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承认”零工了，两亿零工有保障了？还是“保障被剥削”了？
—— by 多数派Masses
文｜ym
随着近年关于外卖员、快递员的劳动困境成为一个恒常受关注的议题，主流对于零工的讨论渐渐趋向一个基本共识：即承认零工是维持社会日常运转的重要一环，但他们的劳动保障不足，特别是工伤方面。这一来是因为平台和零工的劳动关系模糊，加上无孔不入的算法和粗暴的以罚代管（请参考快递小哥跑得快 不如平台罚款多：快递／外卖行业“以罚代管”的成型与突破），外卖员、快递员在两面夹击下工伤悲剧丛生。虽然缺乏相关的全国统计，但从地方统计来看，2019年上半年，上海市涉及快递、外卖行业各类道路交通事故共325起，不少地方的工伤数据亦有上升趋势。当有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和报道零工困境后，舆论压力要求监管和整顿整个零工产业，当中以平台最为突出，提出以法律规管为主的诉求，如签署劳动合同、加入工伤保险。
这个基本认识似乎在影响着政府对零工经济的取态。事实上，最近一两年，政府对于零工的关注度有增加，尤其是在经济受疫情打击下，零工经济却发挥了就业蓄水池的作用。于是，零工经济进入宏观经济政策，成为政府试图解决失业问题的良方。
对于政府而言，社会经济发展减速，相应的新增职位也减少。如果从2008年开始看，到2020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平均升幅大概是0.005%，但同期新增研究生和普通本专科毕业生平均升幅有4.7%，如果加上中等职业教育的毕业生平均升幅也有2.4%。这虽然是很初步的比较，不是所有毕业生都会直接就业（可以参考一下2018年广东省中等职业教育的毕业生直接就业率为74.9%），但我们也要考虑某部分选择继续升学的毕业生实际上不过是延迟就业。所以在城镇新增就业缓慢但毕业生新增速度较快的情况下，每年的就业压力是相对较大的。
在这个大背景下，可以想象劳动成本较低的灵活用工方式为什么越来越流行，同样的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加入灵活且入行门槛较低的零工行列。以平台为例，去年平台吸纳了大量因疫情导致工厂停工，继而失业的制造业工人、高校毕业生和一些被企业辞退的白领。零工经济的确可以被用作“就业蓄水池”，可以稳定社会民生。
不过，随着平台经济进入垄断期，不同平台要继续设法追逐利润。于是，起初对外卖员、快递员的各行补贴消失，以罚代管等种种规训零工以降低劳动成本的手段越发激烈，导致零工的不满累积。据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显示，近五年每年有超过50起快递、外卖行业的集体行动，当中大部分涉合欠薪讨薪、反对资方调整薪酬计算方式（如果加入网约车，数据会再提升很多）。可以说，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不同行业的零工已经成为集体行动的常客，是抗争工人的新晋力量。
这一推一拉之下，政府被逼作出回应。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更是直接表示“支持各类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零工市场建设”，“承认”了零工经济的地位。然而来自政府的“承认”是否意味着零工们的权利得到保障？还是只是为资本提供了政治基础，让资本鼓足底气，全面走向零工化？本文集中讨论平台经济上的零工，首先追踪政府如何论述零工，然后看看近年来各地方相关的政策和法律变更，再以此讨论“承认”、“法律”和“零工”未来三者的发展。
承认零工？
笔者主要从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看政府如何论述零工。去年疫情期间的两会工作报告中首次直接提到零工，在稳企业保就业的主题下，报告指出零工从业者数以亿计，且将零工和低收入人员夹杂讨论，提出要以社保自愿缓交等稳就业。然而当李克强在记者会被问到如何看待失业问题，他则进一步指出不仅要采取更多扶持政策，而且要采取措施打破那些不合理的条条框框，让更多新就业岗位成长起来。
