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葱 守法刁民
先说结论再谈理由：权威政治不仅不是发展效率最高的，反而会大大降低发展的效率，最终得不偿失。下面我就上述结论作具体的说明。
决定发展效率的因素无非如下方面：
1、作出决策的速度
2、作出决策的正确性
3、保持决策的执行性
4、保持决策的成本
先说作出决策的速度，如果说权威政治在效率上的优势最明显就是体现在作出决策的速度，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当机立断、力排众议、抢占先机，说得不好听，就是领导人的头脑发热拍拍屁股就能拍板上马，这也是权威政治经常吐槽立宪政治效率低下的理由，因为立宪政治要求权力分立，既要体现多数人的民意又要照顾少数人的权益，因此作出决策的效率自然不如权威政治领导人高瞻远瞩、当场拍板这么迅速，然而事实上，权威政治除了作出决策的速度比立宪政治高以外，其余都不如立宪政治。
接着，我们来说作出决策的正确性，一般而言，一项政策是否正确，也就是判断是否有利于发展，很难有准确的标准，比如降准，有的人认为有利于放贷投资发展经济，有的人却认为这笔钱难免最终回流到负债累累的房市，鼓励企业拿新债还旧债，不利于经济发展。虽然立宪政治很难界定什么样的政策是有利于发展的，但是立宪政治可以尽可能的避免公权力通过发布政策去侵犯民众的正当权益，因为在立宪政治下，每一项决策往往都是各个利益派系相互妥协的产物，虽然为了达成这个妥协难免会耗费比权威政治高得多的时间和人力成本，但是这可以保障作出的决策能够尽可能的避免公权力侵犯民众的正当权益。国家是通过公共管理行为更好的实现民众的权利，如果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在没有经过充分的民众或者民众代表同意而以牺牲相当部分民众权益作为发展的筹码，即便这个国家发展得再好但又有什么存续的意义呢？而且今天能够牺牲一部分的人，明天就能牺牲另一部分的人，所有人随时都有可能成为被牺牲的对象，民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根本无法得到保障，比如2018年8月山东寿光为了等旱季卖水给下游的居民而蓄水过高从而导致洪峰一来就不得不三坝泄洪，导致下游的居民饱受洪灾之苦，还有2019年2月24至25日，自贡容县为了开采页岩气而导致人为地震导致当地居民死伤，还比如全国各地的环保整治项目紧急关停了当地的合法企业，事后又无法给予适当的赔偿，在桂林就有已经借款斥资几百到两千多万的采石场企业还没正式投入生产就被关停，当事人一夜之间就从千万富翁变成千万负翁，势必大大打击了民众投资生产的信心。
再来说说保持决策的执行性，换而言之就是即便权威政治作出的某个决策是正确的，是符合民众利益的，是有利于发展的，但怎么避免这个决策在执行过程中不走样、不变形，从而导致政策得以和预期计算时一致。这里举明朝“一条鞭法”为例子，因为在古代的税负往往是以实物的形式上贡朝廷的，实物由于自身的属性，很容易在上贡的过程中出现损耗，比如粮食，一千旦的粮食可能由于路程上的损耗，比如破的、漏的、潮湿变质、串味等等自然因素，到了京师可能就剩下四五百旦了，而一条鞭法则是允许官吏在途中变卖掉这些贡品然后换成其他同等值钱更加轻便也更容易保质的货物上贡朝廷，从政策出发点看，这原本是一件利国利民的良政，但在执行中，由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层层权威领导，各级掌管了货物定价权的官吏就通过低价买进不值钱的货物然后强迫民众高价收购，导致百姓叫苦连天、民不聊生，一条良政由于权威对权力的垄断，硬生生变成一条恶政。
最后说说决策的成本，权威政治的核心矛盾之处在于，如果权威本身施政不当，谁来对权威进行制约从而尽可能的避免权威侵犯民众的正当权益？对权力进行制约无非两种途径，一种是上级或同级领导对下级或同级下属进行监督，一种是体制内各级之间相互制衡、体制外选票监督，权威政治明显不可能使用后者，否则当权威能够受到其他体制内外的力量制衡时，权威就必然受到挑战，权威也就难以树立权威。如果使用前者，那么就会陷入一个逻辑怪圈，那就是谁对最终权威进行制约？