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y weibo 破破的桥
罗振宇引述工信部部长苗圩的话说“现在中国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头一次有国家做到。”
这是一个有据可查的谣言。从09年诞生起，到天涯上改编，到知乎上热传，到最后传了一圈传到官方那里。完美地证明了信息污染最终会一路污染到高层。
这句话的原始版本是在2009年新华社的一篇毫无营养的献礼文章里提到的一句废话：“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的全部工业门类中国都有。”为什么说是废话呢？因为此文发表前一年，联合国2008年产业分类中所有门类共计21种，其中可以归为的工业是8种，中国当然都有。
这句话与中国对自己工业的分类39大类（出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02年版），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则谣言：
“中国以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后两个数字不知道哪里来的，估计系编造。不过这数字也在传播中不断改变。罗振宇拿出来的是谣言在2019年9月份的新版本，一个消息传了十年，不断编写加工，最后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新华社，发了出来。这个假新闻洗白了。
出于强迫症，我简单数了一下联合国2008年（ISIC V4版）的产业（不是工业，联合国不给产业类别定义）分类：
门类（Section）21种，大类（Division）88种，中类（Group）238种，小类（Class）494种。
小类中可以归属为工业的分类大概是300多种2。如果你仔细查看的话，会知道哪怕是小类的分类是非常“粗”的，庞大的工业体系才分那么点类。我可以明确地说，大部分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国家，拥有全部这些小类。当然，分类会随版本更新做些微调整，联合国也并不会去宣布哪个国家有什么分类，因为没啥意义。
演讲中类似问题不少，为什么我先挑这个例子出来说呢？因为它是一套很典型的迷信的派生品。你不解决背后的这套迷信，同样的东西就会不断推陈出新。
而罗振宇的这场演讲，其价值是完整地阐述了这套迷信，比起在各处发言散乱的“工业党”，完整的陈述更有利于我们剖析。
我先提个问题，如果说中国近20年的高速发展是因为有完整的工业（或者准确地说，制造业）体系。为什么它会有？
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容易。发展工业并不是说发展就有发展的。工业比农业生产力高，所有国家的领导人，只要不是弱智，都知道，苏联在发展工业，委内瑞拉在发展工业，伊朗在发展工业，印度在发展工业，埃及在发展工业……每个国家都试图发展工业，除了极少数面临饥荒的国家，没有什么国家会优先发展农业，可为什么结果会那么不同？
其实，在罗振宇的演讲中，他是说了一些原因的。比如工人效率高、吃苦耐劳，“40年的勤劳苦干”（举了东莞3D打印的例子，是知乎热帖，知乎对他的影响很大。收费部分谈这个案例的问题所在），比如普及义务教育，等等。
然而，如果我们拥有良好的记忆，就知道，从来就没有“40年的勤劳苦干”。在80年代-90年代甚至00年代初，中国工人一直以懒惰散漫著称，同样的生产线，从发达国家搬到中国，次品率、报废率、偷窃率就会高上几倍到几十倍，更不用说国企里面，消极怠工、顺手牵羊、吃回扣屡见不鲜，雇员的精力很大一部分都投入人际关系。在那时的中国，国产，不管国企还是私企，就是假货和劣质品的代名词。义务教育普及率并没有变化太多，而且制造业不是高科技行业，并不需要那么多教育，有几个教育水平高一点的工头带着员工干就行了。那敢情是从85后这一代，开始变得吃苦耐劳了？怎么好像和观感有所差异呢？媒体上可都说这是蜜罐里养大的一代。
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
在00年代初，伴随着WTO签约放行，中国加入了国际工业体系。
而在这个时间点，中国无论是外交环境、人工成本、竞争对手、私营企业和金融发展都非常契合，从而幸运地填补了世界经济中的制造业环节。
它带来了大量订单，这些出口型产业还带来了国际规范。
大量的订单有了大量的人力需求，令企业规模化，建立管理体制有了需求。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急速流动，乡镇企业纷纷破产和搬迁，带来了城市化、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农业人口变为工业人口，令生产力上升，工资提高，待业工人多竞争激烈，令训练和管控工人的工作态度有了经济激励。出口型产业引入了国外成熟的质量监督体系，让企业主开始注重控制质量达标，提高工人的行业素质。