今年两会则更进一步，在阐述政府的重点工作时，明确提到“运用就业专项补助等资金，支持各类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零工市场建设”，具体措施包括“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加快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继续对灵活就业人员给予社保补贴，推动放开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随后的记者会上，李克强说得更明确，一方面继续鼓励增加稳定的就业岗位，同时也要“广开灵活就业的渠道”，而且特别提到“有的人一人打几份工，很辛苦，所以我们应该给他社保补贴，特别是要用机制性的办法来解决可能出现的职业伤害问题，给他们提供基本的权益保障。这也有利于灵活就业市场更加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从这两年两会对零工的说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细微而重要的变化：零工从一个解决失业问题、稳就业的方法，进化成一个和“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同等，需要政府给予资源“建设”的市场。特别是在平台深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成为很多人赖以为生的工作之后，怎么去回应零工经济是一个迫切的问题。而最终落在“零工市场建设”一说，实际上为整个零工经济提供了一个政治基础，即零工不是权宜之策、不是过渡政策、不是二等的就业形态，而是和正常稳定岗位平起平坐的，被允许的就业政策。换句话说零工被承认了就是一种正常的就业形态。
这种承认让笔者想起另一个“被承认”的群体——农民工。农民工是中国现代化的产物，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原本的城乡差距再被放大，城市的工业、第三产业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农村的农业收入又相对滞后，是三亿农民进入城市，到工厂打工的结构性原因。不过碍于户籍制度，即使农民工为城市建设——也包括资本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他们的权力和保障相始终及不上城市工人。
当然，政府早就意识到城乡的不平等结构所造成的大量不被认同的农民工会引发大量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即所谓“农民工问题”。所以在国务院在2006年发表的“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农民工被承认为“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见明确地指出要严正处理农民工的工资偏低、拖欠工资、缺乏劳动合同等生产环节问题；对于农民工的工伤、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以至农民工子女的平等教育权利、户籍制度改革都提出了实际工作方向。当年整个论调都是朝着“平等”出发，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十多年后，我们依然讨论着相同的“农民工问题”。多数派之前就评论过，农民工欠薪问题依旧严重，却被指责歪曲为“恶意讨薪”；依然有好一部分的农民工没有最基本的职业安全保障；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的再生产依旧面对结构性的不平等。
跟十多年前比较，或许农民工的状况的确改善了，但我想说的是“承认”这个问题。从农民工的历史状况可以发现，“承认”并不代表什么，反而是把原来的不平等“建制化”了，城市资本发展依然盖过一切，农民工却一直在同一堆问题中打转。然而“承认农民工”跟“承认零工”还有个分别：前者是承认你没有一些你应该有的权益，然后答应你会给你；后者是默许了你根本不需要某些权益。这部分我们可以从一些零工相关法例的变化讨论。
零工相关法例变化
国务院去年要求支持灵活就业的同时，提到“维护灵活就业人员薪酬、职业安全等权益，严禁拖欠劳动者工资。研究制定平台就业劳动保障政策。”然而我们暂时未见一个整存的“平台就业劳动保障政策”，只有零星的地方法例变更。比如去年11月，北京市快递行业的集体合同增加了包括工伤保险和安全保障的几项内容。今年3月，广东省人社等部门出台有关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办法（试行），将包括网约车、外卖、快递劳务等新业态从业人员纳入工伤保险参保对象范围。不过这项规定需要劳动者所在从业单位（组织）自愿选择为其单项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参保人员才可按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各项工伤保险待遇。刚过去的两会也有不少提案牵涉到这个问题。
