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其实就汇丰在中港之间的历史和社会地位而言，卷入这样的漩涡完全不令人惊讶——虽然汇丰银行是英资银行，但主要业务一直在亚洲地区。而历史上，汇丰银行一直是识时务者，一代又一代的管理层长袖善舞，让汇丰从政治动荡中保存自身，甚至获利甚丰。只是当世界格局渐趋两极化、八面玲珑或中庸之道都渐行不通，这样的环境下，汇丰还能否像以前一样周全在各方之中？日前的这些政治争议又揭示了什么问题？
汇丰从创立之初就由在港外资企业组成，以香港为家，代表其的经营重心必定以香港为主，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
成立于1865年的汇丰，在短短数十年间，就成为了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地区性银行。这一切，必须由汇丰如何成立和如何在香港站稳阵脚讲起。
1864年初，大英轮船公司香港总代理兼香港黄埔船坞公司主席，苏格兰人苏石兰（Thomas Sutherland）在往中国公干途中，阅读财经杂志时，读到有关银行业务的文章。作为在亚洲地区打滚多年的商人，他意识到随著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对外开放的趋势，中国极需要一所现代化的银行去配合其对外贸易。数月后，苏石兰得知孟买有商人抱著同样打算，于是抢占先机，马上走访香港各大洋行（以英资为主），成立了组建汇丰银行的临时委员会。组成临时委员会的十四所洋行，包括英资的宝顺、美资的琼记、德资的禅臣、印度犹太裔商人开创的沙逊等等。由于它们在中国和东南亚有庞大商业网络，因此它们的参与令汇丰在创立之初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拥有这些商业伙伴，使得汇丰在成立时比其他在港外资银行多出一个优势，就是明确把自己的利益和香港——或者是说英国对贸易的利益绑定。当时，香港大部分的外资银行的总部均设在印度或者欧洲。由于当时的通讯技术所限，很多重大的商业决定在咨询总行后往往错失时机。苏石兰在汇丰临时委员会成立不久后写信给英国殖民地部大臣，就提到外资银行在华的分行，并不能满足东亚地区（主要是中港日之间）贸易的需要。从这段历史可见，汇丰从创立之初就由在港外资企业组成，以香港为家，代表其的经营重心必定以香港为主，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
当时的殖民地政府致力发展香港的金融事业，以配合规模逐渐扩大的对华贸易，以及香港版图扩展至九龙后带来的公共事业建设的需要。因此，时任港督罗便臣和继其任的麦当奴均对“以香港为家”的汇丰“爱护有加”，积极协助其注册，并很快对其开放发钞权。就此，凭著庞大的商业网络，以及港英政府的政策配合，汇丰银行在香港站稳了脚跟，甚至在短短十二年间让在华头号英资财团、兼当时领军中国金融事业的怡和洋行决定入股汇丰。
而投桃报李，汇丰亦相当配合港府的金融需要，例如在1866年应麦当奴的要求借款十万给港府应急。后来，港府更加长期委任汇丰领导层为港府最高决策机关——行政局的成员，并把汇丰定位为香港的中央银行，以致后来驻港多年的资深记者Richard Hughes称“香港的管治权力，依次序由马会、怡和洋行、汇丰银行及总督所掌握”。
晚清朝廷的裱糊匠？
汇丰多次为清廷提供贷款，让汇丰获利甚丰。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汇丰银行，我们在历史书看到的很多清廷的重要决策均无法实行。
如果说李鸿章是清廷的裱糊匠，那么汇丰银行应该就是被这帮晚清精英所用的浆糊。
在香港站稳阵脚后，汇丰积极扩展对华的业务，成为了在华领军金融事业的外资银行，先后在福州（1868）、宁波（1868）、汉口（1868）、厦门（1873）、天津（1881）、北京（1885），亦及海外对华贸易重镇的各大东亚城市设分行或办事处。而汇丰在中国业务成功有两大原因，第一是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让汇丰有大量的商业借贷活动。第二是汇丰多次为清廷提供贷款，让汇丰获利甚丰。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汇丰银行，我们在历史书看到的很多清廷的重要决策均无法实行。
