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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黑话”，简而言之，是指一般只限于内行人之间进行交流的术语、措辞。也可以说，它是一种行话。上世纪30年代的《江湖丛谈》一书是这样说的：“黑话也就是黑社会的行话，行话也叫切口，切口是指清末流行的跑江湖人之间的暗语。”话说，在清朝民间，跑江湖经商之人游走于灰色地带时，往往需要且只需要与接头人心照不宣，为了规避风险，尤其善于使用一些避免被外人听懂的暗语，也就是某种黑话。
圈内人心领神会，圈外人一脸懵。这大概就是黑话最显著的特征。然而，照此说来，“文科黑话”仿佛便是文科人懂而非文科人就不懂的了（当然，此处的文科还得是高等教育中的专业学科才有“资格”）。有意思的是，“文科黑话”是连文科人也未必懂的，而稍微懂得点的文科人反而瞧不起对一些术语的使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可能都习惯将“文科黑话”归因于翻译腔，以及受英语结构影响的遣词造句。而其实，这些弊端可能只是中文差的表现。将一个句子的结构去掉，那些剩下的看似高深却与上下文不搭的词语，多半就是“文科黑话”了。它们泛滥于各式文章、社交媒体和日常聊天。而在“文科黑话”流行的过程中，其实也从来不缺乏对它的吐槽和批判。
此前，社交媒体上有一段模仿“文科黑话”的句子在流传：
吊诡的是，消费社会在建构符号的过程中，完成了对传统的解构，人们在集体无意识中被异化和规训，成为马尔库塞眼中单向度的人——一个景观社会的赤裸肉身。这种后福特制社会下的迷思，暗含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型剥削，它看似解放了人，实则在严密的权力网络里，通过赋能完成了对平民的新型控制术，使我们温和地走入良夜，沉醉于美丽新世界。正如福柯所说，“试图消解欲望的人，最终会成为欲望的奴隶”。
这其中的用语其实并不新鲜，不过这些高密度的术语却无时无刻在说，“你懂才能反驳我”。由于生活环境或知识背景的不同，一个人不懂得一件事、一个现象，再寻常不过。可是这里的“懂”指的是懂术语，也就是行话。那么，是不是只有“半吊子”才会炫耀黑话？这些黑话为什么如今尤其不受待见？
我们找到上面模仿“文科黑话”造句的作者谈他在网上遇见的诸种见闻，并尝试分析当代青年厌恶的是怎样的“文科黑话”。
撰文 | 宗城
01
并不是学术用语都叫“文科黑话”
文科黑话来源自学术话语缠绕，但并不是所有学术话语的使用，我们都说它是文科黑话。准确的学术阐释，即便复杂，也有其重要的价值。但是，如果这学术缠绕无助于知识更新，相反成了阻隔知识流通、圈子内小范围自嗨的形式，它们的泛滥就不再会让知识更平等化地传播，而是造成议题焦点的模糊，以及圈内知识生产者对知识壁垒的加固。
首先，并不是所有学术用语都叫文科黑话。那些贴切的理论阐释（比如学人用女权主义理论解读性别议题）不叫文科黑话，而是常规的学术分析。那当代青年厌恶的是怎样的文科黑话呢？举个例子：评论者把一切权力结构里的行为都称之为“规训”，把人文社科领域常见的术语，比如异化、剥削、解构、建构、能指和所指等词汇，不加甄别地运用到所有评论，使这些专业术语在传播中成为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空话，也使得不少读者误解了词汇的原意。
福柯的规训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其滥用程度在今天仅次于“老师”和“内卷”。仿佛不使用“规训”，就不是一个高深的评论家、当代评论者，上至人文社科教授，下至公众号写手，都争相使用规训这个词。领导打压下属叫规训、老师教育孩子叫规训，国家、制度、法律乃至一切影响人的框架都为规训所解释，规训这个词成了评论者故作高深而不用通俗词汇的常见例子，类似的还有“例外状态”“赤裸肉身”“景观社会”“能指和所指”等。
阿甘本提出的“例外状态”（参见《例外状态》一书），本来是指“法律和政治间的一种模糊而不确定的交叉地带”，并且，“构成了公法和政治现实之间的不平衡点”，例如国与国的战争、国家的内战、全球性瘟疫等，都可能演变为“例外状态”，但这个词在后来不断被引用，就连偷情也被人戏称为“例外状态”。
又比方说近年来很火的概念“内卷”。这个词出自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著作《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它又被翻译为“过密化”。“农民在人口压力下不断增加水稻种植过程中的劳动投入，以获得较高的产量。”然而，黄宗智注意到，劳动的超密集投入并未带来产出的成比例增长，出现了单位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即过密化现象。这个现象叫内卷。但在今天，内卷已经成为对饱和式竞争的形容，它的语意一步步扩大到包括剥削、内斗、内耗等意思。
