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y douban Fuge
毫无疑问，洛杉矶大都市圈以及它所处的南加州，在都市研究层面已经成为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被无尽的重复讨论了。在影视作品中，无论是波兰斯基的黑色电影《唐人街》作为隐喻那个错综复杂龌龊粗俗的险恶故事的物理化身，讨论官商勾结唯利是图的30年代天使之城背后的污浊与野蛮；还是斯科特的科幻片《银翼杀手》中作为设想的未来赛博朋克世界的载体，伴随着阴暗潮湿泥泞不堪的混沌大都会，绝望展现反乌托邦的“高科技低生活”环境，洛杉矶因为与众不同的都市结构而成了各式文化交流碰撞的催化剂和修罗场。 正如LA School的Edward Soja所观察到的，洛杉矶既是一个例外，也是一个规则，它是一个揭示一般情况的特例。
从地理环境角度看，洛杉矶所处的南加州原本是夹持在海洋与山脉之间的一处地带，超过一半的土地被沙漠所覆盖，相比北加的弯区并不是适宜人类的理想居住地（事实上洛城在发展过程中一直把弯区当做竞争对手看待，同时也形成全然不同的都市文化）。经过19世纪末美国镀金时代的不动产投机，吸引了大批中西部农民和手工业商贩前来购买土地进行开发，到20世纪20年代逐渐形成了人口规模超过百万的大型城市。但就像Mike Davis所指出的，“这种地域之间大规模财富流动产生的人口、收入和消费结构，与洛杉矶的实际生产物质基础不成比例。形成了尚在前工业化伪装下即完成后工业都市的悖论。” 由均等主义作为指导，土地过度无序开发导致的对于洛杉矶的刻板印象，通常是在平原上按照模数分割的网格地块，剩余部分形成交通网络。在下城以外的区域，放眼望去是无尽的两层楼高独栋房屋，聚集在难以辨别的社区，被无尽的高速公路割裂。正如很多文本试图解释的那样，与其把洛杉矶看做是一个城市，倒不如把它当做十几个城镇通过共享的基础设施(交通，通信，市政服务)串联起来的一个大型都会。
在时间线上追溯这个状况的原因，可以发现洛杉矶的发展史基本就是一部基础设施建设的历史。如同羊皮本一般，交通系统覆盖了大都会区的基本结构。最初的铁路线路在19世纪从下城辐射开来，然后同样的路线在20世纪被高速公路复制并层化，成为洛杉矶的骨架。对相邻土地的细分，沿着这些大动脉进行开发，从而构成整个都市区域的真实状态。某种意义上讲，随着汽车业务的不断增长和公共快速交通的衰落，洛杉矶在流动性上找到了自己的身份认同和地域独特性，并以高速公路为具体意象树立了自己的纪念碑。
导演迈克尔曼于2004年拍摄的惊悚片《借刀杀人》，一样是发生在洛杉矶的犯罪故事，却因为迈克尔曼借助于Viper数字摄影机的高清质量，使得夜色下的洛杉矶展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质。清冷的荒芜感代替了阳光沙滩和繁华都会的惯常形象。本文并不想对具体的故事情节或者其中的人物形象本身作出分析，而是想通过作为背景的基础设施的角度来观察洛杉矶，在迈克尔曼的镜头下是如何成为隐喻，使其具有丰富的文化指涉性，在这个层面如何影响都市生活的。
高速公路网：作为都市生活的对立面
无论在市中心建造什么样的玻璃和钢铁纪念物，洛杉矶的本质——它真正的标志性特征——就是流动性. — Reyner Banham
洛杉矶在1950年代艾森豪威尔主政的福利资本主义时期大力兴建了绵延数百平方公里的高速公路网络，伴随着二战后美国汽车工业的蓬勃发展和推波助澜，以此二者为基础线性开发工业设施，商业区域和住宅社区，形成了南加州特有的“urban sprawl(都市蔓延)”景象。英国建筑历史学者Reyner Banham由衷的赞美洛杉矶，将它和19世纪奥斯曼男爵改造的巴黎相媲美。这个经过基于巴洛克美学的大规模更新的欧洲城市的特点，是拥有宏伟的轴线（高效的可达性），高耸的纪念碑（视线逃逸点），几何特征明显的交通节点（具有纪念意义的公共空间），以及整齐划一的临街立面。城市生活通过刻意的空间引导和从大到小的系统性修辞学塑造，成为当时新兴资产阶级趋之若鹜的场所。