1874年5月，牡丹社事件爆发，日军出兵台湾，当时被委任处理事件的钦差大臣沈葆桢奏请向外国银行借款。合约最后由汇丰独家获得，数额为200万两。财政上得到保障的沈葆桢得以从容处理台湾防务，令在台湾进退两难的日本，最终决议撤军并与清廷和解。1876年，正在准备西征新疆的左宗棠急需贷款，汇丰向其贷款500万两，让左宗棠得以顺利出兵。随著战事的深入，汇丰在1878年和1881年先后再向左宗棠贷款175万两和400万两。
随著清廷的各种需要的扩张（中法战争、广东海防、福建海防、援台规越、滇桂借款等等），汇丰亦多次向其放款。据已故香港大学历史系讲师 G.B. Endacott 记载，清廷自1880年代初到甲午战争期前15年间，对外借款22笔，汇丰银行就包揽了当中的14笔，占借款额总数的68%。由于汇丰主要透过发行债券来为清廷借贷，而金融市场收取的利息和清廷付出的利息往往相差数厘，因此汇丰对清廷借款所得盈利甚高，占当时汇丰每年纯利的20%以上，甚至在某些年分高达50%。
在华的连番动作，让汇丰在亚洲地区打响了名堂，并成为了亚洲金融业的领头羊。1890年8月15号，在中国出版的最有影响力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就写到，在中国只要一说“银行”，大家就知道说的是汇丰。港督卜力更在1902年说到，在世界各地的邮局写信填上 T.J.China ，信件就会送到香港皇后大道中汇丰总行，予当时的总经理 Thomas Jackson（香港昃臣道以其命名）。根据汇丰银行的纪录，的确曾经有一张注明“T.J. China”的明信片成功寄到其手上。
而由于当时没有严格的身分证明制度，不少显贵后人找不到秘密存款的凭据，让汇丰白得了不少遗产。
由于在亚洲地区享崇高地位，汇丰后来更被英国政府授权在中国和日本驻有英国领事的城市发放薪水给英国雇用的人员。而汇丰和英国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亦令英国政府多次协助汇丰争取包揽清廷的战争赔款借贷，例如1895年马关条约的对日赔款，和1901辛丑条约的庚子赔款。汇丰在华的名气，亦有助汇丰拓展存款和侨汇服务。清廷的满汉显贵，例如北洋大臣李鸿章、庆亲王奕劻、肃亲王善耆等人，纷纷托汇丰保存各种或明或暗的收入。
当然，汇丰自己也非常会拉关系，特别是北洋系的大臣。1881年，苏石兰邀请曾国藩之子，驻英法俄公使曾纪泽为汇丰的钞票题词，将银行由旧称“香港上海汇理银行”改为汇丰，取其汇款丰裕之意。汇丰天津买办吴调卿是李鸿章的安徽老乡，按吴调卿之子吴焕之的说法，李鸿章不时拿几万块的银票交托其父存款。
而由于当时没有严格的身分证明制度，不少显贵后人找不到秘密存款的凭据，让汇丰白得了不少遗产。李鸿章死后，吴调卿将150万两交给李鸿章之子李经芳，结果李经芳大怒，认为其父的存款不可能只有那么少。
没有汇丰就没有新中国？
冷战期间如果没有汇丰为中国打破美国的金融封锁，中国很多的对外贸易根本难以展开。
早前，中国舆论抨击汇丰“出卖华为”，让孟晚舟被捕——这实在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冷战期间如果没有汇丰为中国打破美国的金融封锁，中国很多的对外贸易根本难以展开。
如果说1880年到1930年这五十年是在华外资的黄金年代，那么抗日战争的爆发就慢慢让外资在华步入了衰退期。但待到中共全面掌权，在华外资才迎来“黑暗时期”。
自中共全面接管中国大陆起，由于大量私人企业被其直接或间接控制，在华外资必须要中共首肯才能在供应链上游获得原材料和半成品。以国族主义起家的中共不欲外资企业继续在中国占有巨大的市场份额，因此一直妨碍外资企业的供应链运作，压缩其生存空间。另一边厢，中共又不断设法增加外资的营运成本和债务，例如挑动工人提高工作待遇、称外资企业偷税漏税和未能履行战前的各种合约、提高地租水电费。以汇丰银行的上海分行为例，当地的华人员工以制服上有英文”wayfoong”——当时汇丰的英文音译为由，要求管理层更换制服、把英文删去。