如果我们的某个行业水平低下怎么办？最好的办法是引入外国玩家。电动车现在在国内不是“电动爹”吗？把特斯拉引进来，只要它在这里造车，就需要订购零件，引入管理。几年下来，整个与之匹配的产业链的水平都会提升。
说了这么多变化，实际上其主要驱动力，就是有成熟管控体系的发达国家的大量订单。和国民是不是吃苦耐劳、义务教育普及率怎么样，关系其实没那么大，甚至所谓“吃苦耐劳”，就是订单激励出来的。因此，在制造业上，中国并不存在“唯一性”，也不存在“压倒性优势”。人家的订单，当然是可以转移到其它国家去的，如果中国的成本提高，或者把产业链的一环放在这里变得不安全。只是要付出迁移成本而已。
伴随着人工成本上升，这样的迁移一直在发生，特别是往东南亚、南亚和非洲迁移，当然，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没有什么可多讲的。
与“全产业链”相映成趣的另一个大的迷信就是“成本迷信”，我们从罗振宇引用的东莞3D打印的原文来谈吧。这是个知乎上的故事。
作者找了一家东莞的3D打印外包商。发现对方的服务好，要价低。于是去走访。
走访发现，对方其实就是一群初中学历的工人。通过承包模式来分成，自愿996或者007，技能通过B站上的教学视频学习。
具体到“制造业是否会回流美国”的问题，作者当然大有可能是正确的。40岁的美国失业大叔，不管是红脖子还是黑脖子，在任何制造业上，都无法与一个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相比。
但是“中国除珠三角外的其它地方”和“东南亚”能不能竞争、承接，要下结论，是需要思考的。
举个例子，在东南亚，哪些成本是无法降到珠三角这个水平的。人家也可以便宜，也可以996，也可以找能够学习youtube的初中学历的工人。唯一可能不便的是周边的配套产业环境，以及物流成本。
不过，配套的产业同样是可以迁移过去的，需要的只是迁移成本。迁移电子产业和迁移纺织产业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成本有差异而已。这个差异所造就的护城河，是深是浅，是需要核算的，不能简单认为永不迁移。
至于物流成本，需要低廉的运输人力，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密集的人口居住群，以及物流管理。只要人口密集（东南亚和南亚都是符合的），其它三个就是个钱和订单数量的问题，并无难度。
低廉的人力和996都不是永恒的。人力成本终归会提高，而996伴随着年龄的提高、订单的饱和乃至下降，都会变化。
作者还有一点，可能是没有想到，或者说是想到了，没有提到。就是隐性成本。
一家成本超低的3D打印公司，机器是哪里来的？买的。软件是哪里来的？是不是盗版的？在B站上面看视频培训，培训的视频又是哪里来的？是不是从Youtube上的同类培训视频翻拍的？这些我都不清楚，但我知道的是，大量的低端制造业公司，其成本降低是靠这些方法组成的。
的确，在罗振宇的演讲中，谈了“世界的网络”，与“谁做出的贡献越大，就越能占更多份额”。可惜这么好的一个例子，他就略过去了。很难想象没有国外的网络，我们的科技行业与泛科技行业会怎么样，我想，大抵是不行的。叫“鸿蒙”也好，“金刚”也罢，都没用。
但在网上的各种叙述中，这些被省去的成本，都是隐性的，秘而不宣的。“外国”对我们来说，是个倾销产品的地方。不是个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价值的地方。
试想，如果哪一天，这些“渠道”被切断了。你的隐性成本上升了，你还能以这个价格提供服务吗？
一群受惠于全球化的人，想着和鼓吹着自己的“完整工业体系”，讽刺得很。
这种“中国例外论”在很多地方都很常见，比如医疗领域，同样有人宣称物美价廉。其实只是成本被某些人承担了而已。什么样的价格就是什么样的服务，任何国家都不能违背经济规律，人也不能战胜地心引力。
最后一个，是基础设施建设迷信。特别是铁路和基站。（00年中期还有建房迷信，不过这十几年鬼城频出，基本不提了）
在城市化过程中，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会带来很多好处，实际上现在的发达国家，都经历过大规模基础建设的时期。但是，后期的维护成本，会让过度的、不计投入产出的基础设施建设，显得臃肿拖沓。一些不必要的建设支出，带来的不仅仅是年底政府拖建筑公司，让公司发不出工人工资，而是会长期地拖累当地经济。还不起的债务利息、为了维护而崛起的大量收费站，以及与之配套的没有技能吃财政饭的公务人员。会抵消掉兴建它所降低的物流成本。
人的连接、信息的连接，物的连接，罗振宇鼓吹的这一切固然重要，固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经济就是经济。它不会因为某些新的概念而违背基本的规律。
“新概念病”，在一个高速发展与变化的社会中是正常的，但股市可以因为一个概念而巨幅波动，每几年出个新的概念把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则是中国的特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