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贲
转自：《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年3月30日
《第三帝国的语言》终于在中国翻译出版了，翻译工作的不易与苦心，译者在书的后记中已经说了，不再赘述。相比起翻译，克莱普勒为写这本书固然在材料搜集和问题思考上耗费心力，但成文也许反倒不如翻译来得艰辛。这主要是因为原书是用德语写的，并且是为德语读者写的，无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对于今天的德国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能起到历史记录的作用，让年轻一代德国人不要忘记，德国人的日常语言曾经遭受过纳粹政权何等全面的控制和严重的败坏。对于其他国家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的作用不止于此，所以不能拿它当一本与自己无关，只是历史知识的书来读。
中国读者对这本书会有与德国读者不同的读法，需要他们更积极地借助自己过往生活经验的联想。克莱普勒是一位语文学家。语文学观察的是日常语言的运用。他对德国纳粹时期的日常语言偏重于描述性的分析，但并未像一些研究纳粹宣传的著作那样把描述的现象归纳成基本的类型，中文本读者需要自己来补充这样的归纳，以便联系自己日常语言的词义、句法、修辞等诸方面现象。例如，宣誓动员的句式、最高级的滥用变成了一个实际上平常普通的形容词、贬义的说法变成了褒义、庄严用词的琐屑化、造出新词、起用老词、标语式的口号、时兴的名字、起导向作用的“掩饰性语言”，甚至还有标点符号的运用（如讽刺性的引号）。
美国历史学家格伦伯格（Richard Grunberger）在《12年帝国》（The 12-Year Reich）中称纳粹的语言是“扎进（德国人）下意识软肌肉里的渔叉”。渔叉是有倒刺的，一旦插进肉里，便难以拔除。克莱普勒只是告诉我们哪些带钩的渔叉插进了德国人的日常语言，也插进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由此形成的“常识”之中。他并没有为我们解释这些带钩的渔叉是用什么和怎么制作的，是在什么样的工厂或作坊里制造的。他是一位语文学家，也许他把解释的工作留给了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者。
语言对纳粹统治下德国人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克莱普勒说：“少数的个别人就在为全体人民提供着唯一通行的语言模式。是的，最终可能就是这个唯一的戈培尔，是他在左右着这个持有通行证的语言，因为他不仅比希特勒讲话清晰，而且在表述的经常性和规律性方面也胜过希特勒，特别是领袖越来越沉寂了。”今天，对纳粹宣传的研究（美国学者彼特沃克的《弯曲的脊梁》便是一个代表）让我们看到，纳粹的语言并不是由少数几个纳粹党魁发明，然后传授或强加于全体德国人的。纳粹的语言是在“宣传”的话语机制里生产出来的，它通过多种组织形式来贯彻政党的意识形态统治。《弯曲的脊梁》中对纳粹宣传及其政治组织机制的研究分析可以成为对克莱普勒语文观察的重要补充。
任何一个国家里，政治力量都不可能用一套新语言一下子替代人们习惯使用的日常语言。语言总是在更新的，但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成功推行一种与以前几乎完全不同的新语言，需要有高度组织化的机制，也需要有远远超过“少数个别人”的推动参与者。
谁是那些在纳粹组织化机制里的主要参与者呢？他们首先便是纳粹的精英。格伦伯格指出，纳粹的统治依赖于意识形态，而这必须要让纳粹党的语言成为国家的语言。纳粹取得政权之前，六千六百万德国人中有八十五万正式纳粹党员，每七十七个德国人中一个。纳粹执政后，党员人数最多时为八百万（总人口为八千万），达到了希特勒提出的德国人要有百分之十精华的要求。
纳粹党员是党的语言的主要使用者。使用这种语言是立场坚定、政治忠诚、思想纯洁的表现，也是在语言上表现出比一般人“进步”、“先进”、“有觉悟”的区别方式。普通人不仅仅是在读报纸和听广播时学习新语言，而且也是在不知不觉地模仿比他们先学会这种语言的邻居、熟人、同事和朋友。
纳粹统治的两大支柱是纳粹党组织和公务员。也就是官僚机构，用格伦伯格的话来说，“这两套有机组织是共生的，通常很难断定是谁寄生在谁身上”。官僚有机组织中的成员即便不是纳粹党员（精华），也是社会的精英。他们的工作语言便是纳粹党所使用的新语言。