而在无法开源的情况下，很多外资决定解雇业务不足带来的闲置员工，代价是要负上足够的遣散费。很快，在华外资企业就严重亏损，被迫贱卖资产和不停地向内地汇款。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中共不容许他们的外籍员工在债务问题未解决前离开，就算要离开，也要他们换另外的外籍员工来华。按当时英国殖民地官员的评价，中共的做法是要把外资作“最大程度的挤压”。很多大型的外资企业因此而损失惨重，而中小型的外资企业更加是血本无归，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Aron Shai 就曾以“被囚禁的帝国主义”来形容这些外资企业。
汇丰在1954年12月7日的一封高层内部通讯就提到，中共非常强调其进出贸易必须英镑结算，并建议汇丰想办法协助中共处理其外部贸易的金融问题。
如是者，外资企业在华的资产基本上在1950年代初完全被中共收归，外资企业几乎全面撤出中国。单以英资企业的资产为例，按英国解密档案所记载，这个数额已经高达2亿到3亿英镑，按今日的价值计算保守估计达上千亿港元。梁振英早前呼吁持有汇丰帐户的内地和香港商界人士采取行动自保，避免成为类似华为一样的人质，大概是忘记了中共历史上曾多次以外籍人士为人质，换取西方国家的各种利益。
随著1953年韩战的结束，中共开始恢复经济生产，并致力打破美国的经济封锁。早在板门店协定签署前，十六家在英国从事对华贸易的企业就嗅到商机，率先派遣使团访华，与中共签订贸易协定。面对庞大商机，这些企业丢弃被迫离开中国大陆的记忆，把“在华贸易”的政策改为“对华贸易”，并积极游说英国政府逐步解禁对华禁运。而中共也知道，在中国曾经拥有庞大商业利益的英国并不甘心放弃中国市场，加上中共对香港的稳定有巨大影响力，因此决定先从英国入手，打破美国的经济封锁。
结果在短短五年期间，中英贸易的总贸易额从1953年韩战结束的9700万美元上升到2亿300万美元，而英国亦陆续开放对中国的禁运名单，将之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看齐。事实上，历史不断在重演，这些财团当年组成的英中贸易协会（China-Britain Business Council，旧称 Sino-British Trade Committee ）最近正在游说英国政府不要放弃中国市场。而现在该会的主席，正正就是其会员、汇丰控股的公共事务部主管 Sherard Cowper-Coles。
然而，决议扩大对外贸易的中共要面对两大难题，第一是外汇问题，第二是金融网络问题。当时，中共对苏联阵营的贸易主要以卢布或以物易物形式进行，并透过苏联的银行来进行结算。可是，非苏联的所谓“自由地区”一般只接受外币结算，在美国的金融封锁下，中共并不能利用美元和美资银行的金融网络做结算，而中国在外地的外币资产，几乎全部被美国所冻结。在韩战期间，中国曾一度使用瑞士法郎支付入口货品，但中国和瑞士双边贸易不多，亦无其他渠道获取瑞士法郎，难以满足需要。
就在这个时候，国家终于有任务交给汇丰了。汇丰在1954年12月7日的一封高层内部通讯就提到，中共非常强调其进出贸易必须英镑结算，并建议汇丰想办法协助中共处理其外部贸易的金融问题。当时，英镑是紧随美元的世界第二结算货币，欧洲和东亚很多国家均接受英镑作为贸易结算货币。就此，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定期把中国大陆对港的贸易顺差和大量的侨汇交托给汇丰香港总行，让汇丰从世界各地搜购大量英镑，以应付中国对外贸易的结算。其中一大部分的英镑，会定期转送到中国银行的伦敦分行，作为处理中国对欧州贸易的结算之用。
综合英国解密档案、汇丰的内部文件、中方的对外贸易数据，由1953年韩战结束到1971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近四十年期间，中共在香港购买的英镑平均有40%到50%由汇丰提供，每年为中共提供进口所需外汇的10%。
