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口罩机后， 他们被困在了2020年

2020年12月16日上午，河南平顶山郏县圣光产业园8号楼3层，周世国和同伴们正从车间往外搬东西。周世国45岁，直到2020年年初，他的职业还是厨师，此后他一心扑在口罩机上。

和他搭手的是几个年龄相仿的中年男人，另有两个年轻些的，一个自称是地产公司员工，业余时间做些小生意，另一个是个头不高、面庞稚嫩的搏击教练。他们曾是陌生人，因为2020年初先后在圣光口罩厂投资口罩机而结识。

他们曾是8号楼3层的一车间和二车间的常客，如今只能以“还有些个人工具和材料未搬走”为由进入。这家出入口装有人脸识别设备的工厂，早已不欢迎他们。

车间停工许久，沉寂多时，靠出口的房间，原本摆满了口罩机，现在大多已被清空。再往里走，还能看到几十台口罩机，一排排未装耳带的口罩半成品静静地躺在履带上。要把东西抬到走廊，需穿过一间更衣室，走道狭窄曲折，两侧是米黄色的方格储物柜，几乎每格柜门上都写有黑字人名，大多是曾在这里安置口罩机的机主。

更衣室停用已久，昏暗无光，只有密密麻麻写满名字的方格，记录着车间曾经的喧闹。

“每天有一百多辆车往厂里运口罩机，把省道都给堵了”

这些陌生人的人生曲线最初交会于2020年4月。

在漫长的抗疫时间轴上，2020年4月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4月8日零点，武汉全面解封，76天的封城生活画上句号。在联防联控机制下，国内新增发病人数持续下降，抗疫重点转为防控境外输入。而彼时，周世国同样站在一个重要的人生节点。

周世国是河南安阳滑县上官镇武安寨村人。2020年初，他在郑州一家餐饮公司做厨师，月薪四五千元。新冠疫情暴发后，他早早返回农村老家，之后经历了封村封路。到了4月，很多行业陆续复工复产，可本地餐饮业依然未有复工迹象。

困在家中三个多月，坐吃山空，周世国越待越烦躁。他所在的上官镇距离长垣市仅有三十多公里，长垣在疫情前就是国内三大卫材基地之一。疫情暴发后，口罩产销在当地成为一桩“全民生意”，疯狂的市场、暴富的神话撩拨着一些焦躁的心。

周世国从滑县做塑料制品生意的朋友那儿偶然得知了一个“诱人”的商机——投资口罩机。据朋友介绍，河南豆瓣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注：以下简称“豆瓣医疗”，成立于2020年3月9日，经营范围包括生产、销售：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正在公开招租口罩机，开出的合同待遇丰厚：投资三十多万元买台平面口罩机（也称打片机），再雇一名技术员，顺利投产后，每天能拿到9500元的设备使用费，而生产所需的厂房、原材料和产线工人都由承租方解决，合同持续一年。

周世国算了笔账，按照招租条件，一个多月就能回本。之前长垣也有过类似的机器招租，但对方只提供场地并协助销售，原材料需要机主自行解决。比较起来，豆瓣医疗的合同优势明显。

除了高额利润，豆瓣医疗承租时使用的身份也是周世国甘冒风险的原因。据合同显示，甲方豆瓣医疗是圣光医用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伙伴（以下简称“圣光”），有权放置口罩机（平面口罩机/立体口罩机）在圣光进行加工生产。

据圣光集团官网介绍，圣光的前身是濒临倒闭的平顶山圣光医用制品厂，2000年由董事长周运杰承包。2012年前后是圣光的高光时刻，“圣光”品牌一度被原国家工商管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然而从2014年开始走下坡路。根据《河南商报》2019年底专访，周运杰及其高管把圣光由盛转衰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企业盲目扩张、短贷长投、战略错位。

2017年9月、2018年3月，圣光集团主要板块圣光物流和圣光医用先后进入破产重整程序。2019年5月，平顶山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圣光集团所属23家关联公司进入合并重整程序，接受所有债权申报总额超过103亿元，并指定郏县政府成立的清算组及中介机构为管理人。

周世国并不了解圣光的过去，“圣光在我们这片名气很大，再一听说是政府在管理，更觉得没问题。”根据公开报道，2020年1月底，即有工业和信息化部驻企特派员帮助圣光解决供应渠道等生产难题；2020年3月，平顶山三大国企平煤神马、平高电气、平煤机还宣布，共同援助圣光口罩生产线的安装、调试和生产工作。

