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健康码的推出一帆风顺，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反思和质疑。直到现在它将成为我们长期佩戴的枷锁，我们依然没什么意见。
国内外的一切事务，事情发生之时，我们毫无察觉，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开始评论其智慧或愚蠢，令人感动或令人生气。
愤怒和鄙夷总是轻飘飘的。
沉迷于事后评头论足，站队互相攻击的公共环境，就是放弃公共说服，放弃复杂共识的达成，这毫无疑问就是集权的最佳来源。”
在过去的一个月中，相信绝大多数的读者已经使用了“健康码”。这个在疫情期间横空出世，突然变得存在感极强的数字技术，在最近，也出现了关键的变化。
最初在各个省市以极快速度开发上线的“健康码”，已经逐步开始实现全国联网，能够在各省间互相承认。
当然该来的总会来，在3月27日《北京青年报》题为《健康码要 “漫游” 也要 “长游”》的文章中，开篇提出健康码在疫情后“退役”，接着便指出这样的结局“省事”且“遗憾”，文章随后提出：
而且，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和建设智慧城市，也需要大数据支持。能不能有第二种选择，那就是推动转型，挖掘数据价值，拓展应用场景，使 “健康码” 在疫情后时期得到新发展。
而3月24日，在广州市关于疫情防控的第52场通气会上，新的“穗康码”发布，将作为实名电子身份证出现，并开始推行在公交和地铁方面的应用。
一个新的时代，可能慢慢拉开了。
01. 距离“数字利维坦”的一步之遥
在2008年以前，乘坐地铁只需要购票，且票证与人的私人身份完全分离。从北京奥运会后，原本在奥运期间强化的地铁安检措施常态化，上海在2010世博会之后亦然。例如广州虽然在2010亚运会后取消安检，但全国大多数城市纷纷在2014、2015年将地铁安检常态化。
在当时，地铁安检常态化都是引发了较大争议的公共事件，我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在全境范围内大规模推行地铁安检常态化的国家。但在本次，跟随健康码的实施，全国多地地铁推行“实名制”乘车，这个已经呼声极高的争议性公共政策，在本次疫情中便顺利落地了。
这兴许会随着疫情结束后的健康码制度而一并保留。从此乘坐地铁又需要比安检更多一层检查。这仅仅是从地铁管理制度一个侧面看待“健康码”的影响，不过不要低估它的影响力，“健康码”绝不是“又一个管理措施”。
健康码是特别的，它是第一个“基于手机”且“3D人脸识别”且“多场合人口管理”的措施。
基于手机，代表其可能以非常敏捷的速度更换管控标准，几乎没有部署成本，若需要针对某些人群甚至某个人进行管控措施的调整，可以在瞬间完成。
基于3D人脸识别以及严格的一人一码，代表其可以达到最高标准的实名制。且基于机器数据后台，拥有最强的防伪特性。
多场合人口管理，代表其可以跨场景使用。在本次疫情的预演中，它不仅可以实现某些特定场合的“准入”，甚至已经开始成为小区“准出”的通行依据。
因此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装机渗透率超高（广州市截止3月24日持码人口已占常住人口比例的72.39%），实名防伪，可以极其方便地管理准入准出，且以非常低成本部署和更改规则，精确到人的限制系统。
可以非常负责地预测，健康码会成为未来城市管控的超级中枢，且借本次疫情的机遇一次性实现超高装机量。
届时，“身体之健康”将拥有更广阔的意涵，成为一种更大意义上的“社会健康”，真正做到让不健康之人“寸步难行”。
读到这里，我想你会相信“健康码”将长存下去并获得更广泛的应用。
但你可能还不明白，健康风险的扩散遵循何种逻辑？或你认为信息隐私仅仅是虚幻的“人格权”，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良民，虽然健康码会给你带来不便，但绝不会带来根本的影响。