这样的类比应该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方面洛杉矶从俯瞰的城市规划角度观察，类似形象鲜明的巴黎林荫大道，高速公路系统作为巨大的区域性基础设施，给大都会形象塑造带来了深刻烙印。超大尺度的连续人造物自身甚至已经成为了都市中的地域景观。并且本来源自于追求极致流动性和可达性而造成的自我繁化赋予了这个系统某种神秘的视觉崇高感。作为在现代主义高潮中成长起来的信徒，以及被伦敦恼人落后的交通所困扰的学者，Banham在1968年对洛杉矶进行了一年的考察访问，可以看做是对当时被描绘成美好愿景的未来城市的体验，惊叹于高速路网带来的高效率和便捷性（选择性忽略了堵车）。另一方面，巴黎在一整套视觉“再现”意义上的语汇基础之下，从技术层面也对都市进行了彻底的现代性改造。以美学为掩护的实用性(utility)体现在清理，运输和配套这些现代性的概念中，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得巴黎经历了最深层次的结构变革，道路的概念产生了变化，在一种复合的机制上，赋予了多样化的功能，成为了19世纪先进现代城市的代表。类似的，洛城的高速路系统同样被当做那个信奉技术至上(technocracy)物质化表现，通过一个无障碍网络系统实现现代性追求的流动性和即时性，是技术进步可以给人类带来更美好生活的证明。
但Banham所忽视的一点是，一方面当步行系统被锁入了个人汽车这一封闭的金属器皿之中后，他所经历的能够无缝交互的都市生活也一去不复反了。留下的只有始发地和目的地两种明确的可能性，杜绝了其他一切的偶然性的发生。高速公路彻底站在了都市生活的对立面。Walter Benjamin描述的游荡者(flaneur)漫步在巴黎林荫道上对“意外”的模糊期待变成了封闭的隧道化的确定性过程。另一方面，巴黎在奥斯曼的改造过程中始终维持在一个总体网络的控制之下，通过等级化网格的层级叠加，使其中每一层都从属于一个星形的网络，形成了高度结构化的区域划分。按照美国建筑历史学者Kazys Varnelis的观点，假如把洛杉矶的高速路网看作是一个场所的话，那么这也是一个自我隔绝于城市的场所。表面上高速公路将分散的各个城市区块相互联结起来，但却消除了任何有凝聚力和渗透性的区域规划的可能，促使该地区进一步分散为单独的实体，每个实体都寻求更大的自治力。高速公路网看似四通八达，但被连接的每个地区却并不会出现一种整体感，因为其中的居民只有无可奈何的经历从一个下匝道到另一个下匝道的单调过程。
没有人行道的都市
汽车作为原子化的个人主义表征
人造的自然地形
在《借刀杀人》里，伴随着杀手Vincent和司机Max在夜色洛杉矶穿梭的一直是那辆红色出租车。汽车这样一个金属盒子作为人格化的外延，某种程度上代表了Max这个洛杉矶土著的困境。Max的夜晚生活几乎全部发生在这个移动的交通工具之中，承载它的高速路网虽然是洛杉矶极致流动性的终极体现，他来去自由但却无法参与(engage)到任何活动中。电影中出现的拉丁社区，爵士俱乐部，韩国城，每个都具有丰富的文化表象。但这种片段式的累加并不能达到1+1=2的效果。高速公路基础设施并未将城市引导向建筑师与规划师所期望的方向，不同族群之间的沟壑并没有因此得到消弭。甚至因为它非人尺度的庞大钢筋混凝土和钢架结构的冰冷形象，自身成了消极空间的象征。
只有在翻车之后，司机Max的困境陡然发生了转变，从刚才被控制的游戏玩家变为掌握主动权的搅局者。逃离了汽车这个囚笼，原子化的极致个人主义在导演镜头下的崩塌代表了都市生活的重生。都市主义孕育的其他可能性让Max有了选择的权力。而最后杀手与司机二者困境的解决也发生在代表公共生活的捷运列车之中。这大概指明了迈克尔曼某种批判性的理念，他借Vincent之口表达了对洛杉矶的看法：too sprawled out, disconnected…whenever I am here, I can’t wait to leave.(太过分散，没有联系…每次来这儿，我都巴不得快点离开。)
the collapse of automobile and the reborn of urbanism
停车场/加油站：混杂(hybridization)带来的多重可能性
加油站是洛杉矶的公共纪念碑。 — Reyner Banham
作为高速路配套基础设施的停车场和加油站密密麻麻的占据在洛杉矶各个角落。从功能的结构层次上来说，对于整个路网系统这两类设施扮演的是类似锚固点的坐标系角色。都市人停靠下车，然后通过它们进入建筑物开始工作，或是在户外参与公共活动。