“高收益、有保障”，投资者趋之若鹜。周世国回忆道，“我们去跟豆瓣签合同时，他们说机器差不多都招够了，最后好说歹说才同意和我们签。”据他所知，当时和豆瓣医疗签约的机主超过百人，许多来自河南农村。“一台打片机的价格大概在32万元，我只能拿出12万，剩下的钱是从父亲、弟弟和朋友那里借的，”周世国介绍，这种凑钱买机器的情况在农村机主中十分常见，“一台机器背后就是好几个家庭。”

4月中旬，周世国通过朋友成功从东莞“抢购”到一台打片机，随后，他跟机器同日抵达郏县。“当时声势很大，那么宽的省道，每天来往郏县的车辆能把路都堵上。”省道上如此，县城更是热闹。周世国回忆，2020年4月，从各地运来机器的外协厂商、口罩机主几乎把县城所有宾馆全部住满。

因为厂区短期运抵的机器太多，直到次日，周世国的机器才被起重机吊进8号楼3层2号车间。和他的机器码放在一起的，还有其他24台打片机。根据之前和豆瓣的口头约定，机器调试完三天后就可开工。

周世国满怀激动，期盼着机器能快速运转起来，尽快兑现合同中的丰厚利润。“既给自己挣钱，又给国家防疫做贡献，谁不想做这事。”

口罩生产流程

“我们看中的是资质，有没有生产能力并不关心”

和周世国一样，2020 年4月，任志强也在圣光工厂安置了口罩机。不同之处在于，任志强是代表丽水市贝茜防护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水贝茜”）和圣光直接签订的口罩生产合作合同。丽水贝茜与豆瓣医疗一样，同是圣光的外协生产厂商（下称“外协厂商”）。

任志强此前从事国际贸易。疫情暴发后，海外客户对防疫物资的需求暴增，他和合伙人在2020年4月9日创建丽水贝茜，并顺利拿到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向国内厂家或代理商采购防疫物资，出售给海外客户，赚取差价。疫情期间，这是桩不错的生意。

任志强在向安徽永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永易”）采购口罩的过程中了解到圣光。疫情前,永易的母公司在深圳，主要从事物联网以及智慧城市业务。2020年3月，永易经另一家厂商介绍，接触到圣光，后者当时正在广泛招募外协厂商。

据永易负责人李善会向本刊出示的一份《口罩生产线项目合作协议》，永易和圣光的合作方式如下：甲方（圣光）提供厂房、员工、水电、原辅材料、流动资金、灭菌设备等，乙方（永易）提供口罩生产专用设备；合作项目产出的口罩双方平分，属于乙方的半数产量，乙方需以成本价采购，其中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0.76元/只、医用外科口罩价格为0.86元/只，执行价格随甲方成本变动而变动。

3月中旬，任志强曾随李善会去圣光工厂考察。“当时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圣光的资质（编注：第二类医疗器械设备生产许可证）。至于它有没有生产能力，有没有设备，我们并不关心。就算没有，我们也可以去找一些设备方合作或者购买设备”，任志强说。离开郏县后，他在永易下了订单。不久，他再度返回郏县，与圣光签订了 “平分产能”的合作协议。

从协调和对接资源的中间商转为合作生产商，扎根越深，风险越大，最直接的诱惑仍然是利润。任志强测算，如果单纯下单，利润“也还可观”，如果跟圣光合作生产，按照合同，利润会“非常好”。任志强称，当时贝茜有大量潜在订单，“市场价在2.5元/只时，我们会签一个2元/只的长期合同，比如10个月，期间所有口罩客户会按2元/只付费。长期订单可以规避市场价格波动，保证利润稳定。”

因为合同签订的时间比永易晚了近半个月，丽水贝茜和圣光约定的采购成本价稍有上升（医用外科口罩为0.9元/只），但对比外接订单价，依然有较大的利润空间，这也让任志强默认了圣光删掉合同中部分“违约条款”的举动。

2020年4月，口罩机售价高昂，部分知名品牌一拖一口罩机的价格可达每台70万元左右。任志强估算，永易在口罩生产设备上的累计投入超过一千万元。和永易一样，任志强购买口罩机的资金部分来自客户预先支付的口罩货款。

