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点到为止」的武德，是现代武学家们的创新发明。
文｜S.P
武德一词出现在大众视野，历史其实相当晚近，最早的意思应当是「尚武为德」。
1895 年，日本京都成立大日本武德会，这是东亚第一个以武德为名，并且以推广尚武精神为己任的组织。
在西洋武器的冲击下，日本传统武术面临空前危机，明治维新之后、尤其 1875 年颁布「废刀令」后，流派宗师们更是生存困难。
然而 1877 年西南战争期间，明治政府又不得不临时抽调警察部队组成拔刀队，与西乡隆盛麾下的旧武士展开白刃战，传统武术展现出惊人的战力。
甲午战争的爆发，再在日本国内掀起尚武风潮。以振兴濒危武道、涵养国民武德为目标的武德会顺势而立。
作为一个民间机构，武德会推举当时的国民英雄、陆军参谋总长小松宫彰仁亲王担任总裁，吸引包括伊藤博文在内的一众高官，跃升为政府的外围机构。
他们推崇的武德，由此成为了「忠勇義烈的國民氣魄」。
当时，这些事情并没有在中国造成什么影响。直到 3 年后，1898 年，《湘报》才用了少许笔墨报道武德会的情况。
第一个高喊武德的中国人，大概是著名文人梁启超。
1905 年，梁启超主张借鉴日本，写下《中国之武士道》一书，感慨：「呜呼，我民族武德之断丧，则自统一专制政体之行始矣。统一专制政体，务在使天下皆弱，惟一人独强，然后志乃得逞。」
辛亥以后，「武德」渐成各界共识，尤其是新成立的《武德》报社，由黄兴、段祺瑞、黎元洪等开国元勋同时担任名誉社长。该报在《释武德》一篇中认为，所谓武德就是「尚武尚德」。
民国四年，袁大总统特别批令：增加关岳庙的祭典经费，以彰「武德」，标志着武德正式进入国家话语体系。
民国知识分子则延续梁启超的论调，试图以武德弥补国民精神的不足。
如雷海宗感慨：「旧中国传统的污浊，因循、苟且、侥幸、欺诈、阴险、小器、不彻底，以及一切类似的特征，都是纯粹文德的劣根性。」唯有武德才能使得民族获得新生，而且非有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局，那些顺民与文人不能理解。
此外，武德也成为了对革命军人、乃至全体国民的道德要求。
国民党中央军校特训班的《明耻》月刊明确表示：狭义的武德是针对军人而言，平时表率乡邻，战时效命疆场；广义的武德则是针对全体国民，既要恢复尚武精神又要发扬固有道德。
当时武术家说的武德，也往往充满民族主义与家国情怀，如颇有声望的武术大师万籁声（1903-1992）就主张国术强国，提出以「大侠魂」与「大和魂」相抗衡，以「大精武主义」与武士道相颉抗。
这样的武德显然不包括「点到为止」，甚至谈不上跟武术行业有什么关系。
万籁声 1943 年总结发表的「36 条武德」，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等等，全部摘抄自《道德经》，与现实中的武术搏击毫无关系，更没有给武术从业者提出任何行为规范。
「点到为止」能够成为「武德」，或者说行业规范，是武术失去其技击属性，逐渐高雅化、表演化的表现。
今天可见民国笔记传说中的武术活动，如高手们「各持利刃，对立互砍，一递一刀，不能闪让」的血腥故事（平江不肖生《拳术新传录》），即使真有过其事也必不能长久，而且早在民初便被官方下令禁止。
不过，武术家干的就是打架斗殴，伤筋动骨并不容易避免。
如 1933 年，鉴于第一届国术国考时，各路大师被打得头破血流，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在举办第二届时，尤其强调大赛的纪律化、教育化和科学化，除了有精细的条例规则外，还备有面具和手套，防备得很周密。
他说：「无非只想试验同志技术的巧拙，功夫的深浅，深望大家临场时，万不可戚戚于胜负，要特别注意武德。」
然而，仅仅是在初赛中，仍然有 60 余人受伤。
改开以后，民间拳馆重出江湖，这些拳师仍然比较能打，以至于有众多杂志不断呼吁提高武德，防止武术练习者们「为祸民间」。
通过强调武德来避免「身体暴力」，使得武术离文化越来越近，离技击越来越远。
不过，对搏击竞技作出「点到为止」的严格卫生规范，更像是太极拳专属，如今的太极推手便是以此为标榜，如《大道显隐·李经梧太极人生》一书中写到：「（他）总是点到为止，以德服人。」
在 2007 年此书出版以前，包括太极在内，很难找到任何武术门派以「点到为止」作为其精神内核，更无人能想到，这个词将来会成为万千网民的武德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