如果硬要比较，有工伤保险当然比没有工伤保险好。但我们也要重申工伤保险只是最基本的劳动保障。再者，并不是所有零工都有和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多数派之前也有评论过，越来越多公司（包括但不限于平台）喜欢透过转包公司——一个看起来更酷的名字是灵活用工平台——把劳动力需求外包给中介，再由他们转包给个体。在这一例子中，企业节省了跟每个员工逐一签约的成本，零工却变成了“个体工商户”，和平台脱离了法律关系，实质上的劳动关系却没有变化。现时各地方政府提出的零工法律似乎仍未明确指出要如何处理这种法律关系和劳动关系分离的情况，到底要平台还是转包公司“自愿”参保呢？而如果政府的立场是要推动“零工市场建设”，那么这种转包公司肯定牵涉其中，那又如何同时确保平台可以省钱、转包公司可以赚钱、零工可以有保障？所谓灵活用工本身对于资本来说，就是一种减低劳动成本的方法——要不然为什么不直接加开稳定职位——如何期望资本有动机“自愿”选择为零工们参加工伤保险？从欧美等更早开始流行零工经济的地方看，他们的零工立法也大都只是给予零工妥协性的工伤保险和最低工资保障，并未赋予和正式劳工同等的权益。
所以为什么在可见有限的法律改变，以及当下主流的讨论都集中在零工的工伤保险和社保时，我对零工的未来是感到悲观的。因为结合上面“承认零工”的脉络去看，我们是否更应该退一步去讨论，是否有法律保障就等于足够？立法可以解决什么，不能解决什么？立法的同时是否进一步推动整个经济的零工化？
立法可以解决什么，不能解决什么？
正如上面说，所谓“承认零工”，其实是承认零工作为正常的就业形态。所以零工相关的立法，其实是在“承认”这种政治加持下的妥协，实际效果就是：我承认你了，再给你一些基本的保障，你就要乖乖继续做零工了。后果是，我们抹平了平台和零工之间的权力鸿沟，继而不再去讨论，零工本身是否合理？是不是否定了零工转正的可能性？未来的用功模式会从“公司+员工”完全走向“平台+个人”吗？
举一个例子，我们经常以为工伤是外卖员、快递员最关心的权益问题，但之前就有访问提到，其实对他们来说工伤反而是排得比较后的，更强烈的日常剥削是，平台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工资的结算方式。比如前一阵子春节，某平台为了留住外卖员在城市工作，推出貌似优厚的目标跑单任务，但实际情况大部份店家根本没有做生意，外卖员不可能达成任务。然后外卖员在网上吐槽发声若被平台知道，会被平台拉黑，那部手机亦不能再次注册，顿时失去了维生工具。
类似的情况较难发生在稳定的劳动岗位上，因为公司不可能会冒上较大的风险，随随便便改变合约内容。但在零工经济里，这就是“可以的”。所以说，只集中讨论工的工伤保险和社保真的足够吗？我们轻易接受了政治上“承认”和法律上的妥协，但资本和零工这个权力差异反而更加稳固了。这样说不是要全盘否定法律规管的意义，而是现时这种直观的立法想象，反而限制了我们思考零工出现背后的社会脉络，即经济不能再高速增长，资本为了节省流动成本，政府为了解决失业问题的产物（关于零工自由的吸引力，请看另文），在这个情景下，零工由一开始就是被压得死死的，不先把零工提到一个较为平等的权力位置，所谓“承认”、“立法”、“零工市场建设”就是强化这种死死的关系。
结论还是回到零工的自我组织，但我们也可以拓宽一点去想，一些零工平台的好，是否可以在更平等的劳动关系下被劳工和消费者所吸纳呢？就平台来说，很多人说算法可以提高送递的效率，然而关键是谁控制算法。我们也可以用算法，让外卖员、快递员掌握算法是如何制定的，一起讨论一个合理的送餐时间。比如说一个小区/商业区能否和几个外卖员建立平等的劳动关系，让他们专送这个区域，大家商议合理的派送工作量和酬劳，这一样可以在一个软件/平台上完成。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讨论和实践的方向。
综合这几天的讨论，我们想超脱“零工等于自由”，“立法等于保障”的框架，回到零工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去讨论社会零工化在宏观经济和个人层面到底代表着什么。随着零工越受重视，整体经济的零工化会不会离我们不远呢？那么零工就不只是平台劳工的事，我们现在更应该多讨论零工，才可以形成力量，导向一个真正对平台劳动者公平、有益的劳动和经济体系。
英高法判定优步司机为工人，是零工斗争界的喜讯吗
—— by 夕岸
近日，经过五年漫长的法律拉锯，英国高法一致判定优步（Uber）司机属于工人(worker)，几万名司机有望享受最低工资和带薪休假，还可以追回之前平台少给的收入，这成为欧洲零工斗争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立法。英国的立法进步，纵然抵消了全球零工待遇衰退的大趋势，却也暴露出目前零工运动过于强调争取正式雇员地位的归类斗争 (Classification Struggles) ，而在其他层面陷入泥潭的窘境。同时，以优步司机为参照系所做的进步性立法，也难以覆盖全球零工经济下多元化的劳工，很多人的劳权问题并不能在法律的框架下得到回应。