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将内卷理解为“单位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其实也是一种误读，而这一误读源于1985年，并延续至今。误读后的“内卷化”反而展现了令人吃惊的概括能力。点击图片打开往日文章《现在流行的“内卷”，从34年前就开始被误读》。图为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2007）中的水稻农人。
文科黑话容易在对文科术语的频繁征用中磨损原意。这方面，现当代学者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学者贡献了大头，而左翼学人是其中的佼佼者。在今天，阿甘本、齐泽克乃至朱迪斯·巴特勒是活用话语缠绕的黑话宗师级人物，他们会让你以为领悟了什么，仔细琢磨又好像什么也没说。他们习得了用一篇文章讲一句话又让人读不懂的学术素养，他们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但效仿者就很可能掉进坑里。
在批评文章《戏仿的教授：朱迪斯·巴特勒著作四种合评》，玛莎·努斯鲍姆就忍不住指出：
“要想理解巴特勒的观点非常困难，因为要搞清楚这些观点到底是什么就非常难。巴特勒是个很聪明的人。在公开的讨论场合，她已经证明了她是可以把话说清楚的，并且能够迅速领会别人对她说的话。然而，她的写作风格却是沉闷而晦涩的，充满了对其他理论家的指涉，这些理论家来自许许多多迥然不同的理论传统。……。所以，阅读巴特勒遇到的最初问题就是，要想在她所引为支撑的这么多相互矛盾的概念和学说之中找出她的论点，实在令人犯难。”
巴特勒是当代女权的重要人物，她对性别操演的解释启发了这一代年轻学人，但她缠绕、晦涩的语句也跟她的思想一样拒人于千里之外。试看这一段：
“从一套结构主义的论述（在这种论述中，资本被理解为以一种相对同源的方式，构造了社会关系）转变为一种关于霸权的观点（在这种观点中，权力关系被迫进行重复、聚合和再接合），这样一个变动就将时间性的问题带入了关于结构的思考之中，并且标志着阿尔都塞理论的形式转换，也就是从一种将结构的总体性当作理论对象的理论，到一种新的理论形式，在这种理论形式中，洞悉了结构的偶然可能性的见解开创了一种新的霸权概念，这种霸权与偶然的地点，以及权力的再接合策略紧密关联。”（见《戏仿的教授：朱迪斯·巴特勒著作四种合评》）
努斯鲍姆指出：巴特勒在日常对话中可以很通俗地说话，如果她愿意，她完全可以做流畅明快、雅俗共赏的演说，但她在论文中有意保持晦涩的书写方式，用她那独特的“巴特勒体”召唤她潜在的信徒，这些信徒主要由高校女权主义研究者、青年教师和权威教授组成，它吸引着那些绞尽脑汁给论文凑字数的文科工作者，但只要走出高校，面向公众，巴特勒的用语就成了一道高高的黑话之墙，坚固地阻挡了外界试图理解她思想的通道。
巴特勒至少有自己深刻的思想，很多拾人牙慧的生产者是既没有创见，也没有成熟的理论修养，他们就是不想好好说话，用故作高深的词汇召唤同温层的潜在作者，以话语的缠绕来掩饰自我思想的孱弱。到最后，名义上是曲高和寡，实则水平有限，既不接地气又缺乏独到见解，这类黑话继承者其实是很尴尬的，因为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空洞，却没有底气承认自己是一台人肉复读机的事实，他们站在圈内的舒适区裹足不前，端出智识上的优越感来打量世界，可惜这些黑话既无助于他们理解世界，也无助于他们被世界理解，最后不过是加固了彼此之间的围墙。
02
“文科黑话”对行动力的削弱
批评文科黑话的第二点，在于它容易削弱我们在现实中的行动力。很多人沉浸于词汇的复杂游戏，就懒惰于在现实中做出反抗。他们坐在楼上看运动，把一切热情的行动者定义为“激进”。他们能提出各种理性到如同机器人的分析，但既解决不好亲密关系也不爱附近的人。他们一生的依托就是在智慧上得到认可，或者进入权力中心，成为众人簇拥的宠儿，但他们疏远于他们口口声声关怀的群众，看到一个臭熏熏的恶汉就露出鄙夷的眼神。
如果思考无法作用于行动，就容易沦为轻飘飘的词汇再生成游戏，并非毫无意义，却也实在不值得夸耀。文科黑话的泛滥与使用者的不加反思，容易形成一个巨大的不做出任何真正抗争的智识傲慢群体，这部分群体缔造学阀，身处高位，影响旗下的青年学人，但凝结成一种表面关心众生实则冷漠自利的风气，知识生产，本来是为了交流思想、传播常识，但今天文科黑话的泛滥已经阻塞了交流、加固了学科内的封闭化。