“3到5月，这种设备进厂、产能分配的合作方式在国内非常流行，不只是郏县，山东、广州、浙江都有。”任志强介绍，在圣光，像丽水贝茜、豆瓣医疗这样的外协厂商曾有百余家。这种合作建立在各取所需的基础上，“很多有订单的企业不具备生产资质，而有生产资质的大多是像圣光这样注册较早的老厂。那时候国内产能释放得很快，厂家都在争取国外订单，会看重合作企业的外贸能力，比如我们手上一些高价的、长期的订单。”

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圣光创始人周运杰将疫情前处于破产重整状态下的圣光形容为“一个病人”，“无论从声誉还是信誉上都受到创伤，经营面临一定困难。”他介绍，疫情之前，圣光仅有5台口罩生产设备，虽然疫情后购入58条平面口罩生产线，但自有产能远远无法满足国际市场需求。考虑到国内市场逐渐饱和后，可能会有大量“小乱差”设备商因不具备出口资质或缺乏海外订单而产能闲置，圣光管理层做出了利用自身优势整合市场资源的决定，希望通过设备合作快速扩充产能。

疫情之下，围绕手握口罩生产资质的圣光，一个看似多赢的利益链条迅速串联起来：对于破产重整中的圣光，以品牌和资质为杠杆，撬动闲散社会资本，迅速组织大量生产设备进场，并引入有外贸能力的公司，如若资源整合得当，就能转危为机；对于永易和丽水贝茜这样的公司，背靠圣光，有机会将自身优势资源转化为市场收益；对于周世国这样的个人投资者，可以借助豆瓣医疗这样的平台，将机器安置在圣光生产，不仅能一洗复工无望的苦闷，还有可能赚取超额利润……

然而，现实并未沿着外协厂商和机主们设想的道路行进，硬币的另一面很快翻转过来。

外协厂商无法释放产能

据李善会介绍，2020年4月下旬，永易的机器一直在调试，但产能释放卡在了包括熔喷布等核心原材料的供应上。

那段时期，熔喷布普遍供应紧张，市场分为政府管控市场和非管控市场。前者货源来自大型央企，价格较低，但多采取定向供应，无法满足所有市场需求。而非管控市场的熔喷布价格则一路高涨，同时频现生产无序、以劣充好等乱象。

“一开始是没有原材料，后来能提供了，质量又常不合格，也会导致生产能力下降。”李善会回忆。

周世国的处境更糟。他的打片机自运进车间后，一直没能开工。打片机产出的是半成品，只有口罩片没有耳带，需要另配点焊机才能产出成品。点焊机由豆瓣医疗出资添置，最初豆瓣给机主配备的是单点点焊机，一台打片机需要配备多台单点点焊机。“打片机出片快，但点焊机点得慢，当时除了打片机，其余位置堆满了点焊机，又占人又占地，也不好管理。”于是，单点点焊机逐渐优化为双点点焊机。

周世国记得，点焊机往往几天才能到位几台，运达后还需要安装和调试，“打片机早就调试好了，一直无法开工就是因为点焊机。” 到5月中旬，一车间率先调试好机器，开始生产，而周世国机器所在的二车间仍在等待设备调试。彼时，熔喷布的供应依然紧张。据一车间的多名机主回忆，当时厂里仓库每天会分配一到两次熔喷布。“说是分配，其实工人都是趴在熔喷布上抢。你不抢，机器就干不了活。强势一点的，就能多抢来那么几十公斤。”一名机主对本刊回忆。

这样拼抢熔喷布的场景，永易并未经历。据李善会妻子吕哲香介绍，前期熔喷布供应紧张，影响生产，他们曾花费大量精力和资源协助圣光外采熔喷布，并着重维护了“和部分圣光管理人员的私人关系”，“和他们（个人机主）比，我们付出真的不一样，所以能拿到的熔喷布数量也大一些，生产能力就比较强。”

吕哲香回忆，2020年5月1日到5月10日，永易的设备累计生产了几十万只口罩，越往后生产越快， 5月11日到30日，总产量达到850万只。

可变数再度袭来。

单方面变更合同、车间被消防查封

进入到5月，圣光集团突然宣布终止与外协厂商平分口罩产能的协议。

“5月10日，有朋友发给我们几张图片，内容是圣光内部群公示的一则通知，宣布取消口罩产能分成模式，统一改为支付加工费，以规范管理。文件落款日期是5月1日。”李善会称，这是他第一次得知圣光不分产能的决定。