但作为物质形象的二者却只是另一个不可见网络的红鲱鱼，就如同海面上漂浮的冰川，它们只是露出水平面的八分之一的视觉伪装，更多的非可见内容则隐藏在海面以下。我们的注意力往往被像Frank Gehry的迪士尼音乐厅这样的构筑所吸引。它们作为资本进一步渗透文化的产物，通过视觉展示体现了当代城市作为文化场所的角色。但当我们被Gehry扭曲弯折的金属板产生的奇观所迷惑时，一个更重要的都市组成部分却被忽视了。Lewis Mumford通过对”Invisible City”的阐述描绘了一个不同于地表之上，由建筑物，自然景观，交通系统等等有形之物组成的城市环境。他认为在另一个看不见的世界，一个被电缆，贸易，代码，协议和资本所组成的网络社会(networked society)才是真正统治都市生活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当停车场和加油站这样基础设施的物理化身和这个隐藏的网络社会相互混杂(Hybridization)，或许对于都市生活而言能涌现一个新的空间类型。
作为“凝视”对象的迪斯尼音乐厅
如同无限流动海洋中的灯塔，加油站被拓展延伸为商业场所。
相比于出租车内封闭空间的剑拔弩张，在停车场的对话是二人首次以轻松的态度相互交谈（去听爵士现场）
Reyner Banham在访问洛杉矶的旅途时拍摄的纪录片里面曾表达过：加油站就是洛杉矶的公共纪念碑。仔细分析这句话会发现一个诡异的矛盾，加油站作为石油公司所属的私有财产，和公共性扯不上丝毫的关系。更别提它的视觉形象普遍是一处遮蔽的屋顶下几个加油点，旁边搭配低矮的平房，附属一些类似超市的商品交易功能。与以往纪念碑所需要的崇高仪式感也毫无联系。这就好像Venturi“向拉斯维加斯学习”一般的惊世骇俗(当然Banham的宣言要比Ventrui还要早个几年)。但或许Banham给予它这样的角色，可以认为是因为首先加油站所代表的石油工业是整个汽车工业的命脉，对于一个依赖个人交通如此严重的城市，加油站对于洛杉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次，因为附加的超市的附加功能，加油站或许扮演了这个广袤的流动性海洋中的灯塔。行驶者在加油站发生贸易，产生互动，进行交流，打破了原本的封闭隧道。由基础设施的功能提供的场所做到了不同社区或商业空间无法形成的融入。
外部环境的荒芜与内部空间的繁茂相互之间并不对等
Max为了寻找最佳的信号而跑到了多层停车场的屋顶。
停车场作为高速路网与建成环境的接驳点，原本可以看做一个由外界环境介入内部空间的过渡场所，在建筑学视角有足够潜力可供发挥的冗余。建筑师Doug Suisman在他的Los Angeles Boulevard一书中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认为“到达”和“进入”这两个事件是车道和建筑之间非常重要的过程。在传统的城市景观中，过渡性的入口往往具有模糊性，具有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但由于洛杉矶停车场和车库的建设的位置(特别是在建筑下方，建筑背后，和建筑屋顶上的)，到达区不仅是被放在私有财产内部，而且从汽车到目的地的“体验路径(experiential path)”完全的公共领域消失了。虽然它仍然打着效率的旗号，但举行公共活动的机会却大大丧失了。洛杉矶道路上的车流形成了一堵“移动车辆墙”，在这堵墙的后面，大道上的社区不得不从公共领域撤退到私人领域。停车场因而变成了完全消极的场所。
