大人决定要给谁、怎么给。」
即使院生尝试提出自己的需求，过程中会一直被要求检讨自身行为表现、对育幼院的贡献程度，甚至得看管理者脸色，阿齐将这个过程形容为：
「申请东西就像是跟人谈判的过程」。
穿着打扮就是典型例子。育幼院的衣服大多为善心人士捐赠，但收到捐赠后，院生没有试穿、主动挑选的机会，他们发配到的服装都已经过工作人员筛选，只有管理者认可的服装才能出现在院生身上，也没有机会尝试打造自己的美学品味、创建正面身体意象，如同小宁所言：
「你没办法学习怎么穿搭衣服，而且院里面太保守，很多衣服你都不能穿，连裙子都不能穿，可是哪个女生小时候不爱漂亮 。」
机构每个月也会发零用金给院生，但这些钱通常由机构直接帮院生存入他们的帐户，帐簿与印章都由机构保管。院生如果要用钱就得提出申请，且需经过层层关卡审核。申请金额越大，需审核的关卡越多、期间越长。因此，院生看似有个人存款，却不能自主管理、运用金钱。有时，零用金还会被当成惩处的手段，例如：小芽每次生理期来，卫生纸用量就会超过机构限额，常因此被扣零用金。
此外，育幼院的书籍、电脑、DVD等文化货品，虽然充裕齐备，但使用的时间、空间、甚至「谁有资格使用」都受到严格的管理和限制，导致最后变成只是「摆在那边好看」、「小孩很少看」。
至于，机构提供的才艺学习和课后辅导看似丰富多样，但对院生来讲，这些似乎只是「为了表演给赞助的人看」、「表演完就没有再学了」。导致这类短期、被编派的学习任务，很难成为一技之长，还占去他们许多时间，正如阿齐所说：
「这个也要表演，那个也要表演，这边有活动，那边也有活动，变成你的时间已经分配给所有育幼院的活动。感觉就像明华园那种感觉一样，就是接case，然后去表演。」
讽刺的是，当他们主动提出自己的学习需求时，常被打回票。例如：小宁曾提出补习需求，却被大人训斥：「要考虑机构作息，不要只自私地想到自己。」
由此可见，育幼院虽具备各种资源，但由于这些物资多是被动接受慈善餽赠而来，未必符合孩童的个别需求，只能「将就」着使用，造成表面上资源丰富，实则无法提供院生个别化支持的窘境；同时，为了方便管理这些有限的资源，院方倾向采取以机构为中心的控管和安排，限缩院生的自决权和表意权，以免无法回应孩子们的个别想望。
然而，遇到「不听话」或「太有自己想法」的孩子，院方还是需要一套经过润饰的说法，才能让院生由内而外、身心合一地顺服机构订下的规矩或安排。在这脉络底下，「感恩惜福」这种看似无可挑剔的普世价值，变成一种好用的道德规训论述。
感恩惜福是阶级认份的最佳掩护
只要在育幼院生活过的孩子，对于「感恩惜福」这四个字绝不陌生，这是院方经常耳提面命、谆谆教诲的价值观：
「大人会告诉我们，我们是来这里管理你、照顾你、保护你的，你就应该要感恩！」；「你知道你身上穿的吃的用的，你现在所待的这个机构是我们纳税人的钱，要感恩、不要浪费。」
乍听之下，这些道德教化似乎很有道理，然而，当院方以一种上对下的态度，三令五申地告诫院生应懂得感恩，一方面提醒他们正处于社会中的异常（低下）位置，其日常生活交互或态度应符合被救助的正当性，否则就失去福利资格，可说是一种经过粉饰的「福利烙印」（唐文慧、张婷莞，2011）。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慈善烙印」的强化和再生产，要求孩子展演出一种「值得」被帮助的受助者样貌，以便争取更多善心人士的同情和餽赠，并通过「感恩惜福」合理化对院生的资源限制与道德管控。
而院生对这样的说法反应如何？有些人会正面回应，将知足感恩内化为自己的人生座右铭，有机会就想帮助别人、回馈社会；然而，也有人直言：「这根本就是干话！」因为，他们知道机构资源有限，也不重视院生个别需求和想法，这只是为了压制院生的各种想望和需求，而搬出来的托词；更多人因此内化「劣等感」，认为自己「不该要求太多」；「以自己的身分而言，能够拥有这些东西就应该满足了」。例如：阿廉很早就发现自己对美术有浓厚兴趣，在选填志愿时，他非常想读美工科，却被院方好说歹说地「劝退」。他说：
「原来我想要学的东西都是有钱人才可以学的，这是他们灌输我的。他们三年来就一直灌输我不要念这个不要念那个，应该是觉得我不适合念那个，或者说环境不许可，我不应该有这些东西。」
显然，「感恩惜福」只是美化过的说法，背后真正要传递的是「阶级认份」的价值观（谢国雄，1994：96-97），用来暗示院生应接受自己（低人一等）的命运，不该有多余的妄想和追求。而多数离院青年的自我认同和生涯想像的确符合这样的指涉。
「我不值得」、「我不够格」的阶级耻感
院生长期接受育幼院这种阶级认份的教养文化，容易织就一种「平凡就好」的生涯图像。许多受访者表示，他们的人生「没有想要什么成就」，只要「吃饱睡饱，平凡过日子就好」、「不太敢让自己冒险、尝试，导致一直停留在原地，没办法往上」。