二十多年后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下，第一个重返中国的外资银行。现时，汇丰是中国最大的外资银行，而恒生亦成为中国屈指可数的大型外资银行。
若果说上述金额不算惊人，那么汇丰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是配合中国银行海外分行和中国对外贸易的龙头公司华润，处理各地的金融交易。而随著中苏交恶，中共和“自由地区”的贸易额占中国外贸的比例从1950年代的不足四成，攀升到1960年代中的七成有余。这么一来，汇丰的金融网络就显得更为重要。根据汇丰的内部档案显示，汇丰在中国银行要求下，利用其金融网络协助了中共对日、澳、加拿大、东南亚和欧洲多国的贸易。就此，中国银行要求汇丰银行在1955年结束中国业务后，在上海保留一个办事处。汇丰银行新办事处楼下正好是渣打银行，它和汇丰一样，负责协助中国银行处理中国的对外贸易。如是者，汇丰在中国留了一个驻点，成为日后汇丰在中国复起的据点。
实际上，汇丰此举是一个极大的赌博。随著香港本地的工商业发展，当时汇丰的盈利重心已经回到香港。尽管缺乏明确的统计，我们无法得知汇丰协助中共开展对外贸易所获得的利润，但根据汇丰内部的通讯，再考虑到中共压榨外资的历史，这些利润相信并不多。另一方面，美国亦一直密切监察著中共的财政状况，根据解密档案和一些回忆录记载，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在很多在港中国企业的领导层中，均有线人。汇丰为了配合中国银行和华润公司，必须要小心行事，避免被美国政府抓到痛脚，冻结其在美国的资产（在韩战期间已经发生过多次类似的事件）。
根据汇丰银行和英伦银行（英国的中央银行）的档案，汇丰在1965年收购恒生银行后，就将大量的违反当时布列敦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兑汇操作交给恒生。1967年香港左派暴动期间，一名香港亲中华商向恒生银行购买美元，被美国发现。当时的汇丰银行副主席 Freddie Knightly 写信向主席 Jake Saunders 指，恒生的行为“极为愚蠢”，因为美国很可能会冻结恒生的美元帐户，甚至连累汇丰。幸运的是，美国当时的考虑是把苏联看作头号敌人，在中共没有明显损害其利益和破坏国际金融秩序的情况下，并没有对中共出手。
赌博成功的汇丰，从此简在帝心，二十多年后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下，第一个重返中国的外资银行。而随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更逐步开放其金融市场，汇丰和旗下的恒生在中国的多宗并购中频频得手。现时，汇丰是中国最大的外资银行，而恒生亦成为中国屈指可数的大型外资银行。
“诚哥”收购和黄的金主
以李嘉诚为首的本地华资集团未来一片光明，甚至有可能可以把业务扩展到中国，而汇丰董事局主席沈弼可能就是看中了这点，故意用较优惠的条件出让手中和黄股份，以向李嘉诚示好。
最后一个要分享的汇丰故事，是它和“诚哥”——香港首置富豪李嘉诚的一段故事。
李嘉诚除了被称为“诚哥”外，亦有著“李超人”的外号——故事须回到上世纪70年代。当时，香港刚刚经历了1967年左派暴动不久，本地营商环境正在陆续恢复。然而，当时不少的外资企业看淡香港前景，特别是得知新界的租借期快要结束的情况下，开始收缩在港业务、转投海外。与其相反的，是“诚哥”李嘉诚、“四叔”李兆基等人为首的华人地产商，他们相信香港的未来，并在英资撤退时大举扩张，此消彼长，慢慢在香港拥有了和英资企业分庭抗礼的实力。
以李嘉诚为例，它考虑到大量外资企业的大股东因为信心问题放松了对公司的控制，开始尝试收购香港的外资上市集团。1977年，李嘉诚在一星期内极速以2.3亿收购了 拥有中环希尔顿酒店（现在长实集团总部）的美资永高公司，开创了香港华资企业并购大行外资企业的先河。1978年，李嘉诚把目标放在头号英资洋行怡和旗下的九龙仓，在短时间内分散收购了九龙仓约20%的股份。而怡和得知后马上进行反操作，但因为其之前在海外有大规模投资，而成果有限。因此，怡和向与李嘉诚长期合作的汇丰求助。同年7月，当时汇丰董事局主席沈弼应怡和要求，和李嘉诚商谈，请其放弃收购。李嘉诚考虑到和汇丰的关系，加上进一步收购股票的困难，放弃了计划。