英美零工法律定性的分化
与英国优步司机阶段性胜利呼应的，是今年美国加州Prop22正式施行后低薪服务业劳工逐步恶化的处境。Prop22是以Uber和Lyft为主的硅谷公司主推的一项加州立法公投，用于推翻更早以前将所有零工视作正式雇员的AB5法案，去年11月在美国大选日得到了58.6%的多数票通过。Prop22将数字平台劳工定性为独立合同工（independent contractors），适用于不同于正式工的劳动条款和保护政策。尽管疫情下的零工多被视为必需性劳工，零工平台却以成本高企和保护零工灵活性为理由，拒绝将平台劳工纳入普通雇员的范畴。很多平台劳工也坚信AB5会让自己失去在多个平台灵活接单的机会，从而投票支持了Prop22。
围绕Prop22的动员过程，显示出Teamsters等传统工会和NGO在平台巨头组成的联盟面前的绝对弱势。在去年投票前，支持一方获得了2亿多美元的捐款，其中平台公司自己捐献了四分之三，其余由各种警察工会、少数族裔商会、甚至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和散户零工贡献，这个金额是反对法案一方募款的十倍，也打破了加州历史公投筹款数的记录。当劳工组织者在疫情下一户户敲门试图获得更多居民对零工的同情，科技公司只需要通过app向所有劳工和顾客群发动员邮件，就能促成对劳工运动的降维打击。上月，SEIU工会联合四位平台劳工向加州最高法院递交了起诉书，认为Prop22违宪，但此番努力暂时被法院搁置，未能力挽狂澜。
Prop22于年初正式实施，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其对劳工的负面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零工领域，辐射到广泛的服务业。连锁超市Albertsons就决定解雇几乎所有长期聘用的送货员，改用合同工，而在有Prop22加持的加州，该超市索性不再雇佣送货员，而是把业务外包给了去年刚上市的外送平台Doordash的劳工。同时，一些与硅谷有密切合作的游说机构、咨询公司和行业协会，比如由科技集团领导层组成的TechNet，和零售行业大佬起头创办的劳动力创新联盟，利用风口游说全国的传统零售、医疗、教育集团来更多采用灵活用工的模式。Prop22背后的执行团队则打算将新法条的原则发扬光大到其他州，去年末，他们获得了纽约州NAACP官方的背书。
除了动员游说组织抵消劳工运动的成果，回顾美国零工立法的斗争会发现，平台还十分擅长钻法律漏洞。根据纽约时报的统计，全美地方法庭已经累计294次判决Uber司机在某个州是雇员，但是Uber通过上诉再迅速撤诉的方式，让法庭无法做出最终裁决，以惠及平台其他司机。在没法采用这招的情况下，平台则往往诉诸拖延大法。AB5原本于2020年初就应当执行，然而平台通过不停上诉和威胁撤出服务让加州法庭不断延后执行的死线，直到Prop22推出让AB5停摆，而最终新公投的通过也让平台幸运逃过一劫。对加州劳工极为不利的状况还在于，立法修订Prop22相当困难，需要加州议会八分之七的支持加上州长签字，如此高的门槛需要一边倒的公众支持才可能实现。
零工“归类斗争”的局限
加州和英国的立法都围绕对特定零工劳动关系的定性，是一种归类学的斗争。有中文分析文章已经指出，英国的判例并未把网约车司机和普通雇员画等号，而是将其归入第三类高于“自雇人士”（self-employed）、低于“雇员”（employee）的“工人”（worker）类别。“工人”类别是英国特有的劳动关系类型，和自雇佣人士比多了法定假日、年假和全国最低工资。享有这些固然让零工的待遇得到了决定性的提高，却也似乎给零工的法律斗争设置了一个隐形天花板，让其他地区更容易施行妥协性的立法。
事实上，按照法条的内容来看，Prop22也并非就是英国判例的对立面，而是给了全职零工司机一些最基础的劳动保护，包括保障按照驾驶时间计算的最低工资，根据工作时长提供四成到八成加州普通雇员的医保和病假，和约两年的工伤赔偿，这些措施也构成了最近主要零工平台在加州大幅提高订单单价的借口。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被认为进步的英国立法，还是保守化的加州立法，都有着将平台劳工视为第三种劳工的倾向。从这个面向上说，英国的立法趋势未必就能激励到其他地区的零工斗争，反而可能让舆论过于关注分类政治本身，而不是每一项零工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平台在法律层面的细微让步，也会让工会和NGO在这个问题上面临巨大的道德压力，与平台对峙更容易被解读成过激的举动。