02. 脆弱的城市，持续的健康风险
进入21世纪以来，禽流感和上呼吸道流行病频繁高发，这与大城市，集约养殖，高流动性有直接的关系。而新冠肺炎，作为该谱系中最新，也是最强力的一款，显示着这种集约化现代生活的脆弱。
尤其在我国，世界上人口最多的50个大都市集群，有14个都在我国，且因为人口的密集，也导致大量动物养殖与宰杀场与人口接近。随着养殖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和城市人口密度的进一步增加，人畜共患的流行疾病，尤其上呼吸道传染的疾病，其风险会只增不减。
再加上国内交通网络，国际交通网络的日益发达，病毒传播的速度将会越来越快。
你也许会觉得我们一定有手段控制住养殖业的风险，当然是可能的，将养殖场与外界动物的交流彻底隔离，并将每只动物分开饲养而非在通风条件下密集地养在一起，或将养殖场搬离密集城市，到较远的地方，发往城市的肉类由长途货运承担，并做好消毒和检疫。
这些在理论上都有可能，不过鸡肉的价格或许要翻个两三倍。
而且，更多的隔离意味着更加的脆弱，我们都知道，若一个小孩从小在无菌环境下培养，那他几乎不可能在自然环境中生存。
而随着人类生活在越来越清洁的环境中，我们对很多细菌病毒的抵抗力也是缺失的，疟疾就是其中之一。
越隔绝，越卫生，便越脆弱。
进入21世纪，禽流感系的病毒就像是专门为了攻克人类的现代而演化来的，其高变异性导致疫苗的制备非常困难，在最佳的年头，疫苗的有效率也仅在60%左右，该病不高不低的致死率，潜伏期，高传染性，由动物传染人，并可人传人的特征，简直是完美契合当代城市生活的特点。
因此我们面临一种窘境，随着集约化城市的扩大，人口流动的增加，养殖业因成本所限的易感染性，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我们必然要处于“人畜共患病”高风险的张力中。
只要这样的风险存在，健康风险就会成为一种扩散的风险，健康的涵义会不断增大。
03. “做过头好过做不够”——一个新道德的来源
这种风险扩散的核心逻辑就是：面对类似新冠肺炎一样的疾病，预防措施做过头永远好过做不够。
其原因是，如果一个病毒感染被疫苗攻克，那么这就是一个纯粹的科学事件，是一个纯粹的“健康事件”。
但如果我们面对一个高变异性和高潜伏期的病症，这就立即超出了一个“科学事件”的范围，变成了一个“公共道德事件”。
也就是我们认为，在这个情况下，对抗疫情的方法不是科学，而是“自律”。
个人自律永远不够，我们也还未学会相信他人的自律。以行政手段带来“他律”，这已经非常容易地达成了共识。
尤其是针对个人自由的限制，过度对个人自由的侵害是可以理解的，好过于为了保护个人自由而做得不够。
那么阻止医护人员回小区呢？医护人员确实是卫生风险较高的人群，个人自由可以妥协，那么公共道德为何不可以妥协？
在这里我们面临一种“新道德”的逻辑，这个“新道德”恰恰会成为健康内涵扩大的基本逻辑。
这个新道德的内涵是基于生命权是绝对的第一权力，而疫病的公共卫生风险成为危及生命权的迫切危机，因而以预防的方式介入，实现高危人群的“谨慎控制”，就成为第一公共道德。转化为对于高风险人群的识别和控制的迫切需要。
如果所谓的“高风险人群”拥有完美的道德自律，自然可以让所有人自觉居家隔离。但是在上两篇文章呈现的“公共猜忌”中，我们总是担忧高危人群恰恰公德丧失，对我们构成威胁。
在这里，我们迫切呼唤着利维坦以甚至“做过头”的方式进行行政介入。
请注意，我们虽然将“疫情”当作某种对于“公共福祉”的破坏，但我们恰恰在这个新道德中，扭曲了此时“公共”的性质，我们试图将其转化为某种私人危机。
我们并不诉求公共福祉的破坏在公共之中以某种“公平”的方式共担，我们希望找出“高危人群”，这样我们便可置身事外。
健康码恰恰是一种让“公共卫生风险”可以依据运气在人与人之间精确承担的方式，运气丧失的人被限制，我们可以维持正常生活。
这与我们隔绝湖北人，隔绝医护人员，隔绝海外归国人员的逻辑其实完全一致，也一再提醒着我们根深蒂固的虚伪。
卫生风险成为了一种不够自律的道德风险，而行政手段，就是对这种“自律不足”的补充。
那么谁是“自律不足”的高危人群呢？这恰恰不由自律能力来判断，而由他们暴露在传染病中的危险程度决定，这完全是由分工决定的。