任志强则回忆，同日，丽水贝茜的一名负责人被通知开会，会上圣光宣布“不分产能”，称变更原因是“部分外协厂商的口罩售价低于圣光，扰乱了价格体系”。

“最初，有外协厂商（每只口罩）七毛多的成本价拿货，卖三块钱，我们自己是卖一块多。后来成本价上涨到（每只）两块多，我们自己卖三块，有的厂商又在外面卖两块七、两块八。四月份这种现象很严重，很多客户都反映到我们这里，影响了品牌声誉。”周运杰对记者说，他目前是圣光集团最高决策委员会成员。

“我们肯定没有扰乱价格体系，大家可以当面核对合同，我们同期签署的合同价格都是高于圣光的，”在任志强看来，这次会议“不是探讨，就是通知”。

2020年12月16日，车间里大多数外协机主的口罩设备已被清空。

周运杰称，圣光曾在2020年4月28日召集部分外协厂商开会商讨变更分成模式，“不能说百分之百同意，有些人不同意，也得服从多数的意见，保护大家的共同利益。”不过，永易和丽水贝茜均声称，没有接到通知参加此次会议。

在四川明之鉴律师事务所杜斌律师看来，周运杰“少数服从多数”的说法在法律上立不住脚，“在没有获得乙方同意的情况下，圣光单方面变更合同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圣光无权强制乙方执行所谓多数人同意的新条款。”

虽然“平分产能”的模式是之前促成合作的核心前提，可多次沟通无果后，考虑到前期投入巨大，任志强选择继续生产，领取加工费。同时，他也持续与多方沟通，并拒绝签署新的协议和保证书。

圣光集团宣布“不分产能”的文件出台，意味着李善会和任志强从自带订单、平分产能的外协厂商“降级”为加工商。由于不再平分产能，后者期待的“低买高卖”难以为继，更急迫的问题在于，原有的交货模式也被打破了。由于部分客户预订款已被用于购置和添加设备，以及支付员工工资、住宿等开支，为了履约5月前已经签好的交货协议，任志强只能从圣光或者圣光的代理商处拿货。

“从圣光那里拿货价格都很高，最高到过3.7元/只。后来我们转而跟另一家企业拿货，那家企业因为跟圣光高管关系好，能以较低价格拿出一些货，他们给我的价格在每只2.35元到2.45元”，任志强说。

在任志强看来，“平分产能”的废除将自带订单的外协厂商逼入了一条死胡同。“我们接的大多是海外单。海外国情不同，审核流程长，资质报备过审后，无法更换成其他品牌。”

任志强介绍，当时所有口罩出货都需圣光管理层拍板，除了出价高，也要看“关系硬不硬”。李善会向本刊出示的多份银行转账记录显示，其公司早在4月就开始向圣光买口罩以完成客户订单。“那时候机器产能还没上来，为了履约，我们从圣光高管手上买过几批不含税的口罩，直接把款打到个人账户上，单价比我们接的订单价还高。”李善会提供的转账信息显示，这种公户转个人户的操作从4月9日持续到5月2日。

与圣光集团的原有协议被迫更改后，外协厂商陆续发生大量订单违约现象。任志强出示的一份立案时间为2020年6月9日的法院民事调解书显示， 被告丽水贝茜若无法在6月底及时交付口罩，需要返还原告数百万元的货款、数十万元的违约金以及财产保全费等。这份合同的签订日期就在2020年4月30日，圣光集团决定终止平分产能的前一天。

上游厂商签订的平分产能合同无法执行，影响迅速传导到了周世国这样处于利益链下游的个体机主身上。

据豆瓣医疗负责人黄颜凯介绍，从2020 年4月机器进驻到5月31日，豆瓣招募的所有机器一共生产了近200万片成品，另有两百多万片半成品。“加工费也是圣光单方面通知，一降再降，不同意就不给结账，”黄颜凯称。除了向部分提供机器参与生产的机主支付相应的加工费，豆瓣医疗始终没能兑现之前合同约定的单日近万元的机器使用费。