然而，短短一年之后，在1979年9月25日，汇丰就以非常优惠的价格，和延期支付八成款项的优惠条款，向李嘉诚卖出了另一英资大行和记黄埔的22.4%股权，让其成为和黄的大股东。当时，汇丰刚重整了因债务危机而让股权陷入其手中的和记黄埔不久。碍于法律规定，银行不能经营非金融业务，虽然有港府的通融，但汇丰需要尽快卖出手上的股份。当时，不少英美的大公司，例如怡和和太古，均对和黄虎视眈眈。
最终汇丰看上了李嘉诚，沈弼在收购前一天亲自向李嘉诚批出了其收购和黄股份所须的两成现款。而在收购当天，沈弼招开了董事局会议，并在两小时内让董事局同意沈弼的方案。有传事前除了沈弼和另一名高层庞约翰（后来的汇丰董事局主席）外，其它董事根对方案一无所知，而和黄的董事局亦对此毫不知情。李嘉诚入主和黄后，香港舆论沸腾，而当时香港本地第一英文财经杂志《远东经济评论》就以“李超人”（Super Li）为封面，从此“李超人”一词在香港不胫而走，成为李嘉诚的代名词。
这一年前后的重大转折，很有可能是因为李嘉诚在1978年获邓小平邀请，出席天安门的国庆典礼。这代表以李嘉诚为首的本地华资集团未来一片光明，甚至有可能可以把业务扩展到中国，而沈弼可能就是看中了这点，故意用较优惠的条件出让手中和黄股份，以向李嘉诚示好。一如沈弼事后回应所言，“银行不是慈善团体，不是政治机构，也不是英人俱乐部，银行就是银行，银行的宗旨就是盈利。”如此一来，沈弼的行为可以解读成为放弃短暂的小利，以换取日后更大的利益。
汇丰何去何从？
更大的问题是，现在汇丰无法看到战争最后的胜利者到底是谁——算他为短期利益输诚，它亦可能在长线落错筹码而得不偿失。
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主定国之赢几倍?”曰：“无数。”
从上述的汇丰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汇丰除了善于营商，更加善于作政治投资。这些政治投资，按吕不韦的讲法，可能比一般营商所得的利益还要高。观乎汇丰一笔笔的政治投资，我们无法不佩服一代又一代汇丰高层的眼光。一直到后九七时代，汇丰都仍然在香港保持龙头地位，在“一带一路”的相关项目中亦多有参与。如果说“环球金融地方智慧”是汇丰的座右铭，那么智慧之前应该是隐含了政治两个字。
然而，政治获利高风险也可能更高，利益甚至无法在短期内兑现，而潜藏的长期利益亦可能和短期的利益相冲。虽然汇丰在冷战期间冒著被美国制裁的风险为中共服务，但当时的中共并非美国的头号敌人，而当时美国的势力亦不及今天的美国。但当场景换到2020年，夹在新冷战的两大对手中间，汇丰并无任何周旋的空间。而更大的问题是，现在汇丰无法看到战争最后的胜利者到底是谁——算他为短期利益输诚，它亦可能在长线落错筹码而得不偿失。唯一能为汇丰提供答案的，恐怕就只有时间了。
（中孚，政治学博士生，专门研究政治暴力和政治经济学）
参考文献：
刘诗平著（2009）。《汇丰金融帝国（最新修订版）》。香港：三联书店。
红色华润编委会（2009）。《红色华润》。北京：中华书局。
King, Frank H.H. (1988). The Hong Kong Bank between the War and the Bank intern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ing, Frank H.H. (1991). The Hong Kong Bank in the Period of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berts, Richard and Kynaston, David (2015). The Lion Wakes: A Modern History of HSBC. London: Profile Book 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