从事养殖和屠宰的人当然非常危险，从事病毒研究的人非常危险，医护人员非常危险。城市中高流动性，接触大量人员的人非常危险，他们是银行的职员，餐厅的服务员，快递和外卖，出租车和专车的司机。
是不是应该将他们隔绝在大规模聚集的公共场合之外？例如体育场，城市节日，大型公园。
非户籍的流动人口呢？租房住的人当然比买房的人危险程度高，每天乘坐公共交通的人比每天开私家车的人风险高，他们是否要某种程度的限制呢？
在那些非常重要的场合呢？有达官显贵出没的地方，有老人和小孩出没的地方，城市核心的大型广场，是否需要更加严格的准入制度？是否需要经过更加特别的健康检查的人，才能够获得一种特殊的健康码，得以出入这些场合呢？
那么，这种健康检查的权利，将成为新的特权。
在那些特殊的时间呢？春节、黄金周，人员流动更大且密集，高危人群是否应该被剥夺在这个时候出门游玩的权利呢？
我不是个想象力丰富的人，只要我们秉持“做过头永远好于做不够”，那么高危人群将永远有“自律不足”的道德瑕疵，我们会发明多得多的限制方式。
祈祷你不是高危人群吧。
04. 事后评论，粗暴共识的温床
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为何“健康码”的推出一帆风顺，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反思和质疑。
直到现在它将成为我们长期佩戴的枷锁，我们依然没什么意见。
从疫情开始到现在，我们参与过任何防疫措施的讨论或呼吁吗？还是在这件事中，我们一直只是事后评论者。
国内外的一切事务，事情发生之时，我们毫无察觉，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开始评论其智慧或愚蠢，令人感动或令人生气。
进一步，我们在意的，是事后评论立场的正确与否。感动是正确的，或是生气是正确的，哪一个才是对的姿势，在这里，共识变得廉价而粗暴。就像我们对“做过头永远好于做不够”的共识，来源于我们对其他国家的鄙夷和我们对跨城市传播者的愤怒。
愤怒和鄙夷总是轻飘飘的。
这种事后探讨就是追求这样的廉价共识，其结果就是对一种粗暴行政手段的默许，我们达成共识的过程越简单，共识越少，那么行政的余地就越大，手段就越发粗暴。
沉迷于事后评头论足，站队互相攻击的公共环境，就是放弃公共说服，放弃复杂共识的达成，这毫无疑问就是集权的最佳来源。
因而在健康码的延续和扩张几乎不可避免的当下，我建议大家关注和讨论以下的事项：
a. 健康码的立法特征
我们签订的这个神圣社会契约，其内涵是：如果我没有违反大家经过公共说服所达成共识事项（法律），我的自由就不应该受到限制。
那么如果健康码以如此强力的方式对我的准入甚至准出形成限制，那每一个公民都需要了解健康码的运作原理和规则。
不是简单的几个算法领域，注入所谓“空间维度”、“时间维度”、“人际关系维度”。而是具体的算法，计分规则，好让每个人都判断为红码的时候，透明地了解自己被判断为红码的原因。
这样，我们便永远不会收到“这是系统自动判定，原因不可知”的搪塞。
若未来其条件扩展，那么扩展的条件，计分的算法和原则，也需要公开可知。
这些当然都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的规范，作为细节到个人的计分规则，也不会属于保密条例的范畴。那么有多少人自觉的提出信息公开的申请，使健康码的运作方式为我们可知，当然就是每个人的责任。
不仅是其算法原则，在数字化司法的时代，每一行代码都是法律本身，那么敦促这样一件公器的代码公开，也是重要的事项。
b. 健康码的人的属性
不管健康码本身基于多么自动化的原则，为了避免一个数字利维坦的降临，健康码本身也需要有归口管理的部门、申诉对象、最终完全由人复核与调整的机制。
让每个被健康码评判的人，若认为自己遭到不公，都有透明可知的渠道可以发力更改自己的健康码属性。
诸位读者可能会有所疑虑，我们大多数人都远离立法和行政过程，上面的这个目标有什么达成的可能呢？
那当然是倒逼一种行政流程的建立，本次疫情中诸多省份已经有一定的健康码申诉渠道，也并非是部署健康码之初就有的配套措施，他们都是健康码申诉过程中逐步完成的产物。