周世国的打片机所在的二车间，双点点焊机直到5月底才陆续调试完毕，他原本期待6月能开工，可希望再度落空。6月2日上午，8号楼突然被消防查封。

本刊记者从郏县消防救援大队获取的一份落款日期为2020年6月2日的“临时查封决定书”指出，临时查封8号楼的原因是“建筑消防设施严重损坏，不再具备防火灭火功能”。

从6月2日被贴封条到6月下旬解封，再度失去的二十来天，让周世国愈发焦灼。从4月进驻，一直到6月底，他的打片机一片未产， “丰厚利润”的幻梦一步步踏空。

生产销售乱象：

用白板口罩、改生产日期

出问题的不仅是合同，还有口罩质量。

白欣（化名）是宁波一家贸易公司的负责人。2020年4月初，白欣开始接触永易，后者出示了与圣光签订的产能分配合同。她觉得“厂商联谊”是“不错的资源整合模式”。4月24日，她的公司与永易签订采购合同，约定以2.5元/只的价格向永易采购1000万只圣光品牌医用外科口罩，并于5月16日一次性出货。

到了交货期，这批货却引起了白欣的质疑。5月23日，她来到郏县找圣光做产品鉴定。在比对了合格证字体等信息后，圣光判定她收到的那批货物为假冒产品。得知结果后，白欣全数退货，并要求永易退还货款。因为永易严重违约，白欣所在公司后来将永易告上法庭。

客户的出货期在6月1日，为了不违约，白欣必须在一周内从圣光买到1000万只口罩。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要在如此紧张的时间内备齐货，难度很大。在圣光的配合下，白欣以 2 元的单价购买了800万只，并通过代理商购买了另外200万只，按时完成了交付，“中间打点了很多人。”

白欣在郏县待了一周，以确保货物不再出差错，那一周被她形容为“人生最灰暗的时段之一”。

虽然圣光出厂的800万只口罩手续齐全，但白欣对这批货物的实际来源存疑。在圣光厂期间，白欣曾看到一箱箱没有包装和品牌信息的口罩从货车上搬运下来。这些被业内私下称作“白板口罩”或“白片”的“三无产品”构成了她那批货物的主体。

2020年12月16日，圣光厂门外一棵树上的口罩机广告。

根据圣光提供的资料，部分外协厂商在生产中多次出现不合规操作，比如口罩不遮鼻、不穿洁净服进车间等。外协厂商认为这反映了圣光车间管理混乱，圣光则认为管理不善的责任在外协厂商和个人机主

“白板口罩”并非唯一的问题。白欣透露，这800万只口罩在出厂前还被拆箱换过批次。“换批次就是把生产日期往前调。”她解释。

医用口罩通常采用环氧乙烷灭菌，灭菌后会在口罩上残留，残留物不仅会刺激呼吸道，还可能致癌，所以要求通过解析方式，使残留的环氧乙烷释放，经检测达到安全含量标准后，才能出厂上市，解析消毒的标准流程一般需要7天到半个月。

调整批次后，白欣那批口罩的生产日期被改为2020年5月初。据白欣介绍， 换包装的费用是20万元。“这是你情我愿”，虽然不安，但在那种环境下，她选择遵循游戏规则。

然而，这批口罩还是出现了质量问题。“客户多次对货物进行抽检。截至2021年1月6日，十份测试报告中有四份未通过血液穿透测试。目前海外客户要求我们补发同型号医用外科口罩800万只，并承担由此产生的验货、测试、国内外陆运、海运费及港杂费等。”2021年1月11日，白欣介绍说，“我们已经发函给圣光。”

李善会透露，他在4月下旬曾帮圣光去云南、南昌等地搜集过“白板口罩”的货源。 “圣光有一套验收标准，样品检测合格后，圣光会定期定量采购。不过因为我收来的样品送检后都不达标，就没有促成大批量交易。”李善会回忆。

另一名与圣光集团签订平分产能合同的企业负责人也向本刊承认，曾给圣光送检过“白板口罩”样本。据该负责人提供的数份落款日期在2020年4月的口罩检测结果，这些“白板口罩”的来源厂商包括“山东永鑫”、“河南飞达”等。

如果各项标准达标，厂商是否可以将“白板口罩”包装后以自有品牌销售？2020年12月17日，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李相法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明确表示，这属于违法行为。