这种「平凡就好」的生命地景，就是Bourdieu（1990）所谓的「惯习」（habitus）。它是一套指导行动者以特定方式行动和反应的秉性（disposition），也是个人历史和社会结构的产物。从中，我们可以看见社会结构的驱动力，如何通过潜移默化的过程形塑个人特定心理基模，以及过去经验如何持续在现今生活中无意识地被活出来。就像院生们偏好「平凡就好」的人生蓝图，和育幼院强调听话认份、抑制个人发展的教养文化息息相关，甚至持续影响青年离院后的阶级处境。无怪乎，受访的15位离院青年教育程度多半集中在私立的专科、高职或大学；职业以体力劳动、服务业、低级行政职员为主，还有一些人的工作呈现高度不稳定，极有可能落入贫穷循环。
此外，学者如Diane Reay（2015）和Andrew Sayer（2005）也提醒我们对阶级的理解，应看见铭刻在日常交互中的复杂心理面向，亦即阶级的情感经济与道德意涵──通过相对比较的过程，觉得自己「格格不入」、「不值得」、「不够格」，甚至「自我轻蔑」、「羞愧」、「自责」。的确，我们发现这些情感对离院青年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他们常活在一种低自我价值的心理状态中；也常拿多数人尊崇，但无法企及的生活方式和标准，严格查看自己的言行举止；即使已获得多数人肯认，仍经常性地自我怀疑，甚至为「不匹配」的自己感到羞愧。长期下来，个人的自尊自信大多遭受严重斲伤，同时也容易养成退缩卑怯的生存心态，自我局限于渴望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之外。
一样「感恩惜福」，两样情？
回到本文一开始，那位本身也是母亲的社工对「感恩惜福」这句话的矛盾情感。我们可以看到同样强调「感恩惜福」，在育幼院和一般家庭却是完全不同的意涵。机构资源看似充裕，但未必能充分回应院生的个别需求，为了管理方便，院方容易采用上对下的权威式管控，让院生将就使用现有资源。在这样的脉络底下，「感恩惜福」不仅可以粉饰资源不足的窘境，还投射了机构（助人者）对院生（受助者）的「福利监视」与道德审查，亦即机构有义务代替社会大众监视他们的受惠反应，并暗示着他们既已获得人家的善心善行，如果还想要求更多就是不知好歹。相较之下，「感恩惜福」作为一般家庭的教养价值，常是希望孩子形塑良善美德，如果有做可以累积「道德资本」，没做也无损人格，但并非资源不足的托词，也不是「慈善烙印」下的产物。
令人不忍的是，许多院生因为读出这些言外之意，而学到：自己低人一等、不值得过好的生活、不该要求太多，如果可以「平凡生活」就该感恩惜福了。在这种场域规则下，阶级耻感成为不可避免的伤害，同时再回过头来形塑他们的人生。
育幼院为国家提供弱势儿少保护的福利服务，其目标在促进服务用户身心健全发展，然而，本文中呈现的育幼院教养文化非但无法培力服务用户，反而可能造成他们的局限，这提醒我们应重新检讨育幼院的教养文化、或者敦促国家挹注资源，让院生有更多自我发展与充权的机会，才能有效协助这些高风险儿少创建自尊自信，敢于想望、追求不只「平凡就好」的人生。
参考书目
Reay, D. (2015). Habitus and the psychosocial: Bourdieu with feelings. Cambridge Journal of Education, 45(1), 9-23.
Sayer, A. (2005). The moral significance of clas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唐文慧、张婷莞（2011）。〈积极性社会救助方案与福利烙印〉，《社区发展季刊》，135，379-398。
谢国雄（1994）。〈劳动力是什么样的商品？计件制与台湾劳动者主体性之形塑〉。《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7，83-119。
延伸阅读
陈旺德、陈伯伟、林昱瑄（2020）。〈培力还是局限？儿少安置机构、惯习形塑与阶级效应〉。《台大社会工作学刊》，42，1-55。
陈旺德（2017/12/15）。我在育幼院的13年：体验多年贫穷、耻感和标签之后。报导者读者投书。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childrens-home-years
陈旺德、黄于飞（2020/4/4）。失家儿少创办NGO，带来改变：国际经验给台湾安置机构的启示。报导者读者投书。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children-youth-welfare-institutes-intrenational-ca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