因此在未来如果健康码真的扩展成为覆盖面极广的手段，那么每个被评价为“非健康”的人，都应该以行政复议的方式不断敲打系统，促使系统以人的方式回应健康码的事项。
这个过程，其实和每个消费者对抗商业企业AI客服的方式十分类似。
c. 健康码高危人群的补偿
为了让健康码不成为一种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排除和歧视，对于被评价为“非健康”的人群，他们的合理补偿也是极为重要的。这也由每个人，或其用工企业的主动求偿来实现的。
以积极的方式应对系统，而非时时采取“事后评论”的心态，迅速站队，表演式的表达，取得意淫的共识，这是公共文化改变的当务之急。
05. 我们的无能，在呼唤数字利维坦的降临
其实健康码要解决的问题很复杂么？不就是让危险较高的人群减少出门吗？这难道不能靠社会舆论和文化的方式实现么？
一切公德问题都要交由行政处罚解决么？还是我们每个人要开始在公德塑造中尽自己的力量。
如果我们能够有办法达成社会共识，透过教育、舆论、互相帮助的方式实现高危人群的自律，不就不需要“健康码”了么？
不要想象我们通过购买商业公司的服务来解决这个问题，Google在2008年曾经发布了雄心勃勃的Google Flu Trends (GRT) 监测计划，通过人们搜索“发冷”或“流感”等关键词的搜索趋势，来预测流感。
如果你翻阅出版在2012年左右的关于流行病的科普书籍，GFT是当时绝对的明星，是人类进入数字纪元后创新性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最佳例证。
但这个系统在2015年黯然下线，因其无法提供准确的估计，总是不可避免的低估或高估风险。
相反成立于2006年的非盈利性全球志愿者流感监控论坛FluTrackers，却在这次疫情中有相当早的预警。
早在1月8日，论坛上就对当时的疫情给予了相当高的关注，并在1月9日被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疾病政策与研究中心报道，在1月11日就获得了福布斯的报道。如果FluTrackers更具有影响力并有更多人参与其中，这场疫情将在很早就引起我们的重视。
从这个角度来看，是我们的无能，在呼唤利维坦。
社会问题中，每个我们自己搞不定的部分，都是数字利维坦可以染指的地带。
我当然明白在这里，我们没有足够的自由开展公共自治与实践，但抱怨与绝望肯定也对现状于事无补。实践的空间当然存在，形如FluTrackers一般无政治诉求，无任何意图，只是向公众提供信息的事情，依然是可以做的事情。
这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如果知识分子忙于攫取公共情绪中的价值，做大流量，赚自己的钱，那么这些知识分子，就是数字利维坦的帮凶。
遏制这头巨兽的，只能是我们自己的努力。社会共识的达成，社会说服的建立，也许没有那么难。
尾声. 不断敲打技术与系统，维护其中人的底限
我很清楚，一种数字式的自动化行政不可避免，所以与其根本上抵制“健康码”，或如末日来临一般的传达绝望气息，不如学会积极介入，与数字利维坦共处。
不断以人的方式敲打系统，维持着其中人的底限。
健康码的延续当然传达着巨大危机的信号，这是行政系统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和能力彻底挤占个人生活的开始，不过正如黑格尔所说，“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到来，才会起飞”，我想真正的转机或许也产生于最危机的时候。
我不是那只猫头鹰，我只是呼唤它的到来，它是属于每个人的声音。这也是我一再在专栏中呼唤的，虽然我知道这很难很难。
每个人的生活，最终得由每个人的行动来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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