片中Max为了获得最佳的信号而跑到多层车库的顶层去打电话，停车场作为物质基础如放大器(Amplifier)一般加强了那些无形的基础设施(信息流)的重要性。在这里通信设备与交通的功能配套混杂成了一种新的基础设施，两类原本互无联系的设施相互干涉在无意间提供了多样的可能性。停车场不再单单只是作为了无生气的单一功能得到运用，而是在类型的混杂中重新获得能量。21世纪的建筑学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许多尝试，比如HdM在迈阿密的1111 Lincoln Road停车场项目，混杂了例如餐馆，咖啡店这样的商业功能，同时利用它的开阔空间，也举行一些艺术和社交活动。充分挖掘了基础设施参与都市生活的潜力。或者像荷兰NL Architects未竟的尝试Parkhouse Carstadt，从重新审视汽车与城市的关系入手，将插入阿姆斯特丹老城市中心的停车场视为激活都市生活的催化剂。NL Architects挖掘并重构了“巨构”在1960s欧洲如火如荼的城市更新运动中的意义，把都市功能(urban program)和停车的行为结合起来(“Integrated Parking”)。具体操作上，多层车库被视作道路的延伸，同时将建筑的屋顶视作基础设施的一部分(Roof=Road)，按照坡度规范反复折叠褶皱之后的结果，便是能够容纳其他类型商业办公和居住功能混合体，并且因为引入了不同标高的平台，获得了从不同视角观察老城的可能。
Herzog & De Meuron | 1111 lincoln road car park, Miami
NL Architects | Parkhoue Carstadt, Amsterdam
过街天桥：殊途同归的步行高速公路
城市和城市生活的本质是互动，而不是场所。 — Malvin Webber
作为一处剧情转折发生的场所，穿越高速公路的过街天桥同样作为基础设施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为数不多的步行设施，却在空间体验上并没有和高速公路有什么不同。同样是被隧道化，甚至因为安全性的考量而从三维上安装了全方位的金属网，成为了流动的“牢笼”。步行从原本孕育都市生活发生的基质(substrate)，变成了仅仅作为通行目的的对象(object)。原本是城市生活本质的互动行为被压缩到零。站在天桥上能欣赏的唯一景致大概就是桥下川流不息的行驶车辆。但“凝视”并不能消弭面对钢铁洪流的无力感，一种内化的机制本能的驱使行人赶快逃离。如Malvin Webber所说，城市和城市生活的本质应该是互动。但仅作为过道使用的天桥并不能对互动的行为起到任何推波助澜的作用。
电影中段Max将Vincent包含所有谋杀客户的名单信息的手提包从天桥扔到高速公路上，被经过的卡车碾压粉碎，二人的对峙也达到高潮。背景的车水马龙与天桥没有关系，周围邻近的建筑物与停车场和天桥也没有联系。犹如孤岛一般无可奈何地矗立在这片基础设施的荒漠之中。
直接咬合停车场的过街天桥
出于对市政规则过度诠释而发展出的保护性牢笼
和高速公路殊途同归的封闭性隔离设施
在步行天桥的囚笼中二人的对峙达到高峰
轨道交通：在公共领域的一剂解药
加州的公共交通系统自1970s以来一直被人诟病。其中来自土地产权的纠葛，沿线利益的撕扯，和政府资本之间的博弈等等都是轨道线建设难产的部分原因。尽管有如此种种的问题亟待解决，但在电影中公共交通系统仍然被视作破局的解药。高速公路，停车场和过街天桥相互无缝咬合的基础设施网络在尺度上和空间塑造上的无限荒漠感，被公共交通设施中的边界和信息所消弭。轨道交通站被视作一个节点(Node)，相较之下体现了在有限尺度下的对人尺度的回归，同时室内化的基础设施因为有了媒介信息的介入被裹入了都市生活的可读蓝本。
影片最后Max抛弃了他的出租车，转而逃入轨道交通站。后面追来的Vincent因为无法确定Max是选择坐上哪辆列车而踌躇不前。于是电影的追逐气氛达到高潮，面对选择的张力在公共交通的换乘线上得到释放。洛杉矶的管理当局也越来越意识到TOD(Transit-Oriented-Development， 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 )的开发模式对重新唤起积极活跃的都市氛围的重要性。当一个城市的公交，的士，步行系统被融合起来，充分与商业娱乐设施相互搅拌混合形成一个体验性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这样一个车站节点不再是某个孤立的基础设施，而是与城市肌理交织的动态综合体。
缺乏边界和信息的巨大停车场
上下交错运行的捷运系统产生不确定性，从选择中产生张力。
相比高速路和停车场的信息荒漠，媒体的介入使车站的室内空间的可读性丰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