另一层面，在1990年代高校扩招、学科细化、论文指标化的趋势下，文科黑话的泛滥其实也是学历和论文贬值的一个缩影。
很多学子习惯讲文科黑话，是因为他们从本科到研究生乃至博士阶段，都面临研究导向的学术论文，在当前的学院评比体系里，将文科黑话活学活用为学术论文，已经是广大文科学子的必备技能。他们年复一年习惯了学术词汇缠绕式的表达，最理想的去处是专攻学术或者称为高校教师，但中国再怎么大，高校职位依旧僧多粥少，剩下大部分学子只能流入市场，面临“话语错位”的窘境，比如新媒体是一套表达、事业编又是一套表达，跟学术话语都不一样，我们的文科教育喜欢强调“无用之用”“无用之美好”，可是现实的骨感迎面敲在毕业生的脸上，如果不被市场认可、无法挣够体面的收入，还有多少勇气能坚持这无用的美好？
问题其实不是在于“学术表达”本身有问题，而是首先有两个现实困境：第一，能将学术作为职业的人是极其有限的，大部分人都不得不面对市场筛选；第二，考研考博（或申请硕博）成功并不等于适合学术，在工作越来越不好找的环境下，不少人是“害怕市场竞争”“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暂时逃避社会压力”“拼一纸好看的文凭”，所以选择考研，一个例子就是，在疫情发生的这一年，考研的人数相比往年是上升的，以至于考研、读博、竞争成为高校教师，也成了一件“内卷”的事情。人们渴望通过考试逃离内卷，却又进入了下一个内卷，如此反复，直到厌倦，才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年轻。
在学历通胀、课业任务的压力下，习得文科黑话，应付作业跟论文，成为广大青年心照不宣的默契。其实，文科黑话就像报菜名，看上去很像那么回事，水平很高，但仔细琢磨，你就发现这事跟你报菜名一样，你说异化、剥削、解构、消费社会，浪费的脑细胞甚至不如你记住小区街道有哪些植物。
前不久，我的一位豆瓣朋友感慨现在的上海交大附中国际部，小孩子都记得德勒兹的无器官的身体概念，其实，这也不奇怪，国际部本来就是对口留学深造的，能进上海交大附中国际部的孩子，家境一般不会差，在富足、安稳的环境下，孩子们培养哲学的兴趣，记住一些哲学概念，并不是稀奇的事，这本质上跟我们小时候记作文素材一样。但其中令人叹息的，或许是当一线城市国际部的孩子畅谈福柯、德勒兹，四五线的小镇青年、农村青年，却只能继续在题海中苦熬，偶尔读到哲学，能一起交流的也少之又少，换来的更多是冷漠、偏见，眼前是教育资源不均的巨大鸿沟。
03
“文科黑话”，走向思维的懒惰
诚然，一些社会现象的阐释，需要求助于专业词汇才能融会贯通。比如马克斯·韦伯提出的“Charismatic Leadership”（克里斯玛型领袖，亦可通俗理解为超人领袖），对诸如希特勒、斯大林等政治强人，具有高度且准确的概括，并让人理解此类政治人物不断涌现的内在原因，以及其在政治场域中扮演的位置。又例如韩剧《浪漫的体质》里提到的邻避效应（Not-In-My-Back-Yard），“指居民或在地单位因担心邻避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而激发人们的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现象”，能用它来解释垃圾焚烧厂选址引发争议等社会议题，其实也相当贴切。
但是在专业词汇过剩堆积，步步发展为文科黑话的过程中，我们应当看到，文科黑话越来越成为思维懒惰的表现。在遇到具体事例时，一些沉浸于学术话语，或者似是而非其实懒于深入思考的人群，习惯于对事情进行简单概括，并使用“文科黑话”加以归纳。比方说，遇到任何存在雇佣关系的案例，都使用剥削、异化、规训。固然，在当下劳工议价权有限的情况下，在许多行业，底层劳工都存在被剥削的状况，但仍存在一些具体事例是不能用剥削来简单概括的，比如出版业常见的独立出版机构与作者、译者的纠纷问题，公益组织与小众青年空间的内部问题等，每一件事都需要具体分析，可如果还没深入分析，就使用文科黑话，讨论的议题焦点就容易被模糊，或者沦为一场符号式的话语狂欢。就像当我们都在说内卷，内卷也是被消解的。
调侃文科黑话的人，大部分就是文科从业者或“逃逸”人员。他们调侃乃至批评文科黑话，就是因为曾经深受其害，心知肚明这些黑话的鸡贼和无力，它们无助于解释现实，只会让我们对现实的认知更加混乱。所以，问题不在于“异化”和“规训”这些词汇本身，而是它们如何迅速被滥用，又在被滥用的过程中消解了对现实的反抗力，最后抑制激情、使人倦怠、令人在繁密的词汇之林头昏脑涨。
用调侃的话说，文科黑话已经成了注水产业链的一部分，它不是独立思考，恰恰阉割了个人的独立性，所以，反思文科黑话，不仅仅是反思一种陈词滥调，也是在唤起我们对生活的激情、对语言的懒惰和陈旧在根本意义上的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