同时，上级权威事实上不可能直接了解基层的工作，他也必须通过层层下级的权威机关去保障政策的实施，如果下级权威机关有所腐化或者懈怠，或者为了应付上级而走形式主义、痕迹主义，也就必然导致上级的政策花费了大量的执行和监督成本却无法如预期执行，我举两个例子，比如精准扶贫工作，一千块钱的扶贫项目，连同各种台账、报告、心得、照片整理、日常走访、宣传政策、打印、开会等等所花费的成本就两三千，还没算驻村干部的补贴，那还不如直接把这些成本换成现金直接给到扶贫户，但实际上不可能，因为如果不做上面这些工作，那么你这一千块钱的扶贫项目可能都落实不了，好了，国家做这些项目花这么多钱，钱从哪里来？由于实体经济萎靡不振，所以只能靠印，首先是前几年众所周知的四万亿救市计划，然后2018年第一季度就放水8000亿，年底又搞一个新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到了2019年开年，又有一个降准，折合再放水8000亿，那么放了这么多水扶贫户是拿到钱了，但问题是这个钱是靠印出来的，印的钱多了，货币的购买力就下降，物价就飞涨，而扶贫户拿到的钱也就无法实现预期的购买目标，但是为了贯彻扶贫计划，供养和落实的政策成本却一分都不少，甚至由于物价飞涨还在不断增加，从此国家便陷入一个烧钱黑洞。再举一个例子，比如现在全国搞的公共法律服务平台，从政策初衷是便民利民的，但事实上由于权威机关垄断了民众的救济途径和设定人为的援助门槛，比如要求民众必须持传票申请法援，必须在受援以后才能才能帮忙调取对方当事人具体的身份信息，但当事人由于缺乏对方当事人具体的身份信息而无法立案，所以根本无法享受法律援助，但是从国家到省市县镇村派出点七级的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却一个不落，光一个县级的平台打造从设备到场地到各种文案材料就要好几百万，还要经常维护，还要长期供养一批日常的行政工作人员，无疑就是一笔天文数字，但是其核心的援助功能却无法发挥作用，就算有个别承接受援的案件，工作人员却要经常应付于各种例会、台账、心得总结、周报、月报、季报、半年报、年报、各种节日和临时性重大事件的特殊安排等等，根本无法及时处理受援人的案件。
总而言之，在权威政治下，实施一个政策虽然在拍板的过程比立宪政治更高效，但是既无法保障政策的正确性，也无法保障政策的执行力，更无法保障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所付出的成本远高于比通过政策发展获取收益的情况，而且由于层层的台账、痕迹、大小例会、反复调研，政策原本的核心工作反而无法及时完成，换而言之，政策由于错误反复修正和在执行过程中的繁琐痕迹审查，最终必然导致政策就会在执行层面彻底丧失效率，结果就是权威政治既无法保障政策的效率，也无法保障政策的正确性，还浪费时间、人力、物力、金钱，是完全南辕北辙、得不偿失的。
po主 在原帖回复：
我看你又谈到了交通，我也来说两句。交通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实体经济的交流互通，从而推动实体经济的稳健发展，但这个前提是实体经济首先要有发展的基础，实体经济发展的前提是要有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而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有赖于健全公正的法治保障，换而言之，政治体制不改革，实体经济就难以发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实体经济难以发展，推动实体经济交流互通的交通产业就变得多此一举。拿五毛小粉红经常引以为豪的高铁来说，除了东部三条沿线的线路外，中西部沿线空座率长年高达三分之二以上，最终的结果就是实体经济拉不上去，基建投入又大大浪费，得不偿失。
—— by 品葱 PoisonousGrass
efficiency和effectiveness完全是两码事，威权政治本身是high efficiency，但low effectiveness的。
现代的政治体制，政府和人民本身就是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但政府和人民不是天然就互相信任的，信任需要付出成本代价，就好像我们买东西要货币一样。客观上，信任成本越高，efficiency越高，反之亦然。民主政治所支付的信任成本是客观而清晰的，政治家背后是选民的选票（平民），还有国会的支持（精英），美国宪法甚至还允许持枪推翻政府。因此它背叛的成本也非常高，虽然efficiency会变低，但也更能实现effectiveness。