这一套语言通过宣传、教科书和教师进入课堂，灌输给学生，教师对这种语言的意识程度当然会有所不同，但他们都知道，这是他们该用的语言，久而久之，便成为他们当中许多人自然运用或唯一能自然运用的语言。
德国教师是最善于与纳粹合作的职业人群。他们是最善于配合纳粹的，百分之九十七的教师是纳粹教师联合会（NSLB）的会员。1933年纳粹取得政权后，大批乘顺风船的人入了党，1936年纳粹停止大规模吸收党员。就在这之前，已经有百分之三十二的教师联合会员是纳粹党员。
教师联合会中的党员人数是纳粹公务员联合会的将近两倍。担任纳粹党政领导干部的比例更高，教师是百分之十四，而公务员则是百分之六。在纳粹党高级干部中，有七十六名区领导和七名大区领导是教师出身。教师所惯常使用的政治、道德说教和腔调对纳粹话语有很大影响。许多忠于党的教师在学校和基层组织中积极发挥作用，成为影响和教育学生的表率。
在普通人那里，语言改变他们的思想习惯和对日常事务的合理性判断。《第三帝国的语言》向我们揭示了纳粹统治下的“日常语言”与“常理”之间的联系，启发我们从语言与常理的关系去记忆并有所反思。“文革”也是“日常语言”和“常理”遭受严重扭曲的一个时期，而这一点还有待于研究者更充分细致的关注和记录。
几年前，我一次在香港开会，碰到一位研究“文革”问题的年轻研究生，偶尔提到了1968年毛主席向工宣队送芒果的事。那时候，大家把放久了已经腐烂的芒果煮成汤，举行分享的仪式。
当时，取芒果必须叫做“请芒果”，去书店买毛主席像必须叫“请宝像”，“请”是“文革”时专用于伟大领袖的特殊用语。这位同学从没听说过“请芒果”和喝芒果汤的事。她问道，“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她不能理解，“日常语言”和“常理”怎么可能被扭曲到这样的程度。
在我们经验之外的事，如果听起来太违背常理，就会觉得“离谱”，难以置信；即便相信这样的事情确实发生过，也难以理解为什么会那样，于是会将其判断为“不合理”。“合理”的“理”（sense），是与人的感官（senses）经验联系在一起的。
人们平时说的“离谱”或“不合常理”，指的是与日常生活常识相违背的事情，因此特别荒谬、荒唐、滑稽、可笑。按照“常理”（或“常识”），人怎么会把腐烂的芒果煮成汤，欢天喜地地分而食之呢？又为什么会因此觉得无比幸福、快乐，无上荣光呢？人类对腐烂的食物有自然排斥的本能，在生理上有自然感觉到的“恶心”，这是常理，也是常识。但是，语言可以改变人的常理和常识。喝芒果汤是领受“毛主席的恩情”，谁要是不喝，谁就是“反对”毛主席，这样的语言改变了“烂芒果汤不能喝”的常理。
一个人喝烂芒果煮成的汤，陶醉在幸福之中，他并没有完全失去原有的常理意识（他并不会因此去喝其他烂水果的汤），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接受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对常理的扭曲（自愿不自愿是另外一个问题），而这种接受则是在语言的影响和作用下发生的。
语言甚至还造就了一种代替原先常理的“新常理”，例如，毛主席理应受到人们的无限崇拜。他伟大、英明，一举一动都具有神圣的意义，对他的崇拜，形式越极端，越匪夷所思，就越能显示出“忠心”。我在农村插队时，村子里有一位妇人脱光了上衣，把领袖像章别在胸前的皮肉上表示忠心，一面还见人就问，你敢不敢。她所夸耀的“忠”便是改变常理（像章不能别在人的皮肉上）的语言。
早在十八世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就已指出，人的常理与日常语言是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一致的。他认为，人对外部世界的知觉是获得关于生活世界的直接知识来源，一般人的日常想法都是以这种知识为依据的，而他们所使用的日常语言（称为“普通语言”，ordinary language）则是他们日常想法的反映。
里德关于日常语言与常理、常识有所联系的观点也影响了后来的语言哲学家（如George E. Moore和John L. Austin）。里德讨论的是一种“感觉”（senses）不经中介解释而与“平常语言”（ordinary language）发生的联系，他有时也称之为“粗鄙之人的真实想法”。
里德无法预料到的是，形成日常语言与常识的这种关系并不一定需要经由长时间的自然过程，而是可以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内，由极权统治通过宣传的人为机制来有效而成功地完成。