英国立法相对加州Prop22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反而是劳动关系外，对工作时间的重新定义。后者对劳工的保护标准极低，不仅表现在补贴数额不足，而且反映在法条并未将等待订单和开车到接送点的时间算入工作时长，从而将实际的时薪压缩到当地最低工资的一半不到。然而，此次英国高法判定，优步司机的工作时间要从打开应用那刻算起，因为即使在接单时间外，司机的劳动过程也是被严格调控的，长时间不接单的司机也会被强制下线。
这种思路并非英国人首创。纽约市的大部分网约车司机虽然还未争取到雇员的地位，在2019年起已经受到当地最低工资的保护，其工资计算考虑到劳工车辆的空驶率。换言之，订单之间的停顿加长，说明供大于求，劳工接单困难，平台应当给予司机更多的补贴。纽约新政实施后的数据也显示，司机的工资有了普遍增长，平台的利润也未有影响。受到纽约立法的启发，今年1月开始，西雅图的平台司机也有了最低工资的保护。
此外，平台劳工司机还在疫情下争取新的劳动权益。去年3月，纽约上诉法庭判定Postmates必须为旗下劳工提供对标正式工的失业保险，推翻了下级法庭拒绝赔偿劳工的决议。几乎同时，Instacart在罢工威胁下做了妥协，承诺延长带薪病假时间和更改小费系统。年中，纽约和宾州法庭又为部分平台司机争取到了失业保险。
归类斗争外具体的劳权斗争策略，还可以直接运用到其他服务业领域。比如在英国的居家照护领域，不论是正式工还是零工，护工在不同客户家和加油站间奔波的时间，和在客户处留宿的时间均不计入工时。而照护领域的私有化，又迫使劳工增加签约的客户数量，从而延长了其通勤时间。英国优步的判决，就有利于这些劳工开展后续的独立诉讼，争取独立于自己劳工身份外的收入，特别是疫情下的防疫支出和工时补贴。
优步化背后的多元零工
英美的零工判例都基于对本国平台司机劳动过程的解释，这一定程度上让案件更有指标性意义，却无法顾及当代零工经济在产业、地域和具体工种上的多元性。
相比依赖于大工厂的制造业，零工业态和从业者的内部差异更高。Prop22之所以能通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也恰恰是AB5立法者对零工经济过于大而化之的想象。一些特殊的自由职业者，比如专栏作家、翻译和发型师因为AB5规定而面临新的税务和工时限制。比如媒体机构为了避免正式雇佣自由撰稿人，不得不将其工作量压低到兼职的标准，导致劳工报酬减少。对这类情境的恐惧，是这些自由职业者支持AB5被废除的关键原因。一刀切的法条激化了零工内部的矛盾，最终让平台巨头渔翁得利。
去年，《销声匿迹》中文版的出版（详见澎湃“思想市场”对作者的访谈），已经让更多中文读者意识到零工不只是网约车司机和外卖骑手，而涵盖了从家政工、客服、家教到医疗人员的一系列跨国工种，每个岗位都有自己独特的处境。即使是同一个零工平台内部，劳工的境遇也往往大相径庭，这和劳工的个体生涯息息相关。比如一些印度女性尽管被在线平台剥削，却因为从事零工得以提升家庭地位。在线零工平台跨国特征带来的这种复杂性，也让归类斗争和传统工会策略变得低效。传统工会只在一国内部维护工人权益，并不能解决隶属于在线平台的外国人的权益问题，而Upwork和Mturk这类平台恰恰是大量外国劳工的生计所在。
一些学者还指出，英文媒体惯用的“优步化”（uberization）并非零工经济的普遍特征，而只是反映了公共舆论对男性主导零工领域不成比例的关注，这使得在城市空间不被看到的、非体系化的或是完全在线的零工类型更加隐匿。研究家政零工化的Ticona与Mateescu就发现，网约车和外卖平台倾向用话术将旗下劳工视作伙伴和用户，但care.com等公司却反其道而行之，通过提供官方税表，并强调家政工具备专业劳动者的素质和地位，从而吸引到中产用户。平台控制的核心在于定义劳动边界的权力，至于这种关系在法律和舆论中呈现出正式还是非正式的色彩，取决于工种、地域和劳工力量的涨落。
这次英国法官在判决书中，强调了标准化服务，比如统一定价是优步控制劳工的一大特征。但标准化服务存在与否，并非直接决定工作的剥削程度。在需要提供大量情感和创意劳动的零工领域，对劳工的控制恰恰在于劳工提供的服务是不标准、无法被量化的，从而可以进一步压低在社会经济上弱势群体的报酬。在几乎所有在线零工领域，不统一的报酬和拍卖竞标机制都让全球南方的劳工面临收入瓶颈。在笔者研究的游戏零工领域，一定的自由调价权损害而非提升了劳工的权益，因为在顾客面前的绝对弱势，让大量劳工在同行竞争下主动打折而非提升单价，而新手和女性受此机制侵害尤其严重。
对于人们熟知的平台服务而言，看似更严酷和集中的算法控制，有时候反而让零工有了统一的斗争矛头，这在针对亚洲平台经济的考察中都有所体现。研究者发现，直接隶属于平台的中国骑手相比隶属于配送站的全职工人更有抗争意识，而印尼的线下交通平台化后也出现了更多的劳工抗议。相比之下，更隐形的零工平台多依赖零散和不统一的人工控制，容易消解掉平台劳工集体维权的动力。
因此，当“优步化”成为一种默认出发点渗透进立法的逻辑，它所能保护的必定只是某些工种下特定的个体，总有零工被代表和遮蔽。来自英国的喜讯，不该成为继续“他者化”零工的推力，而应是理解其内在分化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