而威权体制的问题就在于，它作为政府付出的信任成本是主观，模糊而不稳定的：个人崇拜和名誉。虽然，名义上，一旦他做错了事，那么他就会付出失去威信的代价，从而下台。但事实上，由于政府和民众双方存在巨大的信息不对称和权力不对等，而这个不对等往往是没有体制内合法合理的手段去解决。就导致了背叛的实际成本非常之低，领导者作恶的动力很大。
另一种对威权的辩护是，通过集体领导和精英智库的辅助（所谓的”民主集中制“），能够在保证专制的efficiency的情况下effectiveness也不会太差。这其实是犯了和刚才一样的错误，因为只要还是威权体制，那么领导者的权力是事实上一定压倒其它所有人的，一定会形成信息不对称与权力不对等，这种不对等就会使得领导者对他的辅佐团队进行逆向选择，最终，整个辅佐团队的意见，风格，能力也会和领导者趋于一致，使得原本制衡的效力完全消失。本质还是没有变。
—— by 品葱 混吃等死
这个话题有一个例证，国企和私企的效率对比，同样的，很多人被墙内新闻蒙蔽。
观察者网有个专家说国企税负是私企的2.4倍（具体数据忘记了），但他只统计了（500强）营收和赋税，没有说明国企私企使用的资源。用刘鹤的原话：“民营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实际上，17年国企纳税不到三分之一。
国企和民企占有的资源比例不是很清楚，不过可以从信贷角度窥得一斑。根据18年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的介绍，截止今年 9 月末，民企贷款总额约为 30.4 万亿， 占据企业贷款比例约为 1/3。
央行公布了截止 16 年的信贷投向结构数据，包括国企、私企、集体企业、港澳台 和外资企业。
从存量信贷占比来看，16 年国有企业占据 54%的企业贷款份额，而民企 占比为 34%，国企贷款总量超过民企的 1.5 倍。
从债券来看： 目前非金融企业信用债市场存量大约 20.5 万亿，其中国企债券存量为 17.5 万亿， 占比为 85%，而民企债券存量为 2.3 万亿，占比只有 11%。
从总融资来看： 根据统计局公布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数据，目前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总 负债为 25.6 万亿，而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总负债为 13.2 万亿，前者大约是后者的两 倍。
整体而言，从信贷角度推测，国企占据了大约70%的资源，然后我们可以得到下面保守估计的数据：
国企：资源70%，纳税50%，GDP40%，创新30%，就业20%，企业数量10%，新增就业10%
私企：资源30%，纳税50%，GDP60%，创新70%，就业80%，企业数量90%，新增就业90%
从资源创造GDP的角度，国企效率只有私企的29%
从资源创造的税收角度，国企效率只有私企的43%，实际上低于这个值
单人平均资源产出，国企是私企的1.14倍，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国企占据了大部分行业的头部位置，拥有垄断优势与定价权，私企处于劣势。
同时，还有另外一份报告指出，国企员工平均工资是私企的1.6倍
抛开各种福利，单位资本的平均资源产出，国企效率是私企的71%
从GDP、税收、单位资本的产出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垄断资源占有绝对优势的国企，效率反而比私企差，实际的情况可能比上述数据更差，不过没有更详细的数据，无从了解。
所以，我认为这可以从某个角度说明，垄断权力的威权政治体系下，社会效率并不如自由社会高。
—— by 品葱 梅菲斯特
权威政治很难维持。共产党前几十年不是没试图走过“开明专制”的路子，例如改革开放。但只要一个习近平上台，分分钟就能回到专制集权，反对派没有任何手段去反制它。还不仅如此，权威政治要转变风向，成本是非常大的。现在哪怕习近平想回到原本开明专制的道路上，恐怕也不可得了，所以他也只能拼命压制不满的声音。换成民主国家，要是导致民众不满，连总统都要下台。所以民主国家调整政策会很灵活，这个政策不行我们把负责人炒掉换一个就好了。换成权威政治，那根本改不了，因为伟光正是不会犯错的。计划生育这种恶政也延续了几十年才拖拖拉拉地废除掉就是例子。