我们平时所说的“常识”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人类与生俱来、无须特别学习而得的思维能力、判断力，或是众人接受、无须解释或论证的意见观念，即“寻常见识”。
里德所说的便是这样一种常识，它是由人的经验感觉而来的知识，不需要经过什么解释，任何一个粗鄙之人都能对真实有所知觉，卑之无甚高论，多为这种常识而已。例如，一个事物不可能同时是这样又不是这样；整体的某一个部分不可能大于这个整体；是风调雨顺就不是天灾，在风调雨顺年头挨饿，原因不是自然灾害。
常识的另一个意思是指普通社会中，一个智力正常的人所应有的知识，即“普通知识”，这种知识不是直接从经验感知而来的，而是已经经过某种“解释”，如生活小常识、健康常识、职场法则、育儿常识、两性知识、法律常识，当然还有公民常识、政治常识、处世之道的常识等等。
在极端境况下，日常语言的改变可以改变的往往是这种“普通知识”意义上的常识。例如，“大跃进”、“放卫星”一旦成为日常语言，亩产万斤也就成了新的“常识”。政治正确的“日常语言”不断在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普通知识代替传统的常识，以此不知不觉地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
阿伦特在《理解与政治》一文中指出，常识是一种人用以进行判断的依据，当人不能将判断的依据“诚实地运用于核心政治问题”时，一般的常识判断也会失效，这是因为，“人们生活在一个颠倒了的世界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靠着遵循那些曾经是常识的规则来辨明方向”。
常识不只是一个人独自通过感官经验获得的直接知识，而且是与他人的一种联系形式。
常识的拉丁语是sensus communis，也就是共识或群体的想法。人没有常识，就不能与他人作出相同的判断，就会有古怪的想法。在常识失效之前，谁主张“亩产万斤”，一定会被人看成是没有常识，头脑出了问题。相反，一旦人人主张亩产万斤，亩产万斤就成了“常识”，与之不同的想法便成为异类，不是“古怪”，而是“落后”。像“落后”这样的说法便是影响和改变人们思维方式和常识判断的新语言。
克莱普勒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中所讨论的“学生的品德评语”就是阿伦特所说的“常识失效”的一个例子。德国人很注重个人的“品性”，从道德常识来说，一个人不说谎、不出卖朋友、不残害或杀害别人，就是品性好。但是，从纳粹德国的普通知识来说，可以允许为纳粹事业而干出这样的事情，不但允许，还要表彰。这样的思维方式主导着老师为学生所写的“品德评语”，这时候，他们以前的道德常识便失效了，而这种变化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
克莱普勒写道，“就在（一个老师）用‘品性上’这个他最喜欢的词的时候，他帮助了纳粹的一个新词义继续传播（跟现在新时代的追随者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样）。
对于纳粹教育学来说，一切都完全取决于思想，取决于他们的学生拥有未经歪曲的纳粹主义。所以，思想在所有的、每一个方面都放在决定性的第一位，比任何一种能力培养和实际运用能力、所有的知识都更受重视。
从学校的语言里，从考评证书和毕业证书的要求里，我为自己找到了这个新形容词流行的原因；评语‘品性上良好’，这就意味着：无可指摘的纳粹思想。”
美国语言学家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在二十世纪初就曾提出，语言形态制约人的思维的形式，他说，“每个语言的背景体系（即语法） 不仅仅是概念的加工工具，其实，它本身的形态就规范了概念的形成”，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在头脑中形成的关于客观世界的图像是各异的”。
深受这一观点影响的美国政论家、经济学家、语言学普通语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切斯教授（Stuart Chase）在《语言如何塑造我们的思想与现实》一文中指出，语言有三种功能：第一、与他人交流；第二、与自己交流，也就是思考；第三、形成一个人的整体生活观。后面两种功能特别体现了语言对人的思想和现实观念的塑造作用。
克莱普勒让我们看到的是，纳粹统治曾经如何在语言的三种功能上灾难性地改变了无数德国人的思想方式和现实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