李相法同时向本刊证实了“市场监督管理局曾查处过一批‘白板口罩’”的传言。他介绍，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曾于2020年6月10日左右接群众举报，前往圣光检查一批可疑口罩。执法人员到场后，在圣光厂门外发现一辆装有大量口罩半成品的货车，这些口罩半成品没有独立包装和商标，总量达到200万只，该局当场查封扣押了这批货物。

不过，圣光并未因此受到处罚。“经查，这批货不是圣光生产的，也不是圣光购买的，（之所以停在圣光大门口），是为了找地方检验。因货物是从长垣流出，在向省局汇报后，我们把案件和前期调查结果移交给了长垣市场监督管理局，他们对长垣相关厂商做了处罚。”李相法说。

周运杰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否认了圣光曾经购买过“白板口罩”并更换生产批次等情况。

圣光：外协设备带来了“一些烦恼”

2020年12月17日，在被问及如何看待圣光集团2020年的表现时，周运杰表示“基本满意”，“不满意”的是外协口罩机带来了“一些烦恼”。

圣光出示的文件中附有多张外协厂家（包括豆瓣医疗、永易、丽水贝茜）外聘生产人员不合规操作的图片，其中就包括不穿洁净服进车间、生产时口罩没有遮挡住鼻子、物料遮挡消防通道、私自丢弃物料等行为，并有警告处罚通告。在他看来，合作期间几家公司不同程度存在设备进场时间慢、设备模块不匹配、生产管理不规范、质量管控不严、拖欠员工工资等问题，也给圣光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周运杰认为，圣光集团不应该为他人的投资亏损负责，“疫情发展和市场变化，谁也预判不了。我们一直没有保证他们能生产多长时间，也没保证他们能赚多少钱。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他们没有这个心理准备，有失落感是肯定的。”

不过，在杜斌律师看来，圣光集团至少负有两方面责任：首先，废除产能分配模式，单方面变更合同，属于违约行为；其次，6月消防查封是因为场地消防设施严重损毁，圣光负责提供生产场地，理应负有赔偿责任。

然而，目前无论是豆瓣、永易，还是丽水贝茜，均未起诉圣光。另一家外协厂商曾私下表示，法律途径不是最好的选择，“如果起诉，首先面临起诉金额的问题，如果计算企业的潜在订单损失，起诉费和保全费加起来是笔不小的数目，这还不算聘请律师的费用。以我们现在的经济状况，已经很难承担得起。”

除了诉讼成本，外协厂商面临的更大困境在于赔偿难落地。“圣光目前处于破产重整状态，偿付能力有限，即便外协厂商最后打赢了官司，很大可能短期内也拿不到钱，这背后上诉人既要付出经济成本，也要承担较大的时间成本。所以最好的方式还是双方协商解决，”杜斌律师向本刊分析。

根据圣光早前提供的资料，疫情期间集团各企业克服重重困难，保障生产：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到2020年12月中旬，圣光集团累计供应医用防护服 487万套、医用手术衣1179.36万套、医用口罩 5.388 亿只，其中，主要发往武汉的医用一次性防护服累计43.986万件，紧缺时占全国供应武汉总量的三分之一。周运杰介绍，目前圣光的重整已经进入尾声。据大河网2021年1月11日报道，圣光集团目前已完成战略投资招募工作，破产重整阶段性目标实现。

虽然任志强曾屡次表达对当地营商环境的失望，但他并没有彻底斩断和圣光的合作，“我们之前向有的客户报过圣光的资料，他们有补单需求时，我们还会来拿点货。”2021年1月6日，本刊再次采访任志强时，他依然在做医疗防护用品的生意，“口罩、疫苗、试剂、防护服”都有涉及，主要是跟广东和江苏的公司合作。他称，“最近订单很多，相比年初，有更多合作伙伴可以选择。但现在利润太低，去年投资的亏损短期内很难弥补回来了。”

吕哲香和李善会的境遇差不多。“一边处理起诉官司，一边在做着小生意，但对于还债务远远不够。”2021年1月8日，吕哲香对本刊说。

而对于周世国，选项则不多。2020年6月底至7月初，周世国的打片机就从圣光厂拉走了。“当时豆瓣说会重新招募自动化程度更高的一拖一机器生产，利润给我们分成，约定两个月内每位机主提够25万元为止。可现在到手的也就万余元。”

机器从圣光拉出来后，周世国没好意思拖回家，一直停放在镇上朋友家，“现在一台打片机2000元都卖不到，机型早被淘汰了